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智慧的探险——西方哲学史话》选读·三、近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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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具有笛卡尔精神。他们从小就知道，笛卡尔是法国人都珍视的伟大的思想大师，是制作一切层次的自然之光的技师，是那个躲在暖和的房间里与自己的思想谈天就发现了大自然一切机制结构的钥匙的人，也是那位一往无前、探寻道路走出森林的大名鼎鼎的骑士。他们说，笛卡尔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运用一种确实可靠的方法探求真理。
哲学史家也具有笛卡尔情结。黑格尔就曾赋予笛卡尔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新世界的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完全另外的一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笛卡尔是那些将一切从头做起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近代的文化，近代哲学的思维，是从他开始的。”[1]20世纪的大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也承认：“笛卡尔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通过改变哲学的整个风格，哲学做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了超越的主观主义”。[2]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
但笛卡尔自己是这样说的：“正如喜剧演员刻意遮盖脸上的赧色，便以角色的服装为遮盖，同样，当我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世界舞台的时候，我戴上面具行走。”[3]笛卡尔为什么要“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因为“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他力求与世隔绝，这对他是一种自卫，用以抵御他时时刻刻紧张意识到的、逼迫着他的重重障碍：宗教的，世俗的，政治的……。为什么又“戴上面具行走”？因为他无法逃避，他要信仰上帝，他要探求真理，他要发掘人心神妙莫测之中最深奥的秘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中许多人用限制科学研究对象的方法，力求规避信仰与理性的尖锐冲突，“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因为整个时代的宗教氛围就是不宽容。但笛卡尔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要把科学真理与形而上学真理结合起来，要把整个人类知识培育为根深叶茂的大树。笛卡尔固然是在宗教权威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同时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理性精神的产儿，而且还是这场革命的弄潮儿。因此，他试图找到一条让欧洲走出宗教纷争和折磨的道路，有人通过怀疑主义而推荐宽容精神（如蒙田），笛卡尔却把怀疑主义推向极致，让理性这道自然之光指引着方向。
1596年3月31日，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出生于法国都兰和普瓦提埃之间的海牙小镇（1801年改称笛卡尔海牙，1967年之后更简称为“笛卡尔”，故居也变成了一个小博物馆）。他少年时期好学上进的故事就不说了吧，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的笛卡尔就对貌似真实、实则根基不劳的学问看不上眼，更不愿意考它们博取功名利禄。于是，笛卡尔在40岁的时候回忆到，“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4]其实，那时年方20的笛卡尔在开始他的游历和军旅生涯的时候，批判精神未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首先来到巴黎，在那里他仍然是个大少爷，家里人从来舍不得让他缺钱花，还有个人专门伺候他。他玩马，赌博，还舞刀弄剑。如果说他写写东西，写的也是论击剑的文章。即使决定投笔从戎的时候，也是下决心绝不到任何地方去充当演员，而是到处去当观众，看看尘世大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国家里登台表演的种种角色。他去当兵只是为了更加依其本来面目研究人的各种道德风俗，尝试使自己经受世事沉浮的一切考验。尽管三十年战争已经在1618年爆发，但他当兵，却没仗打；他自嘲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混迹在无知的大兵之间。不过，大概有两件事影响了笛卡尔。一是与贝克曼的偶遇，二人开始交流研究物理学和数学的心得，使笛卡尔不至于过分的闲散。二是1619年11月的一次狂热和三个怪梦：他脑子里盘旋的是给他的“精神之父”许下的诺言、他约言要写的论证，以及用怎样的方法深入探究科学领域的最深处。这使他的心灵激烈动荡，持续不断地在心灵里进行自我论争，因而疲惫不堪，以至于陷入一种狂热。由于发现了科学的基础，或者不如说是他方法论的初步原则，笛卡尔兴奋地一连做了三个梦，仿佛是上天所赐一样。大概和中国思想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笛卡尔的哲学之路真正开始了。
1621年，笛卡尔偃武修文，重归故里。之后，笛卡尔主要旅居巴黎，在学长梅森的学术圈子里一举成名。说到学术圈子，17世纪哲学史其实可以通过相当少的社交圈子而加以追溯。这是些严格意义上的“学圈”，因为这些群体定期聚会，其成员彼此相知。他们自身就意识到各自的圈子，典型的标志就是可以指名道姓地谈论它们。他们通常还有研究计划，并发布关于研究成果的声明。在这一时期，理智生活走出教会和大学，而这些圈子正好提供了独立的舞台和舞台的背景道具，对思想成果的物质基础的重新整理，并开始了思想的重新结盟。近代欧洲的核心圈子改造了交流的手段，他们建立了可靠的通信网络，创造了第一批知识分子期刊，出版工业的每一步新发展都在把自己与著名的知识分子团体联系起来。
1623年，梅森离开了他在巴黎隐修院的单人房间，与伽桑狄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通信网络，联系了开普勒、伽利略、康帕内拉、笛卡尔、霍布斯、托利切里、费马以及当时其他数学家和科学研究者。梅森是组织上的领袖，即使在笛卡尔隐居荷兰的日子里，仍然能够通过梅森而与思想家进行不断的交流；而笛卡尔则是圈子里思想上的领袖。1627年，笛卡尔开始写作《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但最终没有写完。这一时期，数学以及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笛卡尔关注的中心，他认为，表面上种类繁多、情形各异的现象，其实能够用极少的最简单、最普遍的原则加以解释。他关于几何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奠定了他作为解析几何创始人的地位。
1628年，笛卡尔只身来到荷兰，随身只带着手稿和《圣经》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在那里隐居，潜心思考和著述。他为什么要去荷兰？他到那里去寻求的不是言论自由，也不是宗教自由，而是一种哲学上的驱使：要想重新看待世界，就首先必须与远离尘嚣，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说此前的十年主要是阅读世界这部大书，那么今后的岁月则要由外返内，反思那部大书，发掘内心的奥秘了。实际上，笛卡尔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倡导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世俗科学。他基本上是个形而上学家，并不怀疑上帝，正如他不怀疑人类理智的力量，能够从自己的思维出发在基督教教义范围内重建宇宙一样。[5]
在这里，笛卡尔完成了《论光，或论世界》、脍炙人口的《方法谈》和伟大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论世界》虽完成于1632年，但在笛卡尔死后才出版，而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伏尔泰批评道：“如果想讨论笛卡尔的物理学，除了了假说之外，里面还能发现什么？看见他那时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放弃指导他的几何学而迷失在想象生涯中，我们能不痛心吗？”而牛顿常常重复的批语是：错误。
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托勒密与哥白尼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旋即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令。次年，年逾古稀的伽利略在酷刑的威胁下，向宗教法庭认罪，并被判处软禁。笛卡尔是赞同伽利略阐发的日心说的，一得知审判的结果，便“大吃一惊，以至于差不多下了决心烧掉我所写的一切，至少不让人看见那些材料”；[6]他只求休息和心灵的安静。但他仍然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只是将其与容易引起麻烦的《论世界》分开，而以《屈光学》、《天象学》和《几何学》出版（1637），并加上了那篇著名的《方法谈》。
“笛卡尔回忆录”：《方法谈》
《方法谈》其实像是一部自传，或者“笛卡尔回忆录”，娓娓道来，不但是伟大的哲学著作，更是杰出的法语散文。“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的活着”，笛卡尔在第三部分中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准则：
（1）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上帝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
（2）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
（3）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
在第5部分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在第2部分中，他提出了探寻真理方法的4项基本原则：（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在我的判断里。（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的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强调认识的清楚分明、强调对问题的分析、强调由简至繁的认识次序、强调认识的全面性，这四条原则宣布了斗争的决心，宣告了一个前进的运动，笛卡尔吹响了余音不绝的理性的号角声。
1641年，笛卡尔发表了更为详尽地阐发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伟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此书不像学术论文，却像是一套思想训练；读者要想从中受益，就必须做好准备随作者一起去沉思，沿着《方法谈》规定的原则去怀疑，去思考——从自身的存在开始，然后是上帝的存在，最终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性质及其与心灵之关系的知识。书中笛卡尔本人的6个沉思篇幅并不大，但出版时附上了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哲学家、神学家的质疑和笛卡尔的答复。
1644年，笛卡尔出版了《哲学原理》，此书是专门为大学教科书而设计的，显然他希望自己的哲学体系能够在大学里被接受和思考。这时的笛卡尔已经是名满欧洲的大学者了，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也与笛卡尔保持着通讯联系，求救哲学问题。1645年，伊丽莎白提出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笛卡尔便着手撰写《灵魂的激情》“专供公主使用”。而瑞典女王克里丝汀娜也因为阅读《哲学原理》而爱好笛卡尔的哲学，邀请她前往斯德哥尔摩。笛卡尔犹豫再三，还是于1649年远赴瑞典。这时的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克伦威尔在英国宣布废除王制，建立共和。和平邻近了，然而我们的哲学家却忍受不了瑞典的严寒和清晨5点觐见女王的痛苦，他长期以来的晚起习惯被打破了，最终他得了致命的肺炎。1650年，笛卡尔去世，享年54岁。13年前笛卡尔下决心为自己也为人类研究延年益寿的医学，自认为能够活100多岁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这下子可得走了”（笛卡尔的最后一句话）。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曾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根部是形而上学，主干是物理学，而由主干生长出来的支干则是其他各门科学。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基础必须是坚实可靠的。可是，当时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个残酷的战场，而且也是模糊不清的领域。几何学的初始概念，大家都接受，而形而上学却缺乏清楚分明的基本概念，以产生丰富的成果。恰恰相反，由于形而上学缺少这样的阿基米德点，不断遭到怀疑论的挑战。笛卡尔敢于迎接挑战，并且摧毁一切，把普遍怀疑贯彻到底，于是展开了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
我可以怀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没有脚，最后竟然没有身体。总之，以往我们所确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怀疑一切的时候，这个怀疑本身却表明了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即“我在怀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为我对“我在怀疑”的怀疑仍然是“我”在怀疑，因而它恰恰证实了我在怀疑的真实性。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显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我”存在。因为说某个东西在思维着，而它在思维时却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怀疑必然有一个怀疑者在怀疑，思维必然有一个思维者在思维。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乃是一条真实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之动摇的真理，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理。甚至我还可以设想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7]
不过，“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一个逻辑推论的结果。在笛卡尔看来，思想乃是发生在我们之中，并被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然后从这一直接意识又上升到了反思的层次。之所以笛卡尔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对我思的直接认识，是因为他要通过普遍怀疑而抛弃怀疑一切的怀疑论；而对我的思想的直接认识就是精神对自身的确认，也就是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活动。尽管对“我思故我在”的各种诠释三百多年来汗牛充栋，莫衷一是，但它仍然是一个哲学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就在于，它确立了我思或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和优先性，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所以我是——我肯定自身，肯定思想本身。我是通过确立认识主体而确立认识的客体或对象的。同时，这个我思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为反思意识、主体原则和理性精神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
但是，“我思”并不仅仅是认识的主体，它同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但它自身确实不变的；是各种性质的承载者或本质，但它自身却不是某种性质；是表述它的谓词的主词，但它自身却不能用于表述其他东西。笛卡尔从对思维的直接认识上升到了反思的形而上学，从而把“我思”建立为实体，并从这样一个实体出发，又建立起上帝这个绝对的实体——“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8]。为什么笛卡尔要建立这样一个上帝观念，并竭力证明它的存在呢？因为“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在上帝里边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走向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9]上帝是真理的源泉，因此必须是绝对完满的存在。有了这样一个上帝，不会骗人的上帝，我们才能相信“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清楚分明为真——比如我们的外部世界。上帝保证了我们的观念的实在性，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因而也保证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客观有效性。这样，笛卡尔就反过来依托上帝这个无限实体而确立了心灵和广延（物质世界）这两个有限实体。
然而，正是由于广延实体在“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进路中一开始就是被怀疑和悬置的东西，尔后又是借助上帝才确立起来的，因此广延与心灵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10]广延的物质世界是一架机器，人的身体也无非是物质世界中的一架架自动机而已；心灵仿佛是一个机器中的幽灵，心灵实体是观念的世界，每一个心灵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毁灭，而心灵则由于其本质而成为不朽的。这样的观点被称为“身心二元论”，它对此后的哲学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二十世纪哲学批判的靶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