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09
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够持续下去吗？会不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拐点？一个灾变点？早在十年以前，就有各种悲观的预言。但是，尽管这些悲观的预言者抓住了大陆经济的不少要害问题，但是，大陆经济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一再令悲观派陷入尴尬。
悲观派究竟出了什么错？难道大陆经济真有一种其他国家没有的免疫能力，能够永远在缺少法治与公平的环境下高速增长吗？确有一部分人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但是，包括许多乐观派在内，多数人并不相信大陆经济有这种神奇的免疫力。大陆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有一些独特的制度因素和历史机遇，比如大陆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给大陆全面扭曲土地和劳动价格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而港资、台资又成功地把大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引入了出口加工业，抢占了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扩张的先机，这无形中扩大了旧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空间。
问题是，这样一来就减轻了大陆政治改革的压力。“六四”之后大陆的当权者们利用手中的强权，把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老年化尚未至的“人口红利”，统通用于支持短期繁荣，用于增加权势者的收入。十几年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日增，农村青壮劳力的资源日渐枯竭，眼看“和平红利”和“人口红利”就要被吃光，而大陆经济并没有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还要面对城乡鸿沟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
看来，大陆经济正在迅速地滑向危险的拐点，这一回，狼有可能真的要来了。大陆官方最近承认，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一向为大陆经济政策辩护的樊纲也幵始承认，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穷人太多，尤其是农民，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钱消费。按世界的平均趋势，大陆目前的经济水平，消费率应超过60%，也就是说，正是大陆的体制和政策，把亿万百姓，特别是把农民的消费压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报告说，中国大陆工资占GDP的比重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将近十亿农村人口的纯收入还不到GDP的10%。这些数字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足以发生革命。大陆的高压体制再有效，人民的承受力毕竟是有极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作为就成为决定危机如何发展的关键。最近一期的“动向”杂志透露，面对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各地政府确实是在扩大消费，不过不是扩大百姓和穷人的消费，而是扩大自己的消费。一份呈报胡锦涛的内部报告说，仅200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行政超支的规模就达到了五千多亿人民币。这相当于近两亿内地农村人口一年的纯收入，也超过了一亿多农民工一年能够带回家的全部现金！
“动向”的报道还说，胡锦涛批示：“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规范意见。” 不难看出，胡锦涛震惊之余，并无良策。
地方政府无视中央，疯狂扩大行政支出，说明地方官们对胡温的路线并不合作也不看好，他们不顾现实的危局，借中央权力斗争和地方换届，在权力过期之前纷纷出手，再捞一把，这种预期和行为，正是危机爆发最有效的催化剂。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能降多少？从38%到28%？工资占GDP的比重还能降多少？从12%降到10%以下？在官肥民瘦这个危险的趋势上，中国经济已经走了太长的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正在逼近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而这个拐点很可能就是危机爆发的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