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从制度上解脱了对农民的束缚，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的生产责任制，另一次是九十年代初的南巡。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民利用这两次机会，不但使自己脱贫，还使中国崛起为强国成为可能。以低成本、低利润、大规模生产为特点的农村工业化开创了廉价产品时代，在为中国赚得巨额外汇的同时，几乎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生活。这是落后经济对发达经济的冲击，是历史的进步。低成本制造的办法，是解决中国资源不足、人口过多、就业压力三大问题的发动机和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就像一堵向前推进的城墙，坚实稳固，势不可挡。和平崛起离不开中国农民，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民的崛起。依靠农民崛起的时代需要农民到政治中来。中国是道德之邦，而非礼仪之邦。中国不能满足于廉价产品和巨额外汇，还要向世界宣传道德，建立世界道德规则，充实和谐发展理论内涵，把“中国时代”创建为“道德时代”。吃苦耐劳的品质、灵活变通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造反的代名词）的精神，是农民企业家成功的三大法宝。“农民企业家”是中国成功企业家的代名词。希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加入到“农民企业家”的行列。 ----索额图于零六年末
索额图也算中国知识一个分子，也常思考类似问题。中国长期承受资源、人口、就业三大压力，不知道编导学者们是如何定义“崛起”的，和美国一样强大富裕，还是又一个“翻两番”？！中国的未来是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展望美好未来的鼓动曾经伤害中国人太多感情。希望学者们自重守节，不要掺乎到电影电视界的愚人运动中来！有时间，写点儿网络文章才是正道。几年前当我看到中国学术界又一次把中国的三大社会经济问题割裂封装成所谓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我感觉悲哀。索额图作此文，是要澄清中国农民与所谓和平崛起之间的关系。希望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在研究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时，不但要有智慧，还要有良心，断病要断对地方，至少关系顺序要搞准。 人们曾经送给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超级伟人许多称号，功过是非，褒贬不一，却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方面。毛泽东的性格更像中国历史神话中的孙悟空，称他“毛大圣”最为贴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惊天动地、亘古未有之豪言壮语，是大圣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最符合他的性格。在大圣故去三十年后，索额图发现，大圣语录在帮助我们解读和平崛起时仍然有效。 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基因，也几乎是中国人的代名词。但有一种人、或者某个阶级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他们掌握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生产资料，但他们使社会主义失去效率，是他们毁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现代八旗子弟，城市贵族，他们大部分好吃懒坐。他们是城市工人，曾经的中国领导阶级。 中国农民的遗传基因中还有造反因子，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历史上农民造反是导致朝代更替的主要力量。毛大圣出身农民。他代表农民，鼓励农民造反，并领导农民最终取得造反成功。工人阶级也参加了造反--不，工人造反称革命--但工人的革命在中国从没有成功过，革命的工人必须退到农村、参加农民的队伍才能继续革命。虽然毛大圣说人民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我们宁愿相信，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毛大圣心里想的是，农民，只有农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动力。在造反成功之后大圣让工人阶级来做领导阶级，而把他代表的农民阶级降格为被领导的地位。因为有苏联的关系，毛大圣不得不表面上或者字面上推崇工人阶级，实际上中国农民阶级通过毛大圣这个代表领导着工人阶级。只是毛大圣自己的皇帝心态把中国的农业搞砸了，农民的生活搞穷了，农村社会落后了（请参看万维文墨索额图《民主政治与明君政治》）。这是毛大圣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他辜负了拥戴他的农民弟兄。大圣的工业政策并没有什么错，今天的中国仍然得益于大圣时期的工业经济基础。印度搞了大半个世纪工业经济却几无成就，原因是没有中国这样过硬的基础工业和设施，最后只好吃软饭去了。 造反基因表现在行为上并不总是要推翻朝庭政府，还有脾气大、不守纪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武斗等等，总之是用来发泄胸中的不满和冲动的。号召鼓动只是外在因素，内在基因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解放后许多事儿不能怪罪毛大圣太多。一九七八年，安徽小井村的农民们偷偷搞了包产到户。这次小小的造反震动了中央。邓小平颇得毛大圣的真传，他巧妙地把这次造反转化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中国社会从此由衰转盛。这是奠定邓小平伟人地位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农民自翻身革命结束以来沉寂了二十多年，籍着承包责任制重新回到历史舞台，显示出其固有历史地位的不可撼动性。 邓小平把造反运动扩大到了城市，开创了邓小平时代，也就是改革开放时代。但是邓伟人在城市的改革一点儿都不顺利，希望通过改造国营工业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没有根本解决效率与进步的问题，还险些酿成政权危机。毛时代培养出来的工人阶级，或者称城市阶级，已经堕落了，再也靠不上了。失望之余，邓伟人运用了毛大圣的套路，通过类似古代皇帝巡游的办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他的事业向前进，而不是使用、也没有可用的什么具体的经济战略或者成套政策。这管用吗？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核心是放权。这一次他大胆地释放了更多中央权力给地方。各地各级政府籍此全面转变为唯经济论的全能政府，全力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经济业绩成了邓小平时代衡量和评价领导干部的主要标准。但是政府可以依赖的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主要是农村工业和外来投资。农村工业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就此摆脱了国营工业的压迫，解除了金融束缚，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轨道。和十年前一样，邓伟人间接地去除了束缚农民手脚的镣铐，中国农民又一次发挥了世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威力，帮助中国由盛转强，走上强国之路。这一次，中国农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被称作“中国时代”。 中国沿海省份的农民在实行包产到户后很快添饱了肚子，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他们发起了农村工业化运动。他们没有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吃苦耐劳精神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他们从手工业和饲养业干起，不断蚕食八旗子弟们丢弃的工业。邓小平南巡标志着农村工业化--那时叫乡镇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摆脱了经济压迫和束缚，拥有了相对公平的经济权力，工业化运动如虎添翼，迅速扩张，把一个个农村变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城市，从手工工厂发展到现代化工厂，从做铁壳船进步到造万吨巨轮，从做简单电子器件到制造尖端科技产品，并把廉价产品推向全世界，建立跨国企业，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过去的廿年中，头十年是中国重商的东南省份的农民用廉价和智慧征服中国大陆市场的时代。最近这十年，则是他们用同样的策略征服世界市场的时代，征服的过程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不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连农民们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么强大。廉价产品几乎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生活，开创了廉价产品时代。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使后工业化社会的设计者们不知所措，使西方经济学的鼓吹者们顿显苍白，以至于美国欧洲这些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如白痴一般，傻傻地看着本国制造业绝地逃亡，贸易逆差飞速扩大，却没有什么政策措施可以对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 这是落后经济对发达经济的冲击，中国农民的力量，中国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世界发起的进攻。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遭受到新中国经济的狙击。这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快事，是历史的进步，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前夜。 如今，中国拥有了巨额外汇储备。拥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跻身富人俱乐部，兴致勃勃谈论大国崛起，忧心忡忡哀叹“三农”问题。他们不去批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之偏颇甚至到偏执的地步，为了奄奄一息的城市工业和城市阶级的享受付出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浪费换来成片的华丽建筑和整齐的街道，产生真实的但最没用的建筑工业产值，制造许多地区农村城市发展脱节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他们不去检讨做为朝庭谋臣的乏智与寡陋，信奉大部分人看不懂的曲线系数经济学，鼓吹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才是发展工业的正道，误导中国的国营企业，使他们在根本没有上高端产品的技术科研能力或者组织管理能力、又不耻于做低端产品谋生存的彷徨中失去市场，走向衰败，最终被迫卖身--把自己打包出售给跨国公司或农民企业，顺便把工人的饭碗也砸了，为打造新生代城市贵族而铺平道路。廿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发明建树。他们浪费了多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额！本来，邓伟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打消社会传统的对创业者或富人的嫉妒心态，并不是什么经济政策，也不是授给不法高收入者的护身符。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却跟风造出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来，完全忘记作为知识分子忧天下的历史使命。我以为，中国要崛起，必须首先转变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放弃西方崇拜，转变寄生型优越感，充分认识乡镇工业--中国农村工业化在奠定经济腾飞、和平崛起之路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作为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可替代的创汇产业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全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深入研究工农共同富裕、 社会和谐发展之路，而非为新生代贵族摇旗呐喊，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苦思冥想。 秘诀就是低成本制造，但这还不是最根本原因。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分析文章认为低成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和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效益产生的。索额图不以为然。虽然中国农民的生活成本很低，但这并不是产生世界范围内低成本优势的主要原因，因为越南、墨西哥等地工人的工资甚至更低，但他们生产不出更便宜的产品来。大规模生产确实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成本，但这是结果，并不是原因。是什么可以使中国企业而不是美国企业或者墨西哥企业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 低成本是通过综合因素获得的，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原因。索额图以为，中国农村工业低成本的原因有：一、管理成本低；二、没有贪污腐败；三、没有监守自盗；四、没有冗余人员；五、没有跑冒滴漏；六、没有福利负担；七、没有社会负担如各种摊派；八、有本地政府作保护伞，不需或支出很少环保费用；九、中国政府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强大而有效的管理协调保障功能，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十、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保民护商。 管理成本低是农村企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企业管理机构简单，很少的管理层次和人员，简单有效的信息和管理手段，高效率的决策体系，常常用大脑替代电脑，没有在国营企业或者西方的企业中习以为常的许多管理成本。虽然我生活在国外，没有亲眼见识这些企业，但一位在芝加哥大规模经营地毯销售和安装的来自中国江苏的商人证实了这一点。他用智慧设计了一种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用自己聪明的大脑做生产调度及管理，很少用帮手，但经营规模却相当于美国人经营的中型商店。显然，聪明或者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效率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果雇佣的农民也是聪明的，训练成本降低，也是导致生产成本低的原因。 在企业发展壮大、技术成熟之后，管理成本低是这些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能够与西方企业相抗衡的重要法宝。那么，又是什么使农村企业的管理者在维持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高效率、大规模生产呢？这里仍然有秘诀。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但是用诺贝尔奖的个数、杰出专家的个数、托福GRE满分考生的个数来衡量和评估中华民族的智慧是荒唐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并不只存在教授学者和政治领袖们的大脑中。中华民族的智慧也不能简单地用教育水平、大学生研究生比例来衡量。中华民族的智慧更不是集中在城市居民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和运用的水平，只能反映一个民族部分人群的智慧水平或创新水平，而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中国农民拥有与中华文化息息相通的传统智慧。如果你低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智慧，你会永远为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奇迹而惊讶不已。中国传统智慧的最大特点是变通。变通就是在条件约束下变不可能为可能，变有限为无限，变短暂为持续，变小成为大成。变通就是思维不受任何模式约束，不为规则制约而放弃，不因教条禁忌而不为，在恪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灵活运用一切资源，甚至使用“拿来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最高成就莫出乎《周易》，《周易》就是关于变通的哲学。历史上变通的例子不胜枚举，优秀的历史名人都是变通高手。今天，改革开放是变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变通，“重返非洲，挺进南美”也有变通的道理在里边。走后门拉关系是变通，权钱交易是变通，通过反腐而实现重新集权也是变通。用高压锅做土汽车的部件是变通，进口散件组装汽车冒充国产也是变通。通过亲属或信任关系以及奖励等手段而不使用严格的管理制度体系实现企业管理高效率低失误，这是农村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变通办法。运用无数脑筋想出各种变通办法来压低成本，是农村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秘诀。专业化分工是农民们为了降低管理难度和成本以适应自身管理素质、职工素质而发明的低成本生产方式。他们把这种生产方式成本和效率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使扩大生产规模或调整产品品种花样非常容易和迅速，从而可以大批量生产出世界最便宜的打火机，衣服，鞋子，玩具，五金工具等。这并不是什么高级教授或西方MBA传授的结果，而是农民企业家们运用了他们固有的传统智慧，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先进性的体现。传统智慧是中华民族唯一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有理由相信用传统智慧武装起来的廉价产品制造业和农民企业家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屹立不倒的。 除了传统智慧之外，索额图发现传统道德也为中国农民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规律与其说是价值规律，不如说是垄断规律。西方企业只要接近垄断或者逮着机会就疯狂掠夺大众和国家，甚至个人行为也不例外。只要不违法，他们毫不忌惮做丧天害理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只有法，没有德之说，与我洋洋中华如人兽之殊。说我中华乃“礼仪之邦”纯属胡说八道。礼仪哪儿都有，不能治国立人。我中华实乃“道德之邦”，历朝历代都是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来治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文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现代人谴责中国法律条文模糊和粗线条，其实那是为引入道德条文或规则进行裁判而预留的空间，所谓“量刑”的“量”字，就有道德裁判的含义和内容。如今社会道德江河日下，坏人常挤占法律中的道德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都是用“重典”或严打的手段来挽救危局的。但这种非常时期在整个历史中只占很小很小一段，不能否定我中华“道德之邦”的基本特点和美名。今后宣扬我中华文化，布施中土恩德，恐怕应该同时传播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而非倒卖历史名人。中国不能满足于廉价产品和巨额外汇，还要向世界宣传道德，建立世界道德规则，充实和谐发展理论内涵，把“中国时代”创建为“道德时代”， 以别于美国标榜的“民主时代”。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廉价产品其实正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 中国农民发展工业的路子，是用他们所有，倾他们所能，做不了高端产品，就从低端产品开始，只要能挣回工资或者口粮，他们没有利润也可以去做去卖。在赢得了机会之后，他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扩大再生产，并把产品类别做多，做全，比如布料、纽扣、打火机、电池等，在全世界几乎找不到比中国更便宜的类似产品。他们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许多同类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但他们并没有像美国的垄断寡头那样乘机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而是继续着低成本低利润的生产方式，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吃下去。索额图认为，这其中有道德因素的作用。中国农民用道德而不是用垄断赚钱，这是经济史上的新篇章，与中国传统的“和气生财”一脉相承。更可贵的是，中国农民并不像国营企业一样热衷于窝里斗，而是积极争取走出去，打入国际市场，显示了农民企业家们的胸怀和眼量。西方垄断恶霸被打得丢盔弃甲，债台高筑，最近来北京向中国“下跪”了。他们这次没有带炮舰来，因为他们知道时代变了。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世界历史，没有战争，但他们赢了西方列强。 许多人担心中国生产那些廉价产品没有什么前途。但我以为，廉价产品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会有市场。中国的大规模、专业化的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工业生产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强大的竞争对手，只要廉价产品品种足够多，生产规模足够大，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壁垒。更何况，中国产业扩张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做高端产品赚钱多的道理中国农民也懂。龙头骨干企业总是利用不断积累的资本，投入更赚钱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与传统工业寡头展开竞争，并使自身产品和市场定位不断升级，给同行企业让出低端市场。这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定义的经济成长，而非粗制滥造。即使美国或者欧洲关起门来不进口中国的廉价产品，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仍然是敞开的，他们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会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大循环向上攀升。只要这个循环不被战争等因素破坏而中止，中国的一般制造业就可以不断扩张，中国可以挑战西方工业巨人的拳头产品就会越来越多，国内的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轻，内需也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吸纳能力就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及周边一体化区域经济体就会成长为对外资本和技术依赖越来越少的独立经济体，成长为与美国和欧洲经济体规模相当的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亚太经济区是其必然的结果，而中国必然是中心经济区域和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可见，中国农民的低成本制造的办法，有可靠保障，可持续执行，显然是解决中国资源不足、人口过多、就业压力三大问题的发动机和最有效的途径。和平崛起是离不开中国农民的，和平崛起就是中国农民的崛起。 也许你会说，中国的“三农”问题确实存在，西部地区农民农村确实穷。我以为，温铁军博士“三农”问题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以贫富为标准的简单的静态的价值观而非以经济地理和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科学观。如果我们画一幅图，分别以不同颜色标示出从一九八零年到二零零三年期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我们会发现，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城市化工业化地区的增长速度是同步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区和工业化的速度会远远快于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所谓“三农”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但存在地区差异。政府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地区发展差异的问题，而不是没有严格定义的“三农”问题。城市也存在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我们是否也要创造“三工”问题并制订相应政策？这种以“问题”研究的方式入手，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递进关系，制订孤立的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而非在整体经济体系或柜架中做出调整、倾斜、并通过制度中的跟踪反馈体系以检查和修正政策实施，其结果，由于这种“问题”政策在地方政府实施中由于其资金、资源供给和政策、人员上的不连续性经常会出现偏差或歪曲而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会人去政息，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并不反对或否认“三农”问题的存在，而这种问题的提出并得到政府认可，说明中国的经济政策研究制订缺乏整体长远战略的指导，政策调控缺乏畅通的信息系统做保障，经济管理工作仍然以执行政令为主，而非在规范的法律政策体系中有序进行，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连续稳定随时会被偶然或“问题”政策所干扰而中断。“三农”问题并不新鲜。在毛大圣眼里，他们是力量的源泉。在“失去伟人的时代”的时代，他们被认为是问题。当人们谈论和平崛起时哀叹农民问题，谈论他们的人大多是中国的新贵。 从中国农民痛苦和成功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统治者有时是使历史停滞的主要阻力。毛泽东的伟大无可否认，因为他史无前例地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解放了中国农民。他的不智是用制度束缚了农民，农民同样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邓小平的伟大是两次从制度上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利用这两次机会，不但使自己脱贫，还使中国崛起为强国成为可能。农民讨厌腐败所以喜欢毛泽东，农民惧怕贫穷所以喜欢邓小平。农民喜欢明君，但并不关心政治，即使他们受益于政治。但这个习惯不好，历史上农民的悲剧大多是不关心政治的结果，我们这个依靠农民崛起的时代更需要农民到政治中来。 伴随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地方诸候现象。朝中无能人，地方利益集团崛起，权力必然分散，走向外重内轻格局。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要想和平地实现权力重新集中，使整个国家向和平崛起一个目标奋进，还须运用中国农民已经运用熟练的手段--变通，有必要，提拔几个农民企业家当部长，甚至进政治局，未必不是一条良策，而且也是三个代表先进思想的具体体现！ 你也许会说，搞农村工业的人不一定就是农民啊，不能把功劳全算在农民队身上吧？中国成功的企业有好多，农民企业和农村工业产值不一定占绝对优势比例，你索额图片面夸大了农村工业和农民的作用！但我以为，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我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广大地域上人口生活和就业的产业意义更大。中国农村实现了工业化，工业配套和投资环境会更好，劳动力素质会更高，社会运行成本会更低，国家政权就会是稳定的。现实中农村工业不单是出口创汇的主体，也是给大工业配套的主力军。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中国吸引的外资其实主要是台资侨资。农村乡镇地区工业企业吸纳外资特别是台资侨资成绩尤为显著。在更广意义上看，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主要招聘农民工以降低成本。农民和农村以各种方式积极地加入到中国经济改革中，掀起经济增长和出口大潮，并推波助澜，引导中国整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写下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那些沿用西方游戏规则的现代企业，在西方巨人企业面前，仍然是侏儒，一个知识产权的紧箍咒就把他们武功尽废；他们中又有几个企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能够为中国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再有十个阿里巴巴或者联想，中国农民和广大国土的面貌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又谈何崛起？！中国政府和人民能指望他们与西方经济抗衡吗？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就像一堵向前推进的城墙，坚实稳固，势不可挡，占住了，就是中国的地盘，谁都不怕，谁也不敢小视他。 我前面说过，吃苦耐劳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基因，也几乎是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是通过企业家们取得的。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不管他们原来的身份是什么，不管他们有没有腐败，他们都具有和中国传统农民一样的吃苦耐劳的品质、灵活变通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造反的代名词）的精神，即使是MBA出生的企业家或者以掌握先进技术为标榜的海归专家，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经历再回炉的过程，适应或重新学习中国农民企业家成功的三大法宝。可以说，农民企业家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代表或代名词。有一天中国真的崛起了，做了世界老大，“农民企业家”这个词将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名词，吸引无数专家学者去探寻它的奥秘；中国MBA世界班将向世界传授“农民企业家”的理论和故事，许多人以拿到“农民企业家”的学位证书而争相签证来中国留学。 当然，农民企业家有其固有的弱点，那就是创新能力不足。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组织者， 特别是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们，向农民企业家学习，加入到“农民企业家”的行列，加入到实现中华崛起的队伍中来。 索额图于北美 |
索额图：中国农民与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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