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人口真相 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最近网上一些文章，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对明末清初的历史肆意歪曲，在毫不具备人口史常识的情况下，妄言满清入关时对汉人进行种族灭绝，汉人人口一度下降到一两千万。本人曾对这些文章中的理论错误予以驳正，又遭到一些网民的质疑、反对甚至辱骂，现特转载中国最权威的人口史著作，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中相关内容，以供参考。该部分由著名学者曹树基教授撰写。相信一定能给大家以有益的启迪。如果能用理性的思索代替民族主义的情绪，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该部分长约三万字，为简明起见，本人先给出相关的摘要：
摘要：明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约1。9亿。崇祯年间，中国北方爆发大规模鼠疫和旱灾，引起农民起义。战火波及整个北方和南方部分地区，共造成约4000万人死亡。中国人口下降为1。5亿左右。后清军入关，在北方罕遇抵抗。到康熙初年为止，造成了约700万人的损失。中国人口进一步下降为1。4亿多。此后北方人口开始稳步增长，南方又经历了三藩之乱，又造成10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到康熙17年，中国人口约为1。6亿，此后进入高速增长期。
二、崇祯年间北方人口的锐减
崇祯灾情要比万历灾情严重得多。与万历年间相比，崇祯年
间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灾同时发生的还有波及
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大蝗灾。此外，崇祯年间的鼠疫的流行范围和
为害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战乱，北方
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过万历年间了。
1．北直隶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均有大疫①。虽没有患者临床症
状的记载，但大名府的资料显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传染病的
流行，“十一月大荒，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瘟疫传染，人死八
九”㈤。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滑县，“春无雨，
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时斗米一千七百
文，草木树皮无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
有数村不见一人者”③，人口死亡的比率相当高。又有记载说这一
年大名府：“大旱，飞蝗食麦，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④在广平
府，“大饥疫，人相食”⑤；该府曲周县，“十四年自春至秋乃雨，无麦
禾，斗米至银一两三钱，大饥。瘟疫大行，人死大半”。顺德府，
“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⑦；该府南和县，“人相食，
瘟疫大行，死者枕藉”⑧。在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⑨；
该府安平县，“大旱，瘟疫大作，人相食，盗贼充斥’⑩。在保定府，
崇祯十七年“秋大瘟，自东乡及城内，人多疫死”⑾。顺天府的良乡
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0《顺德府部纪事》；康熙《阜志》卷下。
②同上书卷148《大名府部纪事(三)》。
③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8《大名府部纪事》。
⑤乾隆《广平府志》卷23。
⑥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⑦乾隆《顺德府志》卷16《祥异》。
⑧康熙《南和县志》卷l《灾祥》。
⑨乾隆《正定府志》卷7。
⑩康熙《安平县志》卷10《灾祥》。
⑾康熙《定兴县志》卷1《机祥》。
县，“瘟疫，岁饥”，第二年则“大瘟”①；“崇祯十四年七月，京师大
疫”②；疫情向北京城中发展。
这些简单记载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人世间最凄惨、最残酷的图
景。如在衡水县，时人谓：“崇祯十四年大旱，斗米千文，民益困，妇
女之无赖者，插标于市，人莫之顾。炊骨啖肉，民多以速死。为幸
衣锦币，每饿于荒烟断垣之中。至有因盗正法，群逐如膻，相屠而
食者；有暮行饿于街巷，晓视之则骨者；有诱之于家掩杀而食者；有
死而不葬，葬而盗发而烹食者。比邻隐一敌国。甚则妇食其夫，父
食其子，人而禽兽残止矣。”③
灾荒和社会动乱引起乡居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疫病的
易发区和高传染区。如滑县，“崇祯十三年春，雨上多风，麦尽枯，
岁大凶，四境寇生……秋大荒，乡民……多避居城内，乡民畏盗，多
携资粮避居城内者数千人，房一楹赁银数两，多有疾病而死者。冬
土寇窃发，各乡烽火相接，人相食”④。虽然滑县的鼠疫流行始于
崇祯十四年，但县城中环境恶劣，人口密集，一旦流行鼠疫，后果就
是灾难性的。
北京城的情况就是如此。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
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
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
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⑤。北京城已成一座疫城。骆养性
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
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
祯十七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
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
①康熙《良乡县志》卷8《灾异》。
②光绪《顺天府志》卷69。
③康熙《衡水县志》卷6《事纪》。
④顺治《滑县志》卷10《纪事》。
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6。
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
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该职看得灾异流行，史不
绝书，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发生在李自成部经过之后，“斯
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①李自成部
进人北京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带人的。
所以，当李自成的一支部队从山西、经河南再经大名府北上
时，北直隶各县备受鼠疫困扰，政府在北直隶境内根本组织不起稍
具规模的围剿或抵抗了。在北直隶疫区各地，关于“人死八九”、
“人死过半”和“人死大半”的记载要比万历时期多得多。具体地
说，在广平府曲周县，“崇祯兵荒大疫之后，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
计，数十家之村，直比屋而尽耳”②。人口死亡的比率高达十分之
九以上，这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人死大半”之真实含义，不能将此
视作夸大事实的空语。在河问府阜县，崇祯十三年、十五年连续遭
到灾荒、瘟疫的袭击后，“死亡枕藉”，“又十五年兵变屠掠，虽地册
粗存，其实田地已太半荒芜，无人承种矣”③。人口的死亡肯定超
过了半数。
再以北京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死于瘟疫，时人
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
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
死。”④所以在时人的笔下，北京也就可能成为一座“鬼城”。再如
天津，鼠疫传人后，“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甚至有“全家全亡不留
一人者”，据此可以推测，天津的人口死亡也有可能超过了总人口
的50％。因此，依前例，即使考虑到北直隶可能有部分地区没有
遭受鼠疫的袭击，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崇祯年间鼠疫对北直隶的危
害要比万历年问严重得多。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隶的疫区内
40％以上的人口死亡。
如前所述，在经历了万历鼠疫的侵袭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
①台湾《历史语言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B383A1—162。
②顺治《曲周县志》卷1《户口》。
③康熙《阜志》下卷《田赋》。
④刘尚友《定思小计》。
北直隶人口经历了恢复和发展。崇祯年间，清兵入关，对华北数省
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和扫荡。除了战争中死亡的人口外。
北直隶、山西和山东三省大约有100万以上的人口被掳北上，其中
北直隶地区的人口至少达50万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
隶的北部地区，且不发生于同一年份，若以一个标准时点进行计
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人口损失暂不考
虑。本卷第七章证明崇祯三年北直隶人口多达1095万，人口损失
三分之一，剩余人口约为730万。清代北直隶地区的人口发展，就
是从这一基础上开始的。
2．山西
崇祯年间山西地区的鼠疫流行多发生于大荒或大乱之后，如
沁州沁源县，崇祯六年“岁荒，斗米钱半千，复遭瘟疫，死者不计其
数”①。如辽州，“崇祯五年流贼陷城，杀戮尸积如山，灭绝者数百
家。六年大疫”②。如太原府，“崇祯六年平定州流寇乱，村落烧
毁，百姓逃亡八千余户。乐平县流寇攻陷城，杀伤人民三十余口。
后瘟疫伤亡大半”③。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要多于战乱。
上引资料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
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
为之空”。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也与战争有关。崇祯十年以
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如在大同浑源，“崇祯十六年浑源大
疫，甚有死灭门者”④；在灵邱，“崇祯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
半”⑤。这两条资料揭示的高死亡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结
果。据此亦可知，崇祯年间的鼠疫已经扩散到了大同府与北直隶
毗邻的地区，且是疫区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上引顺治《潞安府志》卷15说崇祯十七年“秋大疫”，患者“吐
淡血而死”，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所致，也表明鼠疫已经从山西中
①雍正《沁源县志》卷9《灾祥》。
②康熙《辽州志》卷7《祥异》。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06《太原府部纪事》。
④同上书卷350《大同府部纪事》。
⑤康熙《灵邱县志》卷l。
部流传到南部。在传统时代，鼠疫几乎是不可救治的。所谓“虽亲
友不敢问吊”，是民间避疫的最常见的方式。在高传染率和高死亡
率的威胁下，民间人情往来的一切礼仪都被废除了。
除了瘟疫外，饥荒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平阳府荣河
县，“崇祯十三年大饥，草根木皮俱尽，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
僵尸横野·皆取而食之，斗粟值一两余，六畜绝种。从来未有之奇
荒也”①。另一资料则称：“崇祯十三年岁大荒，民人相食，饿毙者
过半，流离散亡，几乎丁倒户绝。后又加以闯寇蹂躏，兵变杀戮，
户之存者十之七，计口仅三之一矣。”②整个山西，“自十三年大
饥，到处木皮草根，剥捌既尽，复食人，至有父子、夫妇、兄弟相食
者”③。
很显然，即使我们不认为山西全省都像荣河等县一样有十分
之七的人口死亡，但至少可以肯定山西全省有40％的人口在鼠
疫、饥荒和战乱中死去。在本书第五卷《清时期》的有关章节中，我
们推算光绪大灾造成的山西人口死亡比例即为当时全省人口的半
数左右，而光绪大灾的发生，尚未有战争和瘟疫伴随。本卷第七章
’证明崇祯三年山西人口约有1024万，经历大疫和战乱以后，山西
人口只剩620万左右。
3．河南
河南是崇祯年间的重灾区。《豫变纪略》卷3对此有详尽的描
述。崇祯十二年大旱，“川泽皆竭”，“禾之未收者半，民间遂歉……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
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
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到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
矣”。河内县知县王汉上《灾伤图》说：“臣以崇祯十二年六月初十
日，自高平县调任河内，未数日，水夺民稼，又数日，蝗夺民稼。自
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阅月不雨，水、蝗、旱，一岁之灾民者三。旱既
①康熙《荣河县志》卷8《灾祥》。
②同上书卷3。
③康熙《山西通志》卷30《祥异》。康熙《荣河县志》卷8《灾祥》。
太甚，不得种麦，而蝗虫乃已种子，亡虑万顷。冬，无雪，蝻子计日
而出。去年无秋，今年又无麦，穷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
夫妻相食，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尸累累。”灵宝县，“崇祯十一、
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里，寸粒不收，民饥死者十之四
五”①。地方官于是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民变汹涌，“其桀黠不逞
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所谓“土寇
大起如猬毛，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再加上李自
成、张献忠部与政府军的拉锯作战，河南愈发变得残破不堪了。
在明代末年的华北各省中，河南经历的战争最多，战况最惨
烈，屠城的记载也最多。仅据郑廉《豫变纪略》卷4、卷5的记载，
就可知之大概：
崇祯十四年四月，“张(献忠)、罗(汝才)贼方至，又大焚杀，信
阳之民几歼焉……先是贼尝围信阳，其坊厢焚杀甚惨……”。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献忠破商城，“屠之三日而后去。贼既去，
巷无烟矣，沟中伏尸犹有活者，止一人焉”。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部破许州，“杀掠甚惨”。
李自成、张献忠以外其他起义者亦占地为王，如在南阳府，“土
贼周加礼据南召。攻劫焚杀，杀人为食，南阳几无孑遗”。
崇祯十五年正月，李自成陷襄城县，“阖城屠戮”。
又破陈州，“贼尽锐攻三日，多所杀伤。城破，民犹战于巷。贼
怒而屠之，几无存者”。
继而屠太康，又屠归德府城。“是时多盗，百姓皆人保，内外城
无隙地，居民数万人，守最坚”。城破后，“乃俘数万人于城西，不论
贵贱，尽杀之”。
又据彭孙贻《流寇志》，崇祯八年底，李自成等部破光州后，“屠
戮官民无算”；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围洛阳，破城后，“士民被戮数
十万”。同年又屠项城、商水、扶沟、临颍等城。
地方志中关于屠城的记载也很详细，如商水县城，崇祯十四年
“十月初四日夜，闯贼自项(城)抵商……乡民死义者甚众，男女数
①光绪《灵宝县志》卷8《视祥》。
万，尸骸枕集，血流成渠”①。同一资料还记载，在屠城之前一年，
商水县已是“百姓壮者皆从贼套，其余老弱相食，甚有父子、兄弟、
夫妇自相啖者”；“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
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竞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
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再如禹州县城，崇祯十四年十二月“闯
寇克城……良民被杀以万数”；十六年十月“土贼”继而屠之，“杀人
为粮，折屋充薪。凡晏会脍炙，无不以人为之烹调，割切一如猪羊
肉式，居六十三日始去，城中白骨成堆，瓦砾满地，晡时即闻鬼哭，
三十余日无一人迹，为旷古未有之变”②。如长葛县，崇祯十四年
十二月初八日，“贼前锋寇葛……贼复人城，大肆屠烧，其惨古今罕
有”③。如太康县，崇祯十五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破城，“男妇被屠
十余万人，尸填街巷，城内外井水尽赤，屠戮之惨世所罕见”④。如
陈州，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同曹寇共百余万众攻，陷陈城，屠戮殆
尽，焚毁房屋百不存一”⑤。
所以，个别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为奇观。崇祯十五年四月，
李自成别部数百骑至兰阳县(今兰考县)，“自南门入围梁宦宅。梁
宦之家盖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虚无人，贼至围之，阒如也，乃纵火
焚之而去，未尝血刃”。郑廉于是评论道：“世以为流贼在中原所经
城邑，盖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于梁
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区区白屋苍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
也……论者遂谓流贼亦有不杀人之时，岂其然乎!”对于河南人来
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崇
祯十六年，河南巡抚秦所式奏：“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
城尽为瓦砾。”⑥到崇祯十六年，在巡抚秦所式看来，已经不存在未
被屠过的城市。战争之残酷，于此可见。
①顺治《商水县志》卷8《纪事志》。
②顺洽《禹州志》卷末《灾祥》。
③ 民国《长葛县志》卷3《政务志》。
④ 民国《太康县志》卷3《政务志》。
⑤ 民国《淮阳县志》卷8《杂志》。
⑥彭孙贻《流寇志》卷7。
战争并不仅仅发生于城市，乡村遭到的破坏亦很严重。如鹿
邑县，“崇祯十年十一月流贼数百万至鹿邑，连营五十里，杀村民十
数万”①。如叶县，“……加以明寇扰，屠掠靡遗，户口田庐者，十仅
存一二”②。
战争造成的破坏，并不完全是“贼”之所为。郑廉在同书卷2
中论及崇祯六年事日：“其渠帅有闯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强，能
合群贼而并将之。尝数支如雁行，或由许、洛趋南、汝，或由光、罗
趋颍、毫，徐、泗、陈、蔡间，一岁尝再三过，过则焚杀无噍类，火光照
数十里，昏夜如白昼，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军随其后，
淫掠亦与流贼等，豫人苦之。故其时民间有贼梳兵篦之谣焉。盖
梳、篦皆理发之器也，而篦则密于梳。梳犹有所遗，而篦则无所留
也。意谓兵惨于贼也，疾之也。”彭孙贻《流寇志》卷2也称官军如
“至贺人龙等，到处淫掠，所谓贼梳而兵篦也”。
战争带来的破坏还不在于战争过程中对人口的屠杀。以李白
成围攻开封之役为例，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部第三次围攻开
封。围攻数月后，城内缺粮，守城官军人民家搜粮，有粮交粮，无粮
折银。开初每石折银80两，以后增至130两。粮绝之时，官军竞
然以人为粮③。九月初，人肉每斤卖价白银五两④。至九月，双方
军队决黄河大堤企图淹死对方，开封及附近地区化为泽国。开封
城积水深达三丈余，官舍民居全部遭没顶之灾。城中百姓大多死
亡，据记载，“城中男女百万”，“得出者万人而已”⑤。当时在乡人
民总以为城市有城墙围绕，坚不可摧，一旦有警，乡中地主或其他
居民总是向城中集中，故城中集聚的人口往往多于平时。开封城
中所谓“百万人口”中，应包括来自乡间的避难者。只是按照彭孙
贻的观点，“士民溺死数十万”，“百万人口”可能还包括乡城人口。
大规模的军队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以及为了破坏敌方的粮食
①光绪《鹿邑县志》卷8《兵事》。
②同治《叶县志》卷4《赋役志》。
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143～144页。
④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⑤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供应而进行的毁粮活动，都是人为的灾难。郑廉称：“臣乡自贼中
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
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钟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绝人
烟，自兹以往，安所致之哉!”①又如崇祯八年，张献忠等出潼关，与
官军左良玉部对峙，“贼从张茅硖石乾濠诸路截烧粮草，诸军乏
食”②。如果加上官军对粮草的需求，河南灾区百姓的负担更重。
如崇祯十二年四月，“草寇一条龙袁老山等作乱，焚掠县境。阁部
杨嗣昌奉命征剿，迫经杞(县)，供亿烦扰，居民苦之”③，即是一例。
以前常有论者批评李自成等农民军不懂得建立根据地，采取了错
误的“流寇主义”的作战方针，殊不知在当时北方大灾的背景下，任
何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四处取食式的流动
作战，方能保证兵粮的供给和部队的战斗力。只是这种流动式的
作战，消耗(包括浪费)的粮食更多。对于灾区百姓而言，则是一场
更大的灾难。
关于人口死亡的比例，地方志中有不少记载，如新安县，“(崇
祯)十三年，旱、蝗，大饥，野绝青草，斗米二两九钱，以树皮、白土、
雁矢充饥，以至以柿蒂、蒺藜、牛马皮为市，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
舍十空其九”④。如淆川县，“崇祯十三年大饥，城市中饥甚，斗米
千余，虽食弱肉，民之存者百仅一二”⑤。如辉县，一份《掩骨碑记》
在叙述完该县人食人的惨状后说：“辉之四周村落并无居人，十存
一二者，皆住郊关。”⑥如项城，崇祯“十三年大饥，道馑相望，人相
食，死者大半”⑦。至于阳武县，“崇祯十四年春，瘟疫大作，死者十
九，灭绝者无数”⑧。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崇祯年问河南人口
死亡的比例相当高，似乎超过北直隶和山西两省。然而，比较而
①郑廉《豫变纪略》卷5。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2。
③康熙《杞县志》卷1《灾祥》。
④康熙《新安县志》卷17《灾异》。
⑤康熙《淆川县志》卷7《灾祥》。
⑥康熙《辉县志》卷18《灾祥》。
⑦康熙《项城县志》卷8《祥异》。
⑧康熙《阳武县志》卷8《灾祥志》。
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河南，河南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50％if，崇祯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口死亡却
似乎远少于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万人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②。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I《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子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死亡可能超过了50~,4。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IZl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wt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EI”。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13，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El”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I：I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河南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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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山西和北直隶，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要远远多于河南，河南
死于战争中屠杀的人口要多于山西和北直隶。在时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据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过晋、冀两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
so％计，崇祯末年河南人口只剩大约820万。
4．陕西
虽然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发祥地，但战争中的人FI死亡却
似乎远少于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庆《延安府志》卷6《大事年表》记载，崇祯三年，
“又旱饥，人相食，各县掘万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书又
记载府属各县的情况，崇祯二年，“安定(按：今子长县地)盗贼四
起，民不得耕，斗米六钱”。四年，由于“贼乱”，该县“鸡犬一空，斗
米一两二钱，盐一钱二分，剖人食者甚众”。五年，“安塞大荒，斗米
八钱，民始掘草根柳叶树皮，继捣石啖之，腹堕而亡，人相残，僵尸
遍野”。十六年，“靖边大疫……疫死者甚众。提学道按临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别攻安定，官民大掠，妇女尽避山中远寨”。在
清涧县，“崇祯三年大饥，盗起，斗粟六钱，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万人坑痤之，发帑金数十万，命御史赈焉。自是连岁皆饥，至十五
年方稔”。与清涧县相似，从崇祯元年开始，中部县就一直为灾
荒所困扰，“十四年斗米三两，绝粜罢市，木皮食面皆食尽，十死八
九，～。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灾荒而非战争。
在平凉府，民国《镇原县志》卷17《大事纪》所载最严重的一次
兵灾为“崇祯十五年冬十月环县许申陷镇原，十月十三日申率众陷
镇原，屯据七昼夜，搜掠殆尽……环贼王老虎大掠镇原，在县屠杀居
民，焚毁庐舍，财物人畜为之一空”。镇原不见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记
载。灵台县的记载证明当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饥荒。民国
① 民国《横山县志》卷2也有相同记载，说明雪灾主要发生于延安府的北部地区。
②道光《清涧县志》卷1《灾祥》。
③嘉庆《中部县志》卷2《祥异》。
《灵台县志》卷3称：“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陨霜，二麦尽枯，夏秋旱，
禾尽枯。八月后麦米腾贵，斗麦值银八钱。十四年辛巳春，麦米腾
贵，斗麦值银一两六钱。四月斗麦银二两。民有父子相食，夫妇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积骨如山。是年麦秋颇熟，竞无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志中，特大旱灾年份的米价一般不超过每斗银
一两，而在陕西平凉一带，斗麦值银竟然超过了一两，甚至达到了二
两。仅从粮价上估计，人口死亡可能超过了50％。
战争也造成了灵台县的人口损失。上引资料称崇祯七年“流
贼陷我旧城，屠杀无数，凡官民房舍焚毁殆尽”，于是“移城于土
堡之上”，在以后的动乱岁月中得以保存。到顺治二年，“贺贼连围
三昼夜，县城虽资无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县属一百余
里之地，仅有六百一十余户，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余丁口”。
这五千余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数”，即纳税单位数，应
看作战后调查的实际人口数。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FI》，
嘉靖年间灵台县有“一万八百四”口，从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对于陕西省而言，这一时期所谓的“口数”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数，
真正的人口数应远比这一数据为高。只是在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大
地震和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后，崇祯初年灵台县的人口也有可能仅
有此数了。灵台与西安、凤翔两府毗邻，所反映的应是西安府一带
的人口损失。
关于西安府和风翔府的情况，只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饥荒记载，而无兵灾。在乾州，“崇祯十三年麦谷全无，饥死者尸横
遍野”①；在同官，崇祯二年，“岁大饥，斗米五钱，四年旱蝗，斗米七
钱，民饥死者无算……十二年大旱……岁大饥，斗米一两，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饥，斗麦千钱，死者枕藉。
又大疫’…。陕西地方志中之所以不见有与河南类似的大屠杀记
载，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陕西长期处于战乱当中，但在崇祯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志》卷3《灾祥》。
②乾隆《同官县志》卷1《祥异》。
③ 民国《岐山县志》卷10《灾祥》。
前，农民军大都是零星的小股部队，战斗力不强。洪承畴清剿之
后，农民军入晋。以后的岁月里，农民军虽然不时进入陕西活动，
但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汉中山区，其他地区则少受扰攘。崇祯十
六年十月李自成率百万大军人陕，克西安之前，有屠渭南、商州之
举①。西安守将降。农民军入城，“大掠三日”后，下令禁止。以后
李自成军横扫陕西境内，所向披靡，虽有屠凤翔、庆阳和榆林之
举②，但在大多数地区仍属过路的性质。如在同官县，上引书的卷
10《纪事》称：“刘宗敏率贼众数十万攻延绥道，经邑境，居民逃
窜，闾阎一空。”居民多逃窜而非遭到屠杀。李自成人陕之初，因陕
西为其故乡，不让部下“侵暴”百姓，虽不足一月，“抄掠如故”，然抄
掠的对象主要是富户③。与河南的战事比较，李自成在陕西实在
是太顺利了。战事不激烈，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也就不多。四个月
后，即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部入晋，战争的重点转移至山西、
北直隶境内。正因为如此，陕西汉中府以外地的地方志中没有留
下什么战争中人口死亡的记载。
汉中府及相邻的西安府属商州一带的情况例外，关于这一区
域的人口损失，我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作过细致的研究。如在
雒南县(今洛南县)，清人的记载说：“国初时而田园长田蒿，行百
里间绝人烟矣。”④战乱使“汉沔间几无宁日”，“民死于锋镝、饥
馑、瘟疫者十分之五”⑤。很多地方“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二
三，一。就具体数据而言，康熙《山阳县志》卷2记载了康熙三十
三年全县1443户居民的居住点，显然，这一数据就不是纳税的
“丁”，而是“户”，查嘉靖《陕西通志》卷33《户口》，嘉靖年间山阳
全县的“户”数为“四千三百五十四”，“口”数为“二万三千三百”，户
均口数竟然达到5．4。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户”数和“口”数已经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②《明史》卷309《流贼传》，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③《明史》卷309《流贼传》。
④乾隆《雒南县志》卷4《食货·土田》。
⑤民国《汉阴县志·大事记》。
⑥嘉庆《汉阴厅志》卷9。
蜕变为纳税单位，绝大多数县份的“户”均“口”数多得离奇。据本
．卷第六章，从弘治四年开始，陕西省的整个户口统计系统就已出现
紊乱。至明代中期，似乎只有山阳一县还保持着洪武时期的户口
调查制度。即使认为嘉靖《陕西通志》中山阳县的户数就是崇祯初
年山阳县的户数，经过崇祯大乱，山阳县的人口也损失了三分之
据此可知崇祯年间的人口死亡率，汉中府可能超过50 %，延
安府中部受害极其严重，但因其北部和南部受灾轻，战争破坏也不
严重，因此，人口损失可能为40 9／6左右，西安府因商州残破，可将
人口死亡比例定为30％，凤翔、庆阳、平凉可能为lO％。巩昌、临
洮等府可能无损失。如果认为崇祯三年陕西各府的人口比例大致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同，依此比例，就可以测算出明代末年陕西各府
的人口数。合而计之，陕西人口尚余740万左右，人口损失比例达
到26％。
正是在这一人口背景下，才会有清代初年陕西西南部地区对
四川北部地区规模不大的移民，才会有清代中期东南各省对陕西
南部地区的大移民。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中地区既不需要向外移
民，也不需要接纳外来移民。
5．山东
左懋弟陈奏河间府静海至山东临清一带的情形时说：“人民饥
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粮二十四两，人死取以为
食。”①从每斗米的价格来说，可以说是除了被围的开封城以外最
高的粮价了。与此相对应，大约60％的人口死亡了。
地方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如丘县，崇祯十二三年“连荒，颗粒
不收，谷价沸腾，每斗麦价银一两八钱，米价银一两九钱，人食树皮
草子根，甚至人相食。加以瘟疫，各村男妇死者十不存一”②。如
茌平县，“崇正十四年大饥，蝗虫遍野，瘟疫横生，死者十之九，赤地
①《明史》卷275《左懋弟传》。
②民国《丘县志》卷7《灾祥》。
千里，人相食”①。如夏津县，“崇祯十三年大饥，斗米两银，人相
食”②。如阳谷县，“崇祯十四年大疫，人烟几尽”③。山东的类似记
载仅见于东昌府境内，与左懋弟所陈吻合。东昌府境的人口大都
是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与战争并无关系。
山东的灾荒也是全局性的，时人谓：“时山东寇盗充斥，徐
(州)、德(州)数千里白骨纵横，又遇荒旱，大饥，父子相食，人烟断
绝。”④这不仅包括山东西部，也应包括山东东部。如莱州府高密
县的一条资料就说：“崇正十三年旱蝗，大饥，人相食。”⑤灾荒是造
成山东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地区性的“寇乱”也导致人口
死亡。除上引彭孙贻所言之外，在济南府长清县，“崇祯十六年，贼
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调王邑侯去，代治历城。贼遂肆并力破真
城，士民屠戮殆尽”⑥。然而，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受到明末战争影
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口并不很多。加上迄今未
发现崇祯年间山东境内有大的传染病流行，因此，山东的人口损失
可能小于北直隶和河南。
依照第七章的论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山东人口即达
1482万左右，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大旱使山东人口蒙受损失，
若至崇祯三年(1630年)恢复至灾前水平，则是年有人口也是1482
力人。崇祯三年以后，清军人关掳掠，山东有数十万人口被掠北
上，从崇祯三年开始，山东人口不可能有什么增长了。
就崇祯年间的旱情来看，山东东部明显要高于山东其他地区。
据表7一l，洪武二十四年东昌府人口仅占全省人口的2％。如果
加上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迁入的移民，这一比例可以增加至3％。
即使由于移民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非移民区，以7‰的年平均
增长率计，万历四十二年，东昌府人口大约为85万，占全省总人口
①民国《茌平县志》卷11《灾异志》。
②民国《夏津县志55卷9《灾祥》。
⑧民国《阳谷县志》卷9《灾祥》。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⑤民国《高密县志》卷l《总纪》。
⑥道光《长清县志》卷16。
的5．7％。山东东部的灾情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设崇祯末年东
昌府人口损失率与相邻的北直隶相同，也是40％的话，则有34万
左右的人口死亡了。其他各府死亡人口以10%计，全省死亡人口
可达174万之巨。明代末年，山东人口总数约为1308万。
崇祯年间南方人口的损失
1．四川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
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
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
地方武装。这一争论的结果已经结集出版①。在这一讨论中可以
看出，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
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
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卷13有如下记载：
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
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
可致，成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
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
即死。以秫面洒之，裹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
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据此进行死亡人口的推测不免粗糙。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中，我采用根据文献记载人口死亡比例的方法进行推测。如在川
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②，如西
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③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
损失了90％。
在以前所作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估计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
①《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1981年。
②民国《广元县志稿》第五编。
③光绪《西充县志》卷6。
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三府的情况，这一估
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
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7‰。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全蜀诸郡邑大疫”①，“人民死亡甚众”②。人口增长的势头才
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③，在《中国近
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
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三地缺载，广元和
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旱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
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确
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据此，在本卷第七章中，我将从明代
初年至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四川
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735万人，同年因全
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十一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
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
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
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2．湖广
自陕西农民军进入湖广后，湖广西北部就成为他们和明军拉
锯的主战场。郧阳遭受的破坏最重，如“竹山自(崇祯)七年陷，被
屠，八年十月应鹏至，仅栖草舍，至是(按：指崇祯九年)复为空
城”④。然而，由于郧阳一带山深林密，居民完全可能避入山中，因
此，只要不存在对居民的刻意追杀，郧阳一带的人口损失不会太
多。
崇祯十二年农民军与官军在鄂东麻城一带对垒，山中寨民既
苦于“贼”，也苦于兵。“寨民嘹见柄裆持械者，不问为兵为贼，坚壁
拒之。药弩虎枪，凭险而施，莫可谁何。”⑤又如崇祯十四年，在应
①光绪《射洪县志》卷17。
②道光《大足县志》卷8。
③道光《乐至县志》卷16。
④彭孙贻《流寇志》卷3。
⑤同上书卷4。
山县，“应山多山氓，习射虎豹，药矢傅人肉沸烂立毙。贼数攻，
不能克”①。山中居民与平原地区的居民不同，他们在兵乱之
时，不太可能逃入城市避难，因此，也就可能免去屠城之祸。所
以，崇祯十六年二月，“麻城民乱，焚死青衿数人，士民空城走”②。
看来，在山区，死守县城并不是最后的逃生策略。类似的情况在江
西地区也有发生，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入赣，“时江西袁州、临
江、吉安三郡人民多徙山谷”③。类似记载则不见于华北平原
地区。
然而，郧阳一带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明军与农民
军之间来来回回的拉锯，将近持续了九个年头，经常性的逃亡导致
的农事荒废，也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双方军队筹集军粮，
郧阳的残破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作为明守军的左良玉部拥众20万，自河
南溃，屯聚襄阳。他们“饩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皆因粮村落，襄人
不堪”④。官军的就地取粮引起襄阳人的不满，襄人遂与“流寇”联
手，所谓“襄洛之民牛酒迎贼”即是。仅从这一记载来看，襄阳地区
并不如河南地区一般残破不堪。“襄人因怨其(按：指左良玉)淫
掠，焚其舟，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船，载军资妇女，身率诸军营樊城
高阜”，直到崇祯十五年，襄阳之民尚有力量反抗骚扰他们的官军，
焚其舟船，而官军也能够迅速地掠夺到“荆襄巨船”⑨，说明至少在
此之前，这一区域的商业贸易尚未中断，人民生活还算太平，人口
数量也未大幅度减少。也正因为如此，崇祯十六年，李自成选择在
襄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崇祯十五年之前，湖广首府武昌尚未遭受兵燹，且因城池坚
固，“富家巨室，多渡江依栖焉”⑥。是年年底，左军突至汉口镇，在
汉口大肆劫掠。左兵“而仇于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
①彭孙贻《流寇志》卷5。
②同上书卷7。
③同上书卷8。
④⑤同上书卷6。
⑥同治《江夏县志》卷5《兵备志》。
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①。又向楚王索要二十万人军饷，
不允，左部大掠武昌城，“宗室士民奔窜山谷”。次年四月张献忠部
占领武昌，《流寇志》卷9称：“武昌破时，沿江积尸千里。”卷7则提
及被屠杀者的数量，“屠戮士民数万，投尸于江。尚余数万，以骑围
而蹙之，尽跳江中，浮觜蔽江而下，武昌鱼几不可食。”上引《竹中
记》还称：“自王府至庶民，杀戮以数十万计，被驱于江者，又十余万
人。”有人评论道：“数十万加十余万，起码得三十万，恰与计六奇
《明季北略》相符。可是把当时三镇人口都杀光还凑不足这个
数。”②相对而言，《流寇记》的记载倒是大体可信的。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攻取武昌之前，还在鄂东南地区活动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黄州府南部，曾有蕲州和蕲水两城之屠。攻
取武昌后，张献忠于城中只停留了两个多月，遂挥师南下，攻占湖
广南部，占领长沙。长沙“城中尽被屠戮”⑧。
至于湖广北部其他地区，据《流寇志》卷5，崇祯十四年“曹操
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吏民屠戮无遗，街中血流成渠”。同
年在宜城，李自成部攻城，环攻八昼夜，破城，“城堡庐舍焚尽，残
戮士大夫无噍类”④。相信类似的屠城事实还有许多。因为按照
惯例，“望风降者不杀；守一、二日杀之三四；三日之外，则必屠
矣”⑤。
长江沿岸的情况更为糟糕。尤其是荆州府地，因地处川鄂孔
道，大兵往来，人口损失甚巨。如公安县，“自明季大乱，死亡殆尽，
版籍无存’’⑥；如巴东县，“崇祯七年流贼过巴东，时流贼自楚人蜀，
有一斗粟、整十万等号，江北居民遭其屠掠者大半。自是陆续往
来，岁十数起，百姓流离失业……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人
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巴东亦被
①魏晋封《竹中记》。转引自范锴《汉口丛谈》卷4。
②范植清《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汉口镇的发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四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嘉庆《长沙县志》卷3《城池》。
④同治《宜城县志》卷10《杂类志》。
⑤彭孙贻《流寇志》卷7。
⑥民国《公安县志》卷3《民政志》。
掠千余人”①。这批被掳掠人川的人口，以荆州府民为大多数，他
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死于赴川途中。
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记载长阳县“明季烟民户口五万
余，崇祯十六年后叠遭兵火，犹有万户，继以土司连年掳掠而辗转
沟壑者十之三四，罹难于锋镝者十去二三，逃散于四方者十仅存一
矣”。同一记载还称“长邑原额人丁三千二百有奇”，故此“户口五
万余”绝不是作为纳税单位的“丁”数，而是实际“户口”，只是到底
是“户”还是“口”，则不清楚。据此可知，在明代末年的动乱中，长
阳县损失的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80％。
因此，就湖广北部各府而论，笔者估计郧阳府的人口损失可能
占总人口的40％，襄阳、德安、黄州、武昌、汉阳、承天六府的死亡
人口可能占10％，荆州府可能占30％。根据本卷第六章、第七章
所作研究，可以大致推测出崇祯三年的各府人口总数约为800万
人，并进一步据此测算出战争中的死亡人口约为120万人。死亡
人口占总人口的16％。
在湖广南部，除了张献忠部的屠戮之外，其他地方性的“寇乱”
也造成人口的死亡。如崇祯十年，“临(武)蓝(山)二处土贼焚劫湘
潭十二日，贼船蔽江而下，抵郡城，围攻甚急。所历诸邑，焚掠一
空，荒烟百里，又分党至浏阳北境……剽掠无算，转醴陵去袁州”。
又如崇祯十七年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长沙，初击献贼，既而肆
虐，较贼倍惨，民甚苦之。时大饥，士兵互相仇杀……自是湖南日
屯重兵，长(沙)宝(庆)间蹂躏尤甚”②。湖广南部究竟遭到了何种
破坏，史载不详。然我从移民史的资料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
主要指湖北麻城人和湖南南部人口的西迁。湖南南部的人口多来
自永州和衡州两府。他们不仅西迁四川，而且也大规模地迁入了
陕西南部地区。与此相对照，长沙、宝庆及麻城以外的其他地区则
少有西迁的。
3．南直隶(安徽部分)
①光绪《巴东县志》卷4《赋役志》。
②乾隆《长沙府志》卷37《灾祥》。
皖北西部地区是明代末年旱灾和瘟疫流行的主要区域。在凤
阳府西部的颍州地区，“崇祯十三年颍州、颍上县、霍邱县、蒙城县
大旱，蝗。七月大风拔木，斗米千钱。毫州大疫。十四年春颍州、
颍上县、霍邱县大饥，四月疫，秋末方止。青蝇大如枣，丁尽户绝者
无数”①。这次大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一份来自蒙城县的记
载说：“崇祯十三年旱，大饥。十四年正月矿寇攻城三日，总兵刘良
佐败贼，全城三月大疫，十死其九。”②尽管关于大疫的月份，两份
资料相差一月，但并不妨碍分析。据此可知，蒙城大疫并不是战争
所引起，且死亡率高达90 %，只能认定为鼠疫。
一份来自阜阳县的资料称此次大疫始于十四年夏天，“十四年
春大饥，人相食。夏大疫至秋末方止”③。阜阳即颍州，比上引资
料所称疫病流行时间稍晚。在凤阳府东部的五河县，有记载称：
“十三年大旱，民饥，草木根皮食尽。十四年蝗生，大饥，继以疫，民
死甚众。”④据此推测旱情和疫情波及了整个凤阳府。
庐州府西部六安一带的灾睛也相当严重。崇祯十三年夏，“六
(安)、霍(山)大旱，飞蝗蔽天，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残其子女者，虽
重典绳之不能禁。十四年辛巳春饿殍枕藉，民采草树为粮，以待麦
秋。麦未登而疫作，嚣市昼静，巷无行人，城中出骸如蝈。二麦虽
稔，收弃相半，民有绝户，而不得刈者。夏复大旱，蝗蝻所至，草无
遗根……十五年壬午春霍山大饥，人相食”⑤。旱灾、蝗灾、瘟疫共
同肆虐，造成了这一区域的残破。
在安庆府潜山县，“崇祯十四年辛巳，大旱，虫，疫。人死者枕
藉，饥者剐人为食，无敢独行者。十五年壬午，大饥疫”⑥。宿松县
也有相似的记载⑦。
战争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亳州为例，“崇祯八年正月
①乾隆《颍州府志》卷10《祥异》。
②康熙《蒙城县志》卷2《祥异》。
③道光《阜阳县志》卷23《机祥》
④光绪《五河县志》卷19《祥异》。
⑤乾隆《六安州志》卷24《祥异》。
⑥乾隆《潜山县志》卷24《祥异》。
⑦康熙《宿松县志》卷3《祥异》。
十七日，流贼李自成破北关，杀掳男妇万余，焚掠一空……十一年
小袁营流贼一条龙、万小仙寇境内，不时焚掠，人畜俱入城庵观杂
处。十三年秋矿贼袁老山人寇，连营五十里，焚掠殆尽……十五年
四月十五日李自成破毫州，杀掠无算……贼时中……大杀掠，鸡犬
无所遗，村落一空，闯、曹之残虐不如也……十六年土贼盘踞民庄，
市无居人”①。再如崇祯十六年，官军“左良玉拥兵二十万下九江，
舳舻百里……遂自九江下营池口，分遣步骑沿江行南岸，焚劫池
州、安庆……贵池、繁昌所至为虚”②。然而遗憾的是，在所见记载
中，迄今未见有关人口损失比例的报告。
依据本卷第六章的论述，明代风阳府和庐州、安庆两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4．5‰，至崇祯三年，三府人口可能达
到570万，设其中人口损失率为20 %，则有110万人口死于灾荒、
瘟疫和战乱。
明代末年北方鼠疫传至太湖流域，苏、松两府人口死亡约230
万，杭、嘉、湖三府人口死亡约370万，论证过程详见《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第二章。
四、小结
兹将崇祯三年(1630年)及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分省人
口列如如表11-1。（表略）
①道光《毫州志》卷26《武备·兵事》。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7。
合而计之，崇祯末年，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万，与崇祯三
年相比，中国人口减少了大约4000万。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粗略
的估计，例如江西，张献忠部及棚民武装在赣西北的活动以及赣南
西部地区棚民武装的活动，都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口损失，由于计算
困难，此处从略。清代的人口变迁，大致在这一人口基础上进行的。
17世纪的人口锐减并未因明代末年的战争、旱灾和鼠疫流行
的结束而终止。清兵人关以后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
十七年(1678年)的“三藩之乱”，中国境内的战争少有停息，某些
区域的人口持续地减少。本章对清代初年的战争进行了尽可能详
细的讨论，重点则在估计战争对人口的影响。
何炳棣对清代前期“丁”的研究，所用资料大都为零星的县级
数据。本章以省级数据为基础加以进一步的研究，证明除了个别
地区外，清代前期的“丁”是纳税单位，与人口无关。40多年前何
炳棣所作研究是正确的。
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中，我对明代末年人口的锐
减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估算。明代末年，在战争、灾荒和瘟疫的三重
打击下，中国人口大约减少了4000万，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
万，清代的人口变迁，便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明代末年的战争、灾荒和瘟疫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南直隶的
安徽、苏南、浙北、湖广北部和四川，即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和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清兵人关，并不意味着社会动乱的结束，
却标志着新一轮社会动乱的展开。李白成领导的大顺军自北京退
出后即丧失与清军作战的能力，攻占北京前那支英勇剽悍的农民
军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大顺军与清军的对抗，实际已变成大顺军
的逃亡和清军的追击。北方地区虽受干扰，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损
害。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北中国已经残破不堪了。清兵南下过程中
遇到的对手也不是南明的军队，南明军人派系林立，相互掣肘，
也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因此，就全国抗清形势而言，清兵入关与南
下过程中遭遇到的抵抗，很难与明代末年的战争相比，最有力量的
抵抗发生在若干城市当中。清兵入关以后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
据点式的，而不是全局性的。
第一节 清兵南下对南方人口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已经足够清晰地描绘出清兵南下的整个过程。兹据
萧一山、司徒琳(L,ynn A．Struve)及顾诚三位的大作①，叙述如下。
一、围城和屠城
1．“扬州十日”
从北方南下直至扬州，清兵一路未遇上真正有力的抵抗，于是
扬州成为南明弘光政府组织抵抗的第一个据点。围城之役进行得
十分顺利，清军用大炮轰击扬州城墙，次日城破，清兵涌入。扬州
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市，清兵欲杀一儆百，下令屠城，
屠杀持续了十天以上。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撰成《扬州十日记》，
书中称：
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
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
可状。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
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注声盈野。行过一
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碧水赭，化为五色，塘为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影印。
[美]司徒琳《南明史》，李荣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顾诚《南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之平。
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
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
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
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扬州屠城?萧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
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间，查《焚尸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
被掳与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①如此算来，可能有百万
之众。顾诚则认为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
么多居民②。可是，萧一山引扬州守将史可法城陷后被俘时所说
的一段话，可为佐证：
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
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
扬州人口可能多达百万。《明季南略》卷3称：“扬州烟爨四十八
万，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应包括守城的军人及其家
属，以及逃难人城的人口。看来，根据《焚尸簿》记载得出的80万
死亡人口的结论是大体可信的。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扬州城曾因其城墙高大而得以保
全。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乡村居民总想凭藉城墙获得庇护。有
记载称：“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
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人城，不得人者，稽
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③然而，以往的经验这次却
行不通了，清兵凭借红衣大炮很快攻破城墙。人城的乡民多死于
屠城。在本书第四卷中笔者曾经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战争中，河南
地区的百姓也总是迁入城中避难，结果酿成了开封城数十万人口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页。
②顾诚《南明史》，第186页。
③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2页。
死亡的大惨剧，也酿成华北，尤其是河南地区许多类似的屠城
惨案。
2．“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
清兵攻克扬州城后，很快下南京，克杭州，望风披靡。在长江
中游地区，清兵的进攻也相当顺利，湖北等地大都降服。但也有不
少地方的民众，在明朝官吏和地方士绅的领导下，固城自守，反抗
清兵。不久，清廷下剃发易服之令，并以武力相威胁，所谓“留头不
留发，留发不留头”即是。清政府的这一措施，伤害了汉族人民的
感情，各地人民的反抗遂在反对剃发的名义下展开，而明朝的各级
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各地领导反清起义的领袖人物，松江有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
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等；吴江有兵部主
事吴易、举人孙兆奎等；苏州有副总兵鲁之屿等；嘉定有通政使
侯峒曾、进士黄淳耀等；江阴有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等；崇明有主
事荆本徽、员外郎沈廷扬等；昆山有副总兵王佐才和顾炎武等；
嘉兴有吏部尚书徐石麒、总兵陈梧等；在宜兴、长兴、新城(治今浙
江余杭市)、余姚、会稽、常熟、太仓、宁国、徽州等地，还有一批类似
的明朝官吏领导各地的抗清斗争。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嘉定、苏州、昆山、江阴、嘉兴和宁国
的泾县等地反清与屠城。南京亡后，吴淞总兵吴志葵自海人江，
结水寨于泖湖；黄蜚也拥千艘战船自无锡至，与松江、嘉定两地
守城军民，互为联络。吴志葵与黄蜚军在攻苏州城时被清兵所
伏，兵败。清军下昆山、宜兴、常熟、崇明，围嘉定，侯峒曾坚守，
吴志葵驰援兵败。七月四日，清军破嘉定城，三次下令屠城。
“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
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
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亦不下数干
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城内
外死者二万余人”①，农村人口遭杀戮者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
①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264～268页。
史载的“嘉定三屠”。
昆山县绅民杀清委知县，起兵反清。顾炎武、归庄等积极参
与。七月六日，清军破城，继而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①。
顺治二年清兵抵达苏州时，苏州城不战而降。剃发令下，“时
有福山副总鲁之屿者，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
义军攻人苏州城内，“六门坚闭，城中人死无算。未几，都督李公
至，土国宝必欲屠城。李知西北民居稠密，与土国宝分阄，二阄俱
写东南，土国宝拈得东南，遂由盘门屠至饮马桥”②。以苏州人口
之稠密，虽然所屠仅有半城，但人口死亡当以数万计。
清兵南下之际，江阴百姓推举前朝典史阎应元人城，主守城
事。江阴人民在阎的领导下，坚守孤城长达两个多月，城破被屠。
关于江阴县城的人口数量，有阎应元的绝命诗为据，只是这一绝命
诗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云：“八十日带发
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以此诗为“时为之语日”云云。韩荚《江阴城守纪》则说此诗为阎氏
在城破后亲笔所提，后一联云：“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
江山”⑧。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破城，屠城至八月二十三日午后才
“出榜安民”，城内外死亡者17．2万以上，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
三人”而已④。
破城以后，江阴城外的百姓继续受到蹂躏，赵曦明《江上孤忠
录》记日：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于江阴城外一带地方，每村落铁骑飞
来，逼各家献宝，推跌老者，掷死少者，掳掠壮者，水行扯船，陆
行挑行李，稍不如意，兵棍交加。其十岁上下男女，掠买甚多。
其二十内外略有姿色妇女，掳去者尤多。略不如意，杀弃河
干。跟随不上，枪刺路旁……将领恨江阴打仗三月，杀伤无
①顾诚据顾炎武《归庄年谱》云昆山城破，“死者四万人”。《南疆逸史》卷36《王佐才
等传》作“士民男女死者数十万”，F~iCi),为有夸大。见顾诚《南明史》，第239页。
②南园啸客《平吴事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112页。
③顾诚《南明史》，第236页。
④韩菱《江阴城守纪》卷下，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78页。
，故不禁约。师行带至山东、山西、口外辽东、盛京去者甚
多，至河南、陕西者甚少。所掠之人，或不服水土而亡，或不得
其所而死，或脱逃而归者，间亦有之。
有号翁洲老民者，著《海东逸事》，记明末清初浙江史事。该书
卷2称：“北兵相谓日：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
而三耳。”虽然“北兵”所言，仅指清兵攻城战争的难易程度，但守城
者如坚守不降，破城后被屠则是不可避免的。据此可知除扬州、嘉
定和江阴三城外，至少还有泾县和舟山两县县城遭到屠戮。
1645年宁国府属各县士绅起兵，八月十六日，清兵破泾县，清
军将参与守城的三千余名民兵全部处斩①。除民兵外，是否还有
普通百姓大批被屠，史载不详。石埭、青阳等城为清兵占后，义兵
仍然四处活动，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直到十月中旬，义军为
清军剿灭。这一长时期的纠缠，可能造成山区人口较大规模的
死亡。
顺治八年，清兵进攻舟山，舟山“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
十余日，城破”②。此指城中居民，不包括乡村人口。郑成功部收
复舟山，清守军降。顺治十三年，清兵反攻，“北师复取舟山，英义
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并赴海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过海，
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③。清兵第一次破舟山后，不知是否屠城。
第二次克舟山后，因惧怕海上作战，故放弃之，并将舟山岛上的百
姓全部内迁。名为内迁，却驱海溺死。实际上，这也可看作一次大
屠杀。
浙江境内诸府、县城对清兵的抵抗，值得一提的还有嘉兴府
城。南园啸客在《平吴事略》中指出，顺治二年六月清兵抵嘉兴，嘉
兴城降。至闰六月初五日，下令剃发，总兵陈梧与乡绅屠象美率民
反清。“象美袖出伪诏开府，道署示谕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
①顾诚《南明史》，第244页。
②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10，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
48页。
③同上书卷2，第18页。
出兵一人……数日间，聚众三万余，无将领……”，于是有围城之
役。“二十六日……黎明，传大兵逾城已入，郝千户开东门，百姓喧
挤而出，践踏而死，嚎啕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数十里不绝……时城
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间有削发为僧避于佛寺者，
有自系狱中诡称署囚者，仅三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
尸积里巷，烟焰涨天，结成赤云，障蔽日月，数日不散。”仅以乡兵人
数推测，此次屠城之役中的死亡人口不会少于10万。
朱大典领导的金华守城之役可歌可泣。“阁部金华朱大典，号
未孩。乙酉，北兵至杭，退守金华。方国安溃师欲人，先生不许，相
持久，国安精锐大半耗于城下，金城得全。以是国安陈师江上，朱
师不出金城一步，只自料守备之具。至是国安降，欲首先效力，导
北兵以大炮攒打。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①另一记载
也说：“至是，以巨炮攻是门，即陷，恣屠戮，以报檄逐之恨，大典自
焚死。”②由此可知，屠戮金华城的清兵是与朱大典结怨的方国安
部。朱大典守城三月后，城破。清军进入金华，借口“民不顺命，因
屠之”③。
徽州府城可以作为上述各例的反证。萧一山称：“是时，清军
骠骑及降将武夫，乘机煽虐，所至地毛为洗。惟张天禄故史可法部
将，尚有承平节制，营徽州山上，严戒军士人城。比至次春，淫雨浃
旬，父老固请，天禄恐骚扰，坚不下山；与三军暴露，徽人感泣……
故徽州既未遭屠戮之惨，复未罹扰虐之暴，亦云幸矣。”④城池不
守，清兵占城后也就没有屠城之举。看来，明末清初南直隶及浙江
两省罹屠的城市仅有扬州、嘉定、昆山、江阴、泾县、舟山和金华七
城。如果嘉定的死亡人口接近江阴，其数目可能多达10万之众。
泾县、舟山、金华三县人口以每县死亡5万人计，九城(县)死亡人
口可能达到140余万人。如果加上半屠的苏州城，死亡人口可能
①徐芳烈《浙东纪略》，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第129页。
②张道《临安旬制记》卷3，同上，第177页。
③康熙二十二年《金华府志》卷25《祥异》附《历朝变乱》。在引用这一资料的同时，顾
诚指出道光《金华县志》卷12《兵燹》在记载清军攻破金华之时，删去“屠城”一句。
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9～300页。
达到150万。
3．从南昌到赣州
顺治二年，左良玉部降于安徽东流。左部总兵金声桓降清后
率兵攻江西。金部到达九江后，派人持牌前往南昌，声称满洲大兵
马步二十余万将至，只有迅速归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昌不攻而下。
江西北部其他各府州几无像样的抵抗，清兵一路望风披靡。次年
八月，金部在攻下吉安后，进抵赣州。
集结在赣州城周围的明军不下4万，然军无斗志，一触即溃。
清军占领南康、上犹等县后，包围赣州城，赣州守城军队大约6000
人，止一日，城破。易学实记赣州屠城事日：“十月初四夜，清兵袭
陷赣城，赣士民巷战，清兵屠之。”①萧一山描述清兵人城后的屠城
情况，“屠戮数十万，士女被俘者数万。焚室庐殆尽”②。然依本书
第四卷的论述，赣州城中的常住居民仅数万人，城外避难迁入的人
口似乎不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康熙《赣州府志》卷34称：“赣当
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如果以为此处所
指“赣”为赣州城的话，就意味着赣州城市人口可能多达50余万，
这绝无可能。因此，此处“赣”应指赣州府，而所谓“户籍”，指的也
只是在册居民而已，并非实际人口。赣州城破之后，清兵除了屠城
外，还包括对赣州府人口的屠杀。如赣县的章水乡，“兵燹以来，十
不存一”⑧，即可为证。然而，这并不仅仅指顺治三年的屠杀，也包
括自顺治三年至以后几年围绕赣州城发生的围城与屠杀。清代前
期，大量客家移民迁人以赣州为中心的章水、贡水流域，即是对大
屠杀后死亡人口的补充。
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金声桓反正归明，江西境内战火又
起。在金声桓的江西之役中，赣州重新成为战争的焦点。三月，金
部20余万集结于赣州城下，赣州城中的清兵不足万人。金部围
城，重挖深濠，重筑营城，层层围困，意在不克不休。城内米价高达
①易学实《犀屋文集》卷20《刘伯仲孝廉传》。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11页。
③康熙二十三年《赣县志》卷3《风俗》。
四十五两银子一石①，清兵杀战马充饥。如果赣州城中还有老百
姓的话，在这场围城之役中，恐怕难以存活了。所以，赣州城及赣
州地区的人口死亡，不仅由清兵屠赣所引起，也包括金声桓部对赣
州的围城。总之，明清之际的战争是导致赣州人口死亡的根本
原因。
闰四月底，清援兵迫近南昌，金声桓部回师省城，赣州解围。
七月初十日，清兵包围南昌，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省会同其他
州县的联系，驱迫数以十万计的附近乡民挖掘濠沟，顾诚引徐世溥
《江变纪略》称当时正值炎暑，“上暴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八月
初九日左右，挖濠工程完毕，“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南昌“附郭东西
周回数十里问，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城中米价先
涨到一石要六十两银子，以后更高达六百两，最后断粜。守城者向
外投放百姓，皆为清兵所杀。至顺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清兵破城。
虽见屠城记载②，但推测除了军人之外，城中恐怕已无太多人口可
屠了。
南昌、赣州之间的人口损失也很多。如吉安，顺治二年清兵下
吉安，明将邓武泰战死，当年明将杨廷麟、刘同升督师收复吉安。
顺治三年清兵再取吉安。两年后金声桓以吉安等府归明，顺治六
年，清兵再次攻占吉安。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攻战之后，地方社会
秩序紊乱，群盗并起，奸宄猖獗。顺治六年山寇刘京陷泰和，张士
举扰永新，张和尚掠永宁。七年刘金等掠永新、泰和，又陷安福、龙
泉、永宁三县。八年明将刘文煌复永新、安福，为清吉安守将击溃。
时人评价：“案自金、王乱后，逃兵溃将互相啸聚，豪民悍仆，与主
为难。官军连年攻剿，戎马络绎，加以水旱游臻，民嗟流离，盖吉安
之罹锋镝者，近十年矣。”⑧此所谓十年，指的是崇祯十六年张献忠
军队攻打吉安以来未曾停息过的战争和社会动乱。据此估计在顺
治初年及以后的战乱中，南昌、赣州两地及其沿途的死亡人口至少
①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南赣总兵胡有升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2
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②彭孙贻《茗斋集》卷4。转见顾诚《南明史》，第495页。
③光绪《吉安府志》卷20《军政志》。
可达百万余众。
抚州府的情况尤值得一提。因为，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抚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
是一个相当低的增长速度。仔细考察清代初年的战争史，可知抚
州府人口的低增长实由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清兵进
入江西后，明建昌益王曾募兵数千，试图以抚州城为据点进行抵
抗。清兵至，明兵溃散。顺治二年秋天，“永宁王自闽率峒寇万余
人入据抚州，大兵围之，三月始克。近城民居悉被焚毁，数十里外
皆被掠，自是受兵无虚日矣”。顺治五年，金声桓叛清，“其帅张自
盛等驻抚州，招募亡命，众至十万，深山穷谷无不搜掠者”①。人口
损失也相当严重。
在赣东北地区的饶州府，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民变
造成的地方残破仍是相当严重的。如崇祯四年“乐平奸民吴士玉、
何长庚等率众倡乱，四乡多应之者，焚毁郭内衙署及居民室庐几
尽，已复抄掠四乡，旋遇官军讨平之，余党皆诛”；五年“(潘)永禧
胁掠余干，盗四起，民无所逃，村落为墟”②。广信府一带残破更
甚，广信府与浙、闽毗邻，军队往来，是为通途。司徒琳引顺治十一
年(1654年)一位商人路经此地留下的记载：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
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
舟竞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
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
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
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户团坐以待死，
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也，掩耳
急去。③
大战之后，赣东北信江沿岸地区人口损失严重。以后，这一区
①康熙《抚州府志》卷13《兵氛》。
②同治《饶州府志》卷8《武备志》。
③李介《天香阁随笔》卷1。
域又成为“三藩之乱”的主要战场，人口继续大量死亡。在清代前
期的移民运动中，从福建沿海迁入广信府的移民，大都集中于中部
的河谷地带，其中尤以分布在广信府城四周为密集。清代前期的
移民，是对清代初年战争造成破坏之弥补。
限于篇幅，对于江西境内各地的战争和叛乱，兹不一一列举。
总的说来，相对于其他省份，顺治年间的江西境内战事要多得多。
其主要原因，除了明朝军队在此组织的抵抗外，还与金声桓的叛清
降明有关。金声桓本为明军将领，降清后率清军进攻江西。江西
刚平，金声桓本人又叛。金声桓叛清，许多降清的江西地方官员随
之而叛，清军的镇压随之而至。一批军政官僚在明与清之间反复
摇摆，带来的是江西的残破和江西人口的大量死亡。
可以根据丁额的缺失来推测人口的损失。万历六年江西省的
田土额是401151顷，丁额是5153005，顺治十三年，“杀戮逃亡人
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土一十七万余顷”①，损失的田土额为43％
左右，损失的丁额为15 9／6左右。虽然此中的“人丁”不是实际的人
口数，而是纳税的“丁额”，地方官在奏减丁税时，仍可能根据当地
人口的损失比例要求减免，即有15 %的应收的“丁额”无法征收。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丁”死亡绝对数没有意义，但相对比例仍是可
用的。也就是说，经过顺治年间的大屠杀，江西全省人口大约有
15％损失了。
据本书第四卷，崇祯三年江西人口约为1940万。若以损失
15％计，损失人口达到290万。
4．从南雄至广州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清军在李成栋的统率下，由福建
经潮州、惠州向广州前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闯入广
州。明朝的军队正在肇庆方面内战，来不及回调，广州失陷。李成
栋率兵西进肇庆、广西，追逐明永历帝。永历朝廷在广西境内东奔
西藏，李成栋部紧紧追随。从兵力上看，李成栋率领的清军只有
① 王新命《请除荒疏》，雍正《江西通志》卷118《艺文》。
4100名，加上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也不过数千人①。少量
清兵的快速突袭和明军的不抵抗构成这一连串军事行动的特征，
对于普通百姓的影响应该不大。
李成栋部收复广东其他府州的战役，也进行得十分顺利。顺
治四年正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落入清兵之手。其后虽有广东义
兵揭竿反清，但规模太小，并未对清兵构成大的威胁。
顺治五年，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广东境内战事又起。
为解金声桓南昌之围，李成栋驰兵援赣，却兵败赣州。以后再次人
赣，又兵败信丰。李成栋死于是役，“大军屠信丰”②。赣州继续
残破。
顺治六年十二月底，清军尚可喜、耿继茂率军从赣州越岭抵达
广东南雄，并于除夕之夜破城，“城内居民，屠戮殆尽”③。南雄并
非军事或商业重镇，且此次破城带有突袭的性质，故人口死亡最多
不会超过城中常住人口数，即不会超过2万人。破南雄后，清军未
遇任何抵抗即占领韶州，直逼广州。
顺治七年正月初六日清兵进抵广州郊外，围城。清军一方面
扫清外围，一方面铸造大炮，另一方面等待援兵。清军的各项准备
工作就绪后，十一月一日开始攻城。城破，清兵大肆屠杀。
司徒琳引外国传教士的观察：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兵士
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哭
声震天；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各处街道所听
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
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
些渗无人道的屠夫之手。最后，在冬月的六日，总督及清军统
帅下令，即日起不得再从事如此惨酷的杀戮。我得到确切的
消息，在(八十)十八天之内，被鞑靼人残忍地屠杀的，在八万
①顾诚《南明史》，第4lO～411页。
②康熙《西江志》卷33。
③乾隆《南雄府志》卷16《杂志》。
(千)人以上。
顾诚引文献记载，“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
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酱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
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日共冢”。番禺
人王鸣雷写了一段祭文，描述屠城后的惨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
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骷髅。
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
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赢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
少，野火辘轳……①
《清史稿》卷234《耿精忠传》称：
初(耿)继茂、(尚)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
丁壮。
《清史稿》卷234《尚可喜传》称：
(清兵)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
死者甚众。
司徒琳大概不敢肯定屠城的数量会达到“八万”人之众，故改
作“八千”。但这八千只是守城军人数。从上引各种文献的记载来
看，广州城大屠杀的死难者不可能只有八千人。明代末年的广州
城可能在20万人以上，屠城中死亡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40％以
上，是为丁壮男子。
顺治十年，明军李定国部从广西攻广东肇庆，清潮州总兵郝尚
久举兵反清。李定国部在肇庆失手后退回广西，郑成功部在筹得
粮草后退回福建。孤立无援的郝尚久部与清军在潮州城下相持一
个多月，清军“屠城，斩杀无算”②。潮州作为府城，城内外至少有2
万居民被杀。
①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l《王鸣雷传》。
② 乾隆《揭阳县志》卷7《事纪·附兵燹》。
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壤部下一总兵变节，并带领600余名官兵叛
变，杀死姜壤与其兄弟，持首级出城投降。清兵人城后，下令除投
降的官兵家属外，其余“官吏兵民尽行诛之”。这一命令执行得相
当彻底，如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有重犯5名，由于“城
破尽屠，无凭究拟”。以后，清军大举进攻，九月，陕西清军攻克运
城，明义军官兵1万余人战死，“尸满街衢”。清军破汾州后将城中
百姓屠戮一空。十月，清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虽未言及是否
屠城，但从抵抗必屠这一原则出发，太谷县似乎难以幸免。类似的
城池可能还有沁州、潞安(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等。如顺治七
年十二月的一份报告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
人民不存。”雍正《朔州志》卷8称：“城破，悉遭屠戮。”如乾隆《汾
州府志》卷26《李节妇传》说：“己丑，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
击石碎首死。”清代中期行“文字狱”，地方志的作者对于记载清初
屠城事有所顾忌，正式的记载难见于志书。汾州府城被屠一事从
李节妇的遭遇中透露出来，使我们相信顺治六年山西大批城市的
抵抗，可能导致大批屠城事件。
同年清兵在陕西围剿义师。如清军攻蒲城，城中居民固守数
日，城破，“遂屠之，杀戮万余人，匕筋无遗”①。一个县城中的居民
及四乡逃难人城者为万余人，这大概是山西、陕西县城人口的规
模，据此计算，山西一省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县城进行过抵抗，死于
屠城的人口当不会少于40万人。
康熙《五台县志》卷8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年)，
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量
也。”清代初年的屠杀不仅包括对抵抗城市的屠杀，还应包括对乡
村人口的屠戮。所以，战争结束后三十余年，五台县人口和耕地都
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陕西的抗清斗争也有一定的规模，其中以甘肃回民的抗清
①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2《祥异·屠城》。光绪《蒲城县志》卷13《杂志·兵燹》却
引《屈复诗序》：“三桂怒，挥众力攻，初五日城陷屠之。死者十余万人。”一个县城中
屠杀十余万人，似太多，此不据光绪志。 、
斗争尤富特色。此外，各种“土寇”蜂起，也造成很大的人口损
失。．如白河县，“顺治三年丙戌，刘二虎诸寇屠城，居民十不存
一，城为之墟”①。所以，迟至顺治五年、六年，陕西人口仍处于
减少当中。北直隶地区因地近京畿，清兵入关后大肆圈地，造成
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人口的恢复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在清代初
年的北方五省中，河南、山东等地已进入了和平的发展期，人口
应该有所恢复和增长，两相抵消，大约在顺治中期，北方人口应
该进入增长期。
’
第二节东南沿海的战争与迁海
一、福建战亭与郑成功部抗清
顺治三年，由于郑芝龙的投降，清兵轻松地越过仙霞岭，进入
福建。八月，南明隆武帝在汀州遇难。九月，清军未遇任何抵抗，
占领福州。
顺治四年，福州府滨海的海口、镇东等城，遭到清兵的屠杀。
有名海外散人者，著《榕城纪闻》，记载了这一时期福州城及福建
其他地方的情况。先是清兵屠海滨，“以海滨不可测，屠海口、镇
东等城，虏妇女无算”②。顺治四年，福建各地义师起，反清复
明，一时闽境骚然。义军包围省城，城中缺粮，人口大量死亡，
“有四五十家之街巷无一人行者，见有门庭整丽、器具精好，人
门，而十余堆白骨委地者，比屋皆然。死尸弃地，片时割尽，窃抱
小儿，瞬息就烹，甚至自食其子，亲割其夫者。凡死亡十之八九。
米虽小斗，价六钱”。五年春天，福州城中“疫大起。城外虽未乏
食，死大过半，与城中等”。福州虽未经屠城，但顺治四年、五年
的围城之役与瘟疫，使城中人口大部死亡，周围郊区也损失半数
①光绪《白河县志》卷13《杂记》。
②海外散人《榕城纪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
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
以上的人口。
在其他地区，战争也使人口大量死亡。顺治四年，义军攻福宁
州城围城时间长达七个月，城中粮尽，饿者无数①。明军一度收复
平海卫，后为清军复夺，平海卫百姓惨遭屠戮。又如在兴化府城莆
田，义师攻打莆田，相持数月，城中原有百姓27万，因长期受困，大
批死于饥饿和杀掠，只剩下三分之一②。莆田城中的27万百姓，
也应当包括四乡避难迁入者。
顺治五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逐渐拥有了一支强大到足以与
清军对抗的军队。七月，清兵攻同安，郑氏军队援助不及，八月十
六日城破，清兵屠城，“血满沟渠”。
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率军直抵海澄港口，清守城将降。郑氏
进而围攻漳州城，时间长达十余月，“城中人尽饿死”③。顾诚引福
建巡按王应元的一份题本详细描述了城中的惨状：
八九两月，每石米价贵至五百五十两，草根木叶鼠雀牛马
搜索食尽，继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烟火者月余，病死、饿
死、投水投碾而死，兵丁威取强夺篓楚而死，日以千百计。尸
骨山积，秽闻数里。嗟此残民靡有孑遗矣。
清军援兵赶到，遂解漳州之围。
总之，以兴化府城的情况推论，截止顺治九年，福建人口至少
死亡100万左右。
二、迁海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部退守台湾，欲以台湾为根据
地，反清复明。满兵不习海战，为了阻隔郑成功部与大陆人民的联
系，颁布沿海迁界令。涉及范围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
和北直六省。由于郑成功的主要据点是在福建，因而，对清政府威
①乾隆《福宁府志》卷43《祥异》。
②林佳矶《闽记》，见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种。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82～
383页。
③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8页。
胁最大且迁海令执行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福建、广东两省。时人称
清政府的迁海，“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顺治十八年八月，清
廷派出官员前往各省视察，各地迁海相继展开。
一般规定，迁海以三十里为限，但也有说四十里、五十里甚至
更多的。究竟迁海多少里，这要依当地的地形与办事官员而定。
迁海之事，在地方文献中，留下了许多记载。
1．福建
海外散人在《榕城纪闻》中称：
福建、浙江、广东、南京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令
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
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
已在目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
四都。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
所述主要为福州府沿海之情形。陈鸿在《清初莆变小乘》中提及莆
田一带的情况：
(顺治十八年)十月，部文下，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
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
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遏巡兵，
登时斩首。
莆田一带的迁界并不以距海岸多少里为界，而是将海滨之民迁入
离城20里范围之内。兴化府城距海最近处仅20里，最远处可达
70～80里，如将全部海滨之民迁入距城20里范围居住的话，迁界
范围可达50～60里。如上所述，在顺治年间的战争中，兴化府城
及周围人口被屠者多达27万，迁界之民填入，似乎可以弥补了这
一区域的人口。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兴化府的迁民可以在府城周围地区获得
耕地而安居乐业。同一资料继续说：
(康熙四年)各上宪捐俸赈济迁民，令每人给米五斤，五日
一放。道、府、厅、县亦行捐俸，并会绅衿士庶，劝殷实者量力
乐输。五月初一日，在万寿宫分给。男女数千人纷纷道路，形
容枯槁，衣衫蓝缕。少妇含羞，手遮面而捉襟见肘。老人喘
息，欲定神而前拥后推……共放米四次乃止。迁民冷落，已经
五载。有尽室寻亲浙省，有望空奔窜四方。重廉耻者，父抱子
投于水，夫同妻缢于堂；重性命者，或听妻儿跟他人远去，或
将一己充权门厮养。夫视妻死，而无力收埋；母任儿啼，而恝
然径去。我生不辰，逢此鞠凶，其是之谓乎!
迁民人口的死亡者多。余飚在《莆变纪事》中也有详细的描写：
瀚海波飞，以为滨海接济之路，生其心也。时有满大人苏
达海巡历形势，定为清野之议，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燔其舍
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刻其
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方其时，蹴居城乡，填门塞巷，有亲
戚者兴采葛依居之叹，无亲戚者尽离鸿中泽之哀。糗粮薯麦，
富者足支一年，贫者日月可计。于是流离转徙，死亡荡析，郑
侠所上之图绘之不尽矣。
余飚在同书中继续议及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莆田人口的变化：
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祯甲申，一百
余年休养生息，他不可知，即如霞林，是吾母外家，吾常游其
处，一年报新生子多至数十人，一姓如是，他姓可知，一乡如
是，他乡可知。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国变以
后，丁亥、戊子之乱，山海纠合，乡树一帜，家兴一旅，乡与城
仇，南与北敌，山与海哄，杀戮如草，白骨盈郊……至于官兵一
出，或对阵，或洗塞，乡村鸡犬为之一空，计此时人民之死者已
一半矣。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
鸿，不可收拾。加之庚[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
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
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横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
吾乡人民至是真九死一生矣。
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
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①。按照上引记载，
假定福清、长乐二县的迁界水平代表这19个州县的平均水平，即
此19个县中有70％～80％的人口列于迁界之列，即大约有14个
完整的县被全迁了，占福建县总数的约24 %。如果迁民中有三分
之一的人口死亡，福建全省人口的8％死于迁界。按照我在第四
卷第七章中的论述，明代末年福建约有人口2360万，扣除顺治年
间沿海县份死亡的人口，迁界中死亡的人口至少可达180万。如
果按照莆田的情况进行推论，死亡人口可能更多。据本书第四卷
第七章，明代初年，兴化府的人口密度最高，清初的情况也应如是，
该府人口死亡众多也在情理之中了。
2．广东
康熙元年，清廷派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
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次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②。康熙三年春天，“续迁番
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⑨。
顾诚引香山县例说明迁海过程中清军对人民的屠杀：
初，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
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日点阅，报
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
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
地，土地丛葬一阜，树碣日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④
然而，光绪《新宁县志》卷14《事纪略》则有不同的说法：
香山横石矶口子宜撤也。当年迁立边界之时，以香山必
不可迁，议设官兵防守此土。香山之外，原有澳彝，以其言语
不能，不事耕种，内无驻足之处，况居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
时已奉命免迁矣。是县与澳皆为内地也。所宜防者，防其通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1073页。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
③钮瑗《觚剩》卷7《徙民》。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1067页。
③ 道光《香山县志》卷8《事略》。
外海耳，当时奉行者反于横石矶立一口子，日食米粮计口而
受，每几日放一关……计县与澳共户口数万，断绝往来，生业
坐养致困，悉愁苦难言，论其地未迁，则为界内之人，其横石口
子似宜免设，使其人得以贸易于内，以通有无。
香山县因辖有澳门之缘故而予免迁，只设卡严查人民往来。
其理由是，澳门为夷人居住数百年，一旦香山迁海，势必造成澳门
地方的孤屈，导致澳门人口的生活困难。澳门的存在使香山免去
了迁界之苦。上引《香山县志》所说可能发生于迁界之始，不久因
澳门故，香山免于迁界，香山的形势也就安定下来。在移民史的研
究中，我也发现，复界以后，香山邻县皆有客家移民迁入，独香山无
规模性移民迁入。这也说明香山并未迁界。
东莞县的迁界强度特别大，康熙元年(1662年)的迁界就达50
里之多，次年内迁加30里，合计迁界达80里。不仅民众皆往内
迁，连驻守在虎门附近的护卫兵丁也一律内迁①。一县迁界80
里，很难想象还能剩有多少地方了。
新安县的迁界较之东莞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元年二月
“行边立界，邑地迁三之二”，次年“续立界，邑地将尽边焉。总督卢
以邑地初迁已多，会疏免续迁，止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②。新
安县被迁去三分之二后，还被强行迁去24村。由于土地大部分被
迁入界内，故被撤县并入东莞。因迁海而被撤县，这在康熙迁海史
上也是罕见的。直到康熙八年才随复界而复县，才有客家移民的
大量迁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指出广东迁界的死亡人口：
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
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
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
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
尽帑投河。有司视为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
①民国《东莞县志》卷32《前事志》。
②康熙二十七年《新安县志》卷3《地理志》。
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据时人称，广东迁界范围包括“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
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
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①，所涉范围及州县卫所数大大超
过了福建，纳税田亩也大大超过了福建。然而，由于广东沿海人口
稀少，据本书第四卷第七章，洪武年问广东的人口密度仅及福建的
一半，其中惠州、高州、廉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10人。加
之香山因澳门而免迁，因此，迁海对于广东人口的损害可能轻于福
建。据屈大均语，迁海造成广东数十万人口的死亡，其数量远远少
于福建。鉴于东莞、新安两县的高强度迁界，迁界之后大规模招人
移民，因此，我估计仅此两县因迁界而死亡的人口不会太少，可能
多达数十万人。屈大均称“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若以福
建迁民死亡的半数计，可达90万人。
3．浙江
顾诚引康熙年《温州府志》卷9《贡赋》的记载，温州府属原额
田、园、地24613顷，康熙八年展界复业之后，实存田地数也只有
16499顷，其中平阳县的775l顷田地园在迁界时全部“弃置”，康
熙九年以后部分展界，招民复业，直到康熙二十年编审时各则田地
园还只有3263顷。据康熙《台州府志》卷4《屯赋》，台州府属临海
县顺治十八年奉文迁界，弃田199293亩，宁海县也弃去民田1150
顷，另有221顷涂田也全部放弃②。如此大规模的迁海不可能不
造成人口的死亡，即使浙江死亡人口少于广东，但死亡人口在10
万左右总是可能的。
如此，在清代初年即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21
年间，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六省死于战争、屠城和
迁界中的人口可能达到700万人。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②顾诚《南明史》，第1074页。
下面讨论三藩之乱，略，附该节总结：
“三藩之乱”对福建、广东、I~UII乃至陕西等地的人口产生一定
的影响，兹不详述。总起来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南方地区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人口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据本
书第四卷第十一章，明代末年，北方(含四川)人口大约4700万，此
一状况可能保持到顺治中期。从顺治中期至康熙十七年，以7‰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北方人口可达5600万。如上文所述，从顺治
初年至康熙十七年，南方人口大约损失2000万。明末南方人口约
10500万，按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康熙十三年约有人口12250
万。人口的增长与人口损失大抵相当。由于人口死亡与增长同时
发生，所以这一估计还是相当粗略的。大致地说，康熙十七年南
方、北方人口合计约为1．6亿。康熙十七年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
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清初由于明清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损失，和明末的瘟疫，饥荒及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对人口的影响是很局限的。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会将明末以来的人口损失都算到满清头上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由于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作祟。秦汉以来，两千年中，中国人口锐减差不多有八九次，这些人口减少分两类，一类主要是汉族政权之间的攻战所导致的，例如两汉之际，汉末三国时期，隋唐之际等，人口损失据记载都在75%以上，保守估计人口减少也有一半左右。但是这些时期，往往被人当作英雄割据争霸，真龙天子出世的辉煌历史而歌颂，很少有人想到作为背景的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即使提到民生疾苦，也是为了给新朝的合法性作论证，把一切罪名都归结到倒霉的前朝头上。
另一类，是五胡，宋金，宋元，明清之间的交替，人们对这些时期的选择性记忆就大不一样了。将一切灾难都归诸于“异族”的破坏和屠戮，而记忆尤其深刻。举个最近的例子，人们对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的记忆，就显然比二十年后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人的记忆深刻……
当然，提到日本侵华，并不是说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内地和日本侵华可以相提并论。但比如说，在金兵入寇，或者元灭南宋的时候，汉族政权内部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因而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归结为胡族的入侵也并无不可。但是明清之际却相当特殊。事实上，明朝已经在农民军的打击下亡了一半。但为什么农民军在中原的残暴杀戮会被遗忘殆尽或避而不谈，而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却记忆犹新呢？因此，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明末饥荒瘟疫以及农民战争打击的主要是北方地区。而清兵入关，在北方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主要的抵抗发生在南方地区。南方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而清军的破坏又只限于部分大中城市，因此有更好的条件把清军屠戮的史实保存下来，并加以传播。后来清末起义的革命党人主要都出自南方，与此不无关系。在革命党起义时期，出于反满的政治需要，对于清初满清屠戮的史实大加发挥并夸大其辞，而对此前的农民军暴行避而不谈，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看革命党人将纯粹邪教的太平天国，愚昧落后的义和团都引为同道，甚至有人鼓吹汉人是从巴比伦来的文明种族，满人等民族是东亚的野蛮土著，便可知革命党人追溯的历史谱系是多么靠不住。
第三点，是建国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农民军的杀戮史实避而不谈。事实上，只要清楚当时的环境，就知道在中原千里赤地的条件下，农民军想文明都文明不起来，大肆屠杀掠夺是必然的事情。一些史学家，如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虽然不能完全回避诸如“张献忠屠蜀”等问题，却首先设法降低被杀的人数，对于很多相关史料，都毫无根据地当作是“封建文人的诬蔑”，实在抹不掉的记录，就归诸农民军领袖自身的阶级觉悟不高等滑稽理由。试问，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农民出身，固然觉悟不高，难道从白山黑水出来的满洲人觉悟就应该很高？既然可以对后者大加痛斥，为什么对前者不能加以彻底否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对历史的歪曲。
至于目前网络上由于大汉族主义泛滥，一些人玩弄类似的手法炮制网文，混淆视听，其恶劣当然更在前人之下。在此兹不赘论。
犯罪尚且要讲犯罪动机
张献忠李自成都已经建立了政权,他们不忙着造基地造兵,反而无缘无故杀自己的兵
这有可能吗?
反而满族为了压服民族反抗,必须大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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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主观臆测，张献忠等的政权从来没有一天稳固的，甚至没有一个稳固的基地，什么叫流寇主义，这就叫流寇主义。缺乏长远的计划，唯一的目标就是劫掠。
满清的目标是成为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其屠杀并不是为杀而杀，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把汉人都杀光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压服反抗也不需要大量杀人，杀一儆百难道没有听说过么？
-------得了吧。多尔滚进京时说能占多大地就占多大地，他根本没想到会统一天下。清的统一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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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什么时候这么说了？有正史的记载么？
范文程是明确提出入主中原的计划的。
即使进京之初目标还不明确，1645年灭亡弘光政权后还不明确么？大规模的屠城正是此后才发生的吧？
多尔衮致史可法书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讬其手书奉致衷绪，未知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爱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天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时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蔽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谓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为明朝祟，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旝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仗义，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
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清世宗雍正二年 1724
12,611.0000
16.46%
清高宗乾隆六年 1741
14,341.1559
0.76%
高宗实录卷157
清高宗乾隆十六年 1751
18,181.0000
2.40%
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 1764
20,550.0000
0.95%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 1776
20,809.5795
0.10%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1790
30,148.7115
2.68%
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1834
40,100.8574
0.65%
宣宗实录卷261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44.1360
0.45%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 1887
37,763.6000
-0.24%
9.1197亿亩 光绪会典卷十七
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 1901
42,644.7325
0.87%
清逊帝宣统三年 1911 9,269.9185
34,142.3867
3.68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