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反对方法》读书笔记
1、方法论限定和本体论约定从来不是群体或个体知识发展的依凭，一般来说，突破这些限制，才是知识得以发展的保证。基于这些限制的“理性”论证，只有对秉承某种特定规范的群体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对系统的转换并无帮助，费耶阿本德认为，转换只能依靠宣传性的“非理性”手段才能进行，也就是说，知识非理性地获得发展。
2、要求与现有理论保持一致会阻碍新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要求与观察事实保持一致则是更隐蔽的意识形态独裁。任何观察都包含着理论的设定，而指出这些设定甚至都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破坏我们的陈述能力，唯一的选择是提出基于完全不同理论设定的观察陈述，而这些观察陈述一般与旧陈述完全不一致，而且常常会被指责为荒谬。但这是我们能够检查一个体系的基始陈述中包含的理论设定的唯一方法。来自事实检验的独裁，以隐蔽的形式排除了对基本理论设定的质疑与探讨，因此，知识如果要发展，必须先从观察往后退，重新缔造完全不可通约的系统，以进行对比与超越。
3、从一种理论不可能发现与其矛盾的事实的存在，因为事实总是由理论建构，没有理论也就没有事实，独立的可以证伪理论的事实并不存在。通过布朗运动与机械动力学的冲突，费耶阿本德力图说明，新的作为反对论据的事实，只能由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呈现。理论发展出与其矛盾的事实就是理论的缺陷，矛盾的事实只能由矛盾的理论提出，因此，费耶阿本德迫切地呼吁多样化。
4、当某种既定体系(理论、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它就会可以贬低其他体系，在“一致”中不断巩固其独裁性。多元化要求我们抛弃对既定体系的迷信，也就是要求我们甘冒“荒谬”的危险，通过客观地对比多种不同的体系，以不断扩展我们的认识能力。考虑到“客观”、“理性”等词汇隐含的“遵守既定体系”的意义，所以费耶阿本德会语出惊人地提请“告别理性”、“反对方法”。其实他与“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没有方向上的区别，只不过，为了强调突破的标新立异到最后却成了他自己的桎梏与累赘。
5、这种思想累赘使得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史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重构，比如爱因斯坦对水星扰动的处理，除了一小部分使用相对论，大部分还是使用经典力学。新旧理论的混杂和引入特设性条件的解题方法，被费耶阿本德看作非理性运用新理论以宣扬其解决问题能力的实例，其实，从水星扰动的计算过程看，什么条件下使用旧理论、什么地方可以引入特设条件，都是受整个相对论思想--或者说高于这个具体理论的研究传统--指引的，看作是“凑答案”的非理性表现并不恰当。当然，这个分析也印证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系统转换的非连续性，即新理论需要在自己的世界图景中重新构造旧理论的说法，还是正确的。
6、伽利略使用哥白尼体系论述塔的落体问题时，就遭遇了新理论与被旧理论安排的事实的反驳。也许他可以采用罔顾旧理论事实的办法，而被费耶阿本德评定为宣传技艺高超的伽利略却使用了另一套手段。首先，他借助一些旧理论非关注的含有一定模糊性的事实区分视在运动与实在运动，从而将操作性从运动概念中分离出。然后，他又不作说明地将这种对比移植到天体领域，为用新理论消除塔落体的疑惑作准备。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这是在确定了新理论的有效性前提下，拼凑证明的过程。从科学理性发展的角度看，伽利略的解释可以看作新理论的理由，但是，科学哲学中确实缺乏对不同理论--研究传统的支撑理由进行选择的动力机制说明，这一破缺点，就成为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抉择观立论的基点。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在不同的合理性“理由”中，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或者当不同的研究传统的解题能力尚无法进行完备对照时，究竟应该遵循哪条道路？即使撇开理性非理性的旗帜争执，这也是科学发展史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坚持“存在即合理”还是“合理说明存在”，又成了理性重建是否合法的路由开关。
7、费耶阿本德把伽利略的“宣传策略”总结为主要的两条：从旧理论支撑的观察报道后退，用更多的形而上学来填充出新的观察报道；当新理论的说明遇到反常时，引入另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进行特设性修正，以拼凑新理论解决问题的结果。提出新的研究传统，为了扩大其论域，也许会先用一些笼统的形而上学型的语句进行解释方向的承诺，但这并不等于问题的真正解决，特设性说明也需要由所属的研究传统提出理由。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什么是系统转换的动力，但提出一个体系和普及这个体系并不是一回事，对后者宣传也许是重要的，但对前者呢？我越来越怀疑，科学史也许是个误会史，只不过千头万绪的误会交织出现在的解题能力界限。唯一的选择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其他可能的可能解题能力限度的可比性？
8、话说回来，做一个牵强的理性主义者，倒不如费耶阿本德那样，直爽地走向非理性。拉卡托斯一方面没有为研究纲领的生命周期变迁提供任何预测性的标准，一方面又竭力坚持理性主义，难怪费耶阿本德要说，拉卡托斯其实也是“怎么样都行”，只不过挂上了个理性主义标签。
9、费耶阿本德试图说明，伽利略用望远镜证明地动说的努力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检验，因为当时伽利略本人甚至都不了解望远镜的机理。用实验检验理论需要一系列辅助理论，包括对象在实验中过程说明、仪器的原理、检验结果的产生过程说明等。其实，把科学看做一种误会澄清和误会交叠的过程，开始时的证据不足并不是一种致命的缺陷，因为按照当时的知识局限，甚至这种不足都不会被意识到，重要的是有人试图在这一路线上工作，而且能拿出更多的一致性。历史主义地考察科学发展史，要求我们不要用后来高度发展的理论状态来衡量早期的原始状态。费耶阿本德还是显示出从标准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过渡特征。
10、当时望远镜对天体的观察结果是令人疑惑的，历史材料也证实，试图以望远镜观察为地动说提供依据的伽利略的实际效果并不成功，由此，费耶阿本德就认为，伽利略除了宣传外，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其实，按此观点看，就算是宣传，伽利略也是失败的，那么，如何看待他的所谓“证据”，又如何看待望远镜由此开端而日益提高的声望呢？
11、一个错误的理论是错误，一个错误的理论叠加多个其他的错误理论并互相印证，就能使这个理论正确？三人成虎只是让受到宣传蛊惑者以为正确，费耶阿本德是否认为，科学的正确就是一群人--掌握专业资源的人都同意的某种“错误的”正确？但科学的地位不是靠欺骗获得的，就象曾经的巫术也不完全靠欺骗获得其地位一样。
12、的确，互相竞争的研究传统往往不是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下互相比较，旧的体系往往会有成熟的结构和广阔的辖域，新的理论在缺乏完备规模的时候与之竞争就不能靠论证和实证的方法，这是就需要一些方法为其赢得充实自身的时机，即拉卡托斯所说的“喘息机会”。但赢得社会机会的方法，只有非理性的宣传和歪曲吗？劳丹所说的显示出某种解题能力的前景，不也是一种赢取机会的办法吗？最值得怀疑的是，即使只能靠宣传，那么宣传者如何获得对所宣传的体系的信心的？难道伽利略是个政治家吗？或者他已经先为自己的宣传所蛊惑？
13、旧的理论渗透到了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费耶阿本德这一点是对的：要倡导一种新理论，就要与融合着旧理论的许多生活方式决裂，问题是，决裂的程度到底如何？
14、如果新的理论重新定义了整个世界构架，那么旧的方法论标准的确不适合作为评价新理论的尺度，但这并不是仅仅靠取消其资格就可以完成的变革，新理论需要提出新的评价标准作为替代。劳丹在这一点上比夏佩尔更完整，单有连续性还不能充分说明标准的变迁，必须要从整个研究传统的世界观进行解读。替代是可能的，把替代看作“不可通约”也是可以的，但替代不是强词夺理蛊惑。
15、新旧体系的替换并不以新体系把旧体系作为一种局部理论而包含的方式进行，体系变迁以后的世界图景发生了完全的改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伸缩。费耶阿本德对于实证主义的套箱模式的批判是正确的，而对证伪主义，费耶阿本德的主要武器是认为依托于旧体系的证伪，完全不能助长新体系。对过于苛刻的证伪主义的这种反动是需要的，但费耶阿本德是否做过了头，以致把科学发展完全解释为无序？无序还是有序，这个问题在明确了对科学史实的态度之前无法确立，而不确立这个态度，又如何对待科学史实？
16、拉卡托斯始终没有说明研究纲领更替的准则，因此他对“喘息机会”的请求缺乏任何可以预测的标准，费耶阿本德由此认定拉卡托斯实际上是对理性主义阳奉阴违并不算过分苛责。费耶阿本德提出的科学无政府主义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作对既有体系压制新思想的反动，是一种解放想象力的呼声，但是，过度地强调无政府主义，是否会造成科学发展的断裂，甚至无理由的遗失科学本身呢？
即使是革命的政治企图也不能保证人类知识的进步，因为政治本身就需要判定是否进步是否革命，大多数自称革命的反动力量也可以在同样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把人类知识发展引入歧途。
17、一种文化系统交融着一种宇宙图景的理解，费耶阿本德对古希腊古埃及绘画和诗歌艺术中的宇宙理解的分析精彩极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倡导一种奇谈怪论，让古怪深入人心，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力。费耶阿本德这方面足以让其他科学哲学家兴叹，更让艺术评论家们汗颜。
费耶阿本德认为，掌握一种文化--一个世界设定模式--就不能套用研究者原有体系的概念和标准，只有沉入那种体系中，用那种体系的概念和标准来思考，才算真正掌握了那种体系，而到了这一步，完全的互译就不可能了，有的只是片面的近似描述。尤其是在起步阶段，由于资料的不充分不全面，很容易落入原有体系的巢臼，费耶阿本德提醒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信仰化的态度，摸索着拼凑着前进。问题在于，这样前进的路数，是否具有主体间性？也许费耶阿本德会说，主体间性就是团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独裁。不断重复的错误还是错误，不可能因为重复而使错误转变或者增殖为正确。
费耶阿本德对夏佩尔的反驳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者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费耶阿本德质问不同系统之间静态的互译性，而夏佩尔考察的是动态的承前启后关系。不过，两者的理论都失之偏颇，而对科学变化的预测性说明仍然付之阙如。
18、一种理论体系和相应的方法标准成为意识形态的独裁，确实会抑制想象力，影响人类知识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科学今天所获得的地位，并不是宣传和欺骗的结果，而是某种程度的自然淘汰结局。“怎么样都行”是否在号召抛弃人类已有的知识基础而倡导原始思维呢？不同体系提出的不同的世界图景究竟不可通约到何种程度呢？陈嘉映教授在《语言哲学》中暗示，不同世界图景的不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外，就汇集为同样的根基。如果这样，不可通约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通约，在共同的根基上，还是存在着通约性和互译性。这是不是知识发展连续性的奥秘所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