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那成功的女人背后呢？至少在叶赫那拉这里，我们似乎只看到她的脚下躺满了男人的尸首，甚至包括她的儿子：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她对于两个儿子（亲子同治皇帝和继子光绪皇帝）的死亡，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尤其是光绪皇帝，一般认为是被她下令毒杀的，以防止自己死后的“和平演变”。
作为统治中国达40多年的“代理皇帝”，无论慈禧太后(Dowager Empress Tzu Hsi)生前身后如何被人评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权力斗争方面，她至死都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者。在这个女人当国的40年中，她充分展现了“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智慧”，身处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宫廷内外的种种挑战，尤其是面对一个最忌讳“母鸡司晨”的民族，她居然能40年如一日地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点手腕和能耐，在中国历史上的千百名帝王中，罕有人可望其项背。
对于这位东方女皇，西方人的评价如同对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执政者的评价一样，十分恶劣。尤其是戊戌变法（1898年）后，康、梁流亡海外媒体发动了诋毁慈禧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及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动乱时围攻使馆和大规模“灭洋”，手段极其残酷，震撼西方后，慈禧太后基本成为一个阴险狠毒的坏女人的典型。
值得一说的是，庚子之乱时，被困使馆的《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发表了不少相关报道，事后并结集出版。这位澳大利亚“名记”，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民国时还担任了袁世凯的顾问，多年来，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这位“澳洲老乡”，有待今后有机会与诸位交流。
庚子之乱成为国际大事件后，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比如我收藏的著名法文刊物Le Petit Journal（创办于1891年），就经常将中国事件作为封面主题。这本在当时印刷十分精美的杂志，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彩版的中国历史见证。
并排躺在棺木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成为Le Petit Journal杂志在1908年11月29日（星期日）那期的封面“人物”，并且在报道中明确指控这位终年73岁的中国太后在临死前毒死了37岁的皇帝。当然，至今所有针对慈禧太后的谋杀指控，都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得到更为直接的证据支持。但一个母亲被公认为杀子凶手，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她的母亲角色无疑是十分失败的了。
作为掌握着至高权力、高处不胜寒的女人，我们可以想象慈禧对于周边俯首帖耳的男人们的复杂感受。这种权力胜利者兼性别胜利者的角色，在她对待自己儿子同治和继子光绪的时候，无疑便转化为巨大的不可承受的压力和期望。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很能理解这种强势母亲对儿子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类似的情况，几乎在当代的所谓“女强人”身上也在同样上演着。权力掌控者的特点是阳性的、父性的，这种定位与母亲的天然定位无疑是矛盾的，在这两种定位之间的冲突中，权力的父性特点总能占据上风。
自古帝王皆有国无家，权力是一种极具效率的腐蚀剂，绝对权力更是绝对腐蚀，它可以导致父子兄弟束甲相功，当然也能有效地异化人性中最美好的母性。慈禧太后作为母亲的个人悲剧，归根到底，不是她的性别造成的，而是她的地位和权力造成的。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当年统一女真各部时，将叶赫部几乎屠戮殆尽，叶赫首领死前指天发誓：即使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将来也必灭爱新觉罗氏！因此，清亡于慈禧之手，实际上就是叶赫部在冥冥中的复仇。果真如此，则作为复仇工具的慈禧，她的个人代价也似乎太大了些。
历史是复杂的，尤其是被各种势力漂洗过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民族有一种强烈地推卸责任的传统。女人即使不掌权，也是天然的替罪羊，有被指为祸国之源的危险---所以才会留下“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千古感慨骂尽天下男儿---何况女人当国？！作为女性反派的典型，即使慈禧太后果然是卖国的、果然是昏庸的、果然是残暴的，那昔日金戈铁马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呢？！那当年能剿灭洪杨、创造所谓同光中兴的文臣武将呢？！那四万万后来慷慨剪辫闹革命、如同百年前踊跃剃发俯首当顺民的汉家子孙呢？！
慈禧太后弥留之际，不知道是为自己的成功人生得意、还是为自己的不幸家庭悲哀？母子梓宫并列受祭，这实际上是对一个帝国的永别！昔年谭嗣同有诗曾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昊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