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上加霜 （回首往事15）

        屋漏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顶头风。

        父亲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随后遭到了一连串的折磨。先是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全县范围内游街示众。接着在他本单位接受革命群众车轮式的大批判，每天交待“反革命罪行”。造反派明知他胳膊受过伤，批斗时故意让他坐“喷气式”（由两个造反派把他胳膊反拧到背后，摁下脑袋低头弯腰 90 度）；明知他腿部受伤膝盖骨里还有子弹头，故意让他挂着牌子跪在三角铁上。每次批斗都在 2-3 个小时以上。那时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经过这一连串的折磨，身体极度虚弱。但是不管造反派怎么批斗，父亲拒不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于是造反派使用了最毒辣的一手：扣发他的工资，每月只给他 15 元的伙食费。

       这一手无疑是掐住了我们的喉咙。全家八口人，除了表姐能自食其力以外，全靠父亲的工资，而我又没有享受助学金。虽说父亲属于高工资，但我们住在城镇上，不要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连自来水也得花钱。那时母亲的工资很低，表姐留下伙食费把剩余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但是这点钱哪够全家的开支，我们陷入了比三年饥荒还要困难的窘境。

       幸好这时我在码头上劳动，每天有六毛钱的补贴，暂时可以自食其力。我那三个懂事的弟弟也以他们弱小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母亲分忧解愁。他们下河打鱼摸蟹，捡碎砖头卖给建筑工地，捡破烂卖给废品收购站，捡煤核，到庄稼地里捡漏 ------ ，齐心协力支撑着在风雨中飘摇的家。

        那时最不堪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弟弟妹妹经常被人辱骂、欺负甚至殴打，狗崽子的称呼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投下浓浓的阴影。

        就在父亲被宣布隔离审查、被造反派抄家的第二天傍晚，我的二弟和小弟正在煤渣场上捡煤核，卸煤渣的造反派故意松开卸煤车让车朝着弟弟们冲过来，小弟躲避不及，左脚碾成骨折。二弟哭喊着奔回家告诉母亲，我和母亲急忙把他背到医院。但此时的医院也是造反派当家，他们拒绝给走资派的家属诊治，草草包扎一下了事。我只得把小弟弟背回了家。

        墙倒众人推，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许多的无助，许多的无奈，许多的悲哀。就在母亲抱着小弟弟欲哭无泪之际，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这个时候还有谁敢登我家门？我打开门，只见一位白发长髯的老人轻轻闪了进来，正是我们镇上专治跌打损伤的名医“徐接骨”。他极为迅速地为我小弟弟的脚作了一番拿捏以后，从怀里掏出一包伤药。对母亲说了句“非常时期，不能久留，弟妹放心，药到病除”。又嘱咐了我弟弟几句，一口水都没喝，开门悄然而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在那个“亲不亲，线上分”的非常岁月，我们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我们只是可以行走的动物，遭到的只是白眼、辱骂、耻笑，那时哪怕是一丝同情的目光和一声轻轻的安慰，都使我们感动不已。

        恩人哪！我永远记住了这位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