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8年开始的。
1968年，学校迎来了初中一年级的69届和70届的新生，这是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本来应该在66年和67年进入中学的，“文革”运动起来以后，就把他们留在小学，多呆了两年。中学里面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不也都成了“老三届”里的老大哥老大姐了吗？其实他们的年龄并不算老，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有十七八岁；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也不过二十出头吧！就是因为在学校多呆了两年，就被冠上了“老”字。
其实他们也在整装待发，急切地寻找着开创新生活的道路呢! “一拨顶一拨呗”，中学的初三和高三的学生何尝不知道他们的（她们的）弟弟或者妹妹早就应该上中学了，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把教室腾出来，让弟弟妹妹们使用了。再说，还有等着上小学的六、七岁的学龄儿童呢！再长大一些，误了上小学的机会，还怎么上中学呀！“文革”期间，新的小生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父母闹革命而拒绝来到世界上领略一下精彩的人生风景画。“文革”当中，比六七岁还小的孩子并不见减少，如果有人进行一下统计调查，可能婴儿的出生率还有所增长。
“老三届”的初、高中学生知道学校不是他们的最后栖息地，特别是“双宣队”进驻大学，也派到中学来以后，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该走了，就连老高二、老高一、老初二、老初一的同学，都在思考各自的出路问题。
过去认为从小学念完上中学，中学念完上大学，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过两年文化革命的洗礼，有的学生认为“一心想上大学”的思想要不得，是资产阶级思想。要走一条革命的路。
看着能够参军的同学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他们将进入“我们最可爱的人”的解放军部队的行列，成为我们人民依靠和信赖的对象，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据说进入部队会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党的培养，入党快，将来提干以后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也会有比较好的安排和待遇。
但是进入解放军行列的标准要求太高，除了本人条件之外，还要“查三代”。征兵的解放军到学校来征兵，对学生的祖父母和父母的历史进行考核，三代贫农出身，父母是三代工人历史清白的工人家庭的子女，或者“革军”“革干”的子女优先录取。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政策，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错。而且部队征兵的人数有限。
还有一个留在城里的机会就是进工厂，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了工厂，就变成领导阶级的一分子了，也挺有意思。另一个去处就是服务行业，如商店里的售货员或饭店宾馆的服务员等，干的是伺候人的活儿，但是，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也不错。不过，好像这方面的分配任务也非常有限。算来算去，还是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其实，“文革”前就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是对初中毕业班的学生提出来的，即要求“面临毕业分配的学生要有继续上学和参加工作的两种准备，和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一颗红心”，特别是受到在农村开创新天地的模范人物如邢燕子、侯俊、董加耕、金训华等光辉形象的召唤影响下，有的学生会主动提出来要到农村去作一个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还要做学生的工作，特别强调“一颗红心”，说明只要你有一颗红心，在哪里都可以做好革命工作；继续学习也是为革命学习。
“文革”当中，有的学生不等学校公布分配名单，自己就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革命。不是毕业班的学生也超前地表达了要去农村，要去边疆，要去生产建设兵团干革命的决心。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女生剃光了头发，表示她坚决去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学校就让她走了；高中的几个女同学也相约结伴而行，去了内蒙兵团；还有一个男生去了内蒙插队，不久，回到北京把唯一住在北京的老母亲也接走了，说是要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
68年的国庆节，北京市组织学生参加游行，游行队伍要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所在学校也接受了任务，于是积极提前准备，最重要的是组织纪律性，所以每天下午学生在教学楼后面的操场练队。据说有些孩子认为这一次去天安门见毛主席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所以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就要和北京告别到边疆的农村去插队落户了。
为了保证节日的安全，学校革命委员会对参加游行队伍的学生也进行政治审查和挑选，因为丈夫关在牛棚里，我的孩子就失去了到天安门接受检阅的机会，我心里非常委屈，但是毫无办法。68年12月里中央有一个文件，提到一个新名词，叫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什么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呢？比如“走资派” 的子女，“大右派” 的子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子女，或者“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这个提法是把这些人的子女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问题不在他们自己，而是受到父母的牵连带来的结果。我的孩子自然也归在“可教子女”的范围里了。
“可教子女”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在中学或小学读书，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毕业分配的问题。也应该有一条出路呀！于是自然就联想到我自己的孩子的出路问题。
我的大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上高二的那年得了肾炎休学一年，他就应该是66届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刚刚复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父亲受到冲击和批判，孩子们都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自然没有戴过红袖章，但是我和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我印象中，67年那段时间，大孩子曾经待在家里，和妹妹一起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一些首长讲话，用自制的油印机打印出来，送给一些人看。这样的活动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这样一场震动全国的文化革命，让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普通人一直都想跟上革命的步伐，除了特别注意《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之外，首长讲话是最及时最重要的信息。因此觉得这样的活动也是一种革命的行为。
到了毕业分配的消息不断地传出来以后，我也注意和考虑自己的孩子会有什么结果。最先，大孩子曾经到颐和园那边背石头，我就担心他患过肾炎的身体经不住重体力活的折腾，后来又听说可能被分配到门头沟去下矿井，做煤矿工人，听说矿工的生活很苦很累，我也担心。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
这一年的12月毛主席发出一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一个“上山下乡” 的动员令，立即形成了一个大的“上山下乡” 运动，学校也通知：“作为一个教师应该起带头作用，动员自己的孩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
我还跑到孩子的学校见到他班里的解放军排长，聊了一会儿。排长告诉我：“＊＊＊同学能够和他父亲划清界限，你的孩子应该向＊＊＊同学学习。”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也就积极为孩子做准备了。
我送孩子去了火车站，真是人山人海的场面。人们的情绪很复杂，有欢呼的，喊口号的，唱歌的。火车一开动，好像就把人的心给撕裂了一样，哇的一片哭声响起来，我赶快离开火车站。孩子就这么走了，户口的关系也带走了，回不了北京了。还能再见面吗？我没有流泪，可是有些心酸。回到家里，丈夫瞪着双眼对我大叫：“我到火车站送他去了！你能怎么样？！”我也瞪起双眼，但是哑口无言。丈夫是生我的气，因为他曾经让孩子送给我一个纸条，让我设法告诉他孩子离开北京的时间，他要到火车站去送行，他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和孩子见面。我就不同意他到火车站去送孩子，所以没有告诉他，因为我害怕，怕有人认出来他是孩子的父亲，怕人知道他是一个关在牛棚里的反动权威，一个漏网右派，一个叛徒，反革命分子，竟然跑到火车站，混在革命群众中给孩子送行！孩子能和父亲划清界限吗？他的行动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听到丈夫的叫喊，我吃惊，我后怕，我也生气。这一下我可哭了，很伤心地哭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