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便贵如金
·刘振墉·
不知从哪个朝代时起，我的家乡每户人家都要有一个茅厕。有的人家将茅厕建在后院，但最理想的还是造在巷口、街头、路边，偶而会有路人光顾，这可是外快。故而在要道口，三、四个茅厕挤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茅厕只是一个圆筒形的砖砌粪池，上搭草棚。如厕者或站或蹲在粪池边，不习惯的人有如临深渊之感，难免胆战心惊。假如你看到有村民急匆匆地，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最好别打搅他。很可能他是由于内急，而要赶回自家茅厕方便。非不得已时，他们不愿在野外或别人家的茅厕就近解决，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也！
每年冬春两季，天麻麻亮时，你会看到有人一手拎竹筐，一手拿铁扒，在田头、路边、河坎寻寻觅觅。这些人是拾粪的，或称为“拾狗屎的”。多数是些十几岁的男孩，通常出自一些最贫穷或最勤俭的人家。他们踏着霜冻，双手通红，哆哆嗦嗦的，运气好时，一个早上也许能拾得半筐粪。
抗战胜利后，我进县城去读书，除惊讶于城墙之厚、楼房之高（两层而已）、电灯之亮和收音机匣子之神奇外，对城里厕所之讲究也甚为感慨。这些厕所不但有砖墙瓦顶，还用上好木材做成坐凳，搁在粪池上面。从平地走上脚踏板时，必须跨上一级台阶，故而在我们学生中，厕所又有“一步楼”之雅称。当时县城里大、小巷口、路边多有厕所，甚至有两个并肩而立者。进出城门时，常遇到农人们肩挑车拉，将粪便运往城外。
从六十年代初起，我客居江苏扬州谋生，一住近四十年。扬州是个古老而又衰落的小城，家家都备有传统式样的马桶，当地人叫做“马子”。每天天刚亮，就有农民拉着粪车在巷子里转悠。主妇们将马桶放到门外，农民即将粪便倒入车上的大木桶内，这称为“倒马子”。这些粪便的收集者与供应者，往往是多年的老关系，有不成文的合约。晚秋初冬，腌咸菜的季节到了，农民就将大棵头的青菜和雪里红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少则五、六十斤，多则百余斤，作为对提供有机肥料者的酬谢，称之为“马子菜”。当然，在饭桌上，在吃着可口的水咸菜烧蚕豆或雪里红炒肉丝时，还是不提马子菜这个俗名为好。
六九年的某一天，我们这伙臭老九（知识分子〕被送到大运河工地，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河滩上排列着一个个用芦苇搭建的工棚，每个工棚住四、五十人，其中约七、八成是农民，通常他们是同村人。每个工棚附近都放着一、两个尿桶，有专人负责管理。储运粪肥的船就停靠在不远处的河汊里，待聚积到一定量后，就将小船摇回村里去。
每到夜晚，在漆黑的旷野里，会有几盏风灯在闪烁。这对于深夜里急需大便的人来说，无异于雾海里的航船见到了灯塔，人们向着亮光匆匆走去。那里是一个人字形挡风棚，而且必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在灯下打盹。见有人来，他就挣扎醒来，递给你一张草纸。便池实际上仅仅是挖出的一个地坑，如厕者离去后，男孩随即将粪便掏出另放。第二天他将地坑填平，挪块地方另挖坑重新开张。所以，这些“肥料收集站”反而较干净而无强烈异味。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农妇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过黄金。可是他们对粪便的珍惜，却不亚于富人们之于黄金珠宝。因为，在肥水—收成—温饱这个农民的生命链条中，粪便成了一个重要环节。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没有一个庄稼人敢疏忽大意的。
粪便在粪池里发酵一段时间后，被运到地里去施肥。农民们在庄稼的根部或按适当的间距挖出一个个小坑，将水肥或干肥轻轻地倒入坑里，再用土将坑覆盖填平。如此施肥，太阳晒时不会被蒸发掉，雨水淋时不会被冲走，而能为植物慢慢地吸收。
然而，这种以人畜粪便为主要肥料来源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尽管农人们呕心沥血地经营，与他们终生相伴的，仍然是无奈和辛酸、贫困和饥饿。出于亲身体验，我是不相信有什么“农家乐”的。历来以此为题材的诗、词、画和乐曲，难道不都是“围城”外的文人们写的吗！
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粪便的肥料功能逐渐减退。于是，粪便贵如金的现象也将成为历史，而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和谈笑中。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产量提高了，多数农民终于可以吃饱，能够“年年有余”了。我现在虽身居域外，去国万里，却时刻关心着中国农民的命运，为他们生活的每一点改善而欣喜。因为，我是从他们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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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 1999 华夏文摘 cm990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