韩柳文比较

韩柳文比较
    在我国古代散文史上，韩愈、柳宗元是两座高峰，自宋代古文运动以来，其文为历代文人争相研习，历干余年而不衰。将韩、柳文作比较，是研习他们文章的方法之一，为古人今人所采用，笔者用此方法研习韩、柳文，似有所得，记于下。
    一对韩、柳文作比较，立即可以看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极大的差异。这一点，最先为欧阳修所指出：“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集古录跋尾·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后来王应麟也认为：“韩、柳并称而道不同。”(《困学纪闻》)而刘熙载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  ‘浩乎’、 ‘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艺概·文概》)这里所谓“道”不同，偏指文章内容的差异，而所谓“如山”、“如水”，则既指内容的不同，又指形式的差异。
    早在韩、柳之前二百年的唐代古文运动中，就提出“文”、“道”相关的概念，前者指表现手法，后者指文章内容。韩、柳的文章论，沿用此概念，并更为强调之。韩愈说：“文以载道”；柳宗元说：“文以明道”。所说“文”、“道”关系虽有轻重之别，但将文章视为“文”与“道”的结合，则是两人皆同的。因此，从“文”与“道”两方面对韩、柳文章作比较，应是最合适的
切入口，试看：
    一、“道”的差异
    从陈子昂起，到韩愈之前的古文家所提倡的“道”，不仅包括儒家思想，而且包括佛、道、杨、墨等诸家思想。自韩愈起，则专打儒家旗号，且重在仁义一端。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明确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所传之道。”在《原道》中，其“道”则仅指儒家仁义，伦理气息十分浓重。
从韩愈其它篇什看，其“道”的概念，大体符合他自己这个规定，绝少超出儒家范围。这种情况，在儒学渐趋衰朽的宋、元、明、清，被认为是其“道”精纯的表现，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则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作法。这里仅将其与柳宗元所说之“道”作比较，可以说，韩愈之“道”，包含的内容
较窄。
    柳宗元也曾说他自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然而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却说：“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在《封建论》中又说：“封建者，势也，非圣人意也。”而且从柳宗元其它的文章看，其“道”决非纯一的儒家思想。所以，正如司马迁被班固指为“是非彼谬于圣人”一样，柳宗元被黄震指为“是非多
谬于圣人”。这正好说明柳氏之“道”，宽于韩愈之“道”。
    另外，从“取道之原”上，也可看出韩、柳二公有广窄之不同。
    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强调儒家经典是“取道之原”后，又指出：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韩愈强调纯一过了头，以致于他所谓“不敢
……不敢”，竟活画出一个拘礼小儒的形象；柳宗元的方法是以儒为根本，而旁收博采，其“参之……参之”，则生动表现了他的阔达。由此可见两人之“道”，距离并不很近。
    韩愈的文章，不仅论文，就是在与私人交往而作的“序”文里，也时刻不忘其“道”之纯一。比如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强调专其心于儒道。他借张旭草书而发议论：“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这正如章太炎在《诸
子学略说》中所批评的那样：“儒者之病，在于太热中。”然而以大儒自居的韩愈不仅不以为病，反而将张旭草书取得成就的原因，臆断为明利害、斗利欲。更为可笑的是，他认为以佛家淡泊之心，不能在书法上取得成就，这就实在是睁眼瞎说，为不通之论，遗后人以笑柄了。从这个平日生活的例子里，也可看出韩愈思想的局限。他的悲剧，就在于误将局限当纯粹。
    韩愈的纯一儒道，突出表现在距杨、墨、佛、老，而特别是距佛、老。这是他一生的大事业，也是他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谬得一席地位的原因。其实，韩愈对佛、老的研究，既未能超过两汉魏晋，也未能达到思想史、哲学史所要求的深度。他对佛、老的认识，总而言之，仅有两端：一是“禽兽夷狄”，二是不耕织而衣食，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
    在极有名的《论佛骨表》中，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衣，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在《原道》中他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说的就是加上了佛、老。
    通常以为韩愈的诋排佛、老有进步性，然而若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说，所谓夷狄之论，在唐代已无任何进步性可言。更可笑的是，开创了所谓贞观盛世、开元盛世的李唐统治者，就是西北的胡人，就是所谓的夷狄，韩愈之论，在当时是犯讳，在今日看来，说他狭隘，说他没有理论气息，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韩愈排斥佛、老，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然而由于限于理论深度，终于无补于儒道。他虽然“志在古道”(《答陈生书》)，虽然对圣人之志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程度(《答李翊书》)，但对于儒道的修缮，终于不能越前人半步。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早为苏轼看透。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善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以其论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杨、墨、佛、老甚严，此用力亦不可谓不至矣。然其论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东坡七集·应诏集卷十八》)
    既然韩愈之“道”如此苍白，而为了鸣于当世又传于后代，于是只能在“文”上痛下功夫，而在技巧上，他取得了成功。
    二、“文”的差异
    韩、柳文都有极高的艺术技巧，但其风格的差异也很明显。大体说来，韩文尚气，柳文有神；韩文气势磅礴，柳文神思绵渺；韩文力度大，柳文韵味深。故有如水如山的比喻。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一语道中韩文几个基本特点：浩瀚、流转、怪奇与抑遏蔽掩。而所有这些手法，其前提都是充之以气。
    前面说过，韩愈之文，内容不深，而韩愈所极力提倡的“气”，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容的不足，使读者震摄于其力度，从而受到感染。
    尚气有两个要素，一是对自己所说的内容有坚定信念，相信自己握有真理，相信自己是以正压邪，有必胜的信念；二是句意、语调的连贯。
    韩愈对儒道，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茫乎其若迷”。而儒道自董仲舒以来，是全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儒道发言，很少有失误的威胁，所以，韩愈敢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本传”，这是他尚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况且，他对于尚气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答李翊书》
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这段话，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非常有名，我们切不可等闲看过，它是韩愈全部创作理论的精华，是其文章的真实反映。只有深刻理解这段话，才能明白韩愈那些内容不深的文章何以能
干百年来打动读者的心。比如《送浮图文畅师序》：
    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图者，孰为而孰传之耶?  
    这里所谓自尧而相继“传”至周公、孔子的道统，当然是儒家的无据之论，而且，“圣人之道有传，而佛教亦未尝无传，然而昌黎偏不以‘传’字许他。”(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可见在韩愈这短短一文中，内容竟有两处虚枉不实，但由于充之以“气”，竟能使这样的文章显得雄辩涛涛，似有不可阻挡的气势。
    尚气还是一种修辞技法，可以从词句的组合中获得，其法有三：一是“以一词而统率许多词句”；二是“在一串文句中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三是“把文句尽可能地关连”。(夏丐尊、叶圣陶《文章讲话》)这三种技巧，早已出现在《战国策》、李斯《谏逐客书》和贾谊《过秦论》，而韩愈则使用得娴熟无
比，得心应手。然而如果仅仅如其前人，则韩愈亦未能超越贾谊等人，为什么?因为那“气”虽然刚大，但毕竟外露，如果文章本身无深刻内容，则只能流于空喊。
    然而韩愈的文章竟不使人觉得空喊，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不仅尚气，而且更会对“气”作“抑遏蔽掩”。  比如前引《送浮图文畅师序》，林纾认为“直是当面指斥佛教为夷狄禽兽，而不畅通文字，却不以为忤者，此昌黎文字抑遏蔽掩之妙也。”
    抑遏文气，于是就有曲折，有变化，有波澜，就使人感觉文意深，终至于使“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以说，韩文的尚气比其前人的高明处，就在于不一味直露。换言
之，他的“气”是以直为主，兼之以曲；以露为主，而又兼之以藏。这是韩文的基本特色，是他为文的法门。
    柳宗元散文多达四百余篇，有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等，均各具特点，其风格难以一言尽之。如果就柳文的内容看，则可总结为一个字：深。柳文之深，首先来自于宗元对事对理的深切感受和精微理解，这是他和韩愈大相迳庭外。其次是来自于柳文的艺术手法。柳文的艺术手法，基本可总结为：层深、折绕、古朴、峻洁。以深刻的内容，又以层深折绕古朴峻洁的手法出之，则其文必大有可观。这大有可观之柳文，愚以为有“神”。
    刘熙载《艺概·文概》；“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比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姿绝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刘氏把好文章分为有神和有气两类，这正好对映于柳文与韩文；柳文有神，韩文尚气。
    刘大樾《论文偶记》：“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刘氏所论，有神之文实高于尚气之文。
      柳宗元讲他自己的文章说：“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乎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抑与扬，疏与节，激发与固存，是矛盾的技法，而宗元皆用
之，其目的在于使文章出现奥与明、通与节、清与重的辩证效果，这与韩文的尚气加抑遏蔽掩相比，技法确实复杂得多，柳文之有神，也就无足怪。
    从柳宗元的文章看，永州八记极具风神。林纾谓其〈小石潭记》曰：“穷形尽相，物无遁情，体物直到精微地步。”又说：“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韩柳文研究法》)这里所谓“精微”，所谓“诗境”，我理解为有神的另一种说法。而苏轼评价柳宗元的诗：“发纤狠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于思诗集后》)这评语移用于柳文，也极准确。
    当然，柳文也尚气，但与韩文相比，则韩之气雄壮，柳之气悠长。雄壮者使人惊奇，悠长者使人深思；惊奇者令人“不敢迫视”，深思者令人难以释怀。
    韩文尚气，气有时而尽，故其文不宜长。遍览韩文，其名作多为短小篇什，而长文则稍逊一筹，大约就是一味尚气的原因。
    柳文有神，神常待乎深远，故其文多回环往复而不宜短，短则难深。
    韩文尚气而常以险怪出之，人以为好走极端。柳文贵神而多从平易入手，他自称行中庸之道。
    苏轼批评杨雄“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诚为千古的评。而自称继杨雄道统的韩愈，其浅易也与杨雄同。所以，可套用苏轼评杨雄语而评韩文曰：以雄奇之辞，文浅易之说。而柳宗元文，有诗之美，也引用苏轼对柳诗的评语而评其文曰：：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书黄子思诗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