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改写杂文，大致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杂文这种文体，它的容量和空间比诗歌和评论大得多，可以不拘一格，自由放谈，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可以抨击时弊，抑恶扬善。其次是与我为邻的以杂文享誉文坛的张聿温先生在看了我的评论文章后，建议我和他一起写杂文，而我也想在文学园地里进行更多的新的尝试。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有了变化，每天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想影响还残存在各个方面，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使我对许多现象产生一种“如骨鲠喉、不吐不快”的写作冲动。
张聿温先生对我说，写杂文，首先要有“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为大众鼓与呼”的精神，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说真话的勇气，不敢讲真话一定写不好杂文。他说得没有错，但是古往今来，大凡敢讲真话的人都没有好果子吃。屈原讲真话被放逐，司马迁讲真话遭宫刑，彭德怀讲真话放马挂甲屯，田家英讲真话自缢永福堂。历史的教训使八十年代初的许多文学爱好者对杂文心有余悸，不敢染指杂文。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但也招来不少误解和烦恼。
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杂文的地位很低。那时每年有评奖活动，设立了小说奖，诗歌奖，报告文学奖，散文奖，甚至还有微型小说奖，唯独没有杂文奖。于是我以一篇《为杂文呼吁》的短文进入了杂文领域。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引起了杂文作者们的共鸣。
有了良好的开端，使我信心大增。很快我写出了一系列杂文，诸如《事前伯乐与事后伯乐》、《向前看与向后看》、《舌头小议》、《红眼病种种》、《有感于王安石不吃捧》、《戏说拍马屁》、《说话的艺术》、《也说吹牛》、《为东施鸣不平》、《潘金莲的冤案》、《杂说花架子》、《代拟广告词》、《说名人》、《骗子为什么屡屡得逞》、《心别太软》、《眼睛与眼泪》等等。其中少数被“枪毙”以外，都发表在报刊上。其中有的获奖，有的被选入杂文集，我也因写杂文小有名气加入了北京杂文学会。
按说杂文都是对事不对人，可是偏偏总要有人出来自动对号入座。最可笑的是我周边的人，一看到我的文章，就认为是“影射”他们，“讽刺”他们。于是悄悄地给我穿小鞋。尽管那时写文章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但是人家说你不务正业，追名逐利。好在我这人“脸皮厚”，你说你的，我照写不误。
就在我杂文写作锋头正键的时候，冰封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中国航空界再次出现一个进口苏制飞机的高潮。我的外事任务和翻译任务越来越繁重，技术考察，商务谈判，飞行培训，飞机验收，售后服务，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来回穿梭于北京莫斯科之间，使我的写作锋头锐减，甚至一度趋于中断。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常驻俄罗斯，生活基本安定下来以后，才得以重新拿起笔写杂文。《莫斯科晚报》（华文）社社长胡丽芬女士知道我喜欢写作，为我设立了《江南杂谈》专栏。常驻期间，我大约写了近二百篇杂文。
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日益密切。 1986 年一个到俄罗斯寻亲的感人故事，使我在不经意间又与“人物传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