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许伤心家国恨 那堪客里度春风
《历史战争私家收藏》精彩回放
[本汇编由澳洲某著名中文网站摘录整理，该网站流量现居澳洲中文网第一，并已收购一家中文博客网，以打造自己的博客平台。近期将隆重推出《历史战争私家收藏》（澳洲站），作为该网站创立博客平台的献礼。这是继中国大陆（和讯）、北美洲（文学城）后，《历史战争私家收藏》的第三个博客点。敬请期待！]
我们过度地沉溺于我们自己的意象之中。我们不断地要人家反省，这固然没错，但我们自己又反省过我们自己了吗？反省过我们自己何以会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
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让我们习惯于充当一个悲剧的诉苦者，并且将听众可能表现出的任何不耐烦上纲上线，却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反省。
是不是因为有了外来的强盗，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伤疤和屈辱掩饰成悲壮和高尚？
我们自己的血液中，在“勤劳勇敢”等等定语之外，难道一点罪恶的因子都没有吗？洋洋25史，记载的残酷血腥难以胜数，有多少是异族所为而又有多少是同胞所为呢？
柏杨曾经痛揭“丑陋的中国人”，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也没有他那样的深度，我还是连我们自己的面子也深深热爱着，即使这个面子比较虚、比较浮。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多收集些记录着我们的耻辱的文物，希望它们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薪”、“胆”，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接触到、了解到我们的“仇敌”和我们的“旁观者”对同一件事情的所思所想，我们难道不该听一听人家是怎么说的吗？尤其是在我们不断要求他们倾听“中国人民的呼声”的时候。
“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看来，我的那些收藏在记录民族的痛感之外，更多地该是记录人类的痛感。让我们在万能的造物主前一起低头吧……
最后一句“不似平生傲慢风",我觉得最有意思去揣摩一下。这说的无疑不是李鸿章本人的风度，而是泛指中国的。其中，不仅有着日本人骨子里的自卑，而且有着暴发之后的狂喜和惊诧。
当时的中日关系中，实力的对比是很微妙的，日本更像一个小流氓，在逐渐的挑衅得逞后，他发现自己完全可以做一回强盗，便明火执仗起来。而可怜的中国政府，好不容易调整好对西洋诸夷的蔑视，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接受一个倭国的挑战。
愤怒出诗人呀，想当年，甲午一败，马关签约，大清上下涌现多少好诗文。可惜，文章憎命，笔杆子毕竟狠不过枪杆子。如能报捷，即使秃笔又如何；而为忧愤，笔下生花亦是枉然......我为中国一悲！更为中国的两杆子（枪+笔）一悲！！
《外战外行中国将军成封底人物 冷嘲热讽日本媒体宁弃广告收入》
在《日清战争实记》所收录的大量用汉文写作的诗文中，这封家书是最令我感慨和唏嘘的。这么好的一封信，它所激励出来的，是怎样一个儿子、怎样一个军人呢？看看那些战时杂志上用杀人图片作为招徕的广告，我真的是无语，日本民族如樱花般旺盛而短暂的倏忽强盛,及其带给自己及他国的巨大灾难，或许都源自于斯？
不幸的是，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日后的号称驱除白种人、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与此一脉相传）的政策工具，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件其实并非秘密，之前也和南方的革命党人有过交易
我抗战胜利，一寸河山一寸血，当年也是在全国立了不少碑的，只是随后开始的更残酷的内战以及内战胜利者的残酷内讧，以中国之大，何处还存有当年的惨胜如败的丰碑呢？读史者每思及此，能不一叹！？
这场混合着宗教启蒙、痞子运动和阶级仇恨的性质复杂的革命，在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暴露了当政的满清部族在政治、军事等内政上的全方面无能，从而全面摧毁了八旗入关后200多年来的占领者的权威，唤醒汉民族的解放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洪秀全和曾国藩们无意中合演了一出唤醒和激励汉民族的血腥的双簧。
“驱除靼虏”的民族革命成为国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19世纪大变革时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条件的实现难度和成本无疑大大高于明治初年对幕府权力的废止。这一革命给后世造成了急功近利、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燥心理，这一心理几乎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性格的主要特点，从而令中国为每一次进步都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
甲午硝烟消散还不到十年，马关条约字迹未干，台湾军民还在血泊中抗争，为什么表面中立的抗日英雄要暗中援助日本呢？为什么孙中山、秋瑾都会为日军的胜利欢呼呢？为什么当时中国朝野那么强烈地对主张“联日拒俄”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青年会选择日本去学习自强之道呢？为什么随后的一系列变革或革命的背后都有日本人的影子呢？
其实，弱国无外交，无论日本还是俄罗斯还是别的什么国家，都不是“害死”李鸿章的元凶。导致李中堂死亡的原因只有一个：国事艰难，己不如人，即令诸葛在世，也无可奈何呀！
梁启超挽之曰“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是耶是耶，百载之下，文物依旧，吾侪惟有抚案太息。鸿章或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自古帝王皆有国无家，权力是一种极具效率的腐蚀剂，绝对权力更是绝对腐蚀，它可以导致父子兄弟束甲相功，当然也能有效地异化人性中最美好的母性。慈禧太后作为母亲的个人悲剧，归根到底，不是她的性别造成的，而是她的地位和权力造成的。
历史是复杂的，尤其是被各种势力漂洗过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民族有一种强烈地推卸责任的传统。女人即使不掌权，也是天然的替罪羊，有被指为祸国之源的危险---所以才会留下“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千古感慨，骂尽天下男儿——何况女人当国？！作为女性反派的典型，即使慈禧太后果然是卖国的、果然是昏庸的、果然是残暴的，那昔日金戈铁马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呢？！那当年能剿灭洪杨、创造所谓同光中兴的文臣武将呢？！那四万万后来慷慨剪辫闹革命、如同百年前踊跃剃发俯首当顺民的汉家子孙呢？！
德国水兵大肆杀戮的屠场，就在总理衙门正中的匾额之下。这块匾额上题“中外禔福”四字……在一个向来自居为中央帝国的政权核心，匾额上不宣示皇恩浩荡、威恩远扬，而只是祈求平安无事，这也是晚清政权心态的真实写照。
这种人性的癫狂，不是一方的，而是双方的，无论是宗教维护、外交礼仪还是民族情绪，都难以掩盖和解释这种非常时刻下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丑陋。
庚子年北京城遭受的浩劫，第一波是义和团，第二波是入京的甘军，第三波就是八国联军，第四波则是回銮后的官军，每一波都用美丽的借口而进行了残酷的杀戮。
一块记录民族失贞的牌坊，借助时间的魔力，终于成了欢呼胜利的丰碑……
悠远的中国历史，几乎每一次与异族的征战中，都有一个异常尴尬的话题：在整个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外敌殊死搏斗的时候，总有一群自己的同胞，站在对方的阵营中，拿着刀枪，向自己的同胞砍去。
八国联军之后的若干年，另一位著名的“雇佣军领袖”汪精卫，在临死前留下《自嘲》一诗，为自己辩解之余，或亦可窥见“雇佣军”的家国尴尬情境：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日俄两国都为此战争举办了大量的官方纪念活动，征战中国的士兵们在两边都被尊崇为民族英雄。而这块土地的主人，在这场血腥战争中遭受更大的血腥牺牲的主人，却被世界史学界遗忘，我们可以在心中为死难的先民们立块碑，但这够吗？
一衣带水，利益倾轧，往往友邦难为、仇寇易成。
卧榻之侧、肘腋之患，吾中华敢不居安思危、师“夷”长技、立戒空言误国、励精图治乎？吾辈岂能再延宕到“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危急时刻，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呢？！
2006年春节，我回到久别的杭州，在吴山之上与友人谈史论今，议及前人记载说，东乡平八郎曾在旅顺立一诗碑，手书金海陵王完颜亮的两句诗：
提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百载之下的料峭春寒中，湖光山色似也掩不住当年之蒙羞。湖那端便是岳武穆的衣冠冢以及鉴湖女侠秋瑾之墓，思之万千怅惘，果真有“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的激烈壮怀
对于历史的研究，固然要重视细节的考证，但如果过度地去依赖一些局部的细节，很有可能干扰历史线索的串联。如果为了某种政治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被认为如何高尚和重要——对于历史细节进行选择性的引用，再根据这一片面的细节得出预设结论，这一结论的说服力可想而知。新闻界有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中国著名的对〈无极〉进行所谓“解构”而引发的“馒头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对历史进行馒头式的“解构”，我们还会有准确（确切地说是“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吗？
作为造成人类巨大悲剧的日本恶魔，它的魔性，贯穿在“军国战略”的实施全过程中，诸如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是魔性的充分证明，但即使在台湾殖民中后期实行的所谓“温柔的皇民化”运动，也还是恶魔的行为。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
历史的很多细节，充满了相互矛盾的表述，其中有故意为之的假象和篡改，也有无意为之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局部的不同阐述，这正是盲人摸象的著名寓言的基本意义。后人读史，本已可能是盲人摸象了，而如果我们还要对自己好不容易摸到的局部再进行功利性的取舍，窥见全貌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
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置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犹太人从二战的悲剧中，得出的结论是拿起枪杆，必要时可以与全世界对抗（看看以色列小巨人吧），对于双手沾满鲜血的屠杀者，犹太人没有选择单一的控诉，没有选择去显示自己的所谓仁恕胸怀，而是选择了追杀到底，一个都不宽恕。我们呢？
的确，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抗争如果只停留在自我宣泄式的谩骂上，以为“口水”就能抗日，那我们的未来还难免会再来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强，不仅是要“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也要“爱了武装爱西装”，去灵活运用国际“强盗”们的“歪理”----如果你坚持认为东西方“强盗”奉行的都是“歪理”——这就是国际社会的丛林生态：弱肉强食、迄今依然！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梁启超在他著名的《李鸿章传》一书中说：“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