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下）

“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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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贴署名：MACHENG 谐音“麻城”。

３。网路所见此文另有署名：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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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湖北麻城县“大跃进—苦日子”实录（下）

2004-04-08 余习广

“天下第一田”
——湖北麻城县“大跃进—苦日子”实录


余习广 阮银甫

下 篇

一、风转路徊创新经

原麻城县委一位干部曾愤恨不已地告诉笔者：“从大跃进、公社化到苦日子，天下第一田可把麻城百姓坑惨了。一有运动，省、地委工作组立马赶到麻城，搞蹲点，抓典型，写材料，你是典型、重点呗。五八年大跃进、公社化，放‘卫星’，五九年上半年整社，下半年庐山会议 ‘更大跃进’，搞反瞒产，六零年大饿饭，六一年整风整社，三反、社教，麻城都当典型搞，社员、干部被治得九死一生。我觉得，苦日子死那么多人，吃亏就在天下第一田。”

　　北戴河会议一声号令，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诗人激情，立马烧红了东方天际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州大地：26000多个人民公社，130多万个公共食堂一涌而上；9000万人大炼钢铁，260多万个土高炉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毛泽东冒暑南巡，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进工厂，下公社，上矿山……
喜报铺天盖地，毛泽东亢奋难已，但听到看到的一些问题，却又令他狐疑难决：草鞋无样，边打边象。共产主义有哪些标准，几年搞成共产主义？徐水说三年建成共产主义……
　　看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上至中央大员，下至部委一般工作人员，奉命赶赴各地，调查实情。
　　一场不期交锋，给毛泽东泼了一盆凉水。
　　武汉东湖湖畔。奉召叙旧的武汉大学校长、哲学家李达，对大跃进非议连连。闻听李达对大跃进主导思想的哲学否定和菲薄，毛泽东怒气大发。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李达发了湖南人的骡子脾气，不顾一切：“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热。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老友不欢而散，毛泽东接连两天烦躁不安，湖北省委奉令“汇报真情”。
王任重事后怒不可遏：“李达什么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
　　“文革”伊始，李达惨死狱中。当然那是后话了，但决不是无关的后话。

　　1958年11月，毛泽东招来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召开郑州会议。
　　毛泽东一连几天长篇大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合所有制同全民所有的界线，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丰富，就不可能实现产品全民调拔的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共产主义，只能说有了共产主义萌芽。毛泽东一下子好像清醒了许多。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天堂痴情不改，但压低了调门。针对全国各地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和干部强迫群众高强度劳动等问题，他提出了：共产主义还是要趁穷过渡有优越，但不要向苏联抢先，工业基础还不够，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徐水发一元钱的共产主义不得人心。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公共食堂就是吃穷饭。苏联有5500万吨钢，一亿吨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员成百万，全国人民中学程度，搞了41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上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十年是四亿吨钢，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们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一支香烟接一支，吞云吐雾，对高强度劳动不满：钢铁、煤炭、运输、化工，这么搞起来，中国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撤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了问题。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调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据湖北说，有7-8%的公社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就算成功，省（市）地委要集中力量支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要搞万人检查团……

　　风向转了。中共湖北省委连忙召开各级干部“纠风”会议。轮到王任重大发感慨了：前段时间出了那么多问题，主要是我们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群众观念淡忘了。公社化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说是到了共产主义，乱搞调拨，县上调社里的，公社调队里的，队上就调社员的，乱成一团。现在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搞大兵团作战，开口就是苦战多少天，社员不让睡，白天黑夜干，人累死了还有谁来搞生产呢？整社的重点，一是所有制，一是高强度劳动，一是公共食堂。工作要细一点。如此这般，滔滔不绝谈了几天，他很动感情地告诉大家，主席在武汉会议上说接连几天睡不好觉，是操心操的。大家还能睡着觉？反正我是好几天睡不好，吃不下，工作没做好，怎么睡得香呢。要为主席分忧……
　　王任重也感到，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湖北的问题不少，但千头万绪，一时理不出个头绪。省委有关领导机构和部门奉令调查研究，然后上报省委。省委负责人要为调整找到感觉和思路。大跃进以来，湖北的“先进经验”素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视，这次运动岂能落后？
　　1958年12月27日，中共湖北省监委上报省委：《关于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总结汇报：
　　“自58年冬季以来，部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又有滋长，捆绑、吊打、罚跪、罚站、淋雨，扣工分、劳动改造、戴绿（白）帽子、插白旗、游街、以辨论为名斗争、炒豆子（斗争时推来推去）、摇头战术（抓住头发用手摇）、布置工作、生产任务时，开口闭口命令行事，完不成任务以开除团籍威胁，甚至动辄不给饭吃、或吃饭分上、中游席，随便动用国家物资、破坏政策。
　　据汉川、应山两县统计，6951名党员，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384人，占5.5%。蒲圻县马桥公社白沙大队57个党员，55人用捆绑、吊打、跪树刺、跪火砖、淋雨、划地为狱、不给饭吃等刑罚，处罚了43个群众。
　　京山县钱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屈以忠（县委委员）、主任付安国布置钢铁放卫星时，三天三夜不准社员睡觉。二天后，工人疲劳，干劲不大，屈、付认为负责人蔡道干未向工人进行教育，将蔡棉衣脱下，亲手吊到屋梁上打。付出发工作经常带该社歌舞队，一次向白庙供销社要布，说：‘派人拿棉布五百尺，希速给，否则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群众称付为：‘群众的爹爹，干部的王，歌舞队里的富队长。’
　　阳新东方公社党委书记黄继烈（县委委员）、副书记朱振，开会斗争乡长胡光财，戴三尺白帽，上写‘独立王国’，背插三面白旗，写：打倒富裕中农的代理人，打倒促退派，打倒独立王国的胡立财。朱说这样才有刺激性。
　　罗田原双庙乡长工作；……第八社，除社主任一人外，其余干部均被罚了工分，某队长全年做了1700分，罚1000分。东方红公社毛田大队总支书记陈续青搞‘三化’时，提出‘三净’：‘锅收净、房屋锁净、被条收净。’
　　云梦卫星公社马锦大队总支书记马金林说：‘搞生产大跃进心要狠，不命令吃不开，不强迫推不动，只要是为了工作，死个把人也不要紧。’”
　　省卫生厅报告……
　　全省各地委、专员公署报告……
　　省委派驻各地驻社工作组报告……
　　湖北省委常委会书记处会议室。一大批一大批材料成捆成堆。1958年冬荒开始，各地粮食问题反映上来，但事关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萌芽”，问题的性质非同小可，加上粮荒刚发生，程度不太严重。倒是各地的干部作风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越议气氛越紧张。王任重沉痛地说了一句：“想不到下面的干部这样没水平，敢这样乱来。”静了一会，张平化开口了：“我想，现在整社怎么搞，政策性的问题先要考虑好，具体的事件具体解决。不能把一大堆干部违法乱纪报上去，中央给你审案子？不好吧？干部问题还是省委下决心自己解决好。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到，群众路线永远地我们党战无不胜的法宝。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考虑成熟政策性问题。这半年多来，发生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这个根本的大事没弄清，工作就容易出偏差。同时也不能给我们的工作吹冷气，专搞干部作风问题，报上去让省委过不去。”王任重很是认可此论。会议决定由王延春负责整社工作的经验材料。

　　1958年12月，省委派人赶赴麻城，又以抓“样板田”的方法，下到中一人民公社，解剖麻雀，调查情况，研究纠风整社问题。
　　此后，工作队大队人马，直扑麻城各社队，抓整社典型。
　　1959年3月，四级干部会议，万众齐聚县城，各社、队又全面铺开整社工作，发动干群讲问题，摆思想。形势上轰轰烈烈，敢讲真话的人却不多。干部和工作队找社员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诺，又是高压，强调这次是毛主席让大家提意见，讲问题，谈思想，大家就放开胆子，决不打击报复。
　　群众终于陆陆续续地开了口，但暴露的问题却令省、地、县委领导张惶失措??
　　麻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调，在湖北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中共中央批准向全国公布《?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稿）》。王任重看后，非常感叹：“看来前段工作，我们只注意了跃进速度和产量问题，但忽略了所有制革命这个最根本的大事。”很快，河北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规划（草案）》，全面描述了五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蓝图。10月，山东范县又发表惊世之作：《范县人民公社关于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草案）》。麻城县委闻讯而动，大下功夫，想弄出一份赶超徐水和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但几经努力，最终也只好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地搞出了一份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工业。建设大、中、小工厂100家，运输汽车化，耕作机械化，电气化。农业。水稻亩产二万斤，棉花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总产16亿斤，人均口粮2500斤。多种经营。全县养猪450万头，大牲口30万头，鸡、鸭、鹅1000万只。绿化麻城，造林100万亩，其中果树30万亩。保证每人每年吃肉100斤，鸡蛋30斤，水果50斤。共产主义新社会。公社内设立公共食堂、宿舍楼、医院、学校、图书馆、文化馆、敬老院、托儿所、电影院、图书馆、大礼堂等，把公社建成花园式的“人间天堂”。文教卫生。全县建大学4所，到1962年，20%的人口大学毕业，80%以上人口达到高中水平。免费教育、医疗、娱乐……
　　据说，这份文件送到省里，王任重看完后很生气：“乱弹琴，照着材料都搞不出个样子来！”而被打入冷宫。

　　北戴河会议后，麻城敲锣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 从此，共产风刮得天昏地暗。
　　公社化给麻城70万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县办起6014个公共食堂。一时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震耳欲聋；大搞 “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人民公社为单位编成军事组织，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大队设连，小队设排，排下设班。男女劳力，编入男营、女营，妻离子散，老人进敬老院，小孩入托儿所。吃饭上食堂，生产按连队，居住大宿舍；“共产”集资，一平二调。废除家庭，财产公有，一切归公，社员除了随身穿的衣物，扫地出门。这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员群众的不满情绪。
　　
　　材料1 宋埠公社：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现在群众的顾虑少多了，最突出的是吃饭问题。公共食堂刚开始，“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使社员们看到共产主义优越性，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吃饭没限制，公共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身体好的壮劳力天天吃粮两三斤，还有吃饭放“卫星”的事。甚至连过路的也拉进食堂吃一顿，南来北往的客人，杀猪杀鸡，高标准，好吃喝。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都是日夜苦战的劳动，体力消耗大，社员吃得也多。一餐不吃饱，社员就发牢骚，讲怪话：“共产主义还能让人饿肚子？”各工地抽调的工程用粮，几乎成为无底洞。工地上劳动强度大，粮食吃完回公社拉。加上今年夏收、秋收缺乏劳力，收成不好，地里也浪费了一些。几个月下来，各食堂都发生粮荒，大多数食堂粮食接不上夏粮，缺3-4个月粮的食堂占89%。有11个食堂二三千人，现在开始煮菜粥了，一天两餐四两米，仅能维持半个月了。请求县上紧急救助。全社缺粮至少40万斤……
　　
　　材料2 县委工作队调查：我在钢铁工地，听说家里让集资人抄了，当夜就偷偷跑回家，村里跟闹了土匪一个样子。我家七大间，门窗房顶墙壁拆了，留了几堵土墙。在敬老院找到我娘，老太婆躲在山坡上哭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村里的男女劳力都上了工地，老老少少也都住进几个大院子，各家各户都空了。那天村里住进了几百人，说是大炼钢铁，房砖拆去砌了炉子，木料拆去烧炭，村里房子拆了一多半，你说惨不惨！找人说理都不知找谁去。第二天队长还把我骂了一顿，说你个棒棒肉的，什么拆了你家的房，共产了，哪有你的房，都是共产主义的。争了几句，队长煽了我两个大耳光，叫来几个积极分子，一绳子把我捆紧送回熊家沟那边的钢铁工地。到那边又挨了一顿打，罚了两天没吃饭，还罚了十天苦工。现在一家12口人挤在巴掌大的一间小屋里，住没住的，吃没吃的，用没用的。
　　
　　材料3 驻中一公社工作组报告：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提出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拖拉机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电钮长庄稼”；“穿着绸缎子，出门坐车子，吃饭不要票子，肉鱼鸡鸭满肚子”。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无偿平调社员财产。全社大搞“捐款献资，集资生产”，动员社员捐款捐物。由于社员私心和顾虑，任务完成不好，又成立专门的“集资队”，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和民兵抄家，见钱拿钱，见东西拿东西。稍有怨言，即批斗、捆绑吊打，伤了社员的心。晏店管理区的一位王老汉拦着不让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几耳光，气极了喊出一句，“你们搞共产，怎么比土匪还凶！”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训队，不久劳累伤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区第八生产队第三小队，从公社成立到大炼钢铁，搞了7次挨家挨户大抄家，3次“促进共产”。“生活集体化”搞起集体宿舍，社员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户均被“共产”。从此，队里缺什么就到社员家里拿。食堂缺锅碗盆筷，就拿社员家里的，煮饭炒菜，钢铁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员的家俱、门梁，修土高炉又拆了一批砖瓦房。现在社员缺房住，食堂缺粮缺柴，明年生产缺工具、缺种子。已经因食堂停餐饿死4人，躺床病倒30多人，情况非常严重。
　　后经县委工作队查明，该队是全县最严重的“闹粮荒队”。
　　
　　材料4 麻城县委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在总结了 “大办钢铁”以来的“伟大成就”,汇报1959年“掀起钢铁战线大跃进”后,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大炼钢铁,全县扒房建炉毁坏民房四万多间, “动员资金”二十多万元,“烧炭”毁林二百三十多万立方米，收集“小土炉炼钢炼铁原料”，毁坏农业生产工具六十七万多件，计有铁犁、铁耙、锄头、斧头、镰刀、锹镐、车轴等，毁坏生活用具无法统计，有铁锅、铁铲、铁钟……工地还出现了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只要产量，不关心生活的的问题。各工地打死、自杀28人，病死16人。
　　1960年，赵金良在检讨会上十分愧悔：“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我们犯了两个大错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搞了浮夸虚报，跟着又是高征购，反瞒产，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众生活困难。钢铁问题上也是浮夸虚报，毁林烧炭，砸锅搞铁……”
　　
　　这样的材料，省委怎么敢上报？

　　毛泽东已在认真思考。1959年3月9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告诉他们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各地应立即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发出《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说：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谈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湖北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泽东再次给他们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批示各省、市、区开完六级干部大会后，应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要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辩论三四天。并指示，要告诉公社第一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风转路徊。大跃进以来一直急进邀功的湖北省，在纠风整社运动中，的确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为休养民生带来了福音。

二、 麻城新“经”动九州

　　摸清了“伟大领袖”的脉搏，湖北 “纠风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亲率“秀才”和工作队员，赶赴麻城，组织五级干部万人大会。
　　麻城县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气地打断了吴德简安排生活的汇报，开门见山地告诉姜一，这次要把万人大会开好，要把毛主席、党中央整社的思想讲清楚。一定要让大家讲实话、讲心里话，言者无罪，我们决不会搞秋后算帐。做错了事，要认错，才会取得信任，才敢讲话。告诉大家，省委、地委、县委是动真的。缺粮，给粮；缺钱，给钱；一平二调搞错了，算清楚帐，坚决退赔。
　　五级干部会议从3月23日开始进行了十多天。除县里干部外，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帐派”参加。
　　会议开得很热闹。
　　大会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检讨认错。又发动下级干部和群众提意见，讲心里话。时值春荒，各队一穷二白，食堂断炊。生产队干部和到会的群众，听得上级许诺，对“一平二调”的东西退赔还钱，发救济粮，如同见到救星。有人开了头，会场上争先恐后报损失，报灾情，报钱粮。
　　县里拿社队的，公社拿队里的，队里拿社员的，一张白条一句话，东西说拿就拿了去。经算帐统计，麻城全县拆毁民房47535间（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建企业、修办公楼用料），平调耕牛874头，牲猪3024头，小家畜家禽8679（只），中小型农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树木2000多万棵，占用土地60520亩，无偿占用劳力32000人，各种运输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调、扣、派、征、购、统、占、献九字经。
　　汇总材料送上来，整理好交给写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书记王延春、地委书记姜一、县委书记吴德简的名义，将万人大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王延春，王任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读来，对整社心中有了数，立即批示至全党，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月27日，王延春和吴德简写信汇报说：
　　会议开始，通过三级检讨，三个兑现，一针见血，解开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心里的疙瘩，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使基层干部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
　　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搞三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
　　首先是退钱。县长挂帅，成立清理委员会，负责县级退赔。关键在公社，个别社钱花光了，大部分有钱不想拿，县委说服公社书记，到底是要农民，还是要几万块钱？县里抽公社的钱和物资，要退回去。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生产队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样，会议立即沸腾起来，进入高潮，人人敢于鸣放，大字报贴了又贴。
　　信中真真假假举了许多政策对头，群众心满意足，感谢毛主席的事例。
　　钱和物兑现消息传出去，轰动了全县每个角落。群众的生产情绪，直线上升。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后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营养钵1345个，25日每人做3795个，群众说，过去吃饭“摔摔打打“，干活时“懒懒踏踏”；现在吃饭时心情愉快，干活时劲头很大。五四九队60岁老社员刘光启，听到消息后，说出了内心话：“毛主席说的话，我都听，都说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却只分得一块三角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英明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现在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整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安排口粮。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接到麦收的1638个，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要供应的1821个。全县没一个地方不吵供应，产粮区和高产区吵得更厉害。信中认为，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购。会议上，报上来麦收前全县需供应粮食三千多万斤，比县计划增加两千多万斤。经过县委工作，“紧张的空气逐步缓和下来”，“多要供应指标的自动少要了”。
　　支援穷队。富队退了钱，大部分穷队却还要负债。会议宣布：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县、社给穷队贷款280多万元，并派出400多干部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强穷队，发展生产，帮助穷队赶富队。
　　4月2日，毛泽东接到王任重呈来的材料，对此批示：“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算帐中揭露出来的社、队干部贪污问题，3月30日，王延春、姜一、吴德简又写信专门汇报。
　　在解决县、社平调问题上，会议本想解决粮荒缺口，但无法落实。信中说，全县八百多个生产队就有七百多个要供应，要粮2500万斤，不仅超过县里900万斤的指标，而且超过全县库存粮1800万斤的指标。于是，县委决定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
　　29日仅半天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许多生产队帐目不对。宋埠公社抽生产队钱77万，生产队帐上却有99万，各小队上交生产队籽棉24.8万斤，生产队帐上只有19万斤。张畈一队，9个小队和队里查对帐目，出入很大。粮食差2.9万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黄豆差270斤,钱差几百元。生产队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岐亭六队24个干部，19人贪污2400元，5个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产队干部贪污十几块钱算“清白干部”，贪污一二百元相当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队干部贪污一般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元。贪污的名目很多，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21000个劳动力，生产队领去23000个劳动力工资。有贪污超产奖金的。三河公社5个大队，有4个大队奖金被贪污了。有贪污工农业投资的，东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队的干部，把社员投资工农业的现款和7个大元宝贪污了。有贪污副业收入的。龟山公社八队4个干部集体贪污4900元事业款，因为分不平，下手抢了，连通讯员也抓了一把。有贪污过节费的。三河公社春节发肉发钱，有的生产队干部就把钱扣了。贪污罚款的，龟山公社8个干部，私罚社员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贪污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
　　信中认为，这涉及到党群关系问题，宁可多开两天会，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转来的这封信，毛泽东于4月3日批示全党：“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自由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1日24时，王、姜、吴再次写信，汇报大会揭露出的生产队干部贪污和瞒产私分问题。
　　信中说，自29日转入解决小集体（生产队）与社员矛盾以来，情况很好。今日止，有177个生产队突开了，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款36万元。下面说几个典型材料：
　　城关公社枫树十四队原总收入7.5万元，算帐后清理出5.3万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
　　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包括小队长）共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城关公社红石三队区干部贪污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会计就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产队干部一直都多领3000多个劳动力的工资，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队队长洪中明用假发票、偷卖公物、改单据等十种办法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队干部以补助照顾为名，私分三次，计500元。第三次曾有一个党员反对，人们用“脑筋太死，赶不上形势”说服了他。
　　东木公社木子店六队一个食堂主任贪污226元，会计怀疑，他就这样吓唬会计：“你看哪有共产贪污的。”
　　由于贪污引起的干部生活特殊、皮鞋、烟酒、鱼肉、不务生产、乱搞皮绊等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对待生产队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大跃进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是好干部，然后严肃指出他们贪污多占的错误，严重性是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对此有几分愤怒地批示：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将此件批发全党： “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此办理。”
　　从这三封信，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大路进中干部普遍贪污挪用的严重问题。然而，信中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严重粮荒，并将之归结为瞒产私分和干部多吃多占，这就为后来大饥荒中全党“反瞒产”、“搞后手粮”，开启了思路。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县，又以刹“共产风”，反干部贪污风而天下闻名。

　　从各地上报中央的材料来看，麻城万人大会经验，成为各地整风的指导文件，对当时全国整社运动起到了样板效应，对全国农村缓和紧张局面、舒解民众疾苦和反对干部贪污浪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万人大会后，麻城各社队发动群众，贯彻政策，整顿公社，全县830个生产队全面开花，省、地、县、社派人帮助整改。全县2264个小队，退赔20万元。部分退还社员财产，把炼钢铁时强收的社员铜铁器皿，作价9.8万元;“调用”社员粮食折款90.8万元退还社员；其它物资，部分退款3.5万元;退家俱3.2万件;1.2万户社员搬住退还的老房;退社员牲猪7172头。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会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检查说：“胜利冲昏了头脑”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并修改了原上报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从450亿斤降为300亿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语，将此报告转发全党。此后全省浮夸风有所收敛。
　　一时间，社员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用社员的话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知错就改，我们有盼头了！”

三、1959：“苦日子来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开始过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忆起大跃进和“苦日子”，麻城的过来人仍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当事者的话来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你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

　　1959年春荒，骤然降临到荆楚大地，饥民如潮，灾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纷纷出现库存紧张，粮食告急的情况。这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烧。
　　1959年3月11日，整社纠风的湖北省六级干部大会。本来谈到人民公社体体和所有制问题时，还不失洒脱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态：“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他声色俱历地瞪着台下干部嚷了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是呵，增产200亿斤，却拿不出粮，交不了差。王任重又气愤又激动地说：“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而灾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1959年春，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一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大跃进黄冈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黄冈民众遭罪更深。高产高征购，黄冈征购高于历年。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而征购任务，却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征购任务是按产量比例下达的。麻城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公然宣称：继“天下第一田”后，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亩产10万斤、20万斤的高产“卫星”形势喜人。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先后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一方面，粮食高征购，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秋收劳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蕲春上报材料说，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屙血！
　　据《麻城县志》：“1959年，饥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而且食堂人员、干部先捞稠的，剩下稀的给社员。本来冬天也长菜，但耐不住拿菜当救命粮。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家里冒出了烟，那是饥饿难耐的人们，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
　　大年初一，小队干部望着空荡荡的粮仓，心里流血，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难吃的是糠壳和观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来更难，只好请人用小耳勺从屁眼里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两人。这一年，全垸饿死49人。罗毛 和她弟弟饿死时，一个12岁，一个才2岁。罗毛娟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我饿啊，想吃一顿饱饭。”
58年放出中稻亩产52599斤“大卫星”的熊家沟乡，距河北垸十多里。59年的春荒骇人听闻。58年征购粮，使熊家沟乡成为麻城县缺粮断炊最严重的地区。至1959年春，全乡大规模出现粮荒，浮肿、死人时常发生，而县里催交征购的电话不断。该乡徐家山垸，本是粮丰谷茂富饶之地，59年春荒，饿死、病死近百人。五级干部大会问题反映后，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灾。当他们运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赶到徐家山垸，家家断炊，户户倒人的惨况，令那些救灾的汉子们人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也亏了这批救济粮，大批饥民才得保性命。
　　另据《麻城县志》载：7月，部分地区农民因饥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队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风整社时，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县委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
　　幸好纠风整社，县委发下920万斤救命粮，春荒终于熬过去了。夏粮开镰后，麻城民众吃到了半年来第一次饱饭，尽管夏粮因“吃青”和社员无心生产而严重减产。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六七月间，麻城饥民的大批外逃，讨米要饭。
　　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队6队外逃社员52人。结果全被“劝说、动员”和抓了回来。
　　对于59年春荒，麻城县委有一种说法和交待，1960年，在县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赵金良这样说到：“58年年成也不错，就是因为大吃大喝，结果饿肚子。当时我们打电话叫你们吃，吃饭放卫星，不光吃饭，还叫你们吃肉，全县杀了六万头猪。白天吃不算，夜晚还要吃。这样吃了两个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粮食吃完了，几天没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粮食。”

　　1959年的春荒，到麦收终于熬过去了。政策宽松了些，社员们允许生火，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岗上生产的野菜还多一些。
　　被饥饿折磨惨了的人们，开始鼓劲生产，期望着早稻开镰，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饱肚子。

四、天绝人路

　　1959年8、9月间，庐山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纠左，克服困难，以利继续跃进。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方面，工作比较好，毛泽东去湖南时，专门带了王任重同行，帮他转转脑筋。而湖北粮食紧张，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粮。
　　湖北的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是农村断粮，湖北各地城市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就连粮食之外的副食、肉类、油类甚至是香烟等物的库存也几乎快要挖空了。1959年6月，不仅省委领导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减，甚至为了迎接毛泽东随行人员的生活，也成为湖北省委头痛的麻烦事。以前管吃够饱的鱼、肉、禽、蛋及特色菜点，已极为奇缺，就连蔬菜也偶尔才能让人尝鲜。毛泽东的伙食就更为难了，往往省委一连忙上几天才能找到一点毛喜欢吃的腊味。毛泽东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难。但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时，曾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难是1958年遇到天灾。不过，他后来也曾向毛泽东承认过领导失职之错。6月2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湖北广水车站，毛泽东约王任重晚上到专列上谈话，谈大跃进问题和湖北的情况。两人从深夜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钟。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对毛泽东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我心里难过。当然，所谓劳动是没参加的，饥饿的农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员的苦难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也就选了这样的话题说。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跟着毛泽东到湖南的王任重，却几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无可奈何的羞辱。
　　在长沙、王任重本想找个机会向周小舟开口借粮。但他是个虚荣心特强的人，总也并不了这个口。在一次和周小舟、罗瑞卿几个人闲谈中，周小舟对自己上一年的大跃进“插白旗”，挨批评表示不满，对湖北上年浮夸放“卫星”得表扬，而1959年出现大饥荒感到气愤。周小舟当面挖苦说：去年我们产量低挨批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粮食和腊肉吃。湖北不是放“卫星”，报高产吗，怎么搞得现在连饭都没得吃？王任重听到此话，满脸胀红，讪讪地出门走开了。不过两个月以后，庐山会议反击“彭、黄、张反党集团”，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这口恶气，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随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泽东的乡亲们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天毛泽请家乡的亲戚、朋友、烈士家属吃饭。酒席上饭让吃饱，酒上喝好。饿肚子好几个月的韶山乡亲们，见到好酒好菜好饭，如狼似虎，狼吞虎咽。毛泽东起身敬酒之际，他的一位亲属老汉当着毛泽东的面向同桌的王任重说话了：“你们湖北去年放卫星，报纸上一登就是上万斤，几万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产谷上万斤？”
　　王任重当场非常尴尬，只好解释：“亩产万斤，确实说谎，但有少数高产千斤是真的。”老汉听了直摇头。但这是毛泽东的亲属，王任重丢了人也没法去找回面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烦意乱，当晚无眠。
　　庐山会议，毛泽东定下19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在学会过日子这个问题中提及，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的最差。显然，像麻城这样的卫星大户，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神仙会”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跃进，认为教训确实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病（按：当时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肿51万人——引者）。早稻下来才可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 ，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一月还报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的说有430亿斤）；三月还说有350亿斤；四月再摸，不到300亿斤； 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实际产量不到190亿斤——引者）。五七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了水旱灾情，500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增产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
　　看来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却在毛泽东就彭德怀“上万言书”而怒发雷霆万钧，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见风转舵，全力投入揭批斗争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为毛泽东所重用。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主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也受到牵连。用王任重的话说，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按毛泽东的意图，从湖北省委调来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调来王延春任湖南省委书记兼省长，湖南省委被改组。
　　庐山会议后，湖北象全国一样，掀起了“更大跃进”高潮，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全面揭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揭批否定 “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城市全面建立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农民自留地全部归公。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8月31日转入“反右倾”斗争。会议仿照庐山会议抓“军事俱乐部”形式，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绶、《长江日报》社长肖松年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文化俱乐部”成员。会后，全省大批“观潮派”、“算帐派”，大搞“更大跃进”、“反瞒产”运动。

五、“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跃进”造成更高指标、更高征购、更大粮荒，造成更为严重的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更为恶劣的干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位原县人委会干部，对庐山会议后麻城形势，作过中肯的概括：“庐山会议后，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灭了，从人心说，上级的高调没谁信了，工作无法推动。但共产党的干部肯定跟着中央走，中央说咋个子办，干部肯定跟着走。吃亏的肯定是群众。干部说不听，就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暴力成了动力。工作中心就是粮食，高指标、高征购，搞不到粮食就‘反瞒产’。农村能搜刮的粮食都搞走了，整个社会都乱了套了。社员吃什么？偷、抢粮食、挖野菜、吃观音土，得病死人，那个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庐山会议后，麻城县委把上半年纠风整社中的承诺一风吹，社社队队大搞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过意见的人被扣上“右倾”帽子挨整。1959年9月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两年中开除党籍者112人，留党察看84人，撤职40人，严重警告处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体罚。
　　粮食生产又大放“跃进卫星”。59年夏收减产，早稻减产也已成定局，而县委订的粮食生产指标，从四亿斤、四亿五千万斤、最后“跃进”到五亿五千万斤。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定在一亿一千万斤。而实际产量，三亿三千二百多万斤。若完成征购，留下种子，牲口粮，人均口粮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粮不到六两。干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员贪污偷拿后，公共食堂能让社员吃到的口粮，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县委提出口号：“交足国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谷就地封仓交国库，社员一看寒了心：粮食泡了汤，日子怎么过？因此，只有保命的心，没有生产的劲，晚稻秧头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层。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里，只见禾草不见谷，普遍亩产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亩产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粮食成为干群冲突焦点。县、社干部紧急下乡，在晒谷场蹲点。县委要求：“边收，边晒，边入库，边上交，武装护粮。”胆大的社员则边收、边偷、边藏，以备饥荒。县委闻讯，下令“坚决打击阶段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打击偷粮瞒产的歪风邪气！”在中一公社“反瞒产”现场会上，县委书记布置：偷粮的，要批斗、送劳改。抢粮的，就地镇压。1959年至1960年，麻城县几个粮库发生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干部们开展工作的法宝。群众稍有不满，“就遭乱斗、乱罚、乱打。”县委书记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长三寸”，将棉株插上标记，派人检查。达不到要求，就地“整风”搞得人心惶惶。
　　县委在宋埠公社搞“高产试验田”。9月，听说省里要来人检查工作，县委急忙抽调大批社员“突击作战” 。第二天，县委负责人到田里检查，一看草未薅尽，劈头盖脸两耳光，当事的社员在毒热太阳下的田里罚站两天，不准吃饭，并发话：“还吃饭？人活都不会干，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县粮荒十分严重，干部群众都惶惶不安。而赵金良《在县委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对与会者大力施压，务必完成征购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亿一千万斤，把它完成再没任务了。明年的任务一亿一千万斤已经定下来了，夏季如果丰收了，可以完成任务的50%。如果增产30%，也只增加10%的任务。我们过去的缺点，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统购任务的增加。”
　　在这个会议上，他还神气活现地传达了王任重吃粮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讲清楚，现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们。我们20多斤粮食只要安排好，完全可以过得去。去年几斤谷也过来了。任重同志讲：四两粮食不作重活，只作轻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粮食只能搞半日制，劳动半天，休息半天；二两粮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没有粮食有藕吃，也饿不死人，如果没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维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这可不是赵金良假传圣旨胡说八道硬把这没人性的话往省委第一书记头上扣，这的确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亲口指示。
　　明知就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县委不顾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瞒产”运动，全力搜刮“征购粮”，以证实麻城生产确确实实现了“更大跃进”。
　　会后，几位县委负责人亲自出动，蹲点“反瞒产”，查“后手粮”。一到公社，他们首先宣布把各生产队粮仓，公共食堂粮仓一律封存，上交国库。又组织社队干部，带领武装民兵，挨户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报”。报不出来就“辩论”。再不交粮就抄家。各社队都奉命派干部来参加现场取经，然后回去照此办理。社员断不断粮，饿不饿死没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粮食一斤一两都不能少。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就在反瞒产大会上凶狠地交待下来：“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斤一两也不准少。少了一两，党籍干籍一齐拿。你不拿粮食，我就拿你的人！”全县在这场运动中，打死逼死67人。“反手后粮”运动的结果，把社员口粮，及部分公共食堂粮食一扫而光，加剧了大饥荒，造成更大规模浮肿死人。
　　社队干部更为恶劣。据整风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绑、吊打、辱骂社员的干部达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区团支书硬说社员曾志文偷了食堂的粮食，派民兵把他抓来，把他双手反到背后，用绳子把他双手的大、小手指捆紧，吊起来毒打，背后还压一块几十斤重的大城墙砖下面烧一堆辣椒，用烟熏。直到曾志文4根手指吊断，人摔到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才让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动手打人的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4人，小队干部78人。被打的群众318人，因打致伤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员1014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反瞒产”运动加剧了粮荒。全县出现大规模逃荒、断粮、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情况。仅1959年全县发现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即高达34595人。没被“发现”者当然不在此列了。

　　据1961年冬，中共麻城县委给省、地委的报告《关于一年来农村整风整社的总结》称：“今年三月整风中所揭发的问题，除政策方面外，干部作风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有858人，‘五类’分子253人，他们贪污多占粮食44万多斤，现金7万多元，瞒产私分粮食125万斤，油料一万多斤，皮棉一万多斤，打骂群众946人。破环了党群关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队党支部付书记李安恒，从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骂社员几十人，捏造社员董纯绍偷他的皮包一个，人民币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进行搜查，又亲自动手用扁担毒打一顿，苦打成招，逼着赔款20元，棺材一个，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币37元。董因受伤过重，被打后一个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盗为民，组织非法斗争，将偷走救命的妇女抓来，一次打7个妇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众骂他们是‘国民党’。通过整风，发动群众诉苦斗争，将李逮捕法办，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据揭露问题的情节轻重，分别进行了党内的和行政的处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县整风整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收集了大量干部问题材料，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权力的现象，是权力者对社会成员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本质，则是权力者对社会产品的支配和占有。当社会整体利益还感召着权力者们面向即定目标时，权力支配的利益也会朝向此际。当大跃进理想主义破产时，权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趋向二元化——权力系统和权力者本身。暴力推动工作，腐败浸透干部。纠风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干部腐化堕落问题，庐山会议后则如洪水猛兽，卷土重来。
　　一位整风整社受到党纪处分而一直喊冤的干部，曾这样对笔者辩解：“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前几个月的整社，干部认识到了错，办了糊涂事，伤了社员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庐山会议后形势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谁还敢坚持原则讲真话，批斗、吊打、劳改等着你。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粮食，交征购。下面又没粮，怎么办？只好昧着良心办事，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形势那么紧，粮食那么难，当干部也有妻儿老小，利用权力搞点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员一样忍饥挨饿，那不多占点，就逃不脱浮肿死人。为了保命搞点吃喝钱财，我看远比现在的干部好得多。”
　　庐山会议后干部队伍堕落到如此境地：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是为了危机中的生存本能。大跃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里也荡然无存了。

　　按照后来整社，“三反”和社教运动的揭发材料及我们的调查所显示，干部腐败，从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滥，到1960年上半年横行无忌，下半年有所收敛，1961年以干部“五风”为目标后，大量问题被揭发出来。
　　1961年，麻城县委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干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权谋私和贪污行为，开小灶贪污公款，私分粮食成为尖锐问题。有的人见钱手痒，见物就拿，见吃喝就张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员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食堂断伙，浮肿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断，全县67%以上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断。”
干部不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节，宋埠公社7名主要干部，从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猪肉118斤，粮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干部,从生产队平调的牲口中,杀老弱病牛6头,猪58头,羊22口,鸡1750只,鸭630只,以招待客人、开会、打牙祭为名,大吃二喝,集体私分。有的干部竟把配给浮肿病，干瘦病人救命的营养品和救济粮，贪污私分，宋埠公社60%的营养品被私分。”
　　据1960年开始的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整风运动揭露，湖北农村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多占的达23%，平均每县队干部贪污多占15万元，打骂群众严重的约占5%。而据省里大大缩水的材料，弄虚作假的长期吃小灶的占10%，不劳动的占7%。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认为湖北省农村干部30%—35%变质了，“主要是手脚不干净，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吃小灶’，不劳动等。群众意见很大。”群众批评说：“有的干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来象戏子（做假），吃起饭来像月婆子（产妇）。”又说：“有的干部是三化：生产指手化，汇报说假话，生活小灶化。”麻城县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区五队的贫农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干部大不该，贪污又抹牌，小灶天天开，超支个个来；生产不领导，跃进从何来？要求上级党，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传一首顺口溜：“干部家里人不死，食堂家里不死人，粮店家里死不了人。”而广大社员则衣不遮体，腹内填草，村村死人，户户浮肿。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有权有势，就有钱有粮。干部“也是人嘛”，没有制约，便乘机大发灾荒财，贪污之余，用粮食换社员私藏的金银首饰，大洋、元宝。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几十斤甚至几斤粮食，就胁奸一个妇女或大姑娘。更可怜的是男人在外的军属，家无劳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为干部勾搭成奸，或长期逼奸霸占的对象。麻城县27名干部为此受到党纪国法处分。

　　随着全国性社会危机的严重加剧，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统一布置下，1960年4月开始，麻城县逐步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期挽救局面。
　　麻城县委的“三反”整风运动重点，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黄冈地委和麻城县委，派出精兵强将组成三级工作组，发动和开展“自下而上的、以群众揭发检举为主的“整风运动，中心工作是整顿干部作风，解决社员困难，落实生产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干部“五风”最重的灾区之一，也是省委、地委、县委整风的重点。据中共黄冈工作组于1960年9月25日《关于白杲人民公社开展整风运动的检查给地委的报告》称：
　　白杲公社，自春季解决干群关系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作风有很大的改善。“但从这次检查情况来看，部分干部作风转变仍不彻底，在工作中还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如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有3163人，犯有捆、拥、吊、跪、打等错误的就有333人，占干部总数的10.8%。其中公社干部6人（包括公社抽调的工作组干部在内），占公社干部52人的11.5%，管理区干部11人，占管理区干部86人的12.7%，生产队干部168人，占生产队干部653人的24.1%，小队干部154人，占小队干部4323人的6%。
　　从各级干部的违法乱纪情况看，捆、吊、打、跪 、罚群众的有10个管理区64个生产队158人，占干部总数5%，其中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工作组）5人，管理区干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员1041户，占总户数的4.6%，乱惩乱罚的有11个管理区84个生产队90人，占干部总数28%，其中生产队干部83人，小队干部7人，被罚的社员4096户，占总户数的19%。
　　从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来看，也是十分严重的。如明山管理区，有6月间，因麦收产量由350斤降为240斤，总支认为有瞒产水分，在6月2日总支委员会后，由总支书记王坤义和黄世发等领人，分头到工队，对全队232户进行大搜查。全区除4队的25户未搜外，其余1002户全部被搜抄。干部们是见粮就抄，见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麦4791斤，大麦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队的王婆婆正焖一罐子豆子，也部干部们搜出吃掉。气得61岁的老人痛哭一场——老人全家已好久没吃过一餐饱饭了，好不容易连借带求人的弄了点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夫子河管理区7队一位社员小孩偷麦，生产队干部到他家大抄家，抢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担，粪桶一担，水瓶一个、蜂箱一个，磁钵2个，被子两床，蚊帐一床，公债6元，扁担一根。家中只剩下一张三尺宽的床，和抄拿时被小孩哭下来的一个鼎罐。全队对小偷小摸的罚款，合现金18185元，公债3819元，罚走没收的有牲猪52头，羊79只，兔子27只，鸡鸭20只，小牛一头，球鞋28双，热水瓶18个，布料400尺，晒罩16床……（字迹已不清——引者）大麦128斤，棉花46斤，铁铳一根，丸罐46个，其它物件456件。
　　更为严重的是目无法纪、侵犯人权，任意体罚群众。如麻溪河管理区团总支书记谈自荣，在9队工作，说4小队有瞒产私分，在一次群众会上，到会30余人，被他罚跪的有小队长王光力等12人。谈自荣领头高喊：“反对瞒产私分！”“打倒小队长王光力！”逼迫承认瞒产，一直闹到半夜才过去。
　　公社干部袁正龙，因妇女张国珍等4人偷谷，即进行非法斗争，不但将4人毒打罚跪，还叫团支书彭全川用谷捏手，因体罚过重，致使张国珍身怀一个多月的孩子流产了。另外，该队妇女吕三春等2人，在打谷时，把两篮稗子拿进公共食堂，被财经队长蔡绍安发现后，即把吕毒打一顿。打后，吕三春跳到水塘自杀。蔡绍安不但不救，反而让团员陈从美下去，揪着头发，往水里连淹多次。拉上岸后，蔡队长又是一顿毒打，并下令：“衣服不干，不准回去！”因伤势过重，致使吕三春从8月4日到现在卧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区第四生产队队长，因让社员朱长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与队长发生纠纷。第2天就罚他割草500斤，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全家人停伙扣饭。结果朱长本未完成500斤任务，全家人停伙十天，队长还说：“你再要调皮，就要扣死你！”结果朱在7月2日投绳自缢而死。
　　在白杲公社党委的重点梁家畈管理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由于受上级领导人包庇，李安怀等12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不予处理，反而重用。李安怀在1959年整社时，就因在水利工地上严重违法乱纪，吊捆毒打群众，受到处理。下半年又当上党支部副书记和管理区主任，而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党员干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区第七队蹲点，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员8人。李安怀分工在11小队蹲点工作，先后捆打4人，致残1人。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明在夫子河管理区蹲点工作，在8月底召开的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议上，就动手打完成任务不好的干部2人，并要参加会议的干部“好好看看，学会完成党交给任务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会上，因人没到齐，就骂总支书记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员说：“大跃进干部们口口声声要改天换地，搞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大堂没见么样子，干部个个都象阎王、判官，我们社员只差下油锅、过火山了，比过阎罗殿还难哪！”
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历史写照！

　　1960年2月开始的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为重点，工作队已经下去蹲点了。但与此同时，原黄麻起义的将军和高干们，接连来电来信，反映和询问家乡灾情，请省委给家中亲人老友以救济补助。为避免刺激他们，认真掂量后，湖北省委研究决定，改变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终于从“样板田”的位置上隐退了。

五、“有幸莫当样板田”

　　“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不到半年，1959年冬粮荒连着1960年春荒，如雪崩般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中央决定，立即开展全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挽救局面。
　　在许多省、市、区仍然以“更大跃进”为中心，还不太清楚如何一手抓好“更大跃进”，另一手抓好“三反”整风之际，湖北的经验材料已经总结上报。
　　1960年4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农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2月中旬开始，到4月15日止，生产队一级的整风，已结束的70.2%，正进行的29.8%,预计4月底可基本结束。
整风摸底，全省大队、小队两级干部94.7万人，约60—65%是好干部，30—35% 干部本质是好的，但有程度不同缺点错误；真正坏分子，包括钻进来的五类分子，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不到5%。”
　　报告从六大方面统计了干部作风和“基层组织不纯”问题，并就此进行了统计。“整风揭发问题主要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及一些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初步统计，全省3.3万个生产队中，问题较多的12052个，约占36%；问题严重的5621个，占17%。这些问题严重的队中，五类分子当权的20.1%，蜕化变质分子当权的18%，富裕中农当权的28.8%。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多占的23%，计贪污多占现金1036万（平均县15万），粮食2319万斤；打骂人严重的5%，弄虚作假严重的约占5%；不劳动或很少劳动的占7%；长期吃小灶的占10%。在坏人掌权的地方，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国民党式的统治。阳新县三溪公社白扬生产队副支书明安国，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参加过会道门，58年通过副社长混入党内。找个机会把土改时斗过他的老贫农明昌柏打一顿，关38天，明昌柏回家10天死去。又把他老婆、儿子、孙子逼死了。去年以来，他直接间接逼死人命11条，活埋1人，捆绑吊打76人。以‘查瞒产’为名，3次挨户搜查，没收群众粮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诈勒索，强迫群众给他送礼，计246元，480斤粮，其他副食品和用品16种对上面欺骗逢迎、虚报产绩，树为‘红旗干部’，群众恨之入骨，称他‘活阎王’、‘东洋人’。全队外逃26户、70余人。该队是县委委员兼三溪公社党委书记李延年的重点，干部群众几次反映明安国的问题，都被压下去，还说是‘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这个队没有他，生产就搞不好。’经整风揭发，李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娶资本家女儿做老婆。公社公共积累13万元，被他贪污6万多元，个人有4部收音机，两部照相机，价值400多元的自行车，还有钢丝床，胶皮面的麻将桌。他还拆毁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两部机器给他做小汽车。买一部录音机用录音向干部做报告，叫放映队到他房里放电影，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节到水库慰问的时候，大摆酒席，叫文工队唱歌跳舞给他看着助兴。工作上官僚主义，他虚报成绩，隐瞒灾情。1959年元日?60年2月，他领导的公社死1957人，占死人4.37%，其中非正常死亡387人。”
　　报告按照“党的阶级路线”政策，把干部“五风”问题往“阶级敌人”身上一推了之，以避免十分敏感的权力体制问题。各地纷纷把把归结到“五类分子”钻进来。湖北省委在报告中说，据公安部门统计，公社化后，全省五类分子混入党内515人，当上生产队，小队班干部8300多人。英山县南河公社麻园墩管理区红星二队支书胡志甫是富农，浠水县两次参加工作被开除，到英山又钻进来。襄阳地区不完全统计，被开除回乡的1489人中，762人又当干部。
　　干部和五类分子家属结婚，也是很大的漏洞。襄阳地区不完全统计，公社以下干部和五类分子家属结婚的3800多人，一部分因此变坏。
　　新洲县凤凰公社民主管理区第10生产队长刘家富，打过3人，贪污多占80多元，8尺布票，8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饭，59年只做了十几个工，还私喂一头牛。
　　枣阳县太平公社李岗生产队斗争3个坏分子大会上，群众斗志昂扬，几次宣布散会都不肯散，最后自发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食堂万岁！
　　郑阳县景阳公社是一个重灾区，党委书记魏光才总是向县委报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县委下去检查，发现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众没有吃的，公社却盖了26间楼房，过春节时丁几个公社干部吃了200多斤猪肉，50斤羊肉，50斤鱼，50斤酒，还放了40多元钱的鞭炮。有一个社员饿急了拿了一点公社的干饭吃，党委书记亲手吊打。当阳、远安两县初步调查，11个公社从生产队无偿抽调的东西有耕牛742头，骡马驴303头，猪887头，羊211只，鸭174只，大中型家俱1114件，马车板车465辆，房639间，现金16000多元，粮63000多斤，耕地6250亩，还抽调2196个劳力到公社农场。
　　此时，毛泽东的兴奋点还在“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高潮”，对于湖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一反往常，并没有亲笔批示，而是由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1960年春荒以后，全国各地的粮荒灾病报告一浪高过一浪涌向中南海。毛泽东终于向现实做出了心不甘、情不愿的让步。“更大跃进”至1960年夏收前后偃旗息鼓，无声而终。1960年夏季全国农村正式开场的整风整社运动，标志着毛泽东寄予奋斗厚望的大跃进最后一丝希望也破产告终。湖北省委在中央新的精神和部署下，进行着新的努力，准备着新的报告，并且不断地得到毛泽东新的批示，新的重用……
　　不过，尽管麻城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1961年开始，中共湖北省委却不再拿麻城做典型、写材料、树形象了。典型在于领导树，何必去刺激黄麻起义的元帅，将军和高干们呢？
麻城民众喜乎？忧乎？但麻城县的干部，却踏踏实实减轻了精神上压力。在1961年以后，凡湖北省委在整风整社、三反、五反、社教、四清运动中报中央的典型，那里的班干部都会因自己对民众造孽而付出大代价。

　　但干部作风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民众的苦难并非就此熬出头。1962年，麻城县陈县长听到八届十中全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精神，即到中一公社布置要找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做小买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说是“看看群众忘了斗争没有？”中一公社干部怕县长说他们“右倾”，立即发动斗争。先斗“地富反坏”，后转向贫下中农和一般社员。由开会斗争到罚站、罚跪、捆绑、吊打等，一个多月中斗139人，捆、打、吊、跪82人。陈县长又从中一公社跑到白杲、铁门、宋埠布置“阶级斗争”。白杲区斗20人，除9人经区委批准外，其他都由干部圈定，抓来就斗。“阶级斗争”运动虽只搞了半个月，即被县委制止，但造成严重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县11个区，斗争331人，其中被打21人，捆绑65人，吊打3人，罚跪42人。按成份论，地主54人，富农50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2人，贫农15人，中农9人。湖北省委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将此案作为干部违法乱纪典型上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

　　从庐山会议“掀起更大跃进”，到1960年4月整风整社的7个多月中，麻城县人民直接承担的灾难，从县委一份缩水的统计材料中可见一斑；死亡15300人，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病人127836人。三河口公社因饥饿死人2447人，占该社总人口7.8%。其中,八磊石管理区7个月中死亡631人,占人口28%。
　　1960年12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在麻城县三河口公社开展反“五风”试点。麻城县委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整风16天，麻城县干部“五风”才开始全面刹车。这一年，全县浮肿、干瘦、紫绀、妇女子宫脱垂、闭经五病剧增。县委、县政府组织抢救，抽调一千多医务人员，40多名干部建临时医院263个，收治病人25491人。因为是革命老区，黄麻起义发源地，湖北省委调拨了一批“营养品”和粮食，来抢救灾民，治愈了一批浮肿、干瘦、紫绀、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下垂、闭经等病人。又考虑到麻城特殊地位，1961年地委调整了麻城县的征购粮。自大跃进以来，“天下第一田”所在麻城县人民才第一次从省委的“重点”中得到好处。重点样板田是干部的希望，重点照顾才是百姓的实惠。

　　1958年到1960年，麻城县人口统计，告诉了我们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总人口数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人 11254人
1959 679819人 15269人
1960 672781人 16362人
1961 691400人 19850人

　　资料来源：黄冈地区革命委员会《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5）》
　　
　　这是文革年代公布的大大缩水的统计数字。查阅公安部门存档的资料，从1953—1957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而大跃进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与饥饿劳累有关。另据《麻城县志》，大跃进这几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依据有关材料综合统计，麻城死人总数约在5万多人左右。而据1962年麻城县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总结的草稿，和赵金良检讨书的草稿来看，麻城县因饥饿、劳累、疾病、自杀而死亡的人数，约在七八万左右。后来正稿中删去了这份数字。

　　大跃进还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耕畜大批死亡，生产工具大量破坏，房屋大部损毁，群众生活用品大量毁失，粮食生产严重滑坡。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粮食生产的大略情况：
　　
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统计表 （据《麻城县志》）
年度 面积（万亩） 单产（公斤） 总产（吨）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的粮食亩产，仅相当于战乱之中1949年的生产水平，而那时农民根本没有双季稻等等的生产强度和成本。大跃进，“跃进”到了战乱经年也不如的境况，人民群众，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一位麻城县原领导曾给我许多帮助，结束麻城县的调查采访时，我们就“天下第一田”及麻城大跃进?苦日子一系列事件做出长时间的交流。听我谈到“三反”后，省委改换了样板田，沔阳事件省委又搞出一大堆典型的时候，这位退下来的干部苦笑着说：“不是搞样板田，麻城大跃进和苦日子能搞得那么惨？有幸莫当那个样板田，麻城百姓还不会受那么大的罪哩！”

六、省长哭请紧急救援

　　麻城告急！黄冈告急！！湖北告急！！！
　　湖北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惨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2年，湖北省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等病人累计1493多万人，外逃270多万人，断粮断炊占公共食堂总数近20%。数百万人死于饥荒！省政府把省里库存的余粮，火速运往最困难的地方。然而，车薪杯水，无济于事。省长张体学流着眼泪，以湖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李先念打长途电话，哭请紧急救援。
　　“先念同志，我真没有办法才向你汇报啊，我是来向你要粮食的，天灾人祸，湖北在挨饿哪！”
“啊！”
　　“中央怎么批评，我都接受，可一定要给我们粮食……最近我到下面走了一趟,看到老百姓在饿肚子，看到那些在战争年代支持我们的老苏区的群众饿肚子,我心里真难受。”他边说边流泪：“我没领导好……现在，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没意见,只求中央支援我们粮食……”
没两天,中央给湖北拨来了一亿斤供应粮!
　　多少年以后,一谈起大跃进——苦日子，这位原省长就说: “这是个大教训呀!要讲给子孙后代听,以后再不要犯这种错误了!”


说明：阮银浦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资料和文字。本文由余习广负文责。
　　　　　　　　　　　　　　　　　　　　　　　　　　　余习广

1989年9月 一稿 于 颐北 2004年2月 三稿 于 圣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