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之路

中国民主之路

微子

        随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世界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也不例外。无论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关心中国事务的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这一难以回避的问题。100年以来，中国几代人几次为民主而铺张，改良、革命、抗争，多少仁人志士甚而为之流血牺牲，然而中国的民主仍然遥遥无期，使渴望民主的中国人、渴望民主的知识分子恨恨，中国的民主之路何其难也。原因何在？海外主流思想认为根源出于中共不肯放弃的一党执政。其实，也未必然。我在北美去北京，至少可以选择两个方向，多条路线，当然，最经济的路线可能就一条，但最经济的路线行不通时，为什么不另辟蹊径呢？也许沿途更有收获。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显而易见在两岸，中间有一条难跨之河。过河之法有三，一是造桥（或造船），桥（船）造好了，大家平稳地过去；二是涸河，河水干了，人们一拥而过；三是大家学游泳，都学会了游泳，群起而游过去。康梁类的改革是第一法，孙中山的革命是第二法，李光耀的60%以上达到中产阶级是第三法。本文的方法是一部分人先过去，一部分人仍然留在此岸，两岸同时发展，最后相互融通，和衷共济。
 
       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已经完成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进程，其方法是军政—训政—民主政制。那是两岸共同的国父孙中山的政治遗愿，大陆中国可以引以为鉴，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为促进中华之进步，放下架子，学习一下自己的兄弟又有何妨。当年蒋介石党私过重，乱杀无辜，激起了血性青年愤而燃起共产革命之火，蒋介石玩火自焚。以至民主进程走向了歧途。今天，我们是否也要防范民主革命之火再次烧来呢？审慎！

        100多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民主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内务事务，它关系整个世界走向，以及人类的进步，所以，制定中国民主之路，必须着眼于世界，在未来的世界中，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在那个世界中应该具有什么姿态。了解未来世界的形态，也就能准确定位中国自己。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之将要出现的就是全球教育一体化，进而就要发生全球管理一体化，以至于全球全面一体化。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将出现一个增加，一个减少。什么增加，自治政府的增加，什么减少，独立国家的减少。多少年后（应该在100年以内），世界将有可能分为几个大区域性的国家而成为区域性政体核心，比如北美合众国、南美联邦、欧洲联邦、中东的伊斯兰帝国、南亚的印度联邦、东亚的大中华共和国、非洲的共和国联盟等等。中国民主建设的目标就是在东亚建立一个可以协调各民族、各政体的政治核心。

       而现在的中国能否成为未来的东亚政治核心就要看中国的民主道路是如何走。你走的不对，你做不好，那这个政治核心说不准是大和的，或者是大韩的。中国的历史上元清两代就分别为蒙古族与满族占据统治地位嘛，哪个历史学家说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未来的世界绝不是强权的世界，而只有一个共和共融的政体，才是有希望成为政治核心的政体，党私、族私、国私都会在那个人人崇尚民主、自由、共和面前自惭形秽。东亚的各个族裔和当前独立的国家应该看看现行的欧洲、欧洲的欧元、欧洲的议会，大欧洲的联合就是未来东亚的样式。就是人们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在一起，而绝不是武力征服。
      
        我在前面提到两个概念：自治政府与独立国家。这两个概念是大家经常谈到的，不用我再去下定义，但是，这两个概念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因此，我要用相当的篇幅来谈论它。

        中国当前有五级政府，中央政府（国家）、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现在的民主国家有三级政府，典型的如北美有联邦政府（国家）、省（州）政府、市（县）政府。中国的政府是树状结构，一级服从一级，这是专制国家政府的典型特征。北美的各级政府不具备服从关系，而是分权自理，各自负责自己的权力范围与权利职责。中国政府是从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派遣官员，北美政府是各自政府选出自己的政府官员。中国的政府是下一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负责，北美政府是对自己管辖的民众负责，向下负责。中国政府除中央政府处于“自治”状态外，其他政府都没有自治权利，北美的各级政府都处于自治状态。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具有众多自治政府，包括中国台湾，在走向民主之前，也是各县市自治，从而推动了民主进程。

        毛泽东的共产革命的结果事与愿违，共产革命的目标是消灭阶级，而中共建国后，增添了阶级。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华５０００年政体形态的演变。黄帝――周赧王历经２０００多年，经五帝（４００来年）、夏（４００年）、商（６００年）、周（８００年），那时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和多个（多时达千余）自治的政体――诸侯国，也就是两级政府，借用现代政治的概念，当时属于共和政体。后来人多了，资源有限，开始是小抢，你占我一地，我夺你一城，后来是大抢，从春秋到战国，赢政作为东亚第一大盗，胜而为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制帝国。秦始皇采用了郡县制，废除了诸侯国，也就是取消了地方自治。从秦始皇――宣统又历经２０００来年，政体的形态基本是朝廷（国家）、府（州）、县，三级政府，三级政府是树状结构，一级服从一级，最后全部服从朝廷，典型的专制政体。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后，发展了始皇帝的专制政体，创造性地制定出五级树状政体结构，并且在某时期达到六－七级（中央、省、地区、市县、公社、大队、小队），同时并行另一套不是政体的政体――党组织，党组织在中国乃六级树状结构：基层支部、乡（镇）党委、县（区）党委、市（专区）党委、省党委、党中央。如此森严的组织机构，如军队何异。同时，中国的公务员从上到下为２１至２３级。以消灭阶级差异为目的的共产革命如此扩大了阶级差异，对共产革命的领袖们是不无讽刺的。如果说毛泽东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同时创造性发展了秦始皇的帝制。

       目前中国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奔走呼吁中共政治改革，要求放弃一党专制，实现宪政民主，多党竞争，其实这是百年中国对民主诉求的重复，这种重复总是以无结果而告终。中国的民主之路不是自上而下的哗然大变。那是不负责任的选择，每个当政者都不敢轻易去做，未必赢，输不起，前苏联剧变导致经济崩溃是摆在眼前的例证。中国的民主之路应该从基础做起，从现有的状态做起，能否做到衔而无痕的政治改进，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选择。

        胡温执政以来，大面积合并了乡镇，减少乡镇几近５０％，这种政体改革应该说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这种改进还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中国当前应该实行政体重建，而不是一般性的政治改革。第一、在威权之下，构建共和政体；第二、消除中间政府，建立自治的完全政府；第三、取消树状管理政体，借鉴北美的治国方略，实行分权制度。第四、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中央政权的基本形式，即政改分层次进行，首先从基层做起。第五、在自治政府内逐渐完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制度，权力制衡制度。

       具体方法是：第一步，市县同级，取消市管县，将市县定义为完全政府。完全政府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政府，以及独立的司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主抓选举、立法与公务员甄选等三项大的事宜；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政府事务的专业咨询，实现民主管理；独立司法部门在不受其它权力部门干预的情况下公正司法。第二步、取消县内的乡镇政府和市内的区政府的完全政府职能，转变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不设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也不设立独立司法机构，由县市的独立司法涵盖。具体的日常管理方法应该多引进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的一般管理方法。第三步，取消省一级的完全政府职能，省政府转变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称为省行署，负责国家在地方的事务。那么同时取消省人民代表大会与省政治协商会议，省级的独立司法将由未来的中央政府的独立司法涵盖。通过以上的政体重建，将现有的五级政府转变为两级政府，同时取消现行的２０几级的官僚体系。组建两大体系公务员制度，即国家公务员与政府公务员。两个体系的公务员没有级别的差异，仅为体系的不同，不具备领导与被领导的责任。届时中国的公务员不会超过５个级别，最理想的是３个级差，高干一词将成为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一个词汇。这就是本文提出的中国民主之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专制的国家与民主政府共存的局面。也许经过一代人到两代人的踏实工作，历２０年左右的时间，一个民主的中国就水到渠成了。

      关于独立国家问题，具有自己的国防军队，行使独立外交权力的国家为独立国家。当前，某些小的国家，如欧洲的梵蒂冈，南亚的锡金等等，不设立国防军队，甚至不行使自己的外交权力，这些国家仅仅是是主权国家，而非独立国家。独立国家过多是世界不安宁因素之一，也是人类自我耗散的一种形态。它是世界性的强权与霸权的衍生物。如果世界格分诸多自治政府，大家都尊重各个自治政府，严格保护每一个自治政府，每一个自治政府都在任何情况下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扰与打击，那么，很多小的民族、小的国家为什么还非要健全独立国家形态呢？他们会用更多的资产去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不再在军费方面进行不必要的开支，当前的很多独立国家就可以逐渐退而为主权国家。

        中国当前有２０００多个市县，将建立２０００多个自治政府，小的自治政府为１０－１００万人口的１０万级政府，中的１００－１０００万人口的百万级中型政府，大的如北京、上海、天津为１０００万以上人口的千万级大型自治政府。诸多政府自治，分权管理民生问题，发展地方经济与文化，地方政府不设军队，不行使独立外交权力，享受世界经济一体化，教育一体化的成果。试问，届时台湾还有独立的必要吗，台湾本土人民就不会答应那种没有必要的独立，西藏还需要独立吗，达赖最近就说过，西藏在经济如此强大的中国中不想独立，仅仅需要自治。我想，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政体中，任何需求独立的个人与团体除了其个人野心之外，不会有任何人民基础的，不会得到任何人支持的。

        胡温执政前，风闻温家宝的政体重建方略是取消乡镇政府，增加中国的省一级政府的数量，这种思维定势较其前辈政治家相比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思维定势，其走向可能是北美的三级政府，我很赞同的。但是，应该再继续开阔视野，扩大胸怀，必须自视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大国，以大国领导人心态去定位自己所领导的国家之未来。

        那么，我为什么提出中国实行两级政府而不提倡北美的三级政府，是想标新立异吗？不是，本文提出的建立两级政府有以下几点技术支持：第一、现在的信息技术是如此的发达，以至于地球村不是一个浪漫的概念而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一个万里之邦的国家首脑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用眼睛看着管理自己的辖区。上古时期黄帝采用两级政府的管理方法是当年他们管理的地面他们可以驾车用月余时间巡视一遍。而秦始皇不设立郡县制就很难钳制他的统治区域，因为秦时代地面大了，人也多了，郡县制应该是当时期最佳的选择。今天的交通与通讯技术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即日可达我们的任何一个领地，为什么还要多层次管理而浪费我们有限的资财呢？所以，两级政府的提出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美国建国是在200年前，我想如果是在今天，它很可能也选用两级政府；第二、在中国，省级政府权力过大有割据之隐忧，中国历史上藩臣割据比比皆是，刚刚过去的北洋政府就是因为军阀割据而使民国流产。西藏等一些地区强烈要求自治，我们给其名而不予其实，盖因于此。因此，两级政府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第三、设三级以上政府，就容易出现中间政府，中间政府是体制腐败的最大成因，什么是中间政府，就是夹在两个政府之间的政府，这个政府下不对民众切实做事，上不决策掌控全局。这个政府必须看风使舵，像个去势的男人，有政府之相，而无政府之实，共产党批评的官僚主义就萌生在这块土壤上。狠点说，中间政府就是一个太监政府，在这个政府工作的人又多么像太监！多少好端端的中华男儿，就在中间政府中窝窝囊囊、委委屈屈丧失了智慧与天分。第四、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产英雄的民族，一个民族因为有了他们的英雄，才有了这个民族，才有了这个民族的骄傲。美洲的印第安人看不到他们的英雄，就看不到他们的历史，当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在政治历史中消失了。当代中国具有英雄情结的英才大有人在，但是，他们踏上英雄之路走起来是多么漫长啊，从第２０几个台阶走起，无数英雄折腰于中低台阶之上而使他们怨怨、怒怒。而今撒向人间２０００多个英雄的坐椅，这些英雄们还有必要在仕途的商场上杀杀、买买吗？他们昨天可能是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企业精英，明天可能经过竞选而成为一个地区“诸侯”－县市长，从而满足了一个人的英雄情结，他（她）为了博得一世英名，必须努力工作，从而造就一代中国的精英政治。多年前我碰到一位农业副县长，他推心置腹地说，能坐上县长的位子，一生就不算怀才不遇了。我想，在未来的自治县做一任或两任县长，足可抒发其一生的政治抱负，他（她）还有必要在２０几个台阶上苦苦奋争吗？由于英雄仕路广开，也使国家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走向平和的揖让，国能不泰，民能不安吗？第五、３０００年前，周公旦说，“率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公之所以敢那么大胆说，不是其武力对天下的钳制，也不是想囊私天下，而是其温和的、儒的政治是那么符合天下之人，必然导致天下归心，天下归一。在东亚的中华文化圈，儒佛意念已经根深于民心、民志、民行，一旦建成共和政体，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的大中华文化必将永立东方，成为世界文化一株参天大树。

        建立自治政府对中国有几个益处，首先，我粗略算一下，两级政府比五级政府将节省300--500万编制，每个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每年2万元，将节省财政600--1000亿元人民币。第二、民主需要实践，中国由于2000多年的帝制，人民习惯于服从，习惯于拜在“青天”之脚下，屈侮难忍就采取过激行为。然而，有了自治政府，通过政府自治，政府直接与人民对话，人民可以通过地方选举、独立司法，逐渐学会使用民主，提高自身的民主修养，从而为民主中国奠定基础。第三、地方实行自治，不影响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仍然在威权下开展日常工作，达到改革衔而无痕的目的。第四、威权之下，执政党不受冲击，也便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建设与完善。第五、中国可在平稳中进入世界主流文化之中而不再遭受攻击，也使得某些外强难以继续打人权牌、台湾牌、西藏牌。

        最后谈一下实现共和政体的硬件保证。第一、实现这个共和政体是借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东方式共和政体，学习西方是必须的，但是不能照搬，因为东方人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人的传统文化有相当大区别，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要在现有政治的基础上衔而无痕，因此，要设计自己的程序，走自己的路。第二、要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做后盾，这个力量是强大的国防、和谐世界的外交能力、世界经济的参与能力，以及全球一体化教育的实施力度。在国家范围内消除党争，即国家的中央集权与地方的民主共和同步进行。实行在威权之下的共和政体，而国家体制改进放在最后。几十年后，看运作情况，由那时的中国国人去决定。第三、先试点，后推广，不要操之过急，目标明确，摸黑前进，总会亮天的。第四、坚持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果这种改革危及经济发展，甚而危及国家的生存，那么必须调整、甚至等待。第五、当前的中国是我们５６个民族的，我们这个大家庭应该越来越大，不能越来越小，因为这个大家族担负着世界和平之重任。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个人，每个团体，包括台、港、澳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甚而中华文化圈中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共视这一目标，减少人私、党私，别打人、少骂人，多研究问题，因共和而民主，因民主而自由，因自由而大同。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明确的，需要明智的中国人、中华人、中华文化圈内的各族裔人民同心协力，建立东方之大同，世界之大同。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