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革命人》自序

《革命人》自序

作者:单世联
　
　　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加深的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希望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觉得这一场革命太有研究的必要。确实，以共产党起家和夺权之难、代价和牺牲之大，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革命成功之彻底而言，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们太有理由为自己如愿以偿而衷心喜悦、频频回首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岗山，诗情如潮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实在说到了正在享受着胜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九死一生”！对于那些已经闯过了这生死大关的幸存者来说，缅怀过去感到的是自豪与惊喜，革命使历史生动起来，也使生命丰富起来。毛泽东素来爱读历史，也善于利用历史。49年后他的报告和谈话也都充满着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如何谈论某事、评价某人，如何记忆一些细节等等，都可能是一些领导人地位和政治生命的信号。毛泽东只有一个，在其举世敬畏的权威之下，位高权重的革命者并没有行动和言论的自由，陈云的座车有人跟踪，元帅之间的交谈有人上报，他们除了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或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之外，一般不能谈论自己的革命史，更谈不上写自传。历史属于党，属于毛泽东。49年后出版的许多革命回忆录，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开始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开始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等等，都是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标准和划定的范围，环绕突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强调革命成功的不易来写的。直到“文革”结束之前，革命史的写作通常是大规模的覆盖或改写真实，突出的例证之一是以林彪取代朱德，说他是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的光辉代表。

　　但革命毕竟是集体性行动，幸存的革命者不会容许自己的贡献永远被尘封。80代以后，革命的丰富性逐步呈现，在人民出版社1979年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以及湖南的《峥嵘岁月》、贵州的《征途》、福建的《风展红旗》、河南的《燎原》等地方性的回忆录丛刊中，禁区已逐步被打破。在解放思想、反左防左的政治路线之下，革命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组织”和“集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曾经是无名的历史恢复为无数个体生命的创造和牺牲。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文类是老一辈革命的回忆录，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回忆录通常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军队将领的回忆录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些地方革命者也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这些著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主要回忆自己的经历，包括聂荣臻、徐向前以及众多将军们的回忆录基本上属于此类，其价值一般与作者的功名业绩有直接联系；第二类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对革命史、党史的研究性回忆，他们查核报刊、博考档案、咨询同事，在提供史实、分析史料方面具有权威性，李维汉、薄一波、胡乔木、李锐可为代表。第三类是革命者的“狱中书简”，它们在同类著述中具有最大的真实性。典型的如瞿秋白、彭德怀等人的“自述”，虽然早就写好，但公开问世却是80年代以后。

　　革命回忆录是党史革命史的一部分，写什么、怎么写、什么时候写等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确定的，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还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审查认可，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写作是得到政治局常委批准的。所以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革命家的回忆录都没有也不可能重构革命场景，只是因为它们毕竟要比较完整地再现革命者的主要经历，有一定的个人视角和主观评论，当然也就包含了比任何通史性、文献性著述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材料和内容，不但可以补充革命史的细节，也扩展甚至修正了一些既定的革命图景。比如师哲的《我的一生》对40年代初的延安政治生活的介绍就就远远突破了长期宣传所固定的格式；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就改正了毛泽东过去对四方面军的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李锐的回忆录最为忠实地再现庐山会议的过程。在史学中，个人回忆一般要有旁证之后才能使用，但革命回忆录既有如上特质，所以可以肯定，任何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回忆录的革命史研究，其价值和意义都会有明显缺陷。

　　生于世纪初的革命者到80年代已届暮年，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他们享有应有尊荣而又不再负有具体责任，朝花夕拾，回首平生，成了一部分人晚年的主要工作。虽然这些回忆录多由秘书、研究人员之类参与撰写，但既由当局者署名，毕竟具有个人著述的性质，《聂荣臻回忆录》就与一些研究者写的《聂荣臻传》不同。个人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写作时的历史意识，特别与对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的认识有关。一般来说，感觉良好者居多。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说：“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革命终生的革命者尚且如此，那些中途离开革命的前革命者如张国焘、王凡西等更不会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回忆录的主观性又消解着历史的客观性。

　　本来，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有很大的便利。共产党是看重自己历史与个人历史的革命党，至少从延安时代起，党就建立了一套最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入党、提干要例行审查，每次运动要向组织坦白历史。这类审查之严密、交代之频繁、记录之细致，可谓登峰造极。以延安整风审干为例，从国统区来的人，连来时是乘火车、坐汽车还是步行都要交代，审查者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你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这些投身革命即为家、把一生献给党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自己的历史毫无隐匿和回避。49年以后，“革命吃掉的女儿”的事更为频仍，党内斗争日趋严酷，被打倒的人在监中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坦白自己的历史，而越来越多的“专案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内查外调清理历史。所有这些，是真实的革命史，也是写作革命回忆录的第一手材料，有些革命者如李一氓的回忆录就是以其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扩充而成的。不过，在档案解密之前，这些材料还不可能直接进入回忆录，他们只能公布那些已经公开和可以公布的，史实的全面重建还有待于未来。

　　所以毫不奇怪，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革命者把自己的回忆录叫做“自传”，较多的叫“回忆录”或“自述”，少部分另立书名，如黄火青的叫“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曾志的叫“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武衡的叫“无悔”等等。“回忆录”的好处是无需记录全部生涯，一方面，逝者如斯，人们只能记忆他愿意记忆的，陈述他愿意陈述的，回忆所提供的只是李一氓所说的“模糊的荧屏”而不是清晰的画面，往事不可能通过追忆而完整地重建；另一方面，革命历史有高度的连续性，革命党仍是今天的执政党，革命生涯也绝不只属于他人，个人回忆录必须维护党的形象，它必然要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有选择、有省略。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作者们基本不写自己的家庭生活、夫妻之事，而一个人无论多么革命，总免不了许多“后院之事”。而且，很多回忆录只写到49年，如粟裕、杨得志等，徐向前、许世友的回忆录也主要写战争年代。原四方面军军长王宏坤上将的《我的红军生涯》只写他红军时代的经历；赖传珠上将的日记，从1934年记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1989年公开出版的只到1950年打下海南岛。原因也许是，49年以前的历史相对好写：参加革命、入党、打仗、夺权等等，即使是失误和教训，那也属于总结性的，一般不涉及个人责任。4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频仍的政治运动，你整我我整你，有些事既说不清楚，也说不出口，只好让后来人研究了。比如按肖劲光大将的回忆，王宏坤在“文革”前就与李作鹏合谋夺取海军领导权，王自己可以另有说法，但毕竟复杂难辩，还是不写为佳。认真考虑这种复杂性的结果，是有的人，比如在“文革”前后地位很高的陈锡联，干脆把自己的一生留给后人评说而不写回忆录。

　　从而，阅读革命回忆录不能“偏看偏信”，而需要相互校证。这里有几个方面：

　　第一、每个革命党都有不便公开的策略和手段，革命修辞与革命行动从来是两回事。革命者因其当时的位置和事后的认识的不同，对革命进程中各种“曲折”和“错误”的叙述就不同。比如黄火青对40年代初中央党校的回忆就要通过薄一波、曾志等人的回忆来补充；

　　第二、革命内部关系复杂，路线之分，山头之别等错综复杂、难得要领。比如何长工在长征中一度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他的某些回避就要借助黄火青的回忆录来充分实；关于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也只能通过萧克和张宗逊双方的回忆才能得到完整一些的认识；

　　第三、革命史“左”祸绵绵，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在犯。如李锐所说：“从政治上看，毛泽东是极力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唯我独尊，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他喜欢阿谀奉承，好大喜功等，对吹捧自己的人十分推崇，千方百计把这批人扶植起来，加以重用。”邓小平早就讲过不能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但这些逢迎邀宠之人或有逢迎邀宠之行的革命者一般不愿意直书下来，而受害者通常会有客观一些的叙述。而更多的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比如黄克诚勇敢地承担自己在第一次“反AB团”中的责任，却对自己同样负有一定责任的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点到为止，落墨极少。当然，本书只是读书笔记，无力承担矫正误说、重建史实的重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提出而已。

　　共产革命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它的影响迄今年内仍难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一切发展都只能建立在这场革命的后果之上，我们不可能离开这场革命来谈论现代中国。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能够哪怕是部分地理解这场革命吗？时空变迁，材料缺乏，我们其实不能真正走进革命者的世界，包括现在的一些权威著作，有时也难免严重失真。相对而言，革命者的回忆还是提供了大量亲历材料，复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和革命气氛，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真实一些地认识革命。如果从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革命与教科书及宣传册上的形象有所差异，那么显然，只有革命者才是革命的见证者和发言人。恩格斯说过：“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用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就是阅读革命的革命原则和历史主义。

　　革命历史，凝为书册；烽火生涯，转成文字。今我来读，如热风吹面，如冷水浇背，幡然而悟，憬然而叹，情动于中，下笔难禁，一年之余，得二十篇，题名《革命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