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大于天灾

2005年12月8日晚，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用筷子夹起一块鸡肉放进嘴里，跟他同样在东方宾馆餐厅津津有味吃鸡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近维、副省长李容根等省市直属有关单位领导。广东省的领导班子用最直接的方式鼓励市民放心吃鸡。

　　2005年12月11日，山东济南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指挥部联合相关企业在济南市
泉城路上摆起“全鸡宴 ”，请市民免费品尝。参加这次活动的企业共同保证食品安全，并向市民发放防控禽流感宣传材料。

　　隐匿不报——敢于直面——积极应对。中国公共防疫，在几年之内走出这样一条轨迹。

　　非典阴影下的防疫漏洞

　　回忆2003年时的非典，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在广东肆虐数月后，非典才向内地转移。但在这个时间段，不完备的防疫体系没有迅速建立。当疫情迅速蔓延时，一些部门本能的反应是“掩盖”。为此，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辞职。

　　非典疫情前所未有，防疫体系难以应付。这让社会尤其是医疗机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北京西郊一家医院，2003年4月15日这天收治了一名发低烧的小伙子，他自诉曾护理过死于某医院传染病科的奶奶。警觉的医院把小伙子作为非典疑似患者向区里做了汇报。但是，因为区里还没有开辟非典专门医院，只好指示医院自行解决病人收治难题。没有人告诉医院操作规程，医院领导亲自上阵辟出隔离区，医护人员也只能在没经过针对性培训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观察和治疗。

　　4月16日，区里确定了非典医院，病人可以转走了。但是，由于卫生主管部门没有统一购置防护物资，而医院也没有人“先知先觉”，在护送小伙子到专科医院时，院方才发现，他们手里根本没有防护设备，甚至连一件防护服都没有。送行的情景十分悲壮，医院领导带头，医护人员争先恐后，临上救护车时，不知谁拿来几个黑色大垃圾袋，于是，送行的四五个人每个人身上罩了一个垃圾袋出发了。

　　医院尚且如此，普通部门和民众又该如何。无庸讳言，许多人的生命和健康是被公共防疫知识和处理措施的空白夺去的。

　　非典之后，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对“不完善的公共防疫措施”进行反思。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长颢院长认为，公共卫生体制在此次疫情的预警、预防、统计、发布、研究、控制等方面工作存在不足。

　　孙长颢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公共卫生防疫意识都很强。那时，全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动员和组织群众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同疾病做斗争的热潮此起彼伏。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专业研究项目的重点也渐渐有所转移，一些慢性疾病的防治更为人们所关注。

　　孙长颢认为，提倡“预防重于治疗”的健康观念，完善卫生防疫体制、建立合理有效的病症控制机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已刻不容缓。

　　在今天看来，非典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功劳”在于，迫使各级各类公共防疫建设快速建立。

　　在2004年的禽流感降临时，政府、民众就显得从容得多。

　　禽流感暴露农村防疫漏洞

　　禽流感出现后，在政府的严密关注下，各地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扑杀病禽，控制疫区，出台法规积极争取财政补贴措施，这是我国防疫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现。

　　然而接受非典教训，民众见禽变色。市场家禽滞销，鸡蛋价格一降再降。一些养殖户遭到沉重打击：禽类市场封闭，良性运行的市场链条中断，经济损失巨大。由于许多养殖户是借钱养鸡，鸡被捕杀后无力返本还债，产业链条断裂后没有能力再恢复生产。

　　“还是防疫措施不到位，否则事情不应该到达如此严重的地步。”一位专业人士认为。

　　他说，我国部分地区禽流感的蔓延，除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严重等外因，也与我国养禽业高度分散的经营方式、不科学的饲养方式和动物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滞后有关。在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小规模饲养是几千年的传统习俗。面广量大的养殖户，普遍存在因陋就简、管理粗放的问题。不少养殖户禽舍就建在家里，生产环境没有封闭隔离；很多养禽户饲养密度过高，而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又缺乏消毒清洁措施；有的养殖户还搞家禽混养，成倍地增加了动物疫病快速、大面积传播的机会。一些养殖户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频繁使用催生激素，使动物对疫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差。

　　河北省畜牧兽医站对散养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散养户的家禽抗体普遍不达标，成为当前防控禽流感的难点。

　　然而目前，广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农民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和意识，农村动物防疫体系普遍出现“断层”。

　　2005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腾家营村农民秦志军和妻子照常去鸡舍喂鸡。他们突然发现，前一天还好好的鸡，却成排成排地死了。匆匆掩埋了死鸡后，秦志军和妻子先把大门从外面锁起来，防止对人的感染，随后他们马上报告了政府。当天防疫人员就取走了病样。第二天，化验诊断结果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傍晚，家里来了 20多名防疫人员，通知村子即将被封锁，按照流行性疾病的防控要求3公里范围内的禽类都要被扑杀，他家是重点疫点，不仅要扑杀禽类，连设备都要焚烧掩埋。

　　“70多万的财产一夜之间就没了。”秦志军说。但更难受的是周围村民对他的误解。

　　2005年12月6日晚，卫生部通报广西资源县10岁女童唐丽花被确诊感染禽流感。在记者采访时，唐的爷爷说，他家从没听说过禽流感。家中电视年久失修，早已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家里的鸡鸭病死后，唐丽花及父母都吃了。

　　农村动物防疫体系的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历年来，财政对地方防疫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其办公条件普遍简陋，设备老化。投入不足，致使家禽防疫根本无法落实、疫情通报系统等有漏洞。投入不足，对农民的防疫知识的宣传力度就不到位，农民不能充分了解防治知识、认识不到散养对疫情扩散的潜在隐患。

　　在一些县级防疫部门设备陈旧，有些疫病根本检测不出，有的地方政府防疫流于形式，工作人员把检疫工作视作赤裸裸的收费。

　　可以看出，公共防疫的薄弱在经过非典、禽流感之后正一步步被克服，然而，人为的漠视依然是公共防疫的致命死穴。

　　新疆某高校一动物医学教授说，到目前为止，沿海地区有几个家禽养殖的大省都没有报告禽流感。据他获知，那些地方养禽业密度很高，交通便利，其实更容易发生禽流感。不像新疆，地广人稀，家禽散养较多。他认为，如果向上级报了疫情，养鸡户的禽、蛋就卖不出去，当地养殖业会遭受重创，旅游业也可能受到损失；而且一旦报告疫情，捕杀补偿对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财政负担。

　　艾滋病疫情拷问“人祸”

　　一直关注艾滋病疫情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在2000年时，就跟河南一领导商量，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因为公开后会获得很多援助。可这位领导急了，说：“万万不可以公开，一旦公开，就没人到我这里投资了。”

　　因为卖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在河南的创伤尤其严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5万感染者，民间统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张可痛心地说：“这本来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早期行动，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可是，因为某些机关、某些人不愿面对现实的态度，一再错失良机。”

　　1993年疟疾流行和1994年发现HIV感染的问题后，河南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停办血站。可是措施并不得力，大量血站根本不理睬通知，大多数血站直到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

　　1999年，由于艾滋病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帮助。张可说：“这个时期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张可急了，去见一些政府官员，可有人却说：“没关系，过两年死完就没事了。”还有的官员说：“这病没法治，只能等死。”

　　非典后，艾滋病成为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总理亲自过问。但一些地方粉饰太平的做法耽误了实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不仅最大限度地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

　　2005年岁末，本刊记者奔赴零下20度的长春，因为这里的德惠市被发现了一批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无辜者。他们的病因是因为用了一名叫宋国军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宋在患病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血站献血17次，血站一次都没检查出来；医院又把这些血输给25人，也竟然一次都没发现。

　　如今，收治这些患者的当地小医院，医护人员根本没有治疗经验，不懂得如何处理、护理艾滋病人。记者看到，端药进病房的护士戴着大大的口罩，用最快的速度把药放下后赶快逃离。

　　记者询问有关部门是否关注过这些患者时，得到肯定的答案，对方甚至发誓说已经深入调查多次，问题正在解决。然而记者发现这些“调查者”竟然从没见过任何一名患者。

　　无数事实说明，人祸大于天灾。把人民的生命健康置于最高位置，是公共卫生防疫的根本，这远比亲口吃鸡更有说服力。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