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崛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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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日本2006中华年活动的举办，中日两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交流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和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科技史委员会联合于2006年11月26日在我校举办“2006年北京日本科技与社会论坛第一次会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博士作了题为“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战后日本科技崛起之路”的学术报告，图文并茂，激情澎湃，博得在座的近200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耐心聆听，广泛共鸣。周程博士曾多年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获得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结合自己的经历，主要从自助创新和技术引进的视角对战后日本科技崛起之路进行了生动详尽的论述，分五个部分展开：1.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与自主创新；2.战后日本的出发基础；3.战后初期优先发展的造船业；4.50年代兴起的半导体产业；5.战后日本科技崛起的启示。

    日本和我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很早就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友好交往。古代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生活习谷对日本影响深远。进入近代，日本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也曾遭到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曾受到西方列强经济的染指，也曾进行反列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据资料统计，二战中，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毁于战火，40％的城市建筑成为瓦砾，失业和半失业人数达到1300万，失掉家园和流离失所者达3000万。以战前1935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水平的100％计算，1946年下降到28％，工业设备90％被闲置，生产资料的生产仅为10％，消费资料的生产为30％，农产品1945年仅及1937年的一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日本经历了惨烈的二战之后，只剩下一片“废墟”；因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日本战后的再度崛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百年来日本之崛起，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说是奇迹还是低估。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闭关锁国、文化落后，百年前谁也想不到日本会奇峰突出，让亚洲和世界为之震撼。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日本全球出击”、“日本取代美国”之呼声响彻全球。日本企业之无数管理创新，成为各国效仿之典范；日本制造之“轻薄短小”高精尖产品，所向披靡；松下、盛田、本田等数之不尽的日本企业家，成为家喻户晓之英雄。最近十年来，日本似乎大势已去，韩国、中国之崛起似乎已然抢走了日本的风头。

    战后日本崛起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启示之一：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技术立国”。战后初期的日本几乎进入“石器时代”，民生凋敝，物资极度匮乏。但在二十年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靠的就是“技术立国”这四个字。日本政府注意到，要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跻身强国之列，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有泽广巳在主持“日本复兴计划”过程中，推行“倾斜生产方式”，不计收益得失，将有限的物质资源集中投入在煤炭、钢铁、电力、化工四大重工行业，严格限制轻工业发展，部分轻工业由于无法从内循环的重工业体系获得资源而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极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又使农民被迫承受很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只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由于重工业在初级发展阶段具有内循环的特点，很少提供最终产品，自然也就没有利润，日本政府用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帐面亏空，现金、存款、国债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上层与人民同甘共苦，绝不先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日本再次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战败虽然使日本丧失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财富，但人才犹在，希望犹在。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物质财富可以被摧毁，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工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改造照相机。工程技术人员日以继夜、以厂为家、不计报酬、默默奉献，在基本的食品配给都无法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使日本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工业重新运转起来，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并将日本逐步推入“黄金时代”。

    启示之二：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道奇计划之道奇也，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即道奇之杰作。“这个汇率出台后，日本便以这个汇率作为日本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一汇率稳定了日本的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日本的出口，复兴了日本经济。”（吉田茂语）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日本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对本质工作均抱着尊敬态度。”浅尝辄止、短期利益、多赚快钱、什么好赚就做什么，乃至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态。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基本精神。

    启示之三：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笔法国早10年。目前，在我国13亿多的人口中，文盲还占相当的一部分。可见，普及初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当然，启示还有很多，这里仅仅是一部分。

    另外，报告后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三位秘书长及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们一起用餐时，王玉平提到了从专业的视角看社会及从社会的视角看专业，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