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舒宾

老友舒宾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写了《往事如烟忆舒宾》。

中国人习惯纪念逝世的日子，哀思失去的亲友；
美国人习惯纪念出生的日子，感激上蒼把他带给人间。
我写舒宾时，哀思与感激交加……
为表怀念，特在此贴出，也在自己的空间里给该文一个落脚之地。

《往事如烟忆舒宾》

一直想写写朱利安.舒宾先生( Mr. Julian M. Sobin )，但屡屡提笔，又屡屡放下了。
想写，是因为我此生有幸结识舒宾，成为至交。舒宾过世后，他的身影一直紊绕在我心中，令我不时涌出写他的冲动；没写，是因为没信心。 舒宾先生传奇的一生，他的博学、人品和魅力，怎是我这杆秃笔能写清楚的呢？

前几天一个凌晨，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只见舒宾先生对着我微笑。往事如幻灯般从脑中掠过，栩栩如生。我在昏暗中急忙抓住了一张纸，试图把那些画面记下来。恰恰是一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好友的陪同下，去波士顿看望病中的舒宾。那天他精神特别好，像往常一样海阔天空地聊，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时逢最后一面的周年，莫非是先生回来看我了？

我和舒宾相识了二十多年，但真正密切地交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搞得轰轰烈烈，我工作隶属的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也如日中天。几十个大型投资项目同时进行着，对高质量原材料的需求十分迫切。正大集团为了加强跨国贸易能力，总公司指示我在美国给他们物色一个“高级顾问”。条件是：层次高，活动能量大，在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均有影响力。接了电话，我立即就想到了舒宾。依我多年的了解，只要他肯接受聘任，就一定会让集团大老板们满意。

我传去了他的简历。

舒宾先生出身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个传统的富裕家庭。从小家教严谨，聪颖过人，十六岁就考进了哈佛大学。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投笔从戎，被派遣到亚洲中缅印三国交界地带，指挥美军的高炮部队抗击日本。由于作战英勇，他得过三次勋章，被提升为陆军少校并担任过总参谋部的参谋。战后，舒宾重返家园，和他兄弟莱斯里一起把他们的家族工业发展成了舒宾化工帝国。“舒宾化工”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纯碱厂，美国第一个聚氯乙烯（PVC）厂，和美国重要的化肥厂等。舒宾本人出任过国际化肥协会的主席，是美国化学工业的元老人物之一。天赋和丰富的经历把他朔造成了一个极其精明强干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舒宾谦逊好学、肯于思索、善于与人沟通的杰出人品，使他在创业历程中鲜有失误。

可能是舒宾先生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吧，正大集团当即从香港派来了一个资深副总裁要与舒宾面晤，舒宾先生没加推托就从波士顿飞到了新泽西。不久，“高级顾问”就走马上任了。由于舒宾先生住在美国，工作的重点也在美国，所以他的一切活动就由我们美国分公司来和总部协调了。

舒宾先生是个充满活力的工作狂。他上任的第一天，成了对我的压力测试日。从资金到人员，从管理方法到运作方式，提出了无数问题，连细枝末节也穷究不舍。从此后，我们每天电话、传真不断，波士顿和新泽西之间成了我们互飞的忙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三年多，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舒宾先生又是一个博学多才，风趣幽默的人。他对世界充满了信心和爱心，像一团火，把智慧和乐观的情绪延散到他的所及之处，让我这颗凡人之心往往感叹不已。体验他简单、崇高而又不可动摇的做人原则，让我在敬佩之余又生出何种文化才能造就这类精英的思索。

需要一提的是，舒宾先生有一个终身志同道合的妻子雷拉。可以说没有雷拉，就很难有如此成功的舒宾。舒宾念哈佛时，雷拉是波士顿著名的西蒙斯（Simmons）女子学院的高材生。雷拉了解舒宾的事业，理解他的追求，终生从旁协助。舒宾后来的每一部著作都有雷拉的辛劳，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在美国深具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China Today)出了三版，《中国指南》(The China Guidebook)已出过十二版；雷拉和舒宾都是最早去中国发展业务的美国人，在这方面他俩既合作又各自独立。由于雷拉把包括美国海湾石油、美钢等诸多大企业介绍进中国的卓越业绩，美国媒体曾对她冠以“China Lady”的美誉；在舒宾被约翰逊总统指定为他的国家贸易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时，雷拉被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F. Fairbank)东亚研究中心聘为特邀研究员；1973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以后，舒宾当选为执行委员，而雷拉则出任了下属轻工业分会的副主席。概括他们俩，用“伉俪情深”已显得过于平俗。他们是相互钦佩，互促、互补的一对。

舒宾先生出任正大集团顾问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开发木材资源。美国林业资源富饶，是世界上木材的主要出口国之一。那年中国基本建设全面铺开，对木材的需求很旺，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进口量也节节上窜。但美国的主要出口林区太平洋沿岸，受到了柯林顿总统“保护斑点猫头鹰”的禁伐令，供应量大受影响。各国在买林和买材两方面，竞争得如火如荼，可以说到了“一木难求”的地步。

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强化调查，舒宾先生提出了一套开发缅因州的方案。
缅因州位于美国的东北角，位置和中国的黑龙江省相似。那里地广人稀，民风淳朴。在发达的美国境内，缅因像是一块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从书本上查寻缅因，总免不了会读到森林、矿泉、木材加工和龙虾这些字眼，都和大自然有关。在缅因，我接触的一些当地人，把三代以内移居到那儿的人称为“Foreigner”（外来人），足见缅因人闭门自守的程度。缅因州的木材，过去对中国的直接出口记载是零。如此丰厚的资源，“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却无成功之例，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里保守和自得其乐吗？深究下去，才发现那里和西部出口老区的林业相比，竟有天壤之别：

首先，西部林区大部分是“国有林”，由政府统一计划、大面积管理和采伐。买一船原木（近万棵树），供货人是一家，完全按照国际贸易开信用证的方式就可以运作。而缅因的树木，全属于个体小林主。搞一船原木，就不得不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个体户分别打交道，不仅无法开证，他们还都像做内地小生意一样要求用现金支付。这么一来，工作量大的吓人不说，资金运转的跨度也难以承受，风险系数倍增，实在令人望而生畏。
其次，由于西部和缅因的气候浑然不同，导致树木差异甚大。同样是白松、铁杉，在西部“身材”匀称，到了缅因变的一头粗一头细，两端相差甚巨。西部计算出材率的传统办法是“以小头直径为基础”，在国际上广为接受。但到缅因这样算，就与缅因人自己测量出来的出材率相差了百分之十五以上。这个差别由谁来吸收？认真且固执的缅因人是根本不考虑的。
还有更糟糕的是，缅因人几辈子用惯了英制和千板尺，说起“立方米”来，他们一脸茫然，像是听外星人说话。让他们去准备详细的公制数据，并据此做出硬标签钉在每一根原木上，可真是勉为其难了。

大致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和历史，我觉得开发缅因难度太大了。但舒宾先生却不死心，他不断重复着自己一贯的口头禅“没有办不成的事”。很显然，他的心已被缅因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吸引住了。他向总公司拍了胸脯“只要你们说这些材料适用，有人买，我就保证交出合格的货来”。

按照舒宾先生的主意，一个月以后，有关缅因木材资源的详细资料就摆到了一些中国大企业领导的办公桌上。反应之热烈出乎意料。我们一口气接了三船货的订单，收到的信用证金额达到了一千二百万美元。合同签下来后，我们公司的压力用“泰山压顶”来形容，可就一点儿也不过分了。

为了完成交货，舒宾先生带领着我们攻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三个月之后，我们公司设在缅因波特兰市的货场，便成了那里的一道风景线。小林主们按照我们要求的规格，百里迢迢、四面八方交来了他们得意的家产；当地银行凭着信用证担保，为我们开出了现金付账的支票；我们新雇的检验总监，一个缅因林业学院毕业的老手，日以继夜地坚守在岗位上，累计、换算着每一棵原木的资料；当地各种服务业频频向我们招手；地方媒体对缅因出现的这个新动向也时有报导。舒宾先生在忙得团团转的日子里，还没忘记“搂草打兔子”，给美国林业部写了一封充满学术观点的长信，建议统一全国木材的“度量衡”。在开发缅因的那些日子里，每当碰到疑难问题，雷拉总是习惯性地介入，主动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无偿地奉出结果，分享着我们的苦和乐。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是我头一次直接感受到了舒宾先生的能量，以及用重金聘能人的英明所在。

正当我们踌躇满志，第一船原木扬帆在即，第二船也剑拔弩张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我公司接到缅因州政府贸易管理委员会的电话，说要召开紧急听证会，请我们出席答辩。原因是开采森林、出口原木的事受到了当地木材加工业的抵制，理由是“出口原木有损缅因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一状告到了州政府，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原木出口。
那年正值美国经济衰退，失业人口激增。一旦有人闹事，引出揭杆四起的风潮就很难避免了。这个消息对我犹如五雷轰顶：我们那场运做本来就像走在钢丝绳上，是背水一战，假如工作被迫停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舒宾先生开了车在波士顿飞机场等我，我下飞机后就和他一起直奔缅因的首府波特兰市。路上要开三个多小时，可以充分地商量商量。我心里不停地嘀咕，舒宾先生在七十年代担任过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届总统的经济事务顾问，地方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但是他们是否知道他的背景呢？依法治国的美国，各州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会不会不买账？于是，我忍不住向他发问：你认识州长吗？是否在州政府有熟人？是否已经和他们联系过？在官本位体制下长大的我，理所当然地指望着能搬动某个权威出面说说话，至少能影响一下听证会的结果吧。舒宾先生一个劲地微笑着，摇着头。看着我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大声说：“Cheer up!”（高兴点！）

舒宾先生对我说，政府的听证会没什么可怕，只要老老实实把我们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陈述清楚就行了。关键是要得到缅因的人心，要让人民了解，我们的行为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他说，为此他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媒体，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政府也是要尊重民意的。

事情的发展果真像舒宾先生预料的一样，听证会只做调查，不做结论。而到了记者招待会上，却是纷纷扬扬，劈头盖脸，咄咄逼人。
当有人问到“你对目前锯木厂工人大量失业怎么看？”时，舒宾先生说：“目前的经济处于低谷，失业人数上升，这是我们全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并不是缅因一个州的事。锯木厂的不景气，也不是这次出口原木造成的。事实是，在我们出口之前失业状况就已经存在了。出口原木，并没有加剧缅因的失业，相反，倒是带来了许多生机。”舒宾列举出一系列不容置疑的具体数字，并进一步强调，人们从我们的行为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要让自己更加适应国际市场，努力开发新的路子。在有人问到发展前景时，舒宾先生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希望。他风趣地举了几个小例子，将改革前后的情况做了生动的对比，引得满堂惊叹。他满怀深情地说：“十年之内，中国将在世界上崛起，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甚至还鼓动在场的人“都应该去中国看看”。
“你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有人问道。舒宾大概不想再细说下去了，只见他一脸真诚的样子：“其实别的都不重要。我真正的梦想，是下辈子能娶一个中国太太，就像她这样的。”随着他的手势，全场的目光都转到了我身上，一阵热情友好的掌声。答记者问就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出现在地方报纸上之后，不仅锯木厂行业的动静小多了，州政府的听证不了了之，在波特兰市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热”呢。 首船木材扬帆起航时，当地报纸的标题是“大船驶向中国”，“中国在招手”。

接着，舒宾夫妇去了曼谷访问。正大集团总老板谢国民先生（Mr. Chearavanont，其家族在1993年7月号富比士杂志列出的“亚洲巨富”排行榜上排在前10名之中）与他们相见甚欢。下一船已启航有期，一切看起来都搞顺了，我觉得美妙的前程在招手。

可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已在大洋彼岸刮起来了。

一天，我接到中国用户的通知，说由于经济发展过热，政府决定实行“宏观调控”。许多基本建设的大项目都下马了，让我们立即停止交货。这通知无异于晴天霹雳：几百万美圆的货窝在手里，每天的利息、仓储费、保险费就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费用，到哪儿去填补这么大的窟窿？我赶忙打电话回去，对用户软硬兼施，磨破了嘴皮。然后又找他们的上司，再找更高的领导，找一切可能的援助，抓住一切可能的稻草。越找，了解的情况越具体，就越没了信心。到了晚上，已是精疲力竭。当夜，如坠深渊，彻夜无眠。
我的另一个尴尬，就是该如何面对舒宾先生。我怎么才能对他解释清楚？又如何忍心把他也拉进这潭污水。可是，不和他谈又有什么出路呢？
第二天上午，我犹豫了再犹豫，最终鼓起勇气，拿起了电话。

舒宾先生听了我讲的情况后，先问：“信用证在我们手里，按国际惯例可以硬行交货，不是吗？”我说，基建的大项目一停止，许多物资就像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现在中国港口里堆满了各种进口材料。我们的船到了如果靠不了岸，每天的滞期费就承担不起。况且，中国的银行都是国家的，是他们在协助这场调控，找出点不付款的理由是很容易的，风险太大了。舒宾再问：“有什么关系可以动用，让上面的领导帮帮忙？（他也知道在中国办事得靠关系）”我说，能找的关系都找了，连省长也无能为力。舒宾三问：“打官司不行吗？是他们违约。”我说，集团的老板不同意。“宏观调控”是国策，老板们重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他们也习惯了大手笔，怎能支持我们为这事兴师问罪呢？ 说到这里，舒宾也就提不出办法来了。他忽然轻松地说：“我老早就想找个借口了，正好就来了。咱俩逃跑吧，逃到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小岛上，好好过点儿幸福日子。”听他的话让我苦笑。唉，这个人哪，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开玩笑！舒宾先生在美国被视为“中国通”，但对中国的事他终究还是玩不转。虽然他仍有不甘，当天就给中国的有关部门写了封长信，倒也掷地有声，感人三分，但终究没起什么作用。最后他只好回过头来，就地在美国想办法。

那次开发缅因，我们后来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收拾局面。在舒宾先生的指挥下，大家定下心来在众多的矛盾中周旋，耐心地琢磨出了一个又一个减少损失的方案，以真诚之心求助于各方。舒宾先生在逆境时决不忌讳面对媒体和人民。他坚定地对缅因人民说，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反复和挫折，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包括我们美国自己在内。中国的经济体制必定会日趋成熟。他的信心和真诚赢得了多方的理解，最终保住了我们公司的信誉，使我们从灭顶之灾中活了过来。我把那结果视为“奇迹”。

在后来的两年多里，舒宾先生和我们一起，又开发过好几个大项目，硕果累累。其中也不乏大起大落、困难和反复。但有了缅因一仗垫底，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坚强了许多。

舒宾先生有两个著名的口头禅。无论面对多么困难的局面，他总会说“没有办不成的事”，不屈不挠，决不畏惧怯弱；一旦危机无法避免，他则会平静地说“我们已经尽了力”，随遇而安，决不怨天尤人。他认知个人能力的局限，不以主观愿望去超越现实；但又能把个人努力发挥至最大限度。他是我一生交往的人当中，最能自然地把握这两极对立，而且又运用纯熟的人。

舒宾先生工作起来不辞劳苦，十分忘我。1994年夏天，他到意大利去参加他外甥的婚礼。原计划在婚礼结束后要去其他城市玩几天的，不巧正碰上我们从波兰交货的一船化肥出了问题。我打电话问他，能否“就近”去一趟？他二话没说就上路了。可是我们没估计到，波兰的社会主义虽然解体了，但对美国人仍有诸多限制，又没有直飞的航班。舒宾先生不得不绕道西德，再乘长途汽车去波兰，进入倨拮的经济环境，一路上竟然颠簸了十五个小时，连饭也没吃上一口。下车后，厂方接了他就去港口处理疑难，再进会议室谈判。谈了三个多小时后，舒宾先生精疲力竭，差一点就支持不住了。但他最终还是以极大的韧性说服了厂方，把货按时装上了我们的船，避免了巨大损失。回来后说到这段艰辛，舒宾先生以轻松的口气一语带过，只风趣地说这次“差点被饿死在波兰”。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路程概念太模糊时，舒宾先生看到我歉意的眼神，玩笑又出口了：“下次再去，一定要拉上你，要死就死在一块儿，不能我孤零零的一个。”他的轻松态度让我心里既感动又内疚。

由于青年时期参加二战的经历，舒宾先生对中国怀着终生不渝的感情，我把它称为“初恋情结”。

中美关系解冻之前，舒宾先生逆着潮流，在贸易上通过转口的方式，给了中国不少帮助。因此，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他已是少数几个被正式邀请访问中国的美国商人之一。那次访问之后，舒宾先生给所有见过面的中国领导人分别写了感谢信，还闹出一场很滑稽的事故：信寄出后，他发现秘书把索引看串了行，毛泽东的名字被误打成了“茅台酒”。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政治事故，他不得不向政府报告，引起了一阵慌乱。美国政府下令中央情报局采取紧急行动，从香港截回了所有自美国发出去的信（那时中美没有直航，一切都通过香港）。舒宾后来还每每问我，“为什么那个酒也姓毛？是不是它在酒中最厉害？”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正式解冻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一批七十万吨大庆原油就是舒宾先生签的合同。那是中国方面给予舒宾先生的荣誉，特别指定他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向美国出口原油的签约人。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舒宾先生对中国的访问超过了五十次，累计签约金额超过了十亿美圆。 舒宾先生的中国情结，还可以追朔到更广。据说七十年代初他是唯一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美国非官方人士。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同情心吧，后来他本能地参与了“救援”一些文化大革命落难子女的活动，其中包括担保刘少奇的小女儿刘婷婷到美国来上学。舒宾不像有些人那样专门热中于收集和展示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照片，他的影集是记载他生活视野的百科全书。那里面充满了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现状和不同朋友们的笑脸。其中也不乏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标语和政治宣传画，比如1974年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楼上高悬的巨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舒宾先生的“初恋情结”还涵盖了尼泊尔和缅甸这些他青年时期为之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他在那些国家的各个阶层有众多朋友，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我读到过缅甸一个退休将军（前国防部长）给舒宾先生的信，舒宾先生曾试图帮他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舒宾先生“自费”担任了尼泊尔驻波士顿荣誉领事(Honorary Consul of Nepal)，得到了尼泊尔国王的认可。“领事馆”就设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个领事馆只有一个雇员，就是他的私人秘书南希。当个荣誉领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尼泊尔仅在新英格兰地区就有留学生二百多人，每个人有事都知道要去找舒宾。那些事不外乎移民身份、法律纠纷、经济困扰、失业救援等等，总之，都是费时费力的麻烦事。但舒宾先生却事无巨细，乐此不彼。最让他得意的是，他因此给自己的汽车弄到了一个外交牌照。每当我领中国访客去波士顿拜访他时，他都乐于亲自开车载着客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那个牌照给了他很大的方便，一旦被警察拦住，他就会满脸堆笑，一本正经地指指车牌说：“外交急务，我是外国人。”他总能混过去，然后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舒宾先生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他热爱体育运动，热爱探险，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上大学时，他因高超的滑雪技术，被选拔到了美国滑雪队，为国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那时起近六十年里，滑雪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和终生的爱好。年过七十，他还能一口气滑上三个小时，并热中于和他十三岁的孙女进行比赛。他和雷拉都爱打网球，七十五岁以后，他俩每天还都要打一小时的球。舒宾嫌一般的抽球不过瘾，他总是约了球友，打一小时的记分比赛。他俩都酷爱旅行，年过七十以后，还一起相伴访问过中国的西双版纳，旅行了“丝绸之路”，甚至骑骆驼穿越了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舒宾是哈佛大学1941届校友会主席，也是国际无线电通讯俱乐部成员。有一次他在通讯电波中漫游，结识了一个叫侯赛因的人，两人相谈甚欢，结为“电波好友”。后来才知道，此侯赛因乃约旦国王也。我每次去他在麻省鳕鱼角（Cape Cod）的住地，他都拉我去顶楼的发射台，阅读世界各地“电波好友”发来的无奇不有的信息。并从那个顶楼上，俯视他自己的海滩和汽艇码头。凡有重要的中国代表团访问麻省，舒宾总是力争请到自己家中，热情款待一番。在他七十七岁那年，为了接待好连云港、烟台、青岛、湛江、大同、太原和秦皇岛等七个城市的中国市长代表团，他特意请我在家里和他们夫妇一起准备。那次舒宾夫人做了她最拿手的菜，舒宾先生亲自为他们驾艇出海，畅游了大西洋。

2000年5月，八十岁高龄的舒宾登上了喜玛拉雅山，访问了尼泊尔的“国中之国”穆思塔（Mustong）完成了他多年以来的心愿。 那次旅行，舒宾先生曾竭力动员我参加。但当我读了尼泊尔方面提供的详细介绍材料之后，却犹豫不决。首先，那里海拔太高，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有太长的时间是在崎岖山路上步行，其中有五天，每天要走5-7小时，只有少数地方有小毛驴可骑；在有的地方只能住帐篷，没有照明设备，连饮用水的供应都有限制，等等。想到舒宾那么大岁数了还摩拳擦掌地面对挑战，我不敢去不是太丢面子了吗？况且，以后和他一起去旅行的机会也不多了。我曾硬着头皮表示要跟他同行。但认真再一想，我过去凡到三千多米以上的高度，就出现高原反应，访问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时，剧烈头痛加呕吐，什么也干不了，就更别说爬山了。我担心路上不仅照顾不了他，还会成为他们的负担。想来想去，还是在临门一脚时打了退堂鼓。 我对舒宾先生说，咱们俩的文化差别太大了。我出生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上，从小见惯了原始状态的生存条件；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遣放到边远农村，吃够了苦头。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多是向往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去开眼界。而你所向往的，是到自然、古朴，最不开化的地方去了解人类的根本，甚至为此不惜承受千辛万苦。我想，我这辈子是生不出你那种热情了。舒宾笑了笑，表示理解。他说：“下辈子，咱们俩一定会倒一个个儿的。”

舒宾先生从穆思塔回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之后，给我发来了密密麻麻长达六页的电子邮件。看得出来他是多么激动，字里行间充满了实现梦想后的欢欣，洋溢着征服了艰险后的豪情。他描述了沿着西藏、尼泊尔和印度之间的“盐巴之路”（The Salt Route）所见到的景象，讲述了进入穆思塔的宫殿参拜的体会，他甚至得到一次特殊待遇--登着软梯上到穆思塔国王的家中，与国王相谈甚欢。在加德满都，他多年的老朋友尼泊尔国王夫妇热情招待了他（那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几个月之后，尼泊尔王族发生了灭门血案，国王夫妇都在那场血案中丧生。舒宾先生在去年7月最后一次和我的见面中，还不顾病痛，关切地谈及那里的局势）。 舒宾先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他一生征服的最高点。没想到也就在那个时候，癌症悄悄地向他袭来。

2001年1月，我写信告诉舒宾，中国某省政府想聘他担任经济发展顾问，他立即回信表示“非常感兴趣”。他以轻松的口吻写道：“我刚刚从医院出来，做了几个不大严重的手术。”“中国和我之间没有距离问题。”我才由此得知了他的病情。但我明白，他是决不愿向疾病屈服的。

7月4日，我去波士顿看望重病中的舒宾，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我无法形容你来看我让我有多么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莹（指我的女儿）决定返回美国，继续深造。请尽快再来。我们爱你。 - 雷拉和朱利安”。这是舒宾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8月24日，舒宾先生安静地离我们而去了。当雷拉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悲痛的消息时，我握着电话放声痛哭。 我想，一颗灿烂的明星从人间消失了。舒宾的精神在我心中永存，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