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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幽幽。”
《秋蝉》，原版的声音，应该是两位重唱女声，杨芳仪与徐晓菁。
1981年，杨芳仪、徐晓菁共同推出了校园民歌专辑——《听泉》，当年她们才只是东吴大学日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这也是台湾第一张重唱专辑，在民歌的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当时，杨芳仪是校内合唱团员，而徐晓菁则是教会唱诗班的成员，一把木吉他，自然的唱出合声，默契非凡。
不夸张地说，这个声音，直接影晌着八十年代的“百合二重唱”、“南方二重唱”以及九十年代的“锦绣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组合的发展。
说到杨芳仪、徐晓菁，就要说到新格唱片，说到台湾的金韵奖，和民歌运动。
民歌运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很难说。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一九五○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热门乐团，不过几乎凊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乐在六○年代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替青年时代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力的代言，而Bob Dylan（就是答案在风中飘的演唱者）和Joan Baez 社会意识强烈的民谣歌诗，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台湾知识青年曾经产主极大的冲击。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带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问大家：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台湾，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七○年代初，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文学气质浓厚、又充满着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渐渐被一种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内容多半在描写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春情怀，这个时期出片的歌手年纪都很轻，多半自己也还在念书，并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写歌，他们透过一场接一场的演唱会拉近和学生群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些好记好唱的歌，对一般年轻人其实是更有亲和力的，随着“校园民歌”，大受欢迎，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把吉他，一有空就一群入围在一起拿出小小的歌本练唱。
1977年，“金韵奖”在新格唱片公司的推动下产生了，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空前的盛况把这股年轻人的创作风潮带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全盛时期，金韵奖一年有好几千人报名，能够在热烈竞争之后脱颖而出的也都是实力坚强的顶尖人才。从包美圣、陈明韶，到邰肇玫、王海玲、齐豫、郑怡、王新莲、施孝荣、李建复、黄大城，一大串优秀的歌手和候德建、罗大佑等创作人就此横空出世。随后，海山唱片也不甘示弱地推出“民谣风”比赛，加入对校园歌手的挖掘，也推出了诸如蔡琴和苏芮等名歌手。从此，商业体制全面接管民歌运动。
一九八二年，金韵奖在第五届之后停办，正式宣告了民歌时代的结束。同时滚石跟飞碟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成立，罗大佑和苏芮分别替它们打下了半壁江山，也开辟出跟民歌完全不同、却也充满新希望的音乐路线，进入八○年代中叶，“民歌”渐渐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但是早年根植下来的基础让台湾的流行音乐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雄厚资本。如今台湾能在东南亚乃至大陆地区创造出流行音乐的龙头地位，全赖民歌运动奠定的坚固基础。
我无意于做什么音乐研究，当我顺着《秋蝉》梳理台湾民歌的脉络时，更象是目光蒙胧地看着自己走过的一段路程。
第一次听到和唱到《秋蝉》的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为了能够在单位那简陋的舞台上作表演，我对着哥哥那部“三洋砖头”苦练不已，连歌词也得一句句猜出来，记在本子上，到现在也不知道唱得对不对。补充一句，那时听到的就是刘文正的声音。
那是一个欲赋新词强说愁的年代，也是一个单纯似水的年代，我只知道，它的歌词写得象我的小本子上自已写下的一段段断句。我甚至会带着几分欢快的情绪去唱它，因为我看到许多同学艳羡的目光。而现在，我绝不会在K歌时唱起它，不会在聚会时唱起它，只是把它放在这个没什么人来的博客里，让它随性情飘动，因为那只属于一段回忆：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展翅任翔双羽雁，我这薄衣过得残冬......
换句话说，要娇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别去打扰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