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炉匠·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故事了。那时北京比现在小，中关村是郊外的一个几户小村，周围到处是庄稼地，果园和坟地。红楼区是中关村最早的建筑群，中国科学院的宿舍区，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建成。在那“日产千吨钢，亩产万斤粮”的日子里，共和国的领导者大笔一挥，就在北京西郊的农田上绘出了未来科学城的蓝图。这边成熟的高梁玉米还未收割，那边在被征用的黄土地上就刷地盖起一大片红砖楼。与此差不多同时又在稍微偏北的地方盖起一大片灰楼。这样就有了所谓“红楼区”和“灰楼区”，总共有七十余座。从地理上讲，３０余座灰楼处于北部，称为北区；另一些灰楼和其它红楼位于南方，称为南区，中间隔着一大片空地，被一些小工厂和仓库占用。我一直怀疑这片空地为何不盖房子。４０年之后这迷底才得揭晓，空地变成了宽广的四环路，足见当时设计者的眼光之远大。
那时父母都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在迁往中关村之前，物理所在北京城里的东皇城根，我们家住在东四七条。在我四五岁的童年印象中，有胡同中“大树小门”的家园，门外卖糖果的小铺，胡同口外车水马龙的大街和叮咚来往的有轨电车。５９年春节刚过，小胡同中处处传着两个时髦的名词，一个叫“西郊”，一个叫“中关村”，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这就是未来世界的代名词。就这样，我在做了几年“小胡同串子”之后，带着一口清脆响亮的京片子来到了中关村。徒迁之日是５９年四月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父亲带上全家踏上征程。先坐“四路环行”，到平安里再换乘３１路公共汽车。父亲是书呆，先研究过地图，发现到清华园下车比到中关村站近些，我们就在清华园站下了车。当时天空乌云布满，不时瓢下细细的雨丝。父亲带着我在前疾行，妈妈领着哥哥，奶奶抱着弟弟远远跟在后面。那时宿舍区外面的路还未修好，煤渣的路面上是一个又一个的水坑。父亲不时地把我拎起，越过一个又一个小孩无法逾越的水坑。一边口中还念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就透过睫毛上的鼢细雨，看到了怒放的杏花和艳红的酒旗。走了一会，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崭新的楼房，被春雨润透的红砖格外醒目。见惯了土墙四合院的我也一下子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的新家。
我们的新家是６４楼３０２号，在三楼。那时不少人喜欢一楼二楼，以便在楼下开个小菜园。住三楼的要想提洗菜水浇地就费力多了。但父亲是个书仙，谈起学问津津乐道，对种菜之类的俗事却无兴趣，因此住三楼也无妨。那红楼每座有四个门洞，每个门洞有十二个单元，都住了科学院的知识分子，每家差不多都有年岁相仿的孩子。我们一下有了许多小伙伴，真是高兴极了。每天下午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一群孩子在一个小松树林玩“换树”。即每人占一棵树，十个人就占九棵树，留下一个人来抢。孩子们互相冒险换树，有时三四个人连环换，真是刺激极了。最不能容忍的是几个人联合坑一个人。那时年纪小，挨一次坑恐怕一生一世对人的信任程度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很多游戏比如“逮人”，“老狼老狼几点了”之类。每天在金色的夕阳中欢天喜地喊成一片，直闹到夜幕降临，看不清人影儿了才罢。回家吃完晚饭，还常常串门，倍感胡同中没有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样性）。首先别人家的家具都很新奇，一样的桌椅板凳，书架床铺，摆在别人家就新鲜，自家的就显得土气。在生活习惯上也各有不同。我们北京的孩子睡觉前只刷刷牙，毛巾胡乱抹一把脸就行了。可江南的小孩们还要操着吴侬软语，罗嗦地互相监督“洗屁股”。还有各家的游戏也不一样。我这类北京胡同里的串子只爱拍洋画，玩弹球，赌羊拐之类的玩艺儿。可南方的孩子居然爱玩跳棋、五子棋之类的阳春白雪。家长留过洋的还常常有八音盒，立体镜之类的泊来货。各家的语言也不一样，小孩子在外面全讲一样的普通话，回家就象变了个人一样，一口“外语”，外人完全不知所云。那时年纪小懂得兼收并蓄，还未培养出北京人排外的坏毛病，故也没有“南蛮，北鞑”之类的歧视。串门时推门就进，别人也把自己视为家人，从无留下吃饭之类的客套。父亲曾多次严肃地教训我到人家一定要先敲门。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学会，闹得我几十年后，直到现在敲别人家的门时还紧张，要先清清喉咙，正正风纪扣。
住下一两个月，周围环境熟悉了，就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去探险。那时红楼区外都是庄稼地。在大片的田野中有东一片西一片的小松林，是明清时代有钱人家的坟地。讲究一点的还有王八驮石碑。盖楼的时候还挖出不少白骨。这一带大概风水不错，“上风上水”的，是太监们择墓的首选。据说中关村原来叫“中官”村，中官是老辈儿们对太监的雅称。红楼区中小松林隔不远就是一个，我们楼旁玩换树的小松林就是在盖楼时保留下来的。有一日站在朋友家的阳台上向东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个村落。我看到一只“狐狸”跑来跑去，就招呼小伙伴们一声呼哨跑下楼，向那村落跑去。到了才发现那“狐狸”原来是只大黄狗。它大叫着向我们扑来，大家一轰而散都逃了，可我却因弯腰提鞋慢了一步。本以为那硕大无比狗会一下子扑上来把我吃了，可它却站在原地吠叫不动。后来才知道农村的狗都是“狗怕低头捡块砖”，它误认我低头提鞋是在捡砖头，我也从此不怕狗了。多年来我曾多次忆起那次与狗的遭遇，后来认为那狗蛮聪明的，因为农村那些顶天立地的大汉们遇到恶狗从来不用心虚的捡砖头，而是把脚上踏拉着的臭鞋一把抄起，朝狗抡去，再跳着一只脚去捡。
我们在那村里认识了个孩子名叫强子。他常常带着我们在玉米地中的小径上飞奔，宛如在迷宫中穿梭，出来一看才知到了个新地方。他还把我们领到他家，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把新蒸的窝头掰成一块一块请我们吃。他问我“这窝头怎么会这么甜，也没搁红糖也没搁白糖？”我好象在此之前听说过，当年的玉米面蒸出的窝头就是甜的，于是不假思索答曰“本来就是甜的”。强子就厚道地说“对了”。强子他爹在生产队干活，经常赶着马车到我们楼区的粪井里去掏粪，为菜地上肥。待我们上了小学，和强子的联系也就断了。几年后他长得人高马大，在文革中听说他犯了事，当了“流氓”，被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别人管他叫“臭嘴大白薯”。我心目中明眉皓齿的小强子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５９年夏天，在疯玩了几个月后妈妈就张罗着把我和哥哥送进幼儿园。那时南区只有一个幼儿园，分大中小三个年级。记得第一天妈妈带我去面试，趁老师与妈妈谈话时我就在院中跑来跑去，冲上高高的沙堆。口中不断自言自语还时常冒出一些脏字儿。我那时还讲老北京话，把普通话中常用的“你丫的”说成“你烟的”。依现在的标准看我那时就算是多动症了。但老师对多动症倒不十分担忧，却很怕我把那些骂人的话传给其他小朋友，作出不想要我的姿态。后来不知怎么我还是如愿进了“中二班”。那班上的小朋友在四十多年后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大都升官，发财，当教授，秃顶，退休，脂肪肝了。但愿我的语言天赋帮他们在漫漫人生中舒解过尘世的压力。
过了大半年，听说又要搬家了。这次只搬到１００米外的另一楼。原来这红楼区中有四座特殊一点的楼，只有三层，三个门洞，每个门洞九个单元，三间卧房一客厅，木头地板。而其他的楼都是四层四洞十二家，没客厅洋灰地。这高级一点的四座原是为苏联专家盖的，但后来觉得他们在友谊宾馆住更方便些，还有西餐厅，“普兰德”洗衣店。更重要的是房内有热水，这是中关村无法克服的困难。住友谊宾馆虽远些，但各所总有“华沙”牌轿车接送，反而更有礼遇。于是这四座楼就空下来给国人住了。好像当时这高级楼房租要五元多，较贵，房多也不实惠。别人就说服父亲搬家，腾出了６４楼３０２单元。
我们新家的门洞中有六家，三家“高知”三家“老红军”。那时孩子多，每家都有三四个，楼下一聚一大帮。每天玩的欢天喜地，乐不思家。除了前面提过的游戏，印象较深的还有列队操练。这操练在学校每天都作，应是很枯燥的事，可是用俄语来喊口令就完全不一样了，又时髦又有英雄感。现在想想那口令可能完全不对，中国人喊“一二一”，俄国人喊什么谁知道？但时髦活在心中，对错并无关系。一帮孩子在夜幕中方阵正步，应着领队齐声高喊“阿金，德瓦，特立，齐颠略！”两边黝黑的楼房翁翁的回应着，多么威武雄壮，好像一下长高了一头。父亲不通俄语，教过我英文和德文的口令，但都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俄语的大潮中了。
我结识北区灰楼的兄弟门是上小学以后的事了。这北区灰楼也是卧龙藏虎之地，仅仅那１３，１４，１５三座楼，就住了多少知名的大科学家，俱往矣。
后来，我就上小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