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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盛唐是意淫──────连日本人都要骂你！！！ 作者：李诸侯 接下来说到经济了 这方面诋毁唐朝的人并不多，我也不打算废口舌，借几位公认的权威人士的数据来对比一下。大家心照不宣。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汉代 13 唐代 近30 宋代 10～20 明代 6～12 清代 顺治、康熙 7 乾隆 3～4 嘉庆至光绪 2亩多一点 吴慧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再补充一下：极大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并沿用至今的工具曲辕犁发明自唐朝。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起始点。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
有人列出一些所谓专家的经济数字，来证明唐朝经济是最好的，唐朝比宋朝好，比明清都好。那些数字看起来好漂亮，可是，单从逻辑上看，中国的经济以自然发展的角度，应该总体向前的，怎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呢？ 怎么解释传统农业的清朝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占世界~30％的人口？清代农业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风，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是因为人口增加而平均数字显得小了而已。封建时代是小农经济的时代，小农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比欧洲封建社会更显得光辉灿烂的根本原因。应当说，不论是明清时期的农民，还是唐宋时期的农民，还是秦汉时期，都曾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些科班历史学家和网上民间历史学家却玩弄数字游戏，狂捧唐朝，贬低其他朝代，这是不应该的。
清代粮食生产最突出的成就却是地区扩散，即平均亩产在全国广大地区的普遍提高。这主要由于：多熟复种制度的推广，各地复种指数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各地粮食作物结构得到调整；品种改良、栽培管理、肥料积制与施用等精耕细作先进经验，由官府或民间推动，特别是移民的传播，在各地得到广泛交流；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改造低产田、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等农民长期劳动积累的作用，在各地得到充分发挥。由于上述诸因素的作用，不论余粮区，还是缺粮区，粮食亩产均有大面积的提高。如陕西汉中地区，由于兴修水利，推广了一年二熟制，嘉庆间，“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麦，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六、七斗为常。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兴安汉阴亦然”（《三省边防备览》卷八）。由于粮食产量提高，有大量余粮外销。“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岁下襄阳，其利数信”（嘉庆《安康县志》卷十）。
清代前期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四亿人口，同时，非农业人口增加，城市和市镇经济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尽管有许多缺粮地区，除了由于土地过于贫瘠之外，大多是由于人口密度过大，工商业发展，或经济作物发展。整个粮价只是持续缓慢上升，道光间还出现二十多年粮价下跌。这都说明，清代前期的粮食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大体平衡的，或者说是偏紧的总量平衡。如果没有粮食平均产量的普遍提高，与出现一批粮食高产地区，这是难以想像的。
康熙间，唐甄说，“四海之内，日益穷困”。“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潜书□存言〉）。这段话常被人引来论证清代经济的停滞与不景气。实际上，这是康熙朝一个短时间内，因市场缺银而引发市场萧条，不是物资供给不足，特别不是由于缺粮，唐甄的话本身就说明这一点。但这个话被吴承明教授和日本学者称为“康熙萧条”。但是，这个情况持续时间不长，不久，特别是到雍正间，情况即完全变化。所谓“民穷财尽”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这种双重结合是农民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已经成为农民生产的内在结构。这种生产模式在清代臻于成熟。它能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在维持我国众多人口的生活，和开拓商品市场上，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以下从几个方面论证清代农业经济是中国的高峰，主要引用了方行的文章。
一。粮食生产总产量：粮食是农业国家经济的基础，中国的水平高于同时代的欧洲，后来引进粮食高产作物如玉米水稻等，清朝的粮食生产总产量更是高过以往历代，否则，怎么养活几亿人口？ 西欧中世纪的小麦产量是种一收五，而中国秦时小麦的种收之比就已达１：１５。当时精耕细作农业是更典型更先进的。所谓种收之比，就是种子量与收获量之比，是反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又一种指标。清代的指标：
在江南苏松地区，《浦泖农咨》说，稻种“每亩需谷一斗二升”。道光以前，“田有三百个稻者，获米三十斗，所谓三石稻田是也”。米三石按官定“一米二谷”比例折成谷，是为谷六石，其种收比例为１：５０。 在福建永春州，“土田膏沃，水泉灌溉，率一斗而收六七石”（乾隆《永春州志》卷七）。种收之比是１比６０、７０。 在湖南，林则徐说，“其田系以石计，布利一斗，半年可得收毛谷六石，次四五石不等”（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该省安福县，在洞庭湖滨粮产区，“富民买田召佃，斗种岁取石租”。此“石租”应为米，而非谷，因后文说，“贫民五口之家，佃田二石，中熟之年，俯仰足以自给”（同治《安福县志》卷三十）地租率一般为秋粮产量的二分之一，如果为谷，是养不活一家五口的。这是斗种收米二石，即收谷四石。据这些记载，其种收之比是１比４０、５０至６０。 清代中叶，外省移民大量涌入陕西南部山区，推广了玉米种植，据长时间在此地作官的严如□说，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一）。
二。余粮：
有的学者援引李悝《尽地力之教》说，说当时魏国“五口百亩之家”的农户，一年生产的粮食中，口粮占６０％，余下的粮食用来作制衣、交税等开支，余粮率为４０％。并说，丰收之年，余粮率还要高，“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余粮率分别是３４０％，２４０％，１４０％，是后世无法想像的。秦汉之际“五口百亩之家”的余粮率比魏国还要更高。下面按照这个余粮率的思路，来考察一下清代的情况。
清代的南方：在湖南，洞庭湖区发展了双季稻。同治间，黄彭年说，“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陶楼文钞》卷二）。湖南省丘陵与山地占全省面积的８０％以上，平原不到２０％，湖田地区更不到５％。洞庭湖区的余粮率虽难以算出，很高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台湾地区，雍正间，闽浙总督高其倬说，台湾产粮，“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其鹿港是，“近山沃衍宜稻，一年耕有五年之食”（陈盛韶：《问俗录》）。蓝鼎元甚至说，台湾地区是“耕一余七”（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四）。
在北方，河南省的粮产区，“原隰平衍，膏腴千里，岁果有秋，粟支十年”
（同治《汉川县志》卷二十，嘉庆间记事）。其山区的嵩县，“大抵嵩野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乾隆《嵩县志》卷一五）。丰收年余粮会更多一些。
三。从农民耕地规模
有人认为，秦国和汉代，采用大亩制，“五口百亩之家”耕田合今６７市亩。而由于明请时代的人口增加，即使明清地主之家，多数也没那么多的田地，农民的耕地更是降到十亩以下。农民基本生产条件的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明清时期经济停滞。
1。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后，在封建社会的手工工具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却会导致农民耕地规模趋向缩小。这是因为，耕作从粗放到集约化，复种指数的提高，粮食高产作物如水稻和经济作物的发展，都要求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民一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必然随之缩小。由于人口的增加，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清代个体农民的耕地规模，确比前代大大降低。换一种方式说，清代个体农民的耕地规模的降低也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在南方各省，如江南地区，康熙间，靳辅经过调查，向皇帝报告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清经世文编》卷二六）。张履祥也说，嘉湖一带，“吾里田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补农书》）。凌介禧也说，“一夫之耕仅十亩，力或不及，雇工以助之”（《程德安三县赋考》）。嘉庆间，章谦存还说到了佃农，他说，佃农“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清经世文编》卷三九）。光诸间，陶煦说，“上农不过任十亩”。“佃农而一家力作，夫耕妇??，视佣耕者力胜，或可逾十亩以外”（《租核》）。甚至到民国年间，情况也无多大变化。抗日战争前，费孝通在吴江开弦弓村调查，一个普通农户的耕作能力为稻田七亩（《江村经济》）。黄炎培在川沙县调查，大概夫妇二人，两三个幼童帮助，可种田十亩，但农忙时仍需雇工（民国《川沙县志》卷五）。
在北方各省，乾隆间，山东巡抚阿里衮说，“北方多旱田，易种，一夫亦不过二十亩”。他反对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提出地主应多召佃户，使“约计一夫二十五亩为率”（《乾隆实录》卷三二三）。河南巡抚尹会一也是这样，要求地主对佃农“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过三十亩”（《清经世文编》卷三六）。嘉庆间，朱云锦也说，“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亩，治水田不过十亩，而亩之所入，水较旱可倍增”（《豫乘识小录》卷上）。河南南阳县就是如些，“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光绪《南阳县志》卷九）。这说明，种旱田，一个农户力能种二十多到三十亩，种水田可十亩左右。
2。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粮食亩产提高，又加以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附加值高，收益增加。因之农民养活一家人口最低限量土地也必然随之减少。从南方各省专种粮食的农民来看，在江南地区，靳辅在上述奏折中说，种田十二三亩的农户，“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六人”。这是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种肥地六亩左右，种瘠地十亩左右，即可解决一家的口粮。
例一，湖南桂阳县，地属山区，这里上等田亩产谷四石，人有一亩，“八口之家得三十二石，易钱五六十千”，加上”桑麦鱼莱诸物之利”（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五），便可过活。
例二，在江南地区，“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给矣。次仅五六亩，或三数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子力耕于外，妇人□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薛福保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一）。
四。农民收入：有的学者认为，据李悝的估计，当时农民为应酬广泛的社交活动，要支出９００钱，占其全年收入的１／１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后代难以比拟，以致使一些历史学家把秦汉视为商业资本主义。这两段文字紧密相连，如果揣测不错，作者是认为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支持了当时繁荣的商品经济。西汉初年，确有一段时间商品经济繁荣。这主要是当时的豪强大贾，乘西汉政权崇黄老之术，少干预经济生活的机遇，利用“放流人民”、“亡命者”“奸猾”、“僮”以及“役贫”等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冶铁、铸钱、煮盐和农牧业生产，以致可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当然不是说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对当时的商品经济繁荣不起作用，但不可否认，在当时商品生产与交换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豪强与富商大贾。
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是清代经济超越前代的又一重大成就。首先是棉、丝、烟、茶、蔗、果、油料等农产品的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其发展水平，因限于资料不足，难以量化。不过当时人对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作过一些估计。康熙间，靳辅说，“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有田二百七万顷”（《清经世文编》卷二六）。他这是就，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２５％左右。对当时第一大经济作物的棉花，嘉庆间，吴熊光说，自木棉之利兴，田亩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并重，势难偏废”（《伊江笔录》上编）。这是说，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２０－３０％。烟草，是当时第二大经济作物，同治间，李榕说，“种烟之害，及于稼穑，不过十分之一二，民间之食，不尽出此”（《十三峰书屋全集》卷三）。这大约是说，烟草种植面积不过是粮食种植面积的１０─２０％。他们的这些估计，只是平日所见所闻的一种概括，并无统计根据，当然很不准确的，实际上是偏高的。但也说明经济作物确有很大发展，足以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其次，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个与农民经济相结合，向农村扩散的趋向。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都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供应者。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要占用粮田，因此文献记载中大都参照种粮来计算收益。如棉花，江南棉区是，“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安吴四种》卷二六）。河南棉区是，“收花之利，倍于二麦”（乾隆《巩县志》卷七）。河北棉区是，种棉“岁无大水，其利倍入”（康熙《河间府志》卷四）。山东棉区是，“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康熙《兖州府志》卷五）。四川棉区是，“民相习植棉，其利倍谷”（光绪《潼州府志》卷九引道光《蓬溪县志》）。这都是说，种棉一般比种粮多一倍左右的收益。
总之，人口过多自然也不好，这个没什么可以争议的。但是，古代人口的多少也是衡量一个朝代兴盛与否的指标。总的来说，唐朝的人口数字是不高的，这不是好事情，但有人却拿这个低人口来证明唐朝经济第一，这就有点过份了。
隋统一全国时，全国大约有700万户。至大业5年（609年）户口数为890万户。隋朝盛世南北合计大致共有1030─1040万户。
隋末至唐贞观初，人口产生大跌落，唐武德年间比大业年间大为耗减。武德4年（621年），有200多万户。经长期恢复发展，玄宗天宝14年时户口数达891.5万户。天宝14年（755年）安史之乱造成严重的户口损失，“京畿户口减耗大半”，“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唐代后期，由于政治动荡，战乱不停，人口只是略有一定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