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说明：没想到一篇记录生活琐事杂感的短文，居然引起的是对上海的讨论，而不是对文中本身的民权维护的讨论，令闻声十分惶恐。为免大家思绪过度纷繁，闻声听从网友教诲，将文中涉及上海的字眼用灰色屏蔽，您可以跳过这些灰字部分，希望这样能让大家更专注于我的主题。必须说明的是，我爱上海人民（呵呵，学伟人的腔调了），但我的确很不喜欢在这个城市体会到的那些体制方面的东西，我真诚地希望这个城市和我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闻声
漂在上海，我在热闹的徐家汇租了套房，房子实在不怎么样，但价格却很扎手。没办法，我喜欢原先法租界中的小洋楼、梧桐树和窄窄的小路，尤其秋天满地的落叶，很像二十年前最喜欢去徜徉的北京钓鱼台路，是这些钢筋水泥丛林构成的大都市中难得接近自然的所在。边上不远就是市委大院，看来，领导同志们对风景和环境的眼光，和我差不多。
小区自然是没有什么管理的，虽然楼下坐着个值勤的女人，但那不是保护你，而是监督你的，总是拿警惕的眼光看着你进进出出。只有那些说上海话的老住户，才能让她肥硕的脸上荡漾出一点笑容。门厅的墙上，贴满了要住户小心小偷的告示，最新的一张是说楼道中的消防水枪头也被偷了，希望大家行动起来抓贼。
这么个水枪都不保险的CBD社区，左邻右舍自然是从不往来的。所以，当昨天晚上我的门铃被按响的时候，我自然是大觉奇怪。
隔门问讯，来人说是街道的，前来做人口调查。我自然是不会给他开门的，他便持续地按门铃，绝对比保险推销的有毅力，并开始不断地喊着要我开门，甚至开始砰砰地砸门。忍无可忍之下，我把门打开，一男一女很神气地站在那里，那男的便将一证件向我亮了亮，那姿态，显然是学电影中的美国特工，就差说一句“FBI”了。
来人说是街道干部，来调查我这里住了几个人、住了谁等，我好奇地看着他，谦卑地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份，并请他认真地去看看伟大的宪法和法律。他又说是受派出所之命前来，那神情就像后面跟着个老虎的狐狸，而且我的邻居们都登记了，他教育我说配合他工作是我义务，并强横地问：“如果派出所来了你还是这样不配合吗？”
我便有些哑然，不知从何说起，但我知道该回答他，就是派出所来了，我还是不会凭一身皮给他看我的任何证件，回答他的任何问题。我说完后，还补充了一句：“你真为了工作的话，应该去找个更体面的工作，做点更有意义的工作，不要这样无聊。”
他再三地晃着那个很简陋的塑封的证件，表白他是政府的官员，强调着他的权威性；表白着这个地方紧挨着市委大院，要加强控制和管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年头开着警车、穿着警服、带着手枪的，都有可能是绑匪，何况你这塑封的东东，谁都可以在半小时内做出一堆来；执法是要有专门的人员根据专门的程序进行的。如果你只是调查，需要市民配合，可以和我约时间，看我忙不忙、高兴不高兴。至于市委大院，不就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嘛，本质上和公园、洗脚屋、小超市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没有区别吧？真要把治安管好，最该管的就该把市委大院里的公仆管好，他们管好了，社会就会更和谐更平安，也不用在周末的晚上被莫名其妙的人上门来查证件。
这下轮到他哑然了。走之前，他说“我们还会再回来的”，我只好笑笑：“这是你的自由，随便，但不允许再来骚扰我！”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国，可能迎接他的可能就该是猎枪了。
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是比较得意于比北京管理得好的，我和不少政府官员吃饭时，他们对北京的城市管理是嗤之以鼻的。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平时也经常去北京，我也是同意这一点的。但这个晚上的被骚扰，以及我住进来的时候，楼下那个看门的女人死活要看我的身份证、被我拒绝后在我每次进出都死活要给我看脸色，令我在想：上海的所谓有序管理，究竟是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的？
还记得非典的时候，只要谁拿个旅行箱包进出，楼下看门的就会不厌其烦地问到哪里去、从哪里来，好多次我只好回答她是准备到她家去。机场、车站都是戒备森严，还需要一个大楼服务员来监督控制业主吗？如果要隔离，最便捷的就是封锁边界，或者直接将嫌疑人从机场、车站送隔离区，为什么需要制造一种全民皆兵的恐怖呢？后来我看到上海的老大和老二都很得意地在媒体上说成功控制非典的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动员群众，他们在唾沫横飞的时候，我就总是想到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流行，那也是人民战争的成果？
和海外基金的一个总代聊天，他就说上海人天生是做买办的，因为奴性重、顺从，在强权面前容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再想办法到别的地方找补回来。这话自然是偏颇的（否则上海的网友该骂咱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北京为什么没管好非典？其中有一条就是“牛人”太多，权利意识强，谁怕谁呀，我相信在北京是绝不会有大楼服务员敢去追问业主到哪里去、敢问业主要身份证看的！
当一个体制，到了要靠发动小脚侦缉队、发动群众运动才能办事的地步，难道还不值得反省吗？要依靠半夜敲人家门去了解屋里住几个人来进行什么“平安”建设，这本身还能称得上平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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