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学花独放的春天

大约在2001年，我常想，如果放下手中的工作，要干什么呢？那时，我在硅谷从事工程技术工作，还算顺利。可心里总觉得在职业上缺了点什么，工作上就是不踏实。于是，去大学当教授这个想法又冒了出来。1995年，美国东部一所州立大学曾给个职位。与此同时，硅谷一家科技公司也给了一份工作。我听从了导师建议，来到了硅谷，毕竟这里有更多机会。此后几年，当大学教授这个念头还是常常冒出来。我问自己，为什么大学教授有很强的吸引力呢？想着想着，不知不觉想到了中学的岁月，想到了科学花独放的春天。

一九七八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学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不久，郭沫若写了“科学的春天”，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一九七九年元旦，叶剑英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攻城不怕坚，功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同期，几乎各种新闻媒体都在报道陈景润的事迹。此后经年，各样理科竞赛此起彼伏，先是年级、学校，再是区里、市里，最后到省里、全国范围内。理科至上，智商至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价值取向。

于是，我终于意识到，大学教授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个头衔可能让学理工科的人觉得档次高一些。我问过一些人，是否在大学当教授比在公司从事技术工作更有意思？有趣的是，从国内来的同龄人异口同声地说是，而从香港、台湾来的同龄人却说未必。我有个好朋友还说当年在国内某一著名研究所时，觉得研究员就是比高级工程师聪明，有地位。写到这，突然想到了国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个职称，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要加上“教授级”这三个字。

理科至上，过度崇尚高学历和高智商，这就是科学花独放的春天所留下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