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 | 2007年04月01日,21:16
三十一年前的那场摄影
看罗小韵的《难忘1976》
鲍昆
三十一年前的丙辰清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四五运动。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当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群众悼念活动的继续。那年一月八日，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毕生的周恩来总理，在病魔的折磨和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辞世。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的勤勉，是人民敬仰的道德楷模。在他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时，还受到四人帮多方面的攻忤，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加之人们对文革倒行逆施的愤慨，这场抗议运动于是在四月五日清明节之前爆发。
这场运动以遭到四人帮惨无人道的镇压而失败，但却导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伤害的文革，在半年后以四人帮被抓捕而告终。从这个角度上说，四五运动是彻底胜利的。四五也因此走入光荣的中国革命现代史。四五运动的影响力不但是它的结果，还有它独特的非暴力斗争形式。人民群众在这场奇特的斗争中，运用了诗歌、摄影和花圈作为抗议和斗争的武器。人们以诗歌来喻讽当权者，以花圈来表达真诚的愿望，以摄影来造声势和传播、鼓动。摄影不但在斗争现场上是武器，更是为这场运动留下了历史的见证。这场运动于是也成了后来新时期中国摄影的前奏。一些优秀的摄影人也是从这次运动中走进了摄影，成为后来的大家。
在四五摄影的系列人物中，罗小韵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前日不久，她出版了一本回顾她四五摄影的专著--《难忘1976》。这是一本图文书，有罗小韵自己撰写的如何投身四五摄影的回忆，也有程中原先生撰写的关于四五运动的成因与过程和结局的文章。程中原的文章为罗小韵在书中收录的照片做了很好的背景交待，可以让读者更好地把握理解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
除罗小韵和程中原的文字外，罗小韵的摄影作品在书中分为四个部分，按整个四五运动的时间顺序展开。它们是"周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十月的胜利"和"再悼英灵"。读者可以按照这个事件逻辑，从影像中感受三十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两种力量的决战。罗小韵的摄影在那时已经非常精彩地显示了她在报道摄影方面的能力。她以摄影的方式从场面、事件细节、人物活动表情到环境信息等多个角度，形象性地揭示了1976年4月5日前后几天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决定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关键情景。她的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能将经历过那一难忘事件的人们带回那个时刻，唤起大家的记忆。也能让没有经历过那场斗争的年轻一代人，知道今天富裕美好的生活曾经来自于父辈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更让他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能没有坚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的。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2007-2-22
我和"四五摄影"
罗小韵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理想，并憧憬着它的实现，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了，你才会发现，你所从事的事业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过的，我便是这样跨入摄影之行的。
1973年我结束了五年的插队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五年)，赋闲在家一年，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周围的朋友、亲戚有喜欢照相的，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摄影发生了兴趣。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掀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摄影的真正意义，从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致使摄影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但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人民心头的怒火越压越重，终于在清明节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首都人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数不清的花圈和诗词，那些天里，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人的海洋。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下班，回家吃了早饭，就揣了相机上了天安门广场，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十点又去上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也年轻，也不觉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疲倦全无。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学生，有机关干部，有念诗的，有抄诗的，还有写血书的；我的心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感动着。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不过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摄影的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徕卡相机，有一只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当时政治形势险恶加上经济上的制约，我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正面拍，拍照时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采取出其不意，看准就拍，拍了就走的办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在广场拍了几天没有找到制高点，人又很多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国产28男用自行车来骑，这样遇有合适的画面，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拍，果然很方便。1976年4月4日这天，广场人头攒动，据后来的估计，那天广场上大约有三、四十万人。上午十一时，一位身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在人群中演说，人们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还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后架上按下了快门。这张题名为"力挽狂澜"的照片，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事隔数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当时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
1976年4月5日，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很惊讶地看到广场上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血迹斑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对于摄影者来说，那时想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我在广场上拍照十来天，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而我的家人当时被定为是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显然胶卷放在家中是不安全的。于是迅速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因为从"天安门事件"中，我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人民的伟大。事隔半年，四人帮被打倒，事实证明，"天安门事件"加速了四人帮的垮台。
事后，我们这些摄影者被人视为"四五英雄"。后来大家相继走上专业摄影的岗位。但二十多年来，我从来也没有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和广场上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不过做了一件很本份的事情。今后再有这种事我们还会去做。"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这种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们一生。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
- 1976年：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
程中原
引子：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两条路 - 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又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两种中国之命运和前途，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决战......
一、沉痛哀悼周总理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批邓」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整顿带来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欢快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1976年1月8日，沉痛的哀乐把一个噩耗传遍中华大地，传遍整个世界：周恩来于1月8日9时58分与世长辞！山河鸣咽，苍天飞雪，全中国人民都为失去敬爱的好总理而悲恸，同时也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活着的「四人帮」害怕死去的周恩来。他们竭力限制悼念的规模，削弱总理的影响。在讣告发出以后，他们紧接着就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了种种限制：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然而，冷酷的禁令禁不住人民群众的热泪，遏止不住人民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从首都到边疆，人们设灵堂，戴黑纱，写挽词，献花圈，寄托对总理的哀思，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世界各国政府、党派、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唁电、唁函似雪片般飞来。1月10～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万余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行礼时故意不脱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镜头，江青遭到举国上下的唾骂。
1月11日下午，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周恩来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八宝山火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十里长安街的两旁，肃穆伫立，等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要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暮色中，悲怆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总理的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夜深了，风紧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大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迎候着总理的英灵。中国人民把对共产党的期望、希冀和热爱，都倾注在她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的身上了。
可是，「四人帮」控制着舆论工具。他们将记者报道百万群众哭送总理灵车的文字统统砍掉，照片也不准刊登。
1月11～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吊唁仪式虽然移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满足许多人与总理的英灵作最后告别的心愿。在14日傍晚正式的吊唁仪式结束后，成千上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表达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
可是，「四人帮」却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心、军心、民心于不顾，于1月14日，即为周恩来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竟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该文强奸民意，劈头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还说什么「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愤怒的抗议。
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词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祇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更强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正同「批邓」联结在一起而掀起。
二、天安门事件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即继续开会批评邓小平。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经过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四人帮」则全然不顾毛泽东多次申述的邓小平还是内部矛盾、要团结、让他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他们还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企图整垮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的不满和愤怒，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
3月发生在上海《文汇报》的「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万众讨伐，成为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3月5日，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3周年纪念日。新华社播发学习雷锋的报道。[①]《文汇报》登载这篇报道时，把报道中引用的当年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给删掉了。人们立刻警觉这是一个严重信号：「四人帮」图谋否定周恩来。南京大学学生立即寄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怒斥「四人帮」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的大标语、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南京街头。上海、南京和全国各地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连发到《文汇报》。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的江苏新医学院师生抬着花圈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文汇报》第一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语句。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文汇报》这篇新闻，把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之火点燃起来了。
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四百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3月29日，南大校园内挤满各界群众，传抄标语和大字报。南大学生组成二十多个小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等大标语。3月30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几天来，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园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五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贴出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 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南京事件是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了。
临近清明节，北京市总工会29人于3月30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江苏省公安局上访人员在纪念碑上献上了一个花圈。一夜过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诗歌、小字报，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地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4月1日，天安门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真是「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斥责「四人帮」的法庭。
4月2日清晨，北京出现第一支游行队伍 - 中国科学院109厂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和四块木制大诗牌，走进天安门广场。他们把诗牌放在纪念碑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把他们制作的第一个钢铁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北京各单位传达中央关系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并警告人们「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首都人民蔑视这些警告、阻挠，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发出了「民心不可悔，党心不可欺」、「反周民必反，批邓民不依」的吶喊。诗牌、挽联、传单数量猛增，揭露、嘲笑、咒骂「四人帮」的诗词越来越多。「妖魔」、「鬼蜮」、「豺狼」和「野心家」、「阴谋家」等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白骨精」就是对江青的专用语。「我们怀念杨开慧」一句标语，表达了人们对江青的憎恶，也蕴含着对毛泽东的讽谏。直到深夜，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抄写诗词、悼文，护卫着花圈、挽联。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蒙蒙。无数支送花圈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基座被花圈堆满了，便向周围的广场扩展。到了晚上，送来的花圈又比白天增加几倍。数不清的诗词、挽联、悼文及传单遍布广场。人们大声朗诵，俯首抄写。「北京工人」的一篇悼念短文，贴在纪念碑东侧，被诵读了几十遍、几百遍。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
这一天，在王洪文指令下，公安部门出动便衣，拍照，跟踪，绑架。到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是丙辰年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不许悼念的禁令，但首都人民无所畏惧，还是争先恐后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天，来到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广场一直排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端。纪念碑四周的青松树林、翠柏篱墙，系满了朵朵小白花，宛如覆盖着一层白雪。纪念碑上，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安放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行耀眼的大字之下。画像下面，用大朵白花镶边的黑布上，横排四个大字：「民族英魂」。13块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13根旗杆上，「敬爱的周恩来我们永远怀念您」13个大字横贯天安门广场。空中，两串黄色气球悬带两根白色飘带，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在阴沉的天色下，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肃穆，格外悲壮。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向来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人们写诗填词，朗诵传抄，倾泻缅怀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感情，抒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1] 另一首词中写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诗歌的汪洋大海，使「四人帮」陷人灭顶之灾。「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铁锤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广场上展示的血书，即席发表的演说，简捷犀利的传单，都具有极大的鼓励性和穿透力。4月4日晚九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传单指斥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传单赞扬毛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又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传单期望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2] 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够，要求再念一遍。人们打亮手电，连续读了五遍才停下来。在丙辰清明之夜，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正当广场下诵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传单、群众的革命义愤高涨之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会议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就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鲁瑛送来报告，说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四人帮」又闹起来。江青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毛远新于4月5日凌晨将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和所作决定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圈阅了这份情况报告。
4月5日早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九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群众前往设在广场东南角小红楼里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交涉，头头避而不见。时间已过中午，群众对受到压制和捉弄再也无法忍受。愤怒的群众把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了。下午五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上事态的变化。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大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②]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
晚上六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淸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三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在清场过程中，一二百人被打伤，二百多人被抓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4月5日的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以便各省市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两点左右才散。凌晨三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六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毛泽东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随后就回来向他汇报。他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
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他上午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问题。在谈到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时，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3]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4月5日晚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是姚文元指导撰写并修改而成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群众运动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它为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多难之秋
天安门群众运动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他们这时的目标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各方面整顿中断，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秩序混乱，人心涣散，生产下降，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货商品14亿元，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订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③]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1976年真是多难之秋。「四人帮」制造的人祸之外，还有巨大的天灾。7月28日凌晨３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100万人口的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唐山大地震造成24.8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损失之惨重为历史上罕见。从唐山大地震以后，为了防震，首都北京从上到下，以及全国17个省市数亿城镇居民，都离开居室，住到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人心惶惶，很不安定。
可是，「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在思想上、政治上，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不过，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小大玩笑。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不幸的消息接连不断。l976年6月起，毛泽东病情沉重。毛同守护身边的华国锋、王洪文等谈话，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9月9日，哀乐声中传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无比震惊。神州大地在1976年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大了！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又发生唐山大地震，人们还没有缓过气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怎么能不泪雨如注，愁绪万千呢！
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缅怀和颂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国县以上地区也同时召开追悼会金。
在哀悼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看到，「四人帮」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气焰更加嚣张，处处咄咄逼人。人们担心华国锋的资望和才干对付不了「四人帮」，一旦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被「四人帮」篡夺，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号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生前对江青、对「四人帮」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当然，也很难设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就会出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机会。
四.十月的胜利
9月18日开过追悼大会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同「四人帮」展开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正面的交锋首先围绕着毛泽东的文件保管问题爆发出来。
从毛泽东病危时起，江青就想方设法要掌握这些文件、材料，其意图是可以运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9月17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的封存起来。9月18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等坚持原则，使江青一伙争夺毛泽东文件保管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江青争夺文件保管权的9月l7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督办「第二武装」，张春桥也在北京会见徐景贤，密谋准备打仗。8月下旬以来，上海已经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l000多万发。[5] 这时经王、张不断督促，上海的亲信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此时，华国锋深感江青一伙猖狂之极，下定了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他分别同汪东兴、李先念交谈并通道他们同叶剑英、王震等接触、商议，比较了几种不同方案，确定采取「先动手，后开口」的办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作出决策后，叶剑英同汪东与又商议了行动办法，由汪东兴考虑具体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组织实施。为防止出大乱子，对上海方面，叶剑英通知东海舰队和60军做好应急准备。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时轮打过招呼，要他们加强戒备。他还通过苏振华要北京卫戍区吴忠保持首都的稳定。华国锋也同吴德通气，要吴德同吴忠联系，确保北京卫戍区四个师听从指挥。华襄要耿颷随时听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帮」在这些日子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他们一方面制造流言，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北京的部队不跟他们走，他们祇能在巩固上海方面下功夫。同时，他们还抓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权。9月24、28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毛着编办负责人要《毛选》五卷材料。
在9月29日夜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接连发动进攻。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攻击华国锋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在讨论毛远新回辽宁问题时，江青一伙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准备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华国锋当面顶了江青，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对当天会议主要议题国庆节怎么过，决定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国庆座谈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
但「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
在9月30日国庆座谈金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权200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六位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仅有的一张政治局全体与会人员的照片，也是江青居于正中。「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明白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听华国锋在报情况后对华讲的，当时毛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即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82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用它打击别人。
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系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14个字删去，并写下批注：「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了已查了计划会议上他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当即找耿颷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心怀鬼胎，他们无法反对华国锋的批注，祇好以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提出不向下传达此事。但在行动上去却依然宣传所谓「临终嘱咐」，更加猖狂地发起进攻。
10月4日，《光明日报》注销「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文章称「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才是毛临终前给江青一伙的「嘱咐」，「正统」、「合法继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批六个字「错了三个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实际上为讨伐华国锋制造舆论。
「四人帮」这时已经沉浸在夺权「胜利」的迷梦之中。
张春桥己经写好了「怎样巩固政权」的纲领，他要一手拉大旗：「编书」，「纪念」；一手搞「革命与专政」：「批邓」、「镇反」，「杀人」。
江青10月1日跑到青年大学讲话，叫嚷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发誓「一定要锻练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三日又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什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带着一帮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10月8、9、16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决战开头。共和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八号院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提出改变原定国庆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即到汪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的行动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证决战全胜。随后，汪东兴紧急行动起来，布置进行各种「临战」准备。他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⑤] 同时，又布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起草好三个文件：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关于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汪落实之后，即向华、叶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已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商定由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负责解决「四人帮」几个死党的方案。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用找他来做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几个死党，也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10月6日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纷碎「四人帮」的时刻到了。将近8时，怀仁堂正厅灯火辉煌，华国锋、叶剑英并肩端坐中央，汪东兴组织执行。警卫门屏住呼吸等待着。7点55分，王洪文第一个跨进怀仁堂大厅。望了望华、叶，未及说话，就被第一行动小组的队员扑过来钳住双臂，形成低头弯腰的「喷气式」。
王洪文嘴里咕着「你们干什么」竭力挣扎，突击队员们不容他动弹，把他牢牢地押站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大约五米左右的正南。华国锋目光逼视着他，大声宣读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决定：「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念完就把他押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反背铐上手铐。出小们塞进早已备好的汽车押到隔离室监管起来。
接着来的是张春桥。他进门一看华、叶端坐正中的架势，感到情况不妙，迟疑不前。第二行动小组的队员，快速夹击，把他押到华、叶面前。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宣读一遍。队员们给他戴上手铐，押解出去。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祇花五分钟，真是顺利之极。汪东兴即让张耀祠、武健华带人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拘捕江青。他们先到颐年堂后院抓了毛远新，然后再到春藕斋。张耀祠威严地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让她交出保险柜钥匙后，即由行动小组的女战士「请」她上了轿车，押送到隔离室去。
顺利拘押江青的经过报到怀仁堂西厅，华、叶和汪都很高兴。随即按预定方案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前来开会。8时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行动小组人员示意让他进东庑廊的休息室。姚刚一进门，就被拽住双臂，武健华即高声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往隔寓离室去了。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八点半钟。
就这样，前后用了35分钟，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粉碎了「四人帮」。[⑥]
这时九点刚过，华国锋、叶剑英即按原定计划召来耿颷、邱巍高、迟浩田等，向他们分别下达了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命令。将近十点，耿颷、邱巍高指挥原守备电台的一个营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电台。迟浩田也带领一支部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并逮捕了鲁瑛。
迟群、谢静宜等由吴德负责，用通知他们到北京市委开会的方式，把他们抓了起来。
当晚十点多钟，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华国锋主持会议并首先作长篇讲话，通报对「四人帮」的斗争历程。接着，由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对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告，征求意见。他们都完全拥护政治局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7日凌晨四点多钟才结束。
10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由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后即下发关于华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8～15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逐渐传开，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时值金秋季节，菊黄蟹肥。煮螃蟹三公一母，持螯饮酒，庆贺胜利，风行一时。
「四人帮」被粉碎时，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一时不知吉凶。当探听到王、张、江、姚已被隔离，立即开始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孤注一掷，作灭亡前的猖狂一跳。对于「第二武装」的大本营上海此举，叶剑英、华国锋等早就料到，作了周密部署。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前，就已布置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驻镇江的60军向无锡、驻浙江的一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后，立即在7日把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召到北京，随后又通过马把徐景贤、王秀珍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势力陷人群魔无首的境地。同时，中共中央委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一批领导干部到上海，控制局势。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庆祝膀利的鞭炮声中，上海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10月20日，上海市100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行。21日，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喜讯公之于世。当天，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人们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胜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郭沫若当天以《粉碎「四人帮」》为题填《水调歌头》词，上阕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这首词，当即在全国传唱。
10月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23日，庆祝游行达到高潮。从天刚亮一直持续到夜晚。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动人，为建国以来未有。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自10月21日起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真是普天同庆，一片欢腾！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胜利与「四人帮」灭亡而告终。
五 天安门事件平反
１９７7年１月８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人们又一次从四面八方汇聚天安门广场，告慰总理的英灵，表达胜利的喜悦，发出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却不能顺应党心民意，他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至把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的革命群众批成"反革命"，造成新的冤案。华国锋的高压政策激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党内高层也受到抵制和反对。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华国锋设置的禁区（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敏感问题），率先在书面发言中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同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王震发言复述了毛主席、周总理对邓小平的评价，充分肯定邓小平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天安门广场事件。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飙、姚依林等的明确支持，叶剑英、李先念也赞成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在坚持批邓是必要的、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前提下，也表示"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在党内外的压力下，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重新出来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歌颂天安门事件的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公演，但对天安门事件中央仍未予以平反。为弄清事件真相，北京市公安部门进行了全面复查。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３８８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证明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一件重大冤案。１９７８年８月９日，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宣布为两位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青年韩志雄、贺延光彻底平反。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１２日在东北组发言，主张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提出六个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第一个就是：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１１月１４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第二天在《北京日报》上公布。这个平反决定说："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１１月２５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违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天安门事件最终得到平反，也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葉劍英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開集武漢、南京、濟南部隊和山東、湖北、江蘇、上海有關負責人打招呼會上的講話。據范碩《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頁。
張耀祠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8341部隊政委。執行任務的人員作了分工。共五個行動小組，第一行動小組解決王洪文，組長李廣銀，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志民；第二行動小組解決張春橋，.組長紀和富，隊員：蔣廷貴、徐金昇、任子超：第三行動小組解決江青，組長高雲江，隊員：黃介元、馬盼秋、馬曉先（女）；第四行動小組解決姚文元，組長滕和松，隊員：康梅群、張雲生、高風利；第五行動小組解決毛遠新，組長李連慶。現場警戒為：丁志友、東方、葉桂新、趙汝信。參加行動的其他人民：黃昌泰（8341部隊副參謀長）、廉潔（工程管理中隊教導員），孫洪起、孫振發（服務科正、副科長），曹志秀、李合（交通科正、副科長），還有六位司機：史友令、俞桂與、尚佔良、王明臣、吳增彬、張中臣。見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1期。
以上敍述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的過程，主要依據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的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1期。
[1] 《天安門詩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頁。
[2] 《人民日報》1978年11月22日。
[3] 參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頁。
[4] 《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紅旗》1976年第6期。
[5] 《歷史的審判》上，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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