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家:邓小平会如何看现在的中国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FT)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家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主编

张力奋：马丁，不久前你再度到北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者与智囊人士多有接触。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现在,已过去整整三十年，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改革也至少运行了二十五年。往回看，你觉得，就其经济的运行与业绩看，中国现在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马丁·沃尔夫：第一，当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过去20多年，中国的GDP增长始终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水平,这是难得的。不过，话说过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经济底子薄弱的穷国来说,它的基数很低,所以发展潜力应当很大。目前，中国人均GDP和国际价格水平还不足一个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因此，它在提高生产率和产出方面，应有很大潜力可挖。

第二，中国非常成功地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吸引了巨额的外国资本，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相当之高，一直是很成功的出口平台：它目前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它正在生产众多数量的商品，正尝试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力。与脱胎于前苏联的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中国生产的商品数量巨大、拥有全球竞争力。同时，人民勤劳，对知识与教育充满饥渴，这无疑是最重要的资产。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存有缺陷，中国显然也存在缺陷。但它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从全球获得资源等方面来说，它做的还是相当不错。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都是经济运作体系中积极的、强劲的因素。

张：西方国家习惯将中国的改革路径过于简单地归为“中国模式”。这样一种发展模式，20多年曲折中走过来，你是否觉得，早已卡到某个瓶颈口？换个说法，这种发展策略的优势与良性因素早已呈现，现在是问题浮出水面，该审视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弱点了。

马：我认为，有三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些弱点彼此关联。

首先，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技能和应用能力，特别是中国出口的成功，它对国外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很高。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实话说，我认为目前的情形仍是如此，尽管有一两个例外。很大程度上，中国目前仍是个出口平台。一些批评人士会说，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中国，其真正的问题，就像是东南亚或东北亚，同样依赖于资本流入，当下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比如说印度——出现的时候，这种竞争优势就会消失。这是它第一个大弱点。

张：所以，根本而言，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目标，靠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完全靠不住？

马：是的。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依赖出口。许多做得成功的国家也依赖于出口，但中国的出口也对外国机构有很大的依赖。在其所有的出口当中，大约50%- 60%来自于那些外资企业，对外国技术和外资的依赖程度很高，这种状况可能难以持久。从长远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增长过程，必须植根于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技能。所以这是个大弱点。

中国经济体系第二个大弱点，在于其对投资的极度依赖，不仅仅是高额的投资，而且是不断稳步递增的投资，但是其消费的增长却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我不清楚这种情况将能持续多久。

第三个弱点，是中国对于各类资源使用的高度密集，其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某类资源的价格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其利润就会受到挤压。

我自己的猜测是——不管怎样，只是个猜测：中国经济还有10年到20年的快速增长期。我很难想象，如果不展开深层次的改革，中国能否在20年之后继续包持高速增长。在那个分界线来临前，很多问题可能变得更严重。

张：马丁,刚才你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作了描述。不过，对中国的决策层，西方的政界商界人士，他们可能更注重当下或者近期，你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战略或者战术有何评价？有何薄弱环节？

马：我认为，如果将各方面的制约因素都考虑进去，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很不错的，不存在什么弱点。不过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制约力在于中国会尽其所能，倾其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部分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本生产结构很薄弱。从中国建国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很完善的国内产业结构。所有考虑到以上两点制约，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在我看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能将中国高度融入全球的经济体系，向外资开放，开放沿海地区。与韩国和日本不同，中国尽管存在对贸易的依赖，这是中国可以寻求的唯一战略。因此说，考虑到这些制约因素(特别是根本的制约)，中国的经济战略已很好。与以往一样，中国仍在起步时遭遇的一些问题中绕来绕去。

张：中国领导人在建国方略或思路上出现很大转变。毛泽东49年后受苏联影响，对新中国的政经社会制度及其运作管制有宏大的意识形态蓝图，包括很多细节的设计。而1978年后，邓小平的开放改革，不管黑猫白猫，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长于务实与功用，疏于宏观设计，走一步看一步，走两步退一步。邓小平若在天有灵，对25年后的中国现状是否也会感到陌生或惊讶，难以想象他当年一场为国人求取温饱的革命，最后诞生了一个新兴经济大国。某种程度上说，可不可以说，中国改革路径存有某种偶发因素？

马：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是让我揣摸邓小平当年的想法。我不知道他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变化会怎么看。在我看来，他的话非常简捷。我觉得一些细节可能是偶然。但在大的方向上并非偶然，显然并不只是事后诸葛亮。我认为这种战略甚至在当时就已经十分明确，他们所努力去做的，就是说，是这样的思路：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国，混乱时期已经过去。历史上，我们曾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国。现在我们必须让中国变得繁荣，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呢？我对邓小平的理解是，必须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压制市场的力量将是一种灾难。如何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

第一，必须解放农业，因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解放农业开始。第二，历史上，中国一直占世界经济很大的一个比例，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只占世界经济一小部分，而不是很大部分，是落后的部分，而不像历史上那样曾是非常先进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进入现代市场，那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于是，这一切又完全顺理成章。所以，在我看来，在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建立一个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解放农业、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其大方向都是理性的。当然这个改革的行动从未说明为何一定要这么走。而它理所当然地缘自邓小平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

张：近年来，你见过一些中国官员，特别是主管经济决策、贸易或银行事务的官员。你印象中，他们对中国经济在全球突兀崛起，国际的政经影响力剧增，是否有些措手不及，并无充足的心理准备？

马：首先，我猜想，他们一定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感到惊喜。从技术层面讲，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子比较艰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经济上有很大起伏，经济增长率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为疲弱些。所以，我想，最近5年的感觉一定很好，有很多惊喜。我想，之所以没有改变经济战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多少被低估的汇率。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

我想，当你与中国官员讨论问题时，他们肯定多会讨论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中国国内的诸多问题与巨大挑战，他们知道应当做什么。

而突然间，因一些偶发性政策决定而带来巨大影响，例如1994年的汇率事件，1997-98年坚持不贬值的决定等等。随后，因中国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使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了中国的潜在影响力。我想，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很大影响力，是很合理的事，但是中国官员一开始并不真正理解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我想，他们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如同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样，就是埋头苦干，继续增长，继续发展，关注自己的国内问题。25年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现在这就是他们的态度。

但问题是，世界并不会让中国独善其身。我想，他们正面临的问题，既独一无二也是前所未有。虽然美国的崛起有点类似，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严峻。因为中国很大，即使在中国还很不发达的时候，它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我想，国际社会加诸于中国的责任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是个意外，并不完全是种惊喜。

张：所以，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准备。在惊讶中国经济成功的时候，他们只是在被动地承担新的国际责任与角色？

马：我想，虽然中国早在5年前加入了WTO，但仿佛近在“昨天”。我认为，中国尚没有为此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你可以看到，不仅经济上如此，在外交政策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且并不完全明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带来多少担心、焦虑、紧张、忧虑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