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社区的认同问题— 香港移民的个案研究

澳洲华人社区的认同问题
— 香港移民的个案研究

粟明鲜  孟东宁（注 1 ）

前　　　言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海外华人社区的认同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资讯业的日益发达以及航空业及其它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国际迁移变得更加方便与频繁，由此，也加深了人们对认同问题的认识及转变。作为一个以移民组成的国家，澳洲华人自然也不例外。来自香港的移民群体便是这一转变时期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有鉴于此，南昆士兰大学亚洲系的华人社区研究室对来自香港的移民群体作了一次抽样调查，主要集中于研究香港移民因直接或间接地受九七香港回归中国问题的影响而产生的认同问题、对澳洲的认识、以及他们对香港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等相关问题。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由孟东宁教授（ Donald Hugh McMillen ）和鬼谷雄风主持，时间为一九九七年的五至六月。是次问卷调查得到了在昆士兰的香港移民社区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昆士兰香港会，不仅事先对问卷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中肯并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还在分发和回收问卷的整个过程中，至始至终都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是次调查前后共发出 120 份问卷，回收 71 份，回收率达 59% 。取样的对象则主要集中于布里斯本及其周围地区，少量样本来自桃园堡（ Toowoomba ）。可以说，没有香港移民及昆士兰香港会的全力支持，是次问卷调查能否成功地进行是难以想象的。

本文拟将是次调查的初步结果公之于众，俾使人们对我们的这项研究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本文也想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旨在引起有识之士及其他对澳洲华人社区的过去与现状有兴趣的人士，对我们的研究提出批评，对本调查所提出或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协助我们及有关学者对华人社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同时，我们还期望人们对这一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　　历史背景及问卷的设计

在报告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华人移民澳洲、包括昆士兰的历史背景及概况，此举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华人在该地定居后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华人移民海外，自古有之，然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则是在 1842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清政府被迫向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通商口岸开放之后，大批西方商人及投机商和冒险家纷纷涌入这些地区，其目的之一便是设置大批招工机构，招募中国劳工前往海外。

西方商人（包括一些由此应运而生的中国商人及机构）的这一举措，是与当时中国之内外形势及需求相适应的。就中国而言，康（熙）乾（隆）盛世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加重了人们对土地和粮食的需求；十九世纪中叶源起于两广、席卷大半个中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的农村经济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大批农民破产，流入城市或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各地连续多年发生的大规模洪涝旱灾，导致许多人衣食无靠，使得因人口的压力而带来的粮食短缺情况，犹如雪上加霜，更加严重。而对外通商口岸的开放，又使得清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海禁”政策，名存实亡。因此，许多人便把眼光投向了海外，以寻求生存及财富。就中国之外而言，与此同时，海外也产生了及具诱惑力的条件。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废奴运动，使许多西方国家把眼光投向了东方，以寻求开发海外殖民地种植园的廉价劳工；另一方面，澳洲和美洲新旧金山的发现，使这一需求更殷。如此种种，对渴求财富及追求更佳生活方式的人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近代中国人向海外移民，便是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内部推力和外部引力的双重作用下开始的。

1840 年代，大批中国劳工通过这些“合法的”和非法的外国和中国招工机构前往海外，尤其是美洲、澳洲和东南亚。 1852 年之后，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这些外国招工机构因其在招工和运送劳工的过程中手段恶劣、违反人道而臭名昭著，受到了国人的强烈反对和官府的严厉取缔，便逐渐将其中心移往香港和澳门，尤其是前者，使之成为此后华人移民海外的主要招募中心及集散站。换言之，自 1850 年代以后，香港便与华人移居澳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早在 1848 年以前，澳洲已有华人的踪迹。但这些人数量既少，且多为仆役和艺人，并主要集中在教会及传教士家庭等有关机构。实际上，大批华人抵澳则开始于 1848 年。自 1849 年代至 1890 年代期间，大约有超过 10 万以上的华人进入澳洲，主要从事于采矿及农业种植。其后，随着“白澳政策”的实施，华人在澳洲的数量便急剧减少。 1901 年，在澳华裔人口为 29900 人， 1947 年，只剩下 6400 人。到 1961 年时，因澳洲移民政策的某些松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的迁移，澳洲华人人口略有回升，达 20382 人， 1966 年时，达 23281 人。 1976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36638 人， 10 年后则达 14 万人（华人社区自己估计约为 20 万人）。自此之后，华人人口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据 1996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在澳洲说华语（包括粤语和其他方言）的总人数（年龄在五岁以上者）达 323955 人。

在昆士兰，华人最早移入的记录为 1847 年。 1861 年该地的华人人口仅 538 人， 1864 年 628 人，但四年之后的 1868 年则增至 2629 人， 1871 年 3305 人，占当时昆士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八。华人人口的急剧增长显然是与当时昆士兰中部和北部地区金矿的开采密切相关的。因为在 1860 年代以后，澳洲的淘金热逐渐转移到昆士兰州。到 1881 年时，昆士兰州的华人人口上升至 11229 人，占该州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三，达历史最高记录。华人不仅在昆士兰的淘金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同时也在发展昆士兰的农业，尤其是甘蔗、香蕉和蔬菜等种植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欧洲移民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以及政府的打压，华人人口数量迅即减少。 1891 年，昆士兰华人移民降至 8574 人， 1911 年减到 5518 人， 1921 年只剩下 3585 人。只是在“白澳政策”被废除之后，昆士兰的华人人口数量才有较大的增长。 1996 年的人口统计表明，昆士兰的华人人口约为三万人左右。如果考虑到因统计而产生的误差及一些未被统计在内的因素，昆士兰州的华人人口当在四万左右。

早期来昆士兰的华人几乎都是中山（香山）人及四邑人。这可能与上述两个地方靠近香港，华工易于招募有关。或许这也是 1980 年代初期许多中国大陆（尤其是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的家庭以亲属移民的身份移居此地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自华人移民澳洲始，香港便与这块土地（包括昆士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香港人移民澳洲，自然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但真正大规模的香港人移民澳洲，则是在 1980 年代，尤其是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确定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一方面，香港许多人士受香港回归前景问题的影响，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信心问题，因而向外寻求更为安全稳定的生活和发展。当然，随大流向外移民，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澳洲经济在 1980 年代的迅速发展，与香港的经济贸易联系也日益加强，历届政府并积极吸引外资，香港自然成为其极力争取的重要集资来源地之一。而此间社会环境较为安定、舒适，对吸引香港人移民此地，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最近的统计表明，澳洲在香港设有大约 350 家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公司，驻有超过一千人以上的商业代表，并雇有一万人以上的当地职员。同时，澳洲还以香港作为前沿基地，深入中国内地，参与许多合资及投资项目。香港成为澳洲的第十大贸易伙伴， 1994 － 95 年度双边贸易额达 35.5 亿澳元，占澳洲对外贸易总额的 2.5% 。为此，澳洲政府在香港设立了许多官方机构，甚至昆士兰州政府也在香港设立有办事处，以加强和促进双边的经贸往来及双边关系。这是因为香港是澳洲第四大海外投资来源地，仅在 1993 － 94 年度，香港在澳之投资额便达 144390 亿澳元。香港也是昆士兰州 1994 － 95 年度的第十大海外出口市场。澳洲与香港加强经贸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香港的资金投资到这里，包括昆士兰。为此，鼓励大批香港中上富裕家庭与专业人士移民此地，便是实现上述目的的举措之一。

如上所述，香港人大规模移民澳洲是最近十几二十年的事。香港人移民澳洲主要有几个高潮。一是在 1980 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后，二是在 1989 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之后，再则是 1990 年代上半期。据澳洲统计局资料显示， 1986 年，澳洲之香港出生的人口为 27719 人，其中昆士兰 2223 人（占总数的 8% ）； 1991 年 57510 人，其中昆士兰 5222 人（占总数的 9.1% ）； 1996 年 58430 人，其中昆士兰 6764 人（占总数的 9.8% 左右）。上述统计可能略有出入。如果考虑到许多移民家庭的孩子是在澳洲出生，一些人士在填写人口普查表时，未将出生地一项填上去，以及相当一部分人虽移民来自香港，但却是出生于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地区，因此，在澳洲的香港移民人数应在 80000 － 90000 人之间，而其中昆士兰约为八千人左右。

移民到澳洲的香港人中，投资移民和专业技术移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 1994 － 95 年的统计为例，香港来的技术移民人数为 2060 人，占当年香港人移民到澳洲的总数的 49.8% 。但当年也有香港出生的移民 671 人永久性地离开澳洲而返回香港。这实际上是近期甚嚣尘上的香港“太空人”现象的一种反映。其原因在于这些人移民澳洲之前，大多在香港已有相当成功的商业或事业基础，但在澳洲一时间想尽快继续并拓展其原有的商业或专业等方面的市场，诚非易事。另一方面，手持澳洲护照并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返港仍可获得香港居民身份的现实，也促使一些人返回香港，寻求更好的发展。无论怎样，上述以及其他原因的集成，造成许多香港移民疲于奔波于两地的困境以及造成对两地认同及其它有关问题而产生的二难境地。我们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有两点须在此予以说明。其一，我们这里所说的“香港人”或“香港移民”，

是指那些由香港移民到澳洲的人士，而对于其具体的出生地或其他相关背景，则不加考虑。而调查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于那些目前定居于澳洲、或者其家庭主要居住在澳洲、及那些工作的地点和所服务或开设的公私机构主要在澳的来自香港的移民。我们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背景、家庭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澳洲和香港的关系及对两地的认识以及在移居澳洲之后的有关感受等等几个方面。其二，我们从上述资料中得到的初步结论以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或现象，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香港移民的感受和对澳洲及祖居地的认识。因为香港移民到澳洲之后，由于所居地区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对问题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别。比如，移居到新南威尔士州的香港移民或许对相关的问题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因为那儿的香港移民的人数几乎占了全部香港来的移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其社区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与其它地区相比，略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香港移民群体对上述有关问题的感受和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至少在昆士兰是这样。

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说明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们设计的问卷中，许多问题和陈述是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赞成”、“赞成”、“非常赞成”和“不清楚（或其它）”等六个档次来要求受访者回答的。为叙述和统计方便，我们将“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合并成“不同意”，“赞成”和“非常赞成”合并而成“赞成”，并保留“不同意也不赞成”和“不清楚（或其它）”两个档次，从而成为“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赞成”、“赞成”和“不清楚（或其它）”等四个档次。而鉴于我们所设计的每个问题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回答，有些被访者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故每个问题实际回答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每个表格里，我们用（ N ）来表示实际回答该问题的被访者的数字。至于表格中的具体数字，除非另有说明，则代表回答该问题所占的百分比数（％）。

二、　　香港移民的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这次回收的问卷共 71 份。被访者的性别分别为男性 34 人，女性 35 人（另有二人性别不明），男女已知性别比率分别为 49.3% 和 50.7% 。被访者的年龄层次集中于 35 － 50 岁之间，占了全部被访者人数的 78.9% ， 30 岁以下人士为 12.7% ， 51 岁以上者 8.4% （见表１）。

表 1 受访者的年龄层次 N ＝ 71

21-25 岁	26-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6-50 岁	51-60 岁	61 岁或以上
7.0	5.6	11.3	23.9	29.6	14.1	7.0	1.4

在 71 个被访者中，约 17% 未婚，其余皆为已婚或再婚及有事实婚姻人士。所有被访者皆为具有中国血统之人士，且大部分是在香港出生者（ 83.1% ），其余则分别出生于中国大陆（ 11.3% ）、澳门（ 2.8% ）、印尼（ 1.4% ）和马来西亚（ 1.4% ）。而从第一母语的情况来看，被访者也基本上是说粤语的人士（详见表２）。

表 2 ：受访者的第一母语是 : N ＝ 65

普通话 ( 国语 )	广东话	广东话 / 上海话	广东话 / 普通话 ( 国语 )
1.5	95.5	1.5	1.5

上述数字表明，尽管我们回收的问卷数量仍未达理想，但从出生地和年龄层次来看，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在澳尤其是在昆士兰的香港移民的实际情形的。从出生地一项看，香港出生者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及其感受，应该说是反映了相当大部分香港移民的一般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可以从下面我们还要谈到的他们对许多不同问题的回应中，略见一斑。而年龄层次的相对集中，也正好对应了香港移民来澳者中以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两大类别为主的特征。根据 1991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香港移民的平均值年龄为 27 岁，年龄段集中于 15 － 24 岁和 30 － 39 岁两个层次之间者最多。我们的调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是与此相吻合的。

从被访者的教育程度来看，也同样反映了上述特征。 71 个被访者中， 78.8% 以上具有中专以上的学历。表 3 是被访者受教育程度（Ｎ＝ 71 ）：

表 3 ：被访者受教育程度 Ｎ＝ 71

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专上学校 ( 院 ) 毕业	大学本科毕业	研究生文凭	荣誉学位 / 研究生毕业
1.4	19.7	26.8	26.8	7.0	5.6	12.7

与 1991 年人口普查时香港在澳移民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数占全部香港移民的 24.3% （远高于澳洲全体人口比率的 12.8% ）相比，我们得到的统计数字可能略高了些，这可能与我们抽样调查的对象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统计表明，香港在澳尤其是在昆士兰的移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是较高的。另一项关于可以在经商中使用的语言的统计（ N=62 ），也说明这些来自香港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双语程度，其中能同时说英语粤语和普通话的被访者占了 69.4% ，能说粤语和英语者为 21% ，其余为只能说一种语言者。所有这些都表明，香港移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双语能力。

被访者移民澳洲，也可能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澳洲受过教育有关。受访的 71 人中， 31.2% 在澳接受过教育。这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些移民来澳洲之后再入学接受教育的人士，尤其是攻读高级文凭或高级学位（见表４）。但从首次访澳是以学生身份前来者占了被访者总数的 15.5% 这一情况来看，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问题，尽管统计数字表明，首次来澳是以移民身份者占了 60.6% 以上。

表 4 ： 受访者在下列地方接受的教育 (N=71)

香港	中国大陆	澳门	台湾	澳洲	美国	英国	欧洲大陆	加拿大
91.5	5.6	1.4	0	31.2	0	8.4	0	1.4

我们的访问对象基本上都是澳洲永久居民或公民。在 71 个被访者中，除有二人对此问题未作回答，一人回答说“否”之外，其余皆表明为永久居民，占 98.6% 。这些人中，持澳洲护照者又占了 74.3% 。换言之，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被访者都已成为澳洲公民。至于访问对象所居住的地区，除有一人未作回答之外， 91.5 的被访者居于布里斯本地区， 5.6% 居于桃园堡，另有 1.4% 往来居住于布里斯本与香港两地。可见，我们访问的对象中很少人们通常所说的“太空人”，而基本上是在澳洲工作或长期居住的人士和家庭。从被访者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 N=56 ），他们中的 87.5% 一年中完全是在澳洲工作或做生意， 7.1% 被要求一年有 0-25% 的时间待在香港， 1.8% 一年有 26-50% 的时间待在香港，另 3.6% 一年有 76-100% 的时间是在香港。这些人士的工作性质和范围，可从表５略见一斑。

表 5 ： 受访者的工作性质与范围 (N=52)

香港公司	澳洲公司	自营生意	其它公私机构
3.8	38.5	42.3	19.1

( 说明：表中数字有交叉，因为有些人士在公私机构工作的同时，也自营生意。 )

虽然上表所显示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香港移民在昆士兰的全部工作和经营生意的情况，但大致上与香港移民中的技术移民和商业投资移民类别相吻合。同时，表中所列的“澳洲公司”一栏，实际上包括了许多香港移民在此开设的公司，它们应该理所当然地被视之为澳洲公司。这些公司与自营生意的公司又有许多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此一情况显示出，香港移民仍与其原居地香港有着较强的联系或关系。我们的统计表明，有 85.9% 的被访者目前仍拥有香港居民身份，只有 14.1% 的被访者回答说已经没有了这一身份。这一特点显然与九七香港回归前曾经一度掀起的返港浪潮以及人们对香港回归之后是否仍然能够继续保持其原有的香港居民身份的关注的现象是相适应的。

此外，被访者中，超过半数以上者是不信教人士。而其余信教者中，以属于天主教的人士居多（见表６）。这种情况与教会在香港社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一定关系，也反映了教会在布里斯本华人社区中相当活跃这一现象。也可能与此相关，许多被访者在布里斯本及其周围地区华人社区中的社交圈子并不仅仅限于粤语方言集团，而与其他方言集团的来往相对密切（见表７）。这一特征显示出，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占统治地位的粤语方言集团正逐渐地改变其传统态度，加强与其他方言群体的交往，以适应海外华人社区的转变。

表 6 ： 被访者的宗教信仰是 : (N=65)

不信教	佛教	孔教 / 道教 / 祖先崇拜	天主教	基督教新教	其他
50.8	16.9	0	20.0	9.2	3.1

表 7 ： 在澳洲，被访者的社交圈主要在华裔社区，并与那些来自不同

方言集团的人士来往，而非仅限於被访者所属之方言集团。 (N=65)

从来没有	很少	间或有之	相当频繁
3.1	9.2	50.8	36.8

上述被访者的这些背景情况，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在移民澳洲之后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移民澳洲定居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之中，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对香港的感情和态度。

三、　　认同问题

自十九世纪以来，有关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就一直为各方所关注。许多学者至今仍就认同及其相关问题争论不休。因为每个人来到海外之后，其认同也会随着其个人的经历和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因此，要确切地说明一个人的认同问题并非易事，特别是长期以来深受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政治影响和冲击的海外华人社区，尤其如此。

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英文词“ CHINESE ”，实际上具有很多不同的含义，比如中国人、中华民族、华人、华侨、唐人、汉人、华裔等等，有文化的、语言学的、民族学的、政治的、地理的、法学的等方面的不同分类。而每一个含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又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差别甚大。关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均可撰文另行讨论。我们这里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概念，即大多数人通常所指的文化上的含义－华人。换言之，“华人”一词，系指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并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的人士或群体。对于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这里的来自香港的移民如何看待其自身的身份，确是一个很严肃也很有趣的问题。我们是想通过一种不记名的问卷方式，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描述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这些由不同的人士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形成的身份认同，或许可以成为有关研究这一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依据，以及提供给有关部门或机构作制订相关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参考，或者由此促进华人社区本身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推动其文化等有关事务的发展。

移民到海外之后，每个人的身份都已有了变化。因此，我们向每个受访者提出了如何描述自己的身份这一问题。我们所列的六个选择性答案中，按照一般的理解，“华人或中国人”的含义与上述的解释相同；“华裔澳洲人”系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关系的并在澳洲有永久居留权利或拥有公民身份之人士，这里强调的是其血缘关系；“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是指在澳洲具有永久居留权利或拥有公民身份的华裔或华族人士，这里强调的是居留权利和公民身份；“澳洲人”则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只看其从法律上应对澳洲承担的义务，成为澳洲公民是一个考量的标准，但对民族和文化等背景则不予以考虑；“华裔香港人”也主要考虑的是血缘关系，即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并在或曾在香港拥有或有过居民身份之人士；“香港华人”则指具有香港居留或居民身份的有中华民族血统之人士。从得到的资料统计来看， 34.3% 认为自己是“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21.4% 认为自己为“华裔澳洲人”，但有 12.8% 认为自己为“华人或中国人”（见表 8 ）；对于其配偶的身份，认为是“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者占 37.3% ，“华裔澳洲人”者为 22% （见表 9 ），与自己的身份认同比较接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本人和配偶为“澳洲人”者的比例虽然较小，但却是一样的，分别为 8.5% 。更有意思的是，认为本人和配偶为“香港华人”的比例都达四分之一以上。相比较而言，被访者在回答其子女的身份时，“澳洲华人和澳籍华人”和“华裔澳洲人”及“澳洲人”的比例都较高，尽管认为是“香港华人”的比例仍占 16.3% （见表 10 ）。

表 8 我认为自己是 : N=70

华人或中国人	华裔澳洲人	华裔香港人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香港华人	澳洲人
12.87	21.4	2.9	34.3	25.7	8.5

表 9 我认为我的配偶是 : N=59

华人或中国人	华裔澳洲人	华裔香港人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香港华人	澳洲人	其他
6.8	22.0	3.4	37.3	25.4	8.5	1.7

表 10 我认为我的子女是 : N=49

华人或中国人	华裔澳洲人	华裔香港人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香港华人	澳洲人
6.1	34.6	0	34.7	16.3	14.2

如果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些认同，可以发现，男女之间无论是在对自己身份和对配偶的身份以及对子女的身份认同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声称自己和配偶为澳洲人这一问题上，皆为男性，而未见女性（见表 11 ）。而在声称自己和配偶为华裔香港人时，则只见女性不见男性（见表 12 ）。在对子女的认同方面，也是男性认为其子女为“澳洲华人和澳籍华人”和“华裔澳洲人”及“澳洲人”的比例多过女性（见表 13 ）。

表 11 ：男女两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N=69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华人或中国人	5	3	11.8
华裔澳洲人 , 华人或中国人 ,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1	1.5
华裔澳洲人	5	7	17.6
澳洲人 , 华裔澳洲人 , 香港华人		1	1.5
华裔香港人	2		2.9
香港华人	12	5	25.0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11	11	32.4
澳洲人		5	7.4

表 12 ： 男女两性对自己配偶身份的认同 N=57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华人或中国人	2	1	5.3
华裔澳洲人 , 华人或中国人 ,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1	1.8
华裔澳洲人	4	6	17.5
华裔澳洲人 , 香港华人		1	1.8
华裔香港人	2		3.5
香港华人	8	6	24.6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8	12	35.1
澳洲人		5	8.8
其它	1		1.8

表 13 ： 男女两性对自己子女身份的认同 N=47

	女性	男性	所占比率 %
华人或中国人	2	1	6.4
华裔澳洲人 , 香港华人 ,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1	2.1
华裔澳洲人	5	9	29.8
澳洲人 , 华裔澳洲人		1	2.1
华裔香港人	5	2	14.9
香港华人
澳洲华人或澳籍华人	6	10	34.0
澳洲人	2	3	10.6

有必要在此解释一下“香港华人”和“华裔香港人”这两个概念。香港自 1842 年割让给英国之后，其当地居民向以华（人）洋（鬼佬）区分。直到 1980 年代初，由于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传媒长期的淫浸，尤其是九七香港回归中国问题初露端倪之后，促进了当地居民对香港的认同，从而出现了“香港人”这一概念，并很快为大众所接受。据一日本人的看法，“香港人”认同的出现，实际上是香港居民不支持共产党及其政权的缘故。（注 2 ） 另一日本学者则认为，是由于香港居民对香港经济成就的自豪感和当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的结果。（注 3 ） 许多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而强调其源于香港与中国（大陆）文化上的差异。（注 4 ） 但是，围绕着香港回归及其相关问题的出现，尤其是那些涉及到香港各个层次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一认同的出现，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由于该概念的泛政治化，再加上传媒的推波助澜，这种“香港人”认同包含并反映了当地居民对港英当局和未来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很微妙的心理，尤其是将“香港”摆在了与“中国”同等的地位。同时，在我们进行这次问卷调查时，已是香港回归的前夜。我们将“香港华人”和“华裔香港人”这两个概念与传统的“中国人或华人”的概念放在一起，旨在探讨受访者对上述认同所占的比例。从上列表中可以看到，对传统概念的认同处于对香港当地的认同的从属地位。

那么，到底有那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呢？下列统计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访者依次同意七个因素对形成自身的身份认同有着很大的影响，即种族 79.8% 、文化信仰或习惯 75.7% 、语言 75.3 、本人所持护照之类型或目前之公民身份 67.2% 、本人的生活经历 56.9% 、本人在澳洲的社会联系 50.8% 和本人情感所系 50%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也影响着这一认同（见表 14 ）。这些结果表明，无论是那一个民族的人，种族和语言等因素在形成其认同意识的过程中，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种族和语言等问题又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韩坡羚（ Pauline Hanson ）之流掀起的反亚裔反移民浪潮，受到广泛重视。强调种族和语言等特征在认同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反亚裔反移民浪潮的积极回应。

表 14 影响本人对身份认同之诸因素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种族 (N=66)	7.6	16.7	79.8	4.5
语言 (N=65)	12.3	7.7	75.3	4.6
文化信仰或习惯 (N=66)	12.1	7.6	75.7	4.5
本人所持护照类型或目前之公民身份 (N=64)	20.3	6.3	67.2	6.3
家庭关系 (N=65)	20.0	20.0	49.2	10.8
朋友或朋辈的影响 (N=64)	25.0	28.1	37.6	9.4
本人的生活经历 (N=65)	21.5	15.4	56.9	6.2
本人情感所系 (N=64)	20.3	23.4	50.0	6.3
他人的观点或行为之影响 (N=64)	39.1	28.1	28.1	4.7
本人之教育经历 (N=68)	25.0	23.5	45.6	5.9
政府政策 (N=66)	21. 2	27.3	42.4	9.1
经济环境 (N=66)	31.8	25.8	31.8	10.6
本人之宗教信仰 (N=66)	37.9	31.8	22.7	7.6
传媒 (N=65)	40.0	29.2	21.5	9.2
本人之工作 (N=65)	36.9	26.2	30.8	6.2
本人在澳洲的社会联系 (N=65)	20.0	26.2	50.8	3.1
小说 , 故事等 (N=65)	56.9	26.2	10.7	6.2
其它 (N=20)	15.0	35.0	20.0	30.0

表 15 考虑到我在澳洲的经验，我的认同问题受下列因素影响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我的种族特征 (N=62)	8.1	6.5	82.3	3.2
我的文化习俗与文化品位 (N=63)	7.9	4.8	84.1	3.2
我的生活方式 (N=62)	11.3	9.7	75.8	3.2
我同事的行为 (N=60)	21.7	33.3	33.3	11.7
非华人血统澳洲人的行为 (N=61)	18.0	37.7	34.5	9.8
传媒 (N=61)	31.1	26.2	36.1	6.6
我的家庭 (N=63)	15.9	27.0	52.4	4.8
我的朋友 (N=62)	25.8	30.6	38.7	4.8
我与原居地的联系 (N=62)	14.5	16.1	64.5	4.8
在那里有挣钱的能力或机会 (N=61)	32.8	31.1	29.6	6.6
其它 (N=20)	15.0	20.0	25.0	40.0

作为移民，经历了环境的变迁，其思想意识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着他们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否仍然相同呢？从统计的资料来看，种族特征退居第二位（ 82.3% ），让位于文化习俗和文化品味（ 84.1% ），其余则依次为其生活方式（ 75.8% ）、与原居地的联系（ 64.5% ）以及家庭的影响 52.4% ）等等（见表 15 ）。这些数据也再次表明了移民对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习俗等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当前韩氏之流的反亚浪潮以及郝德强（ John Howard ）等澳洲国家领导人对此问题的沉默也就是实际上的默认，使得民族文化特征成为许多人士特别关注的焦点。从上列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传媒对于人们尤其是移民在认同问题上的影响在增大。在未考虑到移民的经历之前，赞同传媒影响的占 21.5% ，而在有了移民经历之后，赞同传媒影响的比例上升到 36.1%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传媒在为韩氏之流推波助澜等方面“功不可没”。

表 16 考虑到我在香港的经验，我的认同问题受下列因素影响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我的生活方式 (N=61)	14.8	18.0	62.3	4.9
我在那里的教育经历 (N=60)	13.3	10.0	68.3	8.3
传媒 (N=60)	26.7	23.3	41.7	8.3
我同事的行为 (N=60)	30.0	30.0	31.7	8.3
我子女的行为 (N=52)	25.0	25.0	36.5	13.5
港府政策 (N=60)	23.3	20.0	46.7	10.0
我的语言习惯 (N=61)	11.5	13.1	68.9	6.6
中国政府的政策 (N=60)	18.3	23.3	48.3	10.0
过去几年工作的社会政治过程 (N=59)	16.9	22.0	50.9	10.2
我的文化品位 (N=60)	15.0	8.3	68.3	8.3
在那里有挣钱的能力或机会 (N=60)	33.3	16.7	41.6	8.3
其它 (N=21)	9.5	14.3	28.5	47.6

表 17 对我来说，我的家庭保持香港的文化和习俗是很重要的 N=65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6.2	21.5	76.9	1.5

表 18 迄今为止 , 我尚未认真考虑过自己 在澳洲的认同问题 N=66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42.4	19.7	31.8	6.1

表 19 我的公民身份和认同是一致的 N=6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23.9	13.4	52.3	10.4

这种情况与其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相比，又有所不同。从表 16 可以看出，在香港的经验表明，他们的身份认同深受语言习惯、文化品位和教育经历等因素的影响。这与前面曾经谈及的产生“香港人”抑或“华裔香港人”或“香港华人”认同的背景是相适应的。也可能是这种经历的作用，四分之三以上的被访者认为，让其家庭保持香港的文化和习俗是相当重要的（见表 17 ）。尽管前述许多人士表达了对自身认同问题的确切看法，但我们的调查显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尚未认真考虑过其在澳洲的认同问题（见表 18 ）。这可能与有些人尚未完全在澳洲定居下来、或者还有意再移民、或者在获得澳洲公民身份之后再返回香港工作或定居有关，也可能是往来奔波于香港澳洲及其它地方而无暇考虑这一问题，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然而，无论如何，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其公民身份和认同是一致的（见表 19 ）。这一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当在澳洲时，是澳洲人，在香港时，为香港人，在中国，则为中国人，即完全以自身所获得的居民及公民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认同。

四、　　对澳洲的认识以及对当地事务的参与

每个人移民澳洲，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及原因。那么，来自香港的移民在澳洲定居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从对来澳定居的原因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见表 20 ），大多数香港移民赞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良好的环境（ 91.3% ）和优越的生活方式（ 71.4% ），其次才是家庭团聚移民、就业或经商，而澳洲的商业投资机会则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可见，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方式，历来就是驱使许多人移民海外的原动力。也可能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不仅被访者本人，而且这些移民的家庭也很喜欢定居于澳洲。有 74.6% 的被访者认为其配偶很喜欢在澳洲居住（表 21 ），而与香港相比，有 83.3% 的被访者认为他们的子女更喜欢澳洲。考虑到许多被访者的子女尚年幼，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不然的话，这一比例可能会更高（见表 22 ）。

表 20 我 来澳洲或在此定居的原因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家庭团聚或移民 (N=64)	31.3	18.8	48.4	1.6
就业或经商 (N=62)	43.5	17.7	35.4	3.2
政治上更为自由和稳定 (N=63)	14.3	9.5	34.6	1.6
生活方式优越 (N=63)	14.3	12.7	71.4	1.6
投资机会佳 (N=62)	61.3	22.6	11.3	4.8
这里环境更好 (N=65)	4.6	3.1	91.3	0
其它 (N=13)	15.4	0	38.5	46.2

表 21 我的配偶很高兴在澳洲居住 N=55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10.9	12.7	74.6	1.8

表 22 与香港相比，我的子女更喜欢住在澳洲 N=48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0	6.2	83.4	10.4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初来乍到一个新的地方，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还要面临工作事业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专业技术与商业投资移民，在定居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什么是定居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呢？被访者中，有 67.2% 认为是在此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或工作经历相称或相关的工作，和结识新朋友。这可能与前面已经述及的香港移民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较多有关，他们较为关注其自身专业或事业的发展。而结识新朋友，既是更好地适应移居地的新生活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藉此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从而开展或拓展自己事业的一个起点。在这里，语言的沟通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被访者声称不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表 23 ）。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在被访者中，将近 90% 的人士操流利的英语，他们的配偶中达到这种程度的也有 86% ，其子女则为 79% 左右（表 24 ）。这里被访者的子女英语流利程度不够高的原因在于，许多被访者的子女尚属年幼，目前尚无法判断其语言的程度。应该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表 23 我在定居澳洲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语言与沟通问题 (N=66)	50.0	13.6	34.9	1.5
陌生的社会习俗 (N=64)	53.1	10.9	32.8	3.1
政府对移民援助极差 (N=64)	45.3	28.1	20.3	6.3
结识新朋友 (N=61)	44.3	16.4	37.7	1.6
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或工作经历相关 的工作 (N=67)	19.4	11.9	67.2	1.5

表 24 我及我的家庭成员的英语流利程度足够应付在澳生活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我本人 (N=68)	2.9	5.9	89.8	1.5
我的配偶 (N=57)	7.0	5.3	86.0	1.8
我的子女 (N=48)	2.1	10.4	79.1	8.3
其他家庭成员或亲戚 (N=45)	15.6	11.1	53.3	20.0

既然就业和工作是大部分人士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那么，澳洲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好坏与否，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成为这些移民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对于我们提出的“当前最担心澳洲的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见表 25 ），被访者的首选因素是澳洲经济的未来，达 90.9% 。这一答案显然与当前澳洲经济的低落有关。进入 1990 年代以来，澳洲的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与此同时，大批香港移民也正好是在这一时期移居澳洲。他们对澳洲经济的发展及其前景表示出充分的关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次，他们所担心是有关种族或移民问题的争论和澳洲的高税率，分别达 89.6% 和 89.4% 。前者直接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生活及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和融合，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担忧成为澳洲反亚裔和排斥移民浪潮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后者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中的大多数为商业投资及专业技术移民，高额的税率使得他们难以迅速有效地回收投资。此外，他们还担心由于种族和移民问题的争论而导致的对多元文化概念的混淆，对其本人家庭及其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由此而引起的法律与秩序问题以及他们在澳洲的事业或商业的前景，等等。由此可见，澳洲经济的长期低落徘徊及种族歧视和对移民的排斥现象的冒升，对于移民在澳洲的安居乐业和发挥其原有的商业与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表 25 我目前最担心澳洲的因素是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有关种族或移民问题的争论 (N=67)	3.0	6.0	89.6	1.5
法律与秩序问题 (N=66)	13.6	19.7	65.1	1.5
高税率 (N=66)	4.5	4.5	89.4	1.5
其经济未来 (N=66)	1.5	3.0	90.9	4.5
其对本人家庭之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N=64)	9.4	17.2	70.3	3.1
澳洲政府之对华及对港政策 (N=66)	7.6	31.8	53.6	6.1
澳洲的多元文化概念混乱 (N=67)	9.0	7.5	79.1	4.5
我子女的认同问题越来越混乱 (N=57)	17.5	26.3	45.6	10.5
我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 (N=64)	17.2	21.9	57.8	3.1
本人事业之前景 (N=67)	11.9	19.4	60.2	7.5
其枯燥生活方式 (N=65)	43.1	21.5	30.7	4.6
其它 (N=17)	11.8	17.6	23.5	47.1

上述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香港移民对澳洲的喜爱程度。在表达他们对“我最不喜欢澳洲的”这一问题的看法时（表 26 ），有 94.1% 的被访者将“课税太重”摆在首位，其次为就业或工作机会较低和投资机会少（分别为 81.8% 和 71.9% ），然后才是种族主义（ 66.7% ）。这种现象反映出香港移民最担心的虽然也包括种族主义问题，但首先考虑的则是如何工作及赚钱，一种典型的务实态度。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对澳洲的教育体制较为喜欢（ 66.7% ）。这一方面反映了华人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从某种角度显示出许多人移民的目的是在于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地点教育环境。从我们的调查统计中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被访者是将其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读书的（表 27 ）。实际上，香港的许多家庭都愿意送其子女来澳洲入读各类学校，包括中学和大学。据统计， 1995 年 3 月在澳洲的来自香港的学生总数为 12143 人，占当时全部在澳外国留学生总数的 15% 。由这些外国学生带进澳洲来的资本总额也是相当可观的。仅仅是由于昆士兰州政府香港办事处的努力， 1994 － 1995 年度就为昆士兰州的教育出口带来四百五十万澳元的净收入。

表 26 我最不喜欢澳洲的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其种族主义 (N=66)	15.2	16.7	66.7	1.5
其社会行为规范太过自由及它们对本人配偶或子女的影响 (N=59)	30.5	30.5	32.2	6.8
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N=63)	74.6	19.0	4.8	1.6
投资机会太少 (N=64)	9.4	17.2	71.9	1.6
其教育体制 (N=63)	66.7	17.5	14.3	1.6
就业或工作机会较少 (N=66)	7.6	9.1	81.8	1.5
其社会福利制度 (N=65)	32.3	12.3	50.7	4.6
其欧陆文化遗风 (N=65)	32.3	38.5	24.7	4.6
政府对亚洲的政策 (N=63)	11.1	30.2	55.5	3.2
其辽阔的土地与较少的人口 (N=66)	39.4	25.8	28.8	6.1
国民环保的意识较强 (N=64)	62.5	20.3	14.0	3.1
生活标准太高 (N=64)	54.7	26.6	17.2	1.6
工会势力太强 (N=63)	15.2	13.6	58.2	3.0
课税太重 (N=67)	3.0	1.5	94.1	1.5

表 27 被访者的子女所上的学校类型是 :(N=41)

公立学校	私校	未上学
34.1	56.1	12.2

由于种族歧视和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使得这些香港来的移民对澳洲政府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或政策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大多数的被访者认为澳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可促进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容忍（ 78.4% ），对海外人士移民澳洲有吸引力（ 75.8% ），并可提高其对澳洲的认同感（ 71.4% ）。 63.6% 的被访者能明确地定义多元文化主义及清楚其含义， 62.6% 的被访者认为多元文化可促进做一个澳洲良好公民的社会行为（见表 28 ）。我们从华人社区包括香港移民群体对韩坡羚之流在 1996 年 10 月以来掀起的反亚裔及反移民浪潮的强烈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多元文化的情有独钟，也担心多元文化受到韩氏及其追随者的损害。实际上，澳洲政府应该更加大力宣传多元文化，增加拨款推广多元文化，才能打击以韩坡羚为代表的种族歧视势力，破除其白人优越感，使澳洲真正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各民族各种族和睦相处和谐生活的社会，共同携手创造澳洲的美好的未来。

表 28 澳洲的多元文化主义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把我的认同感搞得很混乱 (N=65)	56.9	12.3	26.1	4.6
促进澳洲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容忍 (N=65)	7.7	9.2	78.4	4.6
对海外人士移民澳洲有吸引力 (N=66)	9.1	10.6	75.8	4.5
我能明确地定义及清楚其含义 (N=66)	13.6	13.6	63.6	9.1
使人们不忘澳洲以往的种族歧视劣行 (N=65)	30.8	30.8	29.2	9.2
是 " 澳洲人认同 " 的主要组成部分 (N=63)	12.7	23.8	52.4	11.1
促进做澳洲良好公民的行为 (N=64)	12.5	18.8	62.6	6.3
可提高我对澳洲的认同感 (N=63)	9.5	12.7	71.4	6.3

要创造和维护这种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要求每个在澳洲居住的人士处理好个人和家庭与社会和社区的关系。对于移民来说，如何处理好上述这种关系，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是对待澳洲的政治生活。在澳洲，投票选举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在我们的调查访问对象里， 80% 以上均已在地方选举中登记投票和实际上已参与了地方选举的投票，还有超过半数的被访者参与有关澳洲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开信或请愿信的签名活动。但在积极为澳洲候选人拉票和成为澳洲某政党或团体的成员等方面，则是抱否定及消极态度的居多，尽管有 45.3% 的被访者不同意其“对澳洲的政治和活动没有兴趣”的说法（见表 29 ）。

表 29 我在澳洲已参与下列政治活动 :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正在地方选举中登记投票 (N=50)	8.0	8.0	80.0	4.0
实际上已参与地方选举的投票 (N=55)	7.3	7.3	81.8	3.6
积极为澳洲的候选人拉票 (N=46)	41.3	30.4	19.5	8.7
成为澳洲某个政党或团体的成员 (N=42)	47.6	33.3	4.8	14.3
参与有关澳洲社会政治问题的公开信或请愿信的签名活动 (N=51)	17.6	15.7	56.8	9.8
其他 (N=11)	18.2	36.4	9.1	36.4
对澳洲的政治及活动没有兴趣 (N=53)	45.3	20.8	28.3	5.7

表 29-1 香港人不关心政治，他们愿按政府的旨意 办事并埋头赚钱 N=66

不同意	无可奉告	赞成	不清楚
30.3	19.7	47.0	3.0

上述统计显示出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许多移民不满澳洲日见抬头的种族歧视和一部分势力对移民的排斥，因而许多人参加有关公开信及请愿信的活动，以表达他们对某些事务的关注，显示出他们并非对澳洲的政治及其活动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在选举等政治事务中则显示出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换言之，在公开表达自己愿望的公众场合出现的较少。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与大多数这些移民还没有完全将自己摆在澳洲主人翁的地位有关。许多人把自己摆在了不问政治的地位（表 29-1 ）。其实，无论谁先来谁后到，只要是澳洲的公民，就应有同样的权利。何况，许多权益是由大家积极去争取来的。老一辈的华人移民在这方面可能有较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自身的权益，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争取，是难以由别人施舍的。

其次，作为商业投资和专业技术移民，对于政府的政策是否鼓励其在澳投资或创业自然是十分关注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原居地相比较。统计显示出，表示赞同澳洲政府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尤其是移民在澳投资或经营生意的被访者，只有 28.3% ，而不同意这一看法的占 30% ，略略高于前者，其余则为不置可否（表 30 ）。如果将其在澳洲和香港的生意或利益作一比较，则有 65% 的被访者认为香港好过澳洲， 10% 的认为澳洲好过香港（表 31 ）。从前面已经提到的香港移民对澳洲的课税较重，经济不景气以及投资机会较少等问题颇有微词来看，他们对澳洲政府的政策有如此的看法也就不足以为奇了。从这里也不难理解前述一些香港移民为什么在获得了澳洲公民身份之后，永久离开澳洲而返回香港。毕竟这些人士都是来自香港，那里的经济在近二十年里尽管也经过一些波折，但总体来说还是发展很快的，是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的。在这一方面，非澳洲可比也。不过，如果因为这样而对澳洲的许多政治事务不太关注，恐怕于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其投资政策或对一些政策予以修订等事宜，帮助不大。

表 30 澳洲政府的政策是鼓励我在澳洲做生意 N=60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30.0	21.7	28.3	20.0

表 31 我在香港 经营的生意和利益比在澳洲要好 N=60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10.0	10.0	65.0	15.0

再次，移民们是如何处理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呢？统计表明，许多移民是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的。被访者中（答者 53 人）， 37.1% 加入各类少数民族社团， 34% 则加入各种教会和宗教团体，其余则加入各种各样的会社如狮子会、扶轮社等等。与社区联系的密切对于移民的经济活动是有一定作用的。从对是否“比较喜欢与华人做生意”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看， 25.4% 的被访者回答喜欢， 72.9% 回答看情况而定，只有 1.7% 回答不喜欢（表 32 ）。这些回答实际上反映了香港移民的现实生意经历，即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生意的客户本身就是华人，这一现实不由得人在此表示喜欢或不喜欢，何况，语言声气相通确实也方便做生意，有些涉及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生意还非得与华人打交道不可。而“看情况而定”的回答占多数则实际上反映了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做生意的多面性，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

表 32 我比较喜欢与华裔做生意 N=59

喜欢	看情况而定	不喜欢
25.4	72.9	1.7

表 33 我积极鼓励我的家庭成员与非华裔血统的澳洲人交朋友 N=63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1.6	23.8	71.5	3.2

表 33-1 我子女的朋友大多是非华裔血统的孩子 N=4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23.4	31.9	38.3	6.4

表 34 在澳洲，我的子女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对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困惑 (N=47)	29.8	27.7	27.6	14.9
变得越来越不尊重长辈 (N=47)	46.8	19.1	23.4	10.6
很难保持传统中国文化 (N=47)	23.4	10.6	55.4	10.6
对其公民身份的了解已经提高 (N=47)	8.5	25.5	51.1	14.9
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自由 (N=47)	6.4	36.2	44.7	12.8
个性变得越来越具闯劲 (N=47)	25.5	40.0	21.3	12.8

表 35 我的子女在学校对其华裔文化传统深感自豪 N=51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11.8	31.4	39.2	17.6

表 36 我的子女视朋友关系重要过家庭关系 N=47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59.6	12.8	19.1	8.5

表 37 我不反对我的子女与一位非华裔血统的其他族裔的异性人士发展亲密的关系 .(N=51)

是	不是	不清楚，很难说
49.0	11.8	39.2

表 38 我的子女已经发展了这样一种关系 .(N=43)

是	不是
7.0	93.0

在对外方面，家庭与社区的关系也是促进其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方面。为此，许多被访者（ 71.5% ）皆赞同鼓励其家人与非华人血统的人士交朋友（表 33 ）。在这一方面，子女恐怕较之父母走得更远些，但父母对他们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够，对他们的期望也大多是中国式的。比如说，被访者对其子女在澳洲是否对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困惑、变得越来越不尊重长辈、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自由、个性变得越来越具闯劲、对其公民身份的了解已经提高、以及很难保持传统中国文化等问题，看法相距较大（表 34 ）。对其子女在学校是否对自身所具有的华裔文化背景深感自豪，模棱两可的回答占了大多数（表 35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约 60% ），还是认为其子女视家庭关系重要过朋友关系（表 36 ）。但有将近一半的被访者对其子女有可能与一位非华裔血统的其他族裔之异性人士发展亲密关系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表 37 ），并有７％的被访者回答说他们的子女已经发展了这样一种关系（表 38 ）。

五、 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在表 15 中，我们曾将个人与原居地的联系作为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之一。统计的结果表明，对这一问题表示赞同的比例达 64.5% （Ｎ＝ 65 ）。这说明，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移民与原居地的联系或关系都是很紧密的。尤其是在我们进行是项调查的时候，正是九七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夕，香港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来自香港的移民，在澳之港人自然也不例外，其关注的程度更为深切。换言之，在香港回归中国这个问题上，无论对香港是爱还是恨，都表明人们对她的关心。

那么，来自香港的移民，对于香港的回归中国是感到乐观呢还是悲观？从表 39 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感到很乐观”这个问题的回答（Ｎ＝ 59 ），只有 18.7% 的被访者表示赞同， 39% 表示不赞同，表示不同意也不赞同为 28.8% 及不清楚为 13.6% ；对于“我对香港九七回归感到乐观”这个问题（Ｎ＝ 61 ）， 37.7% 赞同， 27.9% 不同意，表示不同意也不赞成及不清楚者，则分别为 21.3% 和 13.1% 。而对“我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感到无所谓”的问题（Ｎ＝ 56 ）， 23.2% 表示不同意， 32.2% 表示赞同， 37.5% 则不同意也不赞成。至于对“我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感到悲观”的问题（Ｎ＝ 57 ），赞同者只有 21.1% ，不同意的占 36.8% ，另有 28.1% 不同意也不赞同及１４％不清楚。对于“我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感到很悲观”这个问题， 46.4% 表示不同意， 12.5% 赞同，不同意也不赞同占 26.8% ，另有 14.3% 表示不清楚。

表 39 我对香港 97 回归中国感到：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很乐观 (N=59)	39.0	28.8	18.7	13.6
乐观 (N=61)	27.9	21.3	37.7	13.1
无所谓（中立 ) (N=56)	23.2	37.5	32.2	7.1
悲观 (N=57)	36.8	28.1	21.1	14.0
很悲观 (N=56)	46.4	26.8	12.5	14.3
其它 (N=12)	0	16.7	16.7	66.7

上述统计显示出一种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的十分矛盾的心理。既然对回归表示乐观的比例不高，那么，赞同悲观看法的比例应相应地高似乎才显得合理。可是，统计表明不同意悲观看法的比例反而高些。退一步说，如果赞同乐观和悲观两者的比例都不很高，那么，应该是对此问题表示中立的看法占多数，方可解释之。但是，结果表明也并非如此。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它反映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复杂心态，要他们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确切表态，尚须时日。

从被访者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或者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从表 40 可以看到，在认真考虑过香港九七回归中国的有关问题之后，被访者对香港的未来所持的各种各样的看法。首先是对香港未来的经济表现的看法。 58.2% 对此表示乐观，表示中立的有 28.8% ，只有 9% 对此表示悲观（ N ＝ 67 ）。表乐观者占多数。港府的政治表现和民政服务方面（ N ＝ 67 ），表乐观者 29.9% ，表悲观者 31.4% ，另 38.8% 表示中立。悲观与乐观的比例相差不大，但以悲观者略占上风。对于中国政府对香港政治事务的处理（Ｎ＝ 67 ），表示悲观的看法占了几近一半，另五分之三表示中立，只有五分之二表示乐观。在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地位这个问题上（ N ＝ 67 ），表示乐观者达 53.7% ，中立者占 32.8% ，只有 13.4% 表示悲观。对于是否保持当前的生活方式（ N ＝ 65 ），表示悲观与乐观的比例较为接近，各占不到三成，其余四成多表示中立。对于香港是不是有一个贪污贿赂相对较少的政治经济环境（ N ＝ 66 ），表示悲观的占了 57.6% ，只有不到 11% 表示乐观，其余为中立。此外，对于香港是否一个适合其做生意及工作之地方（ N ＝ 67 ），则是 31.3% 表乐观， 47.8% 表中立， 19.4% 悲观。相比之下，只有 13.6% 对香港是个适合其家庭居住的地方的看法表乐观， 36.4% 悲观，其余 50% 表示中立。

表 40 我目前最担心香港的因素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政治不稳定 (N=65)	10.8	4.6	81.5	3.1
贪污 (N=66)	12.1	16.7	68.2	3.0
通货膨胀 (N=67)	11.9	17.9	67.2	3.0
中国政府对香港经济的干预 (N=63)	9.5	11.1	73.0	6.3
法制混乱有法不依 (N=65)	10.8	13.8	66.1	9.2
有关国籍问题的不稳定 (N=65)	15.4	20.0	58.5	6.2
本人家庭在港之前景 (N=64)	17.2	21.9	54.7	6.3
本人在港之民生前景 (N=63)	15.9	27.0	50.8	6.3
对人权与自由之践踏 (N=65)	7.7	16.9	69.2	6.2
教育水平下降 (N=66)	18.2	6.1	69.7	6.1
收紧出版自由及加强新闻检查 (N=65)	9.2	3.1	75.2	12.3
其它 (N=15)	0	20.0	20.0	60.0

上述数据表明，人们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后的经济繁荣以及作为国际都市的地位等涉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者占了多数。这与华人社区大部分人的意见是相吻合的。也就是在本问卷调查开始之后的五月下旬，昆士兰州中国人协会举办了一个有关香港九七回归中国问题的座谈会，邀请身为香港移民并在昆士兰高等院校任教及从事工商业之人士作为主讲者和评论员，有在布里斯本各行各业的二十多位华裔人士与会。与会者对香港的未来经济发展均持乐观的看法。在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中国的当日，昆士兰香港会、昆士兰华人之声和昆士兰州中国人协会亦联合举办了一个畅谈香港回归感受的座谈会，尽管会上对香港的许多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对香港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表示看好的观点仍然占了上风。可见，作为参与过创造香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一员，这些香港移民对于香港经济发展具有信心，并对香港未来充分关注。实际上，这种观点与香港回归中国前夕在香港市民中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注 5 ）

上述数据也表明人们对香港的政治前景持保留态度，这一点也与回归前在香港居民中所作的民意调查结果相同。（注 6 ） 从上面所述的各项问题的答案来看，对香港回归中国所持保留态度的症结在于他们的中国情结上。表 40 中表示悲观看法占多数的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了中国政府的因素。简言之，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对中国政府的信心问题。被访者对目前最担心香港的诸因素的回应（见表 41 ），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信心问题。

从对所列举的１１个可以担心的问题的回答来看，表示赞同者都占了被访者的 50% 以上。就目前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作为一个新的特区政府香港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来看，对许多问题有疑虑，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过多的担心则似乎大可不必，尤其是对特区政府的信心。香港之所以能在 1970 年代后崛起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最有成效的地区之一，固然得利于英国殖民政府所采取的自由政策，但更重要的则是香港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由于其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和内地所提供给予的种种便利而形成的一种互补和相互依存关系。忽略这些因素，就有可能低估特区政府治理香港和处理有关事务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之后继续保持其繁荣和稳定的决心，尽管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尽如意的作法。

表 41 在考虑过 97 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之後，我对香港的未来之看法是：

	乐观	中立	悲观	不清楚
经济表现 (N=67)	58.2	32.8	9.0	0
港府的政治表现和民政服务 (N=67)	29.9	38.8	31.4	0
中国政府对香港政治事务的处理 (N=67)	20.9	29.9	49.3	0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地位 (N=67)	53.7	32.8	13.4	0
当前的生活方式 (N=65)	29.2	43.4	26.2	1.5
贪污贿赂相对较少的政治经济环境 (N=66)	10.6	31.8	57.6	0
是个适合我做生意及工作的地方 (N=67)	31.3	47.8	19.4	1.5
是个适合我的家庭居住的地方 (N=66)	13.6	50.0	36.4	0
其它 (N=10)	40.0	0	20.0	60.0

实际上，这些香港移民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受传媒的影响较大。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这些移民的看法比较接近那些香港市民的看法，比如对香港政治前景有所保留，但对香港的许多具体问题自然不如香港市民们的关注，如就业问题、房屋问题等等。（注 7 ） 从表 42 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移民是如何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去关注香港的前景及有关的问题。占了 92.4% 的人士是通过当地华文包括及华语有线电视等来关注香港发展的（ N ＝ 66 ）。从澳洲的华文报刊主要是由香港和台湾的报业集团或人士经营以及从事电视电台工作的人士亦大多为香港或台湾来的移民这一情况来看，不难理解这些移民对香港的看法比较接近那些在港的市民或居民。关注香港的另一个途径是澳洲当地的主流社会的传媒如电视和英文报刊，对此持赞同者占被访者的 90.8% （ N ＝ 65 ）。鉴于澳洲英文报刊等传媒并不重视中国新闻的报道，它们所能提供给读者的与中国包括香港的相关资料能否让人们较多地了解有关事务是有疑问的。此外，被访者中的 90.5% 通过与朋友交换或分享有关信息（ N ＝ 63 ）、 77% 通过与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通信（ N ＝ 65 ）、 45.1% 出席与香港问题有关的研讨会或座谈会（ N ＝ 62 ）等形式，关注香港的发展。无论如何，这些香港移民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关注香港的未来及其发展，所有这些无疑会对他们的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

表 42 我想方设法通过下列手段关注香港的发展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与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通信 (N=65)	9.2	10.8	77.0	3.1
通过主流社会的传媒如电视和英文报刊 (N=65)	1.5	6.2	90.8	1.5
通过当地华文报刊及华语有限电视 (N=66)	1.5	4.5	92.4	1.5
与朋友交换或分享有关信息 (N=63)	1.6	6.3	90.5	1.6
出席与香港问题有关的研讨会或座谈会 (N=62)	19.4	30.6	45.1	4.8
其他 (N=11)	0	18.2	45.5	36.4

其影响之一便是由于一些人因在澳洲工作而家庭则住在香港，由此产生的对一些问题的担忧。表 43 是若干可能导致担忧的问题。除了 43.7% 被访者（ N ＝ 48 ）认为这种情况对其态度没有影响之外（ 27.1% 表示不同意及 20.8% 表不同意也不赞成），有 58.7% （ N ＝ 46 ）担心家庭凝聚力（约 10% 不同意、 17% 不同意也不赞成、 13% 不清楚）， 53.6% （ N ＝ 41 ）担心对子女的认同有负面作用（ 14.6% 不同意、 17.6% 不同意也不赞成、 14.6% 不清楚），有约 34% （ N ＝ 38 ）担心削弱其作为家长的地位和角色（约 21% 不同意、 29% 不同意也不赞成、 16% 不清楚），还有约 38% （ N ＝ 42 ）担心保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大笔费用（约 26% 不同意、 21% 不同意也不赞成、 14% 不清楚）。

表 43 由于我个人在澳洲工作而家庭则住在香港，我很担心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对我的态度没有影响 (N=48)	27.1	20.8	43.7	8.3
家庭凝聚力 (N=46)	10.9	17.4	58.7	13.0
这对我子女的认同有负面影响 (N=41)	14.6	17.1	53.6	14.6
削弱我作为家长的地位和角色 (N=38)	21.1	28.9	34.2	15.8
保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大笔费用 (N=42)	26.2	21.4	38.1	14.3
其他 (N=13)	0	23.1	7.7	69.2

表 44 我已举家移民澳洲， 现在我想再携家返回香港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对我的情况没有影响 (N=53)	30.2	24.5	43.5	1.9
从经济上考虑，我没办法这样做 (N=47)	25.5	29.8	38.3	6.4
这样的话，我的就业或商业前景都成问题 (N=47)	31.9	27.7	36.2	4.3
我的家庭成员都不同意 (N=47)	12.8	34.0	31.9	21.3
香港的政治形势表明不值得这样去做 (N=48)	22.9	33.3	31.3	12.5
香港的社会经济形势表明不值得这样去做 (N=48)	31.3	35.4	20.9	12.5
其他原因 (N=10)	0	30.0	20.0	50.0

既然有上述种种的担心，是否有人在举家移民澳洲之后，现在又想携家返回香港呢？表 44 的统计表明，目前许多人并未作出最后的决定。那么，如果有机会和条件而决定离开澳洲重返香港的话，主要是受那些因素的影响呢？从被访者对表 45 的回答来看，相信澳洲的种族或移民问题严重者占的比例最大，达 75.8% （ N ＝ 62 ）；其次为在香港有更好的就业或商业机会，占 71.4% （ N ＝ 63 ）；其余为家庭的关系 62.8% （ N ＝ 62 ），对在香港的个人自由不感到担忧 48.4% （ N ＝ 62 ），相信香港的法制混乱有法不依的现象并不严重 41% （ N ＝ 61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无论如何我都会留在澳洲”这个问题（ N ＝ 59 ），表示赞成和不同意的比例相当接近，分别为 22.1% 和 23.7% ，但有 42.4% 则表示不同意也不赞成，从而印证了表 44 中显示出的那种踌躇不定的心态。

表 45 如果有机会和条件的话，我决定离开澳洲重返香港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

	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赞成	赞成	不清楚
家庭的关系 (N=62)	17.7	19.4	62.9	0
香港贪污并不盛行 (N=62)	35.5	33.9	25.8	4.8
香港法制混乱有法不依并不严重 (N=61)	27.9	26.2	41.0	4.9
对在香港的个人自由不感到担忧 (N=62)	32.3	16.1	48.4	3.2
相信澳洲的种族或移民问题严重 (N=62)	8.1	14.5	75.8	1.6
在香港有更好的就业或商业机会 (N=63)	11.1	15.9	71.4	1.6
不，无论如何我都会留在澳洲 (N=59)	23.7	42.4	22.1	11.9

结　　　论

从以上对问卷资料的统计中可以看到，来自香港的移民本身就与澳洲有较强的联系，他们移民澳洲是因为澳洲优美的环境。然而，由于他们前来澳洲的历史背景与香港的前景和未来地位密切相关，他们又十分关心香港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在对澳洲的认同及其与香港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移民，在一块新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香港来的移民自然也不例外。虽然资料显示出香港来的移民有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这一切使之较老一辈的华裔移民更容易融入到澳洲主流文化社区，但是，实际的情形远非如此。澳洲的“白澳政策”虽在 1970 年代就已被废除，但此后的各种反亚排华言论和逆流不时出现，最近更有韩坡羚之党徒宣称要用细菌和原子弹来对付亚洲人，使澳洲多元文化蒙上了更深的阴影，从而影响者许多移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移民的身份认同近期内又在很大程度上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或多或少都影响着香港移民与澳洲和原居地的关系。而在与澳洲和原居地的关系中又掺杂了中国因素在内，使得这种澳洲和香港间的移居运动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重性。

诚然，移民在一个新的国家和地方重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仍有待于其自身的努力。我们的统计表明，香港移民在澳已实际上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但在积极主动投入以争取自身利益等方面则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推动。既然香港在回归中国的过程中及其之后皆保持或将继续保持其特色，显然，这些来自香港的移民，也将会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仍然保持并发扬其鲜明的特征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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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孟东宁博士 (Don McMillen) 系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亚洲系主任，国际关系与亚洲研究教授；粟明鲜博士为该系研究员。

（ 2 ） Yomiri Shimbun (Yomiuri Shimbunsha, Tokyo), 14 December 1996.

（ 3 ） Mineo Nakajima, The Three Chinas: Linkage and Repulsion,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Tokyo, 1993.

（ 4 ） Reika Katoh and Yuri Semba, An Investigation & Identity in Hong Kong Based on Books, Magazines, Web Sites, and E-mail Correspondence with Hong Kong Students, January 1997, in http://www.brokering.com/adv96/group8/hk1.html

（ 5 ）王家英： " 回归前夕最新民意趋向 " ，载星岛要闻 ( 电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

（ 6 ）王家英： " 回归前夕最新民意趋向 " ，载星岛要闻 ( 电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

（ 7 ）王家英： " 回归前夕最新民意趋向 " ，载星岛要闻 ( 电子版 ) ， 1997 年 6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