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2007年1月20日版
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是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是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苦苦折腾了一个半世纪,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寻回往昔的光荣。这个如此难圆的中国梦被总结为“现代化”。可笑的是,一般中国人都认同这个口号,却又拒不承认这个口号默认的两个现实:第一,迄今中国仍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第二,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因为“现代”实际上是“西方”的同义语。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和“与国际(=西方)接轨”一样,都是遮遮掩掩的“西化”口号。这种遮掩固然满足了中国人那举世无双的虚荣心,然而模糊了一个为十几亿人民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光从我们故意模糊自己的目标、以及全体人民可以去奋力追求一个暧昧不明的目标这两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本民族的智力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当然,反驳者们会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四个现代化,亦即只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有限方面实行西化。然而,姑不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被祖宗早就试过而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就算是所谓“中学”,如今又在哪里呢?当今中国的社会、国家、政党的组织模式,无一不是西化的结果,只是这些东西于今已经被西方人抛弃而已。中国人在社会科学上的发明能力,早已萎缩了两千年。从《天演论》到《资本论》,那些曾在中国掀起狂涛的政治学说,有哪一个是咱们的创见?我们除了热热人家的冷饭,剽窃点残汤剩水,民族的大脑究竟有哪个瞬间闪过一星天才的灵感,想出自己的东西?要在政治上“回归传统”,我能想得出的去处就是孟老夫子的“井田制”和老子那“小国寡民”的“桃花源”。难道我们还要钻进洞里冬眠,象北韩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世上竟会有这么多的生灵膜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端的是对上帝赐给人类的大脑的一种侮辱!
倒是孙中山和毛泽东反而还比徒子徒孙们直率些。孙说,国民革命必须“以俄为师”,毛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都坦承中国人想不出自己的路来,得靠人家指点。不幸的是这条路一走几十年,然而在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后,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泥淖中彷徨找不出一条踏实的路途,甚至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有的只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或跳着脚操鬼子的娘,或按着“”的头往地下撞……呜呼!吾族何幸,蒙上天恩赐这口百年浓痰,吐不出,咽不下,塞住了心窍,呛晕了神智,憋出了那无穷无尽长篇连载的羊角疯之发癫发昏章!
我们失败的凄惨,反衬出日本人的辉煌。人家从来就没有遇上咱们的“鬼打墙”。我们那解不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在人家那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年咱们可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同时,老美的炮舰也去东瀛叩关。我们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上按杨白劳的手印时,人家也得忍受“领事裁判权”的羞辱。可我们挨了痛打,只会缩回蜗居去,刨出祖先的封诰来自慰,人家却开关延敌,不仅连未来的首相都去“洋插队”,而且有勇气扔掉“民族尊严”,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明治维新后不过十多年,人家就打败了人口、资源、GDP、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甲午战争后不过十年,人家就打败庞然大物俄罗斯,开创了黄人战胜白人的首次记录,挤进了列强俱乐部,成了其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成员。二次世界大战,人家南下马来半岛,骑自行车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丛林,乘舢舨在军舰无法靠岸的海滩登陆,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号称不可突破的英军防线后方,迫降十几万英军,造成了邱吉尔所说的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靠着三个最强大的白人国家和世上最大的黄人国家的合力,加上原子弹那杀伤力空前的秘密武器,国际社会才勉强把这个魔鬼收入净瓶。然而三十年后,人家又象火中凤凰,从灰烬中崛起,换一种方式征服世界,让满世界跑着丰田车,家家看着索尼大彩电,人人用着佳能数码相机!
比起咱们来,人家有什么呢?一亿多人挤在那个蕞尔小岛上,有的只是地震、海啸、火山和硫磺温泉。以如此微薄的家底,在如此短暂的时段内,从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国家一步登天变成现代超级强国,这么急剧的社会转型,其间竟未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阵痛和脱节,如此平和,如此顺利,既没有咱们的大砍大斫,血肉横飞,又没有权贵中饱私囊,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奇迹,不要说是在前现代国家见所未见,就是全球也并无二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中日两民族之间,到底是什么性格上的差别,决定了咱们下场如此迥异?就算是咱们除了刺探隔壁的丑闻之外对外界毫无好奇心,为了过去吃过的那无数苦头,为了咱们这个不成器的民族的未来,恐怕也得琢磨琢磨人家成功的诀窍吧?
可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为自己谋划出路,在原谅自己找借口时,咱们却是天资非凡。中学时学历史,问老师为什么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老师说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再问为什么行不通,答曰帝国主义不让。我深觉有理,虽则仍不明白帝国主义为何要偏爱小日本。等到成人后读史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帝国主义爱的是光绪,讨厌的是老佛爷,这一下再怎么也想不明白了:光绪爷不是改良派的领袖么?帝国主义不让咱们改良,为何又不准老佛爷废了他,甚至希望他当家,以致激起拳乱?
可笑的是,这套连青少年都骗不了的饰词,如今却还在咱们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犹记当初网上有位壮士竟以日本没有资源、引不动帝国主义的胃口为理由,来科学地解释日本改良成功的秘密。如此看来,咱们要让目下的改革成功,还得使出“焦土政策”的绝后计,先将咱们的“地大物博”自行毁去,才能使本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当年献身改革事业的先贤们竟然见不及此,可惜啊可惜!
很在国内流行过一阵子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新儒学主义”,据说日本鬼子的发迹,还是沾了孔老二的光。可惜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和当年咱们说西洋鬼子的“千里镜”、“自行船”是“得见中国古书”偷去的发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老孔有这个能耐,“同光中兴”时他老人家何不大显神威振兴中华?却让日本的盗版孔来“劣币淘汰良币”!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小日本的鄙视。据说日本人只会抄袭,从无创新能力。当初学咱们,现在学西洋,你既然会学,我又何尝不会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哪有不学老师学徒弟的道理?
比起“回归传统”论来,此论是极大的进步,可惜论者没有看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咱们只有造反作乱的能力,没有学习改良的能力。要想学西方,咱们先得去学这个学习能力,而要论学习与应用,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咱们看不上的小日本。
把西洋文明成套地连根搬过来移植在自己的土壤上,不仅让移植物在本土上顺利成活并茁壮成长,而且与传统文明中的精粹相得益彰,既不使强龙压死地头蛇,又不让地头蛇吓跑强龙,更不让“龙蛇斗”引起社会动荡,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小日本正是制造这种奇迹的专业户。当年他们学中国引入文字就是个绝佳例子,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日语是多音节语言。按理说,与汉语配套的一字一声的中文和日语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毫无应用的余地。考虑到本地语言的顽固性和引入外来的崭新的概念、语汇和发音的艰难,日本人面临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们就是有本事把中文移植过去加以改造,一直使用到今天,还创作出大量美不胜收的俳句与和歌。等到后来“脱亚入欧”,人家又能利用已有的汉字造出大量反映西方复杂生活概念的词汇,反而回馈到中国去形成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真是如同能化作绕指柔的百炼精钢!
日本人的机灵、弹性和应变能力,不仅和咱们那杖策蹒跚的天朝上国的僵硬、死板、麻木和惰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就连西洋鬼子也赞不绝口。二战后,日本在瓦砾场中抱住用原子弹炸他们的老美的粗腿,甚至抢在西欧之前从战难中迅速恢复。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无限抬高油价造成能源危机,日本人洞烛机先,迅速设计和推出省油轿车,使反应迟缓的老美的福特车在国际市场上溃不成军。八十年代老美逼得日元升了值,老倭们竟然想出“出口老人”这种怪招,让退休老人挟着坚挺的日元去国外养老!
最主要的是,日本在过去的千百年内一直和中国共享类似的东方文化背景,是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西化的最好的学习榜样。研究日本在西化中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经过,研究他们如何用和平的手段去化解急剧繁荣的并发症,诸如权钱转化、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等问题,是我们避开社会危机引发社会革命的现代化陷阱的必备的一课。
总而言之,要西化中国,我们就得学习日本人的学习能力、调整自己适应外界的应变能力、以及化解社会危机、预防处理改革本身造成弊病的改良能力。一句话:中国要现代化,必须认识日本、学习日本,这就是结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