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太监 李连英 清宫档案揭秘

 

清宫太监  李连英 清宫档案揭秘

 

清宫档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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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荣
第01章 清初第一疑案——太后下嫁
第01节 “太后下嫁”之说 第02节 孝庄其人其事
第03节 多尔衮生前身后 第04节 “太后下嫁”疑案辨疑
第02章 想当和尚的顺治皇帝
第01节 顺治其人 第02节 顺治的身世
第03节 顺治出家了吗(1) 第04节 顺治出家了吗(2)
第05节 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1) 第06节 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2)
第07节 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3) 　
第03章 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
第01节 康乾之间的雍正 第02节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1)
第03节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2) 第04节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3)
第05节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1) 第06节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2)
第07节 “去庸人而用才干”(1) 第08节 “去庸人而用才干”(2)
第09节 “朕身有过” 　
第04章 雍正·道士·丹炉
第01节 雍正死因的传说 第02节 密令寻访道士的手谕(1)
第03节 密令寻访道士的手谕(2) 第04节 清村的炼丹秘档(1)
第05节 清村的炼丹秘档(2) 第06节 处理炼丹道士的诸多破绽
第05章 拨开乾隆身世的迷雾
第01节 生在哪里(1) 第02节 生在哪里(2)
第03节 生母到底是谁(1) 第04节 生母到底是谁(2)
第05节 不可信的传说(1) 第06节 不可信的传说(2)
第06章 “二皇帝”和珅
第01节 少年得志(1) 第02节 少年得志(2)
第03节 权倾朝野的“二皇帝”(1) 第04节 权倾朝野的“二皇帝”(2)
第05节 获罪真相与真实家产(1) 第06节 获罪真相与真实家产(2)
第07章 慈禧生何处
第01节 空白的出生记录 第02节 安徽芜湖说
第03节 内蒙呼和浩特说 第04节 甘肃兰州说
第05节 浙江乍浦说 第06节 山西长治说(1)
第07节 山西长治说(2) 第08节 北京说(1)
第09节 北京说(2) 　
第08章 皇宫医案破解光绪猝死之谜
第01节 猝然离世的光绪 第02节 太医院与清宫医案
第03节 记载光绪直接死因的秘档(1) 第04节 记载光绪直接死因的秘档(2)
第05节 光绪死因的历史检讨(1) 第06节 光绪死因的历史检讨(2)
第07节 光绪死因的历史检讨(3) 　
第09章 清宫太监的命运
第01节 宫墙内的男人 第02节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经历
第03节 虫蚁一般之人 第04节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1)
第05节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2) 第06节 漫漫长夜无尽头(1)
第07节 漫漫长夜无尽头(2) 　
第10章 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
第01节 屈辱的童年 第02节 青云直上成宠监(1)
第03节 青云直上成宠监(2) 第04节 生活在政治漩涡里(1)
第05节 生活在政治漩涡里(2) 第06节 生活在政治漩涡里(3)
第07节 孤独寂寞的晚年 　
第11章 清宫选秀女
第01节 选秀——顺治的发明 第02节 清宫秀女的选阅(1)
第03节 清宫秀女的选阅(2) 第04节 秀女的命运(1)
第05节 秀女的命运(2) 　
第12章 清代皇帝的衣食与寝居
第01节 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 第02节 衣：锦衣裘服(1)
第03节 衣：锦衣裘服(2) 第04节 衣：锦衣裘服(3)
第05节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1) 第06节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2)
第07节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3) 第08节 住：神秘的大内寝居(1)
第09节 住：神秘的大内寝居(2) 　
第13章 来自深宫的痘情报告——天花
第01节 终生“避痘”的顺治(1) 第02节 终生“避痘”的顺治(2)
第03节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1) 第04节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2)
第05节 同治应是死于天花 　
第14章 真龙天子的医疗与保健
第01节 清宫太医院 第02节 记录皇帝病情的宫中脉案
第03节 皇帝和妃嫔的日常保健 第04节 御用药材
第05节 伴君如伴虎的御医 　
第15章 禁不住的紫禁城
第01节 紫宫禁地 第02节 金城汤池
第03节 皇宫警卫知多少 第04节 森严的宫禁
第05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1) 第06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2)
第07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3) 第08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4)
第16章 盛极一时的“天子南库”
第01节 皇帝的财源(1) 第02节 皇帝的财源(2)
第03节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1) 第04节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2)
第05节 采办洋货作贡品 第06节 洋行倒闭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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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宫墙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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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倒转，让我们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北京城。当夜幕降临，浓浓的夜色笼罩着雄伟肃穆的紫禁城。皇宫内的朱门开始隆隆地层层关闭，一阵尖细而悠悠的喊声“下斤两！”在空中回荡，那是值宿的太监们在招呼关闭各宫宫门。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偌大的紫禁城，显得格外幽深、阴森。

在这高高的宫墙团团围起的宫殿中，除了皇帝和他未成年的儿子，惟一获准能在这里过夜的男人，只有太监。

太监，是指封建社会中那些被阉割而失去性能力后在帝王宫廷内侍奉帝王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男性奴仆。在史书上，太监也叫寺人、阉人、宦官、中官、内官、内侍等等，叫太监则是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两个朝代的事情了。太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丑恶而畸形的产物，他是由封建社会的宫廷制度制造出来，而又寄生于封建宫廷的一个怪胎。

人和人命运是这样的不同，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同时为了保证他对这群女人的独占，还必须让数千个男人变成残废，永远失去做男人的权利和尊严，失去家庭的温情和欢乐。这些男人一辈子将痛苦地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得不到人们丝毫的怜悯和同情，而换来的则是整个社会的蔑视与轻贱。

这就是清宫太监悲惨而痛苦的命运。

 

第02节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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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下，最多时也不过二千八百多人，这个数目比起明朝的上万名就差得远了。这些太监除了少量被处以宫刑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罪犯以外，绝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河间、大城、南皮、任丘、涿县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集中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宫中做了太监。特别当一个地方出了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财，忽然间又置田产又盖房，这种现象不能不对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彼此介绍、援引，终于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了这条断子绝孙的悲惨道路上来，甚至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青年也自愿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光绪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总管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有关清宫生活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有晚清宫中的老太监回忆说：光绪年间，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胡同“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总管内务府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季给宫中选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就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先要由净身师和孩子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手术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生死文书签完后，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关于净身阉割的方法及实施手术的过程，一些资料、包括晚清宫廷太监的回忆录都有过记载，可惜都过于简略。民间传说中对此事说得灵龙活现，但其可信度却是极低的。我们不忍把这种人世间最凄惨，沾满血腥气的场面现于笔端，故在此略去不记。

这种所谓的“净身”手术，实际上与农村的劁猪骟马没什么两样。那些开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屠夫”，他们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当做猪马一样来任意阉割，也正是这些被残害的孩子的血和泪，凝聚成他们源源不绝的财富。可以说，进了牙行，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样子，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于有一套专供净身用的设备，再加上专业的“净身师”积有丰富的手术及护理的经验，因此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同时他们要收取一大笔费用，加起来大约需要近百两银子。这样一大笔钱，穷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于是还得立下“借据”，等孩子进宫做了太监，牙行再从他们当太监应领的“月份”银里扣回，这笔债弄不好十年都还不清。正是由于手术费高得吓人，许多穷人家付不起手术费，就铤而走险，由家长自己动手给孩子阉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阉割则是违法的。按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所定律例，凡私自阉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处斩，后来又补充规定连该管官员也一并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把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均被捕收监，后经乾隆皇帝弘历亲自审讯，了解到确因家贫实情，于是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并传旨取消了严禁私自阉割这一条刑律。

尽管私自阉割不再违法了，但这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事。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消毒药、止血药之类的药品，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炕头上，把他要命的器官从身上生割下去，那该多么危险、多么疼痛啊！晚清太监马德清老先生回忆这难忘的酷刑时，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九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气，惹犯老人家啊！这件事，自己总不愿想，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狠心的父亲，就这样亲手摧残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于良心的自责，他也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又何止一桩两桩？

“净身”的经历，对每个太监来说，都是一个惨痛而且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第03节 虫蚁一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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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入宫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他们在入宫时，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品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正侍，即敬事房大总管和总管太监，他们每月能得到银八两，米八斛（清制，一斛为五斗）。而刚刚入宫的小太监，每月也能得银二两，米一斛半。如果单从月薪这一点来比较的话，可以说清宫太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算很低了。拿一个月薪银三两的普通一等太监来比较，他折合年薪为三十六两，要比当时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禄每年三十三两还要多一些。至于皇帝身边内殿、奏事处的太监，他们的年薪已达四十八两，竟然超过了七品知县。

除了按月领取月薪银米外，太监们每年还能得到名目繁多、数量不等的赏赐银两及各种物品，如果把太监一年中所得到赏赐粗略统计的话，有时甚至能远远超过他们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亲政、大婚、万寿以及皇太后、皇后千秋寿辰、皇子公主诞生等喜庆日子，宫中都要大大庆贺一番，宫内上下包括妈妈女子及太监等，都能得到一份赏赐。但赏赐的多少，要由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皇帝和各宫主子的情绪好坏来决定。如果太监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满意，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得好处，包括升官（太监中的官）和发财。不过，宫中太监的升补有严格规定，普通太监要想升补首领太监一般得有在宫里服役三十年的资历，破格提拔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连英那样有在慈禧太后身边又深受宠信的特别机会。因此，在宫里遇到的好处绝大多数是皇帝及后妃各宫主子的赏赐。赏赐的东西也不尽相同，小到几块点心、一个荷包，大到价值千八百两银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们的一点头、一摆手之间了。

从一无所有的乡下穷孩子，到现在的衣食锦贵，这生活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来，太监不过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给他们较高的生活待遇，是为了换取他们对皇室绝对忠诚、绝对听话的服务，因此对太监的管理必须严格，不容出现半点差错。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明确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烨说，太监算什么，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把太监当成了虫子蚂蚁；乾隆皇帝也说，太监是“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就是说太监这样卑贱的人，能够让他们进入宫中服务，还授给官职品级，已经是恩惠得很过分了。这些话，作为圣训，已经把太监是卑贱的奴才这个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孙后代都要严格地遵循执行，这正是有清一朝太监管理最严格、宫廷秩序最稳定的重要原因吧。

第04节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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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室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地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皇帝福临又命工部铸成一块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宽七十厘米、厚六点五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宫内交泰殿门前，上面镌刻着他的另一道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诵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道敕谕后来也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康熙元年被斩首的太监吴良辅，就是第一个被祭刀的太监。吴良辅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他的其他事迹档案及文献资料中均鲜有记载，但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外官贿结太监案，当事人涉及许多重要的官员包括一位被革职的大学士陈之璘，另一个主要当事人就是太监吴良辅。如果按顺治皇帝钦定的法律以及审实的案情，上述人员均应处以极刑。可是，顺治皇帝却以“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甚多”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员的死罪，只把他们分别革职罢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对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太监吴良辅，更是百般庇护，留在宫中。直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顺治皇帝在临死前五天，并且自知已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抱病送吴良辅到悯忠寺落发出家，希冀能保全吴良辅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据说已被纂改的遗诏。随后，就把那个已经成为皇帝“替身”的佛门弟子吴良辅绑赴刑场斩首示众，理由就是“变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宫内又发生奏事处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的案件，为此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凡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随后又查出高云从交接外官、嘱托外官安排其亲戚案，当即将案犯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参将王普等革职并解京严审，同时，两案并发，其主犯奏事处太监高云从立即被处斩。

可以说，由于清朝统治者严格遵循了严禁太监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执政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但是，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她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并且重用包括太监在内的亲信，诸如十分有名的太监安得海、李连英等人，打击异己，这就使宫廷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废弛。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政治制度废弛，太监也确有结党营私之辈，公然敲诈勒索、贪污纳贿的现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对此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听之任之。但是说到李连英、安得海之辈干预朝政，则多为传闻之言，并无实据。关于李连英的情况，在《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中将做详细的介绍，而关于太监安得海，则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时候，由于“捏称钦差织办龙衣”的罪名，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东泰安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并奉旨就地正法的。由于安得海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监，因此这个案子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不过安得海被杀时才二十六岁，是宫中的六品蓝翎太监，并不是传说中的权威赫赫的敬事房大总管。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安得海确实以他的年轻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够干预朝政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倒是光绪朝发生的两桩案例，是比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年仅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甲午战败，国势日危而上书慈禧太后，死谏国事，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曾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实，寇连材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宫做太监，分配到奏事处做小太监，二十一年九月调到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当差，四个月后上书被杀，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职掌上都不可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帝党、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有什么瓜葛，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上也能看出，这纯属个人的行为。但是，寇连材确实是清宫太监中忧国爱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书的行为也给暗淡无光的晚清历史添抹了一笔亮色。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及珍妃分别被幽禁，他们身边的太监也都因为这场政治斗争受到株连，据清宫档案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后的懿旨：

内殿太监杨瑞珍、杨昌恩，内殿司房太监张得明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往来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著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

这就是奴才的命运，在复杂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做主子的失败了，那么做奴才的当然不能幸免，而且许多时候是首当其冲的给主子当替死鬼。

当然，因干预朝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太监们一般都深知这里的厉害，不会轻易地去触犯这一条。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不留神，就有危险。

乾隆皇帝弘历，曾是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对太监“立法峻厉”的典范。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夏季，弘历在换穿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伤了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的一个夜晚，弘历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到了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俨然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女君主。高兴的时候，可以赏给太监成百上千两的银子，但是心烦的时候，太监们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据太监们回忆，慈禧太后是一个心毒手辣的人。她责打太监几乎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内被她责罚的太监不下百人，而且一个太监犯错，全宫的太监都要连坐。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江宁织造（内务府派驻南京负责为皇宫织办绸缎的机构）派驻北京的办事人员密报本主说：

“近闻皇太后驻跸南海，……闻节前忽奉懿旨将首领赵老爷、王掌案等五人全行摘去顶戴，带罪当差，并罚钱粮数目。且以刘总管等当差滑懒革去总管名目。昨日又将新派之海内总管高老爷连捷革去总管，送交慎刑司审讯，并因此事召见总管内务府大臣。传闻系细事致招佛爷生气，是以如此震怒。刻下海内外太监俱怀畏惧，逃走甚多，实为近来未有之事。”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许多事情是按世代沿袭下来的祖宗家法和惯例办理的。直到乾隆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宫廷内也已经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在这个前提下，乾隆皇帝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在《则例》和《宫史》中，除了详细规定了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这个太监管理和处罚条例首先就明确了管理权限，其中凡太监在宫外犯法的，应由司法机关依国家法律审理治罪；凡太监在宫内犯法违纪、情节较重的交由总管内务府审理治罪，情节较轻的由敬事房自行审理处分。再者，属内务府管理权限下共规定了二十六条太监的行为规范，经过历朝增补最后达到了五十多条，太监但有违犯上述规定者，要分别受到“刑”与“罚”的处分。总管、首领等管理人员要被罚三个月到一年的月薪的处分，严重者还要受到革职降级的处分；一般的普通太监，违犯上述规定者，则要被重责二十到六十大板，重者还要受到枷号、罚做苦役、流放以至处以死刑的处分。

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要被重责六十板；太监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则要被重责四十板；请假逾期、当班迟到则要被重责二十板。打板子，或者叫“杖责”，是清宫中对普通太监最常用的刑法。责打太监的刑杖、刑板，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刑杖是长五尺、圆五分的实心青竹，刑板是长五尺、宽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规矩是：先将受刑太监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后一人按头，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行刑，一人报数，行刑的同时要报出数字来，受刑的太监，还要一面挨打一面求饶，否则还得加倍重打，刑毕，还要由刑监二人架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太监到主子那里去叩头谢恩，行刑才算完结。

罚做苦役，也是刑的一种补充。如果太监犯罪或过失较重，还要被罚做苦役，主要是发配到瓮山的马棚去铡草。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过去曾经是关押宫中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开始，犯罪太监多被发往这里铡草，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五年，甚至更长。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及待遇与皇宫内有天壤之别，对太监来说又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刑。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总管内务府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瓮山关押着十四名罚做铡草苦役的太监，其中带有锁链刑具的太监就有七人之多。到了清朝中后期，更多的太监是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做铡草苦役。

 

第06节 漫漫长夜无尽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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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宫之中，太监的上层人物，如总管、首领太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不仅生活待遇较高，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在犯有错误过失之时，所受的处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至于那些普通太监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从来就未曾拿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只有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侍候主子，在严厉的宫规家法面前，不能有半点的逾越和反抗。在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和桎梏下，他们的思想渐渐变得麻木、空虚，甚至出现了种种的变态行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并不为世人所知晓和理解，只有他们自己默默地吞咽这永无天日的痛苦。

一般来说，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及一部分御前有品级的小太监，可以算得上是清宫太监中的“贵族”阶层了。他们在皇帝等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监面前则是“老爷”。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根据宫中的制度和条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监，同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随时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宠赏赐，而且还经常能够得到生财进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太监常常在皇帝的特许下，程度不同地获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许多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在宫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赏赐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攒钱购置的。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要在宫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并和家人团聚。这种情况到了晚期更为普遍，像储秀宫的总管太监李连英在北京内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们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宠眷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们在长期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对其性格、脾气、爱好、习惯等等都已经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办的事情，无需多费口舌，都能办得妥妥贴贴。他们聪明而不失于稳重，机智中又夹杂着几分狡诈，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们已经成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根据祖制，为防止太监干政，清朝皇室并不要求他们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宫中的太监许多都是文盲，其余的也仅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宫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服装衣饰、陈设家具、珍奇古玩、书籍字画等等，都属于皇帝一人所有，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并且具有一定专门技艺和知识的太监来管理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皇帝的物质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他们来体现和执行，这就使这批有技艺和知识的太监获得比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们在服役过程中，凡出现错误过失，也同样要遭到严厉处罚，但他们每每都能习惯地接受下来。从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得知，处罚只是蒙受一时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却能给他们带来一生一世的好处。他们所遵奉的信条就是“忍耐”。在清宫历史上，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许多太监逃跑，或因生活空虚而赌博、吸毒、偷盗、斗殴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对生活彻底绝望而走上自残自尽之路。这些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反抗的众生相之中，极少有上层太监迹身其间，据统计，这种现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们始终能保持着心理上的稳定和平衡，在行为上循规蹈矩，绝对忠实于他们的主子，并且自觉地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帝及其他主子们维持宫中的正常秩序，充当封建制度的忠实卫道者。因此，清宫内一般中下层太监对他们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只有反感厌恶，甚至于痛恨了。以至于嘉庆年间天理教徒起义，在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后，带路的太监首先要杀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总管常永贵，由此看来，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尽管上层太监与一般普通太监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区别，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他们同样都是被阉割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的男性奴仆。因此，上层太监纵然权势再大、待遇再优厚，他们也同样饱尝着人类难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时期的宫女曾经回忆说：

可怜的老太监，已经过了五月节了，上身已经穿得很单薄了，可下身还是鼓鼓囊囊的。据说他们因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里不论冬夏，都要围着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厉害。……最明显的是膝盖上的护膝，常年缝在裤筒里，到了夏天显露得最清楚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论在什么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边，该跪一定要跪，丝毫不能犹豫，所以裤筒里常年缝着护膝。阔太监秋冬的裤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连英就用金丝猴皮作裤里子，又柔软又轻松又治关节炎。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些上层太监的另一面，没有了往日飞扬跋扈的气势，而恢复了让人感到悲惨凄凉的一个普通太监的本来面目。

前面所说的上层太监，充其量不过占全部清宫太监的１０％左右。就拿晚清宫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来说，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统计表明，她身边总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监，其中有官职品级的总管、首领及小太监六十七名，也不过占１４％而已。那么，占清宫太监百分之八十几的一般太监呢？他们则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从被阉割入宫的那天起，他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此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严厉的宫规下毫无选择地从事着简单、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呵斥和打骂，重者就要受到刑罚惩处。

 

这些太监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出于生活所迫并且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进入宫廷的。他们文化素质极差，进宫后在师傅那里所学到的仅仅是宫中的礼仪、规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可想的了。实际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不敢想，就是让他们去想也是无从想起。几位晚清时的清宫太监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回忆说：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们在做徒弟的时候，什么都是逆来顺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转给下一辈子。

由此可见，清宫太监的心理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监初入宫阶段。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卖身入宫，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总是要有所图的。皇家宫廷，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满苦涩希望的地方。进宫伊始，富丽豪华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现象使这些穷孩子惶恐、惊叹、新奇，再加上内心原有的企盼，就构成了最初阶段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情绪稳定，驯服听话，努力学习和掌握宫中的一切礼仪和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是清宫太监心理最不稳定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太监逐步了解了皇家宫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对着无情的生活现实，最初稳定的心理状态迅即被打破了，并且分化为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比较聪明和灵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赏识和提拔，这使他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并不甘心就这样了此一生。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同命运进行抗争。其中逃亡是清宫太监最普遍的一种主动积极的抗争方式。但是，自清初以来在全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保甲户籍制度，对这些有着明显特征的太监来说，犹如天罗地网一般，没有内务府颁发的路引和执照，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许多逃出宫的太监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自行投回领罪。可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太监们依然不断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样还跑，有的太监逃跑竟达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进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大本营——紫禁城，在这次起义斗争中，数十名太监参与了天理教组织，其中刘得财、刘金等五名太监做为内应，直接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尽管在清宫档案中看到后来这些太监在被捕后表现都十分低劣，但这次事件在整个清代宫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监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抗争方式，如许多人参予赌博、斗殴、偷盗、吸毒甚至自残、自尽等违反宫规破坏宫内秩序的活动，虽然也表明了这些太监自身素质的低下，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是一般太监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部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太监人数不少，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监无疑是太渺小了，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永远是输家而无法取胜。实际上，多数太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消极的忍耐态度，正如前面几位晚清太监回忆中所说的那样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命运中的奇迹出现。

第三阶段，是清宫太监的心理状态重新趋于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那些敢于抗争的太监经过多次失败后已感到筋疲力尽和麻木，而那些本来就安心忍耐的太监这时就更加习惯于命运的安排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转嫁发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监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民国的《优待皇室条例》，清朝的最后一个退位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继续盘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把溥仪驱逐出宫，直到此时，伴随着封建的宫廷制度而产生的畸型怪胎——太监制度也最后寿终正寝了。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才子佳人，无一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位置。但是作为太监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贱的奴仆群体，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文化根本不屑于表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轻蔑、嘲弄和厌弃。这就是太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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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屈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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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自从顺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龙庭，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零五个年头。这时候的帝国，早已经没有了康乾盛世时龙腾虎跃的雄姿风彩，倒像是年迈龙钟的老人，虽说龙脉还在延续，气数未尽，但大厦倾倒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当第一场风雪漂漂洒洒掩白了华北平原的时候，在子牙河畔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又一个年轻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充满艰辛的社会之中。

当他睁开朦胧的双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昏暗的灯光下，父母双亲慈爱的目光，欢愉之中略带着一丝愁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还根本不知道，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伴随他的一生，他现在只知道大声地啼哭，仿佛要挣脱什么桎梏，但在阴霾的夜空下，一切终归于沉寂。

李连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他的父亲是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有五个儿子，李连英则是其中的老二。在李连英幼年时，由于生活所迫，举家迁往京师，开了一家熟皮作坊维持生计。后来李连英出名后，民间为嘲笑讥讽李连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皮硝李”，并且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段有关“皮硝李”入宫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清朝野史大观》一书中的《清宫遗闻》：

皮硝李者，孝钦后之梳头房太监也。名莲英，直隶河间府人。本一亡赖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羁。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后脱羁绊，改业补皮鞋，此皮硝李三字徽号所由来也。河间本太监出产地，太监沈兰玉向与有故，先为内监，见而怜之。莲英遂恳其引进。适孝钦后闻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饬梳头房太监仿之，屡易人，不称旨。兰玉偶在闼闼房（他坦）言及，闼闼房者，内监之公共休憩所，莲英尝至此访兰玉者也。既聆孝钦后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览于妓寮中，刻意揣摹。数日，技成，挽兰玉为之介绍。兰玉竟荐之，而莲英遂从此得幸矣。

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十分荒诞无稽。且不说按清宫典制，在后妃宫中根本就没有梳头太监这个差使，更不用说清宫的后妃实际上是关在鸟笼中的金丝雀，就是给了她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学宫外发型发式和任意收容太监的。这里要说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成年人，而实际生活中的李连英，这时还是一个鲜花少年。

据李连英死后的墓志碑文中记载：

公姓李氏，讳连英，字灵杰。平舒世家也。

近百年来，史家著述及民间传说中都将李连英的名字误写成“莲英”，却不知这个舛误源于何时何处。碑文继续说：

“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循守规矩，有若成人。”

李连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九岁入宫，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而据清宫内务府档案也可以印证此说，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李连英咸丰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郑亲王端华门上送进，年十三岁。进宫的时间相同，而年龄却比碑文中大了四岁。两种记述，似都很可靠，孰是孰非，已无从查考，只能姑且存疑。但是，在清代，贫苦人家的孩子投充做太监，为了保证能顺利入选，虚报年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李连英长得又少年老成，所以还是九岁更为贴切一些。

无论是九岁，还是十三岁，都还是一个纯真活泼的孩子的欢乐时光。但他已经没有了幸福的童年，当他被送上手术台，接受“净身”手术的那一瞬间，他所面对的是“净身师”——一个冷若冰霜的陌生男子，他所承受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已经永远告别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童年的欢乐，和千百个太监一样，走上了痛苦屈辱一生的不归路。

 

第02节 青云直上成宠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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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多为杜撰，但是专家学者也没有丝毫的同情与可怜，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李连英的发迹源自于“善梳新髻”，其中撰著《清代通史》的肖一山老先生在述及“光绪前期之政治”时谈到，李连英“以善梳新髻得幸，东宫既殂，晋为总管。”而１９８７年再版的《国朝宫史》出版说明中也提出，太监李连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宠幸，由梳头房太监擢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这些显然也是不准确的。那么，李连英究竟如何发达起来，从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太监爬到在宫内权威赫赫的一代宠监的呢？还是让我们从清宫秘档中来追寻李连英发展的轨迹吧。

在清宫档案中，有李连英从一名小太监到二品总管太监的详细而准确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

李连英在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进宫后，起名李进喜，分配在奏事处当差。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四月，他被调至东路景仁宫当差。同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李连英随咸丰皇帝御驾逃往热河。第二年辛酉政变时，有一种说法是，李连英曾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通风报信。当时，冒死为两宫太后通风报信者计有四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李连英。但是李连英当时年纪幼小，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在两宫皇太后前当差（当时慈安太后居东路钟粹宫，慈禧太后居西路储秀宫，李连英为东路景仁宫小太监），所以说他参与政变活动理由显然不充分。在李连英死后的墓志碑文中记述这一段历史时，也仅仅提到“公以童年随扈奔走跋涉，虽艰苦备尝，未曾言念及之”，从未提及半点功劳。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四月二十日，李连英被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御前当差。这时，正值长春宫小太监安得海红得发紫之际。安得海与李连英同年入宫，年龄比李连英大一岁，入宫后即分到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的储秀宫当差，由于他生就聪明伶俐，深得慈禧太后喜爱，并得了一个十分亲昵的爱称：“灵珊”。（慈禧太后酷爱给身边小太监起名，如曾给身边四个小太监起名：得平、得安、得如、得意，以取“平安如意”之意，李连英的“连英”也是慈禧起的。但自此之后，未见慈禧再给其他太监起名。）因此，尽管二人系属同年，差距却在逐渐拉开加大。如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七月，安得海被赏戴七品顶戴，而李连英才刚刚得到八品顶戴，两个月后，安得海就又被赏戴六品顶戴蓝翎。不过，安得海很快就因为少年得志，狂妄恃宠，不能自重，终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私逃之罪于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八月初七日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正法。但是，李连英也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迅速取代了安得海的位置，而是遭到了安得海一案的拖累，和全宫所有的有官职太监一起受到了罚俸处分。一个月后，当其他太监陆续被解除处分之际，他又因“滑懒不当差”被革去八品顶戴及钱粮，直到十二月才被解除处分，并恢复了八品顶戴及钱粮。可见这一时期，李连英并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睐和赏识。但是，李连英毕竟是一个十分聪明灵巧的人，正如墓志碑文中所说“聪颖有大过人者”的那样，他很快就通过安得海的遭遇，弄明白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安得海是由于过分恃才邀宠而送掉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被李连英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因此，他不仅学会了揣摸主子的心理性格、习惯爱好的方法，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喜欢，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看起来这正是李连英继安得海之后成功的秘诀。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李连英开始进入了发迹的时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被赏戴六品顶戴花翎，食“月薪”银八两五钱。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以后，李连英似乎已进入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升迁时期，在这一年的三月十日，他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按清宫旧制，太监进宫服役满三十年没有大过失者，才能选补首领太监，可是李连英此时进宫服役仅十七年，就已成为众多太监之中的佼佼者，足可见慈禧太后对其恩眷之深。同年九月十五日，李连英又被赏戴四品顶戴花翎，十一月十二日，又被加赏貂皮马褂。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岁的李连英被任命为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赏食月薪二十两；七年十月十四日，李连英再度奉旨被赏加三品顶戴花翎，赏月薪二十八两；十年十月初一日，赏食三十八两月薪；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再奉旨加添银十两，共食月薪银四十八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７２）正月初一日，李连英奉旨被赏加二品顶戴花翎。至此，李连英的升迁之路似乎也因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暂告一段落。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到光绪二十年止，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极普通的八品太监一跃升为二品花翎总管，月薪也从八两五钱增到四十八两，其升迁速度之快、待遇之高，是任何人无可比拟的。比如同是储秀宫总管太监，在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李连英月薪为三十八两银子，而刘得印只有二十四两；又比如，在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前后，身为储秀宫三品花翎总管的李连英，就已经与敬事房三品花翎大总管李双喜平起平座了。一份清宫档案文件的记载表明，这一年的十二月，李连英与李双喜就受到了大荷包三双、小荷包六个、一两重银锞六个、五钱重银锞六个完全相同的赏赐。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是数不胜数的。

 

在慈禧太后与李连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是非同一般的。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狠手辣的独裁者，然而这并不是她性格的全部。在她性格的另一面里，她最害怕的是孤独、寂寞，时时需要有人陪伴她消磨从政以外的无聊时光。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赵荣升、冯乐庭等人曾在《晚清宫庭生活见闻》一书中回忆说：

清代末年，女主里寡妇多，当权的西太后虽然有好多事要做，但是日子过得看起来也是怪无聊的。她闲下来的时候，写写字，画点画，看看戏，……心神也像没有着落似的。能解西太后心烦的是太监李连英，李连英最会服侍她，成了她离不开的人。他两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密切。

就我们知道，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她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进得好？’‘吃得香’？有时候，西太后还亲自来到李连英的寝室，招呼：‘连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李连英便出来陪她去玩。她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远地随在后面。西太后有时还把李连英召来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几十年来，在慈禧太后身边所有的奴仆中，除了早年被丁宝桢处死的安得海以外，惟属李连英能善解人意了。这也是李连英尽管早已是二品顶戴花翎，但他始终是慈禧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而没有离开慈禧太后去担任敬事房大总管的缘故吧。

有清一朝宫规非常严厉，即使受到慈禧太后格外恩宠的李连英，在出现过失、犯了错误之时，同样要受到处分及惩罚。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十一月，李连英因做错了差务被摘去顶戴，并罚月银六个月。一个月后，慈禧太后格外开恩，赏还了他的四品顶戴，但是月银照旧扣罚。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七月，李连英自己本人传旨，因犯有失查过错而自罚月银一年；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十二月，又因失查本处首领误班而被罚月银六个月。许多人可能认为，慈禧太后那么宠爱李连英，这个惩罚还不是比划一下装装门面而已。然而据清宫档案所记，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的正月起，敬事房按月收到了李连英交来的罚银整六个月，共计二百零四两。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为人的一个侧面，尽管她大权独揽、朝纲独断，但是她更深悟治人之道，在执行制度上从不因人而异，即使是再亲信的太监，该罚的照罚不误，从不宽容须臾。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处处低调做人，特别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低调做人的李连英。这更是几十年来慈禧太后对他深信不疑、长宠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04节 生活在政治漩涡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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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慈禧太后下旨赏给李连英二品顶戴花翎，一时间朝野皆为之侧目，觉得把一个刑余的阉人提升到与朝廷大员等同的位置上，是太过分了。实际上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太监与朝廷官员的品级混为一谈，孰不知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朝廷中宗室王公均为天潢一脉，有着高贵的血统及崇隆的政治地位；而各级文武大臣或正途出身（科举考试）、或军功、或世袭，无论其出身如何，他们都已置身于国家政治活动之中，是对国家政治有发言权并且行使管理权的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相反，对于太监来说，无论是总管还是首领，他们的政治地位根本无法与那些朝臣相比。实际上，太监的官职品级，并不属于国家官员范畴，他们只不过是皇室私家奴仆的首领，职权范围也仅限于宫闱之中。在皇帝及王公大臣眼里，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康熙皇帝语），按乾隆皇帝的说法，太监“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因此他们只能是最听话、最驯服的奴才，在政治权力及地位上，是绝不允许太监逾越雷池半步的。这也包括晚期的慈禧太后，尽管她可以格外地眷顾李连英，给他二品顶戴，并赏赐他无法计量的财富，但她始终没有，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让她的宠监李连英去干预哪怕是一点点的朝政。至于野史传闻及一些史学著作中说李连英在宫中数十年“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等种种罪状，应该说多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并且是未加证实的消息，而把这些实际上并不确切的消息一古脑儿加在李连英的头上，就很容易地使他像她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了。

由于慈禧太后对李连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就必然引起朝野各派势力的关注和议论。一般趋炎附势的卑鄙官员，确实不乏有走李连英门路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送礼请托，希冀李连英能在慈禧太后面前美言几句，以达到升官发财之目的。据故宫博物院著名清史专家朱家溍老先生撰文说，他曾亲耳听到清宫后裔恭亲王之孙、著名画家溥心畲说过，李连英之所以能聚敛发财，往往是内务府官员替他造声势。那些掮客式的内务府官员到处游说等待外放的官员，动员他们走总管李连英的门路。李连英是一个非常狡黠的人，送上门来的钱财当然照收不误，可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是一句话也不会多说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主子面前，奴才的多嘴饶舌将会得到什么后果，他才不会傻到干这种蠢事呢。实际上这种外放官员，只要钱花到了点子上，已经预备引见了，那么无论走不走李连英的门路，都肯定会得到外缺的。但是通过那些掮客造成的声势，就都以为是李连英发挥多大作用了。作为李连英来说，他只是一心一意地伺候太后老佛爷，如果有人参奏他交接外官，纳贿干政，太后绝然不会相信。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一是保证慈禧太后的恩宠不衰，二是财源滚滚而来，李连英当然是乐得其成了。正是李连英身边的这批人，有意无意地为其摇旗呐喊，除了自身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外，更多的是给李连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多抹了一点丑恶的颜色。

而另一批自翊为封建正统卫道的官吏则对李连英的青云直上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深怕长此发展下去，会重蹈历朝历代太监干政的覆辙，为此他们纷纷上书，希望慈禧太后能虚贤纳谏，屏抑李连英势力的膨涨和发展。还是在同治初年，慈禧太后因宠信小太监安得海而屡遭物议，言官频上奏章，劝谏她亲贤远宦。慈禧太后出自于稳定政局、安抚人心的考虑，曾以谦和大度的姿态接受了言官的劝告。而这时情况已大不相同，过去对她有所制约的政治力量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同时她对控制朝政以及驾驭各派政治势力有绝对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完全没必要再摆出政治家那一套雍容大度，来听取言官们喋喋不休的说教了。因此，我行我素的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些所谓“义正辞严”的批评。

李连英第一次遭到朝臣猛烈抨击是在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一年的四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编练成军，奏请钦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当即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亲往巡阅北洋各海口。由于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身份崇隆，因此加派太监、御医随行，“以时调护”。奕譞是一个城府极深而且非常谨慎之人，在慈禧太后召见之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的宠监——储秀宫总管李连英随行，以表明心迹，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此举正中慈禧太后下怀，立即得到她的允准。于是，奕譞四月十三日行抵天津，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兵轮出海，先后巡视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初一日回京复命并奏报巡阅情况。此行一切顺利，惟因太监李连英随行校阅水师，在朝廷掀起了一阵波澜。

按照清朝的制度，由亲王主持这样规模的阅兵大典，同时另派太监随行，在历史上并无先例。据说：“李鸿章为之设行台，王与李连英居处一切无轩轻。惟阅兵时，王坐于前，连英立于后而已。于是丁汝昌、卫汝贵、卫汝成、叶志超、赵桂林、龚照玙诸人，皆奉贽连英门下，称受业。”

 

消息一传开，舆论一片哗然。两个多月后，监察御史朱一新于八月二十四日借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发生水灾，遂以遇灾修省为由，上折谏曰：

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今夏巡阅海军。太监李连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谔，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

在折中朱一新还反复强调阉官是“巧于奉迎而昧于大义”之辈。他们“售其小忠小信”，“阴窃作福作威之柄”，为此，希望不要重蹈唐朝太监监军之覆辙。

奏折呈上后，慈禧太后极为不满。第二天，她就颁了一道长达六百多字的懿旨。亲自为李连英辩解，并斥责朱一新是“危词耸听”和“附会不经”，要求拿出确证和明白回奏说“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是什么意思。由于朱一新也只是听说，拿不出李连英干预政事的实据，又无端触及朝廷及皇室中最敏感、最微妙之处，在慈禧太后的淫威高压下，他在回奏中无法说清楚，实际上也不敢说清楚此事的原委，只好轻描淡写的答复。折上后，慈禧太后益加愤怒，又发懿旨，大骂朱一新“书生迂拘”，“才识执谬”，并下令把他降为主事。

事后，许多人都认为慈禧太后是明显地偏袒太监李连英，对朱一新的打击压抑是不公正的。那么，李连英是否在随行巡阅海军过程中交接外官、干预政事了呢，醇亲王是一口否定，但众人却异口同声咬定此事，惟有晚清诗人王小航力证李连英并无此事，他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中说：

及王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连英偕往。出宫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李连英随见。王意在避本生（父）擅权之嫌也。而连英怵于安得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旱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

按王小航的说法，李连英又完全是一个谨慎本分的贤良太监了。但是，这样基本站在太监一边的评价在一个完全被封建正统思想统治的社会中是太少见了。

两年以后，李连英又受到了第二次激烈的抨击。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江苏学政王先谦以太监李连英招摇奏请惩戒，他在折中说：

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连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以事理所有。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分之证明。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字益吾，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王先谦参劾太监李连英，虽然言词激烈，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证。而慈禧太后碍于朱一新案时曾说过：“如仅只李连英一人之事，无论如何诬枉断不因宫监而加罪言官”，同时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撤帘归政在即，因此顾不上与王先谦过多理论，这倒使他博得一个“直言”的好名声。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甲午战败，全国舆论大哗。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无人敢直接批评她本人，于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成了替罪羊和众矢之的。陕西道御史恩溥、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折，参奏李鸿章及北洋将领贻误军机、丧权辱国，同时，他们也再次捎到了李连英。其中许多人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太监李连英由于受贿而出面包庇了北洋这批无能的将帅，于是人们似乎都相信了太监李连英此时已公然把持朝政这个“事实”。其实，谁都清楚，包庇北洋将帅的并不是做奴才的李连英，而是做主子的慈禧太后，只不过谁也不敢直说罢了。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终于有人向慈禧太后挑战了，这个人就是御史安维峻。安维峻在奏折中尖锐地指出：人们都说“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连英实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太后已经归政了，要还牵制政事，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天下臣民了；李连英是什么人？他哪敢干预政事？如果这是真的，祖宗家法岂能容？安维峻这里说的是十足的反话，说穿了就是直接要求慈禧太后不要再牵制皇帝并且严厉处置李鸿章。此折一上，慈禧太后异常震怒，马上以皇帝名义发谕：

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往军台。

这场风波，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又平平安安地渡过了。

总之，作为慈禧太后的宠监和奴才，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李连英没有权利选择，也没有任何资格申辩，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李连英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说，他是慈禧太后的宠监，当然是完全站在太后一边，反对变法，构陷帝党了，甚至还有人说光绪皇帝就是由李连英下毒最后毒死的。但是也有人说，李连英生性圆滑，八面玲珑，两面讨好，不但慈禧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因为从小就受到他的看护，也十分喜欢他，叫他“谙达”（满语：老伙伴、也有师傅的意思），还夸他“忠心事主”。晚清诗人王小航在《杂咏》第十三首中写道：

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
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鸣咽老黄门。

诗中讲述的故事是：庚子乱后，两宫西逃回銮至保定行宫。慈禧太后寝殿极华美，而光绪皇帝寝殿极冷落，李连英侍候太后睡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被褥均无。此时已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入睡。见到此景，李连英抱着光绪的腿，哭着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将自己用的被褥让与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后，回忆西逃过程中所受的苦，曾说：“要没有李谙达，我就活不到今天。”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连英因出言谨慎，不敢附和，虽未招致太后怀疑其忠诚，但感情上多少有些生分。所以在他的墓志碑文中写道，李连英自回銮后，“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这个说法，是意味深长的。

 

 

第07节 孤独寂寞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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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于西苑的仪鸾殿。在办理慈禧太后的丧仪之后，离慈禧太后死日还不到一百天，李连英就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的二月初二日离开了皇宫，这时他在皇宫内已生活了五十多年。在他的墓志碑文中是这样说的：“及太上孝钦显皇后升遐，公之退志决矣。”由此可见，李连英是主动提出离宫的。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可以带原薪六十两钱粮米退休，这个待遇在当时可以说在太监中是绝无仅有的。

围绕李连英出宫及身后各事，社会上又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自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以后，恐遭报复，而退居宫外，以保全自己的脑袋；也有人说，李连英死后，宫中太监纷纷抢夺其遗产，隆裕太后下令查办，将其悉数充公，并用于宫中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家具，等等。类似这样的传闻，一时非常盛行，这些诋毁多出自于一种感性的发泄而已。更奇的是还有人说，李连英生前得罪了许多人，出宫后就深居简出，怕人报复，但最终还是被人在后海附近暗杀，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暗示了这桩凶杀案与民国初年任步军统领的江朝宗有关。但仔细查阅江朝宗的档案履历，发现１９１１年３月李连英死的时候，江朝宗还远在陕西汉中总兵任上，可见这些传说纯属无稽之谈。

李连英出宫两年后，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二月初四日悄无声息病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里，时年六十四岁。而此时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也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了。尽管如此，清宫里隆裕太后对这个一辈子为其当牛做马的忠顺奴才的死，还是十分伤悼，于是下令赐银千两，赏埋京西恩济庄太监茔地。

李连英死后的丧葬规格在清宫太监中也是最高的。他的坟墓，被允准建在恩济庄太监茔地中一个独立的院落里，前面有石柱桥及牌坊，牌坊横眉上书“钦赐李大总管之墓”，院内东西侧各有亭子一座。由于是太监，不敢僭制，其墓顶用三合土（即糯米浆合沙土、黄土、白灰而成）建筑。他的墓碑是用汉白玉制成，高三点五米，宽一米许，其规格实为历朝太监无法比拟了。惟有一条，因为生前名声不好，那些名臣显官、文人清士难觅一人为其撰写墓志碑文，无奈只好由晚辈子侄代笔，来进行一番自我吹捧和美化。这也是传奇太监李连英宠辱一生的最后缺憾了。

作为一个太监，他的皇室奴仆身份和千百个同行一样，是无法更改的。他们一样有着苦难、屈辱的童年，有着残缺的身体和残缺的生活，一样享受不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所不同的是，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宠信，李连英的后半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正是在慈禧太后的庇荫下，他得到了宫内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金钱财富也滚滚而来，然而也正是得益于慈禧太后的惠顾，李连英也和他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样，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这就是太监李连英传奇的宠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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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选秀——顺治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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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的曙光将东方的天际点染出一带绯红，虽然已是早春二月，但料峭轻寒中仍裹挟着令人心悸的肃杀，紫禁城青灰色的宫墙在晨雾的笼罩下，显得厚重威严而神秘莫测。森严壁垒对于皇家来说是习以为常，对于这群聚集在神武门外广场上参加“选秀”的花季少女，却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她们或忐忑、或恐惧、或希冀……她们中的某些人注定会被历史永远地记录下来，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注定了它的沉沦或辉煌。

说起清宫“选秀”，首先是皇帝为自己挑选后妃，顺便也为皇子、皇孙和血缘关系密切的宗室“赐婚”，这种方法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清宫为什么采用选秀女这种方法充实后宫？清代选秀女的具体过程如何？同样通过了选秀进入紫禁城的后宫粉黛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命运呢？

顺治皇帝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跃马扬鞭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位皇帝，六岁登基，八年后的仲秋，也就是顺治八年（１６５２）八月，刚刚年满十四岁的少年天子，迎娶了他的第一位新娘——博尔济吉特氏，她是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也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文皇后的侄女。据说，这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皇后，容貌俏丽，聪颖任性，生活也是极尽奢华。穿戴服饰，一定要用珠玉绮绣缀饰；用膳时，如果有一件餐具不是纯金制成，“辄怫然不悦。”而且，少年皇后的嫉妒心很强，“每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让顺治皇帝极为不悦，两人的关系日渐疏远，就像天空中的参星与商星，一个升空，另一个必然降落，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涯陌路。两年后，顺治皇帝决定了却这段姻缘，宣谕：“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顺治皇帝将夫妻不和的原因归咎于睿亲王多尔衮包办婚姻，没有经过自己的挑选，认定现在这位皇后没有统摄后宫的能力，“故当废”。顺治皇帝要废掉皇后之言一出，立即在朝廷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满朝文武纷纷上疏：“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请求皇帝收回成命。面对文武大臣的反对，顺治皇帝虽然主意已定，却不便强行废后，一度郁闷成疾，短短几天中，顺治皇帝抑郁寡欢，形容憔悴。孝庄皇太后看到儿子如此固执，只好舍弃侄女的利益，允准废后。顺治皇帝得到母后的支持，于十年（１６５４）八月二十六日降旨：

自古立后，皆慎重遴选，始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幼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降为静妃，改居侧室。

在这两次谕旨中，顺治皇帝屡屡强调当时的皇后没有经过自己的挑选，表明了亲自择后的愿望。两个月后，这个愿望第三次以谕旨的形式布告天下：“选立皇后，作范中宫，敬稽典礼，应于内满洲官员之女，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清世祖实录》）这次以选皇后为由进行的选拔，部分改变了满族统治者的婚姻方式。清入关前，满族统治者主要通过与相邻民族或部落通婚，特别是与蒙古通婚的方式，达到巩固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顺治皇帝这次将满洲官员和外藩王公大臣家的女子纳入选择皇后的范围，扩大了联姻的范围。

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五月，又一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被皇帝从众多女子中挑选出来，她是废后静妃的侄女、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科尔沁蒙古镇国公绰尔济十四岁的女儿。六月，太和殿外再次鼓乐齐鸣，新皇后入主中宫，大婚礼仪十分隆重。这就是清朝“选秀女”制度实施以后的第一个婚礼。

“选秀女”就是顺治皇帝通过一番努力，为他的子孙们选择并亲身实践了的挑选后妃的办法。因此，《大清会典》记载：“选秀女，顺治年间定。”这个制度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朝的多次修订，逐渐成为定式，直到光绪末年。幼年登极的康熙、同治、光绪皇帝都直接通过选阅秀女组成他们的后宫，成年以后登极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五位皇帝，则多是即位后，将做皇子时的嫡福晋册立为皇后，这些福晋是皇子的祖父、父亲选秀女时为他们选定的。

但是，直到顺治一朝终结，清代的宫闱制度都没有出台。虽然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礼部拟定了一套宫闱女官和供事宫女的制度：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媛二十，芳媛三十。只是这套仿照明朝后宫制度的章程只在《清实录》中有所记载，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顺治时，仍然只有皇后、皇贵妃、妃的名号，其余地位较低的嫔妃就称作福晋、格格。福晋，就是满语夫人的意思；格格，是满语小姐的意思。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才有了具体的规定，设立八个等级：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等级比较低的称贵人、常在、答应，名额不加限制。

 

第02节 清宫秀女的选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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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旗人，是清朝独有的。因此，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也是清代独有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创立了八旗制度，这套制度是在女真人原来的狩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兼有行政、军事、生产等多方面职能。以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为标志，组成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清入主中原后，旗人又有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区别。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这是清政权赖以统治的主要支柱；内务府包衣三旗则是清皇室的奴隶，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尽管清初将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称为秀女，但挑选的方法和她们在宫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由户部主持，可备皇后妃嫔之选，或者赐婚近支（即三代以内、血缘关系比较密切的）宗室；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人最终被逐渐升为妃嫔，但承担后宫杂役的，都是内务府包衣之女。到了清代后期，包衣三旗的应选女子就不再称为秀女，而在挑选宫女时，就明确地说“引见包衣三旗使女”了。所以说，能够成为清廷后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也就不那么简单了，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乾隆五年（１７４０）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多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长官——该旗都统要进行查参，予以惩治。然而，就在这一规定发布的第二年，闽浙总督德沛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乾隆皇帝允许他年过十七岁的儿子恒志与两广总督马尔泰的女儿完婚，但是，马尔泰的这位千金还没有参加过选秀女。此事令乾隆皇帝大为恼火，命令德沛立即赶赴京师，当面训饬，同时强调：“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选看后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谨遵行。近见尚有未经选看之秀女聘定许字者，大臣等有奏事之责者，虽系蒙朕恩俞允，究与体制未协。选看八旗秀女，原为王、阿哥等择取福晋；若在未经挑选之前即行结亲许字，非为废弛旧制，并恐无奏事责任之人，或不敢陈奏之人，伊等已行许字之女，朕因不知，另指他人，亦大有关系；且八旗秀女，于十三四岁即行选看，并无耽搁之虞。”这里，乾隆皇帝振振有词地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每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是为诸王和众皇子挑选妻室，并非是为了给自己充实后宫；第二，一旦因选秀拆散了他人的姻缘，也是因为没有遵守“我朝定制”，违法在先，并非皇家的责任；第三，即使为了选秀等上三年两载，应选秀女也不过十六七岁，不会耽误她的终身。最后，乾隆皇帝命令“户部通行传谕八旗，所有未经选看之秀女，断不可私先结亲，务须遵例于选看后再行结亲聘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再次补充规定：应阅视的秀女，在未受阅选之前私自与宗室王公结亲者，其母家照隐瞒秀女例议处。至于参选秀女的年龄，根据清宫档案，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小的是十一岁，大的可达二十岁。

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确实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帝，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由于众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车辆，而兵丁之家只能雇车乘坐。因此，乾隆时规定：“引看女子，无论大小官员、兵丁女子，每人赏银一两，以为雇车之需。……此项银两，……著动用户部库银。”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为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车树双灯，上有“某旗某佐领某某人之女”的标识。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秀女们乘坐的骡车则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然后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这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选完毕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依次登上她们来时所乘坐的骡车，各归其家。这种井然有序的排车法，是嘉庆年间的一位名叫丹巴多尔济的额驸发明的。

 

当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由太监引入宫中。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当“秀女”二字映入人们眼帘时，人们的直觉是秀女应有沉鱼落雁之貌，然而，靓丽的容貌是否是当选秀女的主要标准呢？这里有一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似乎很难将这些面孔与任何一个表述美貌的词汇联系起来，非但如此，少女们爱美的天性也成了非分之想。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阅看时，必须着旗装，严禁时装。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好色”也是极不名誉的，“美女祸国”从来都是帝王和他们的大臣们翻云覆雨的护身符，因而这一标准总在若即若离、讳莫如深的扑朔迷离中。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一位县学生员拦下御驾，恳请乾隆皇帝就削减皇后乌拉那拉氏丧仪之事下罪己诏，致使龙颜大怒，但仍未忘记陈述那拉氏册后“并非以色选爱升”，后来失宠，亦是“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总之绝不肯承认自己好色。清统治者公开的两条标准，一是品德，一是门第。清代册封皇后、妃、嫔的册文中常常见到的是宽仁、孝慈、温恭、淑慎，“诞育名门”、“祥钟华阀”等等。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的相貌奇丑，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成了皇后。被光绪皇帝视为红颜知己的珍妃入选时，她的父亲是侍郎长叙，祖父是曾任总督的裕泰，伯父是广州将军长善，长善又是大学士桂良的女婿，是恭亲王奕訢的连襟，因此他他拉姐妹双双入选为珍、瑾二嫔。

这张没有填写姓名的红纸，更说明了秀女的门第，不仅关系到秀女本人是否入选，而且关系到入选后她在宫中的地位：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敬事房传旨：

原任公爵 之女着封为妃

将军 之女着封为妃

知府 之女着封为嫔

员外郎 之女着封为嫔

钦此。

所以，清宫选秀女，绝非选美。

 

第04节 秀女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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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顺治到光绪九朝，选秀女八十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二百一十四人，她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

乾隆皇帝弘历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通过选秀女，十六岁的富察氏成为十七岁的皇子弘历的嫡福晋，也就是第一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孔府祭孔，一路舟车劳顿，“微感寒疾”，三月十一日病势加重，死在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三十七岁。乾隆皇帝悲痛不已，连续九天，每天三次在皇后的棺木前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作为她的谥号。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四年多的时间里，乾隆皇帝为她奠酒一百一十八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乾隆皇帝的哀思是深切而真挚的。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中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事情屡见不鲜。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也是弘历做皇子时就陪伴他的福晋，她不仅深得皇帝的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的喜欢，因此，富察氏故世后，她得以入主中宫。然而，在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初，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在杭州，刚刚过了四十八岁生日的皇后，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据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到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纸条盖上了，“令贵妃”三个字取代了皇后。皇后为什么不见了？有人说她发了疯病，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有人说她冒犯了皇帝，被先行遣送回了京师。清宫《上谕档》证实了后者：“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至于皇后为什么先行回京，乾隆皇帝说是皇后疯了，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为尊者讳的正史也不可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原因，总之，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若不是众大臣的反对，乾隆皇帝就会重演曾祖父顺治皇帝废掉皇后的故事。第二年的初秋，也就是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七月十四日，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兴致勃勃地走马秋狝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四十九岁的人生之路。乾隆皇帝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乾隆皇帝的两位皇后的命运真是天壤之别。

自古伴君如伴虎，后妃们一生的荣辱悲欢取决于皇帝的喜恶。何况宫廷的权力斗争复杂而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六岁即位的小同治皇帝已长成十七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她的儿子同治皇帝。这已经让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十分不快。而在挑选谁做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慈安、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又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崇绮是蒙古第一位金榜题名的状元，阿鲁忒氏生长在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淑慎端庄；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认为这位聪颖俏丽的少女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这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珍藏的两块绿头牌，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绿头牌最初是清代官员奏事或表明身份的，后来，皇帝选秀女、召幸后妃时也用，因此就有了选秀女时“留牌子”、“撂牌子”的说法。那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绿头牌的一面写着她的旗籍、家庭和年龄：正蓝旗，蒙古，佐领名图们达赉，原任员外郎景辉之曾孙女，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孙女，侍讲崇绮之女，十八岁。那位叫富察氏的秀女的名牌上也写有这些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选秀女时必不可少的，而在召幸后妃时则不需要写这么多，这是其一。其二，阿鲁忒氏被立为皇后也正是十八岁。因此，这两块绿头牌只能是当时选阅秀女时使用的。只是阿鲁忒氏此时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按照清代选秀的规定，这是“超龄服役”。但考虑到同治选后妃开始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也就是四年前，初次应选时的阿鲁忒氏正是十三四岁，并未逾岁。这两块绿头牌的另一面分别写着“皇后”、“慧妃”，应该就是刚刚确定了皇后和慧妃的名份时匆匆写下的，所以字迹显得比较潦草。

这样，也就埋下了慈禧与同治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据说，有人看到西太后与她的儿媳——同治皇后阿鲁忒氏关系十分紧张，曾劝阿鲁忒氏委曲求全，而阿鲁忒氏却不以为然，声称：我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宫中，地位是不容易动摇的。这使得从神武门入宫的那拉氏大发雷霆，因为皇帝大婚时，只有皇后的凤舆才能经过大清门、午门、太和门到坤宁宫“降舆”，其他被选中的宫妃只能由神武门进宫。当那拉氏从贵人到贵妃，最后终于以圣母皇太后的名义君临天下时，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从运送秀女的骡车上走下，又一步步地攀上权力顶峰的女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却有一个永远的遗憾——她不是从大清门入宫的，尽管咸丰皇帝是成年以后即位，根本没有大婚的机会，他的皇后，也就是后来的东太后慈安，也不是从大清门入宫的，但阿鲁忒氏的话让慈禧太后想起了她入宫之初的低微身份，正戳到了慈禧的痛处。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被迫自尽了。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呢？当道光皇帝六十九岁驾崩时，他的妃嫔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的皇帝，如，顺治皇帝活了二十四岁，同治皇帝只活了十九岁，他们的后妃无疑都是风华正茂。皇帝一死，他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就是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了。

当三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声声“就快完了”的安慰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三年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布了清王朝的完结，挑选秀女的活动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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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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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入关到１９１１年退出历史舞台，共历二百六十七年十位皇帝——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禺页 琰、宣宗 宁、文宗奕詝、穆宗载淳、德宗载湉及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在紫禁城内居住、生活，享受着凌驾于千万人之上的特权。若干年后，封建皇帝虽已作古，但他们住过的宫殿、穿过的衣服、使用过的器物却保存完好，作为历史的遗迹供后人参观。但是，当人们置身于紫禁城巍峨的宫殿，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奇珍异宝，又无不感到神秘莫测——当年的皇帝是怎样在这红墙黄瓦、万户千门里生活的？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这些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与民间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哪些不同？

让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的未知走进紫禁城，去揭秘那斑驳的历史。

清代皇室发源于东北白山黑水间，满族的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历时三十多年统一了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死后，皇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统一整个东北，于后金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四月，改号称帝，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皇太极博览群书，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开拓进取，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他一系列的治国之策，对以后清代制定典章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取代明帝国统治。随着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清代皇帝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变化。吃饭、穿衣、寝居等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情，也被蒙上政治色彩，规范出许多制度，作为显示皇权和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

 

第02节 衣：锦衣裘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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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籍《周礼》中，天子的衣、冠规定为“黄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于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装的颜色应合于“天地玄黄”之色。从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红的深兰色，代表天空；而“黄”色，是指土地之色。从此以后的天子到皇帝，时空跨越了几千年，“玄”、“黄”色被当作正统的颜色，为历朝历代的官服制度相互因袭。以明黄色为主的皇帝服饰，也贯穿清代始终。但是，清代皇帝服饰的披领、箭袖和腰带却保留了满民族独特的风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补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礼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礼活动时最常穿着的典制服装。按清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黄”，祭圜丘、祈谷用兰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样，是由上衣、下裳组成通身长袍，另配箭袖和披领。衣身、袖子、披领都绣金龙，衣身绣三十四条金龙，两袖各袖金龙一，披领绣金龙二。根据不同的季节，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适用的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

朝服的形式与满族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满族先祖长期生活在无霜期短的东北，以少种植、多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食肉、皮衣”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满洲贵族穿用的服装多为东北特产的貂、狐、猪冽狲等毛皮缝制。为方便骑马射箭活动自如，服装的形式采用宽大的长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结合。衣领处仅缝制圆领口，并配制一条可摘卸的活动衣领，称“披领”；在两袖口处各加一个半圆形可挽起的袖头，因形似“马蹄”，称为“马蹄袖”。满族先祖穿宽大的长袍的腰间系一腰带，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这种设计适应狩猎生活中冬季骑射方便实用，披领保护头颈，箭袖覆盖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后金时，努尔哈赤曾将这种貂皮缝制的袍子赏赐“众家贝勒”穿用，没有作为制度，至皇太极时，有建议确立满族衣冠服饰。天聪六年（１６３２）皇太极在初定冠服制度中，特许“八固山诸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

清入关后，满族生活环境的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饰不但没有改变，还在不断恢复完善，最终形成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因此，清代服饰与其他方面相比，满族特点保存的较多。如长袍、箭袖的服装不仅得到保留，还将其定为象征国家最尊贵的礼服，载入清代典章制度中。在隆重的典礼上，皇帝视朝、臣属入朝时所穿的礼服，即为朝觐之服，成为名副其实的朝服了。特别是满族传统服装的箭袖，入关后虽然失去实际作用，但箭袖却作为满族行“君臣大礼”的行礼动作得以保留。箭袖又称马蹄袖，平时挽起成马蹄形；一遇到行礼之时，敏捷地将“袖头”翻下来，然后或行半礼或行全礼。这种礼节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已不限于满族，汉族也以此为礼，以示注重守礼。因箭袖的这一特殊功能，清代的吉服、便服也都设计了箭袖。即使是平袖口的服装，还要特意单做几副质料较好的箭袖“套袖”，以备需要时套在平袖之上，用过之后脱下。这种灵活、方便的“套袖”还有个美好的名称——“龙吞口”。清代官服的箭袖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朝灭亡。

清代服装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历代皇帝服装的纹饰——十二章（十二章墨线图）。十二章是十二种含义图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龙（能兴云作雨，取其变化）、华虫（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谷之一，可以养人）、藻（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纹彩）、火（取其燃）、宗彝（为祖庙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两色绣成弓形相背，示见善背恶）、黼（斧头状象征权威）。这些纹饰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宫中遇有喜庆的事，皇帝万寿正日、皇太后万寿圣节和元旦节令的前后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称龙袍，上下连属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开裾；领、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黄；通身绣九龙十二章，龙文分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龙纹间有五彩云；十二章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绂，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领圈前后正龙各一，左右行龙各一，左右交襟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穿吉服时，外面罩衰服，挂朝珠，佩吉服带。清代皇帝的龙袍也有裘、棉、夹、纱等多种质地，适合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穿用。

 

故宫现存皇帝龙袍还有在绣金龙、十二章、彩云之中，加绣双喜字文饰的。在清代典章服饰制度中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但它是皇帝成婚时穿用的。按照清代规制，皇帝成婚称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后，要举行隆重的大婚典礼，清早期的顺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绪都是即位后举行大婚的皇帝。是时，颁诏天下，举国同庆。宫廷内围绕皇帝、皇后的吃、穿、用及洞房陈设等都以龙凤双喜为主要图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晚清的两位小皇帝成婚前，苏州织造定织、绣了一大批龙凤双喜的门帘、床帐。皇帝大婚时穿的龙袍上加绣双喜字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称常服。皇帝在宫中穿常服的时间最多，如经筵、御门听政、恭上尊谥、恭捧册宝等都是穿着常服活动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两种，其颜色、纹饰没有特殊的规定，随皇帝所欲。但从故宫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颜色、文饰来看，也都有明显的隐义。清代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喜穿天蓝、宝蓝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清”与国号同字同音，因此淡蓝、宝蓝、天蓝等颜色成为宫廷服饰中领导潮流的颜色。皇帝的便服也选天蓝色、宝蓝色。故宫藏宫廷画《清康熙读书像》康熙便服像，画的就是年轻的康熙身着宝蓝色便服的写实作品。就连面用明黄或石青色的皇帝礼服、吉服，里衬也用天蓝或月白色。宫廷崇尚蓝色，乾隆、嘉庆朝都有这种颜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间仍为流行颜色。故宫藏《喜溢秋庭》图卷，描绘的就是身着宝蓝色便服的道光皇帝与后妃、子女在御苑内嬉戏休闲，共享天伦之乐。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颜色还有象征天下富足、生活红火的木红色、枣红色，谐音“禄”的灰绿色，以及洁净、清爽的姜黄色、浅米色等。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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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节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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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源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其饮食习惯是在东北形成的。东北满族淳朴的食风、简单的饮食方式随着清朝皇室入关，也带到了北京城。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初次登上统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装力量维护刚刚取得的权利。因此，用民族传统意识和民族传统风俗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清统治者一方面钦定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为“正学”，使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稳定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汉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以此来加强满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来保持与皇室的向心力。无论是清宫廷筵宴，还是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清宫廷饮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饮食原料、物料仍以东北特产的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仍例关外风俗行“狍鹿赏”：向满、蒙、汉八旗军的有功之臣颁赐东北野味。届时，北京城内分设关东货场，专门出售东北的狍、鹿、熊掌、驼峰、鲟鳇鱼，使远离家乡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属身在异地，也能够吃到家乡风味。正如《北京竹枝词》中所写到的一样：“关东货始到京城，各路全开狍鹿棚。鹿尾鲤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０）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族“简单”的烹制方法，使清代宫廷饮食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清代宫廷饮食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乾隆在位（１７３５—１７９５）期间，清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统治之后，正是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超过明代最高数字，达到六百余万顷。粮食富足，加速了商业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社会财富大量积聚，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地步。宫廷饮食不仅打破了“关东货”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饮食结构、烹饪技术上都得到改变。首先是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常食含热量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前代定制的宫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统的条文加以修订。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室》中对宫廷饮食的等级标准及其份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后、妃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标准。皇帝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标准的饮食，每次进膳用全份膳４８品（包括菜肴、小菜、饽饽、粥、汤及干鲜果品）；每天用盘肉十六斤、汤肉十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皇后以下皇贵妃、贵妃、妃、嫔等按照等级相应递减。皇贵妃、贵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

 

清统治者“王天下者食天下”，对全国各地的贡物，则是有选择食用。皇帝御膳的主食——五谷杂粮，专用东北的粘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直隶的福寿字饽饽，山东的耿饼，安徽的青饼。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再有，清宫的御膳机构逐步健全，每日的饮食不仅是为了饱腹，还依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食应节食品：冬至馄饨，上元元宵，端阳粽子，中秋月饼，重九花糕……都以宫廷特有的原材料制作，在色、香、味、形上追求吉祥富贵，渲染皇家富豪的气派。

清代宫廷饮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内务府和光禄寺。内务府是管理皇族事物的总机关，其属下的“御膳房”、“御茶房”、“御茶膳房”是专门管理皇帝及皇室饮食的机构。皇帝的御膳房每日需要的米、面、菜、糖、酒、醋等物，由内务府属下的“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物处”管理。御膳房所用鸡、鸭、猪等肉类物品，主要由内务府支出四万两银购买，其中内廷每年约用两万两千余两银，则由光禄寺按季向户部支领发给；鲜鱼由掌仪司买办。其中直隶进奶猪、乳羊、鸡、野鸡、鸭；崇文门每年春暮进黄花鱼，十月进银鱼；直隶保德州天桥峡每年冬季进石华鱼；山东进麒麟菜、海带、紫菜、吉祥菜、鱼翅；山西进石花冰鱼、鲥花鱼；两淮进风干猪肉、糟鹅蛋、糟鸭蛋；湖广进银鱼干、虾米；江西进虾米；外藩蒙古进熏猪、鹿肉干；长芦盐政进猪、羊、鸡、鸭、花鱼等。

皇帝每日所需蔬菜由内务府支银购买。每年各地还要向宫廷进贡酱菜及地方特产，有山东进扁豆、凤尾菜；浙江进酱菜、杭州菜；江苏进各色小菜；福建进闽姜。为便于贮存并保证蔬菜等食品新鲜，紫禁城内设有五所冰窖，共藏冰约三万块。

按照满族的传统习惯，皇帝每天有早、晚两膳，早膳多在卯正，有时推迟到辰正（早六时至八时前后），晚膳多在午、未（十二点至午后二点前后）。两次正餐后，各加一顿小吃。如临时需要饮食，则随时传进。到夏、秋两季，早、晚膳则要提早半个时辰。清代皇帝用膳有固定时间，无固定地点。吃饭的地点不固定，多在皇帝的寝宫或活动的地方。清代雍正以后的皇帝都以养心殿后殿为寝宫，在养心殿正殿批阅奏章、召见臣工、处理政事。之后，经常在养心殿东暖阁进膳。无论皇帝走到哪里，身边总有几个专门负责“背桌子”的侍从。只要皇帝想吃饭，一声“传膳”令下，背桌子的侍从立即将三张膳桌一字摆开。负责皇帝日常饮食的御膳房，坐落在养心殿迤南，是与养心殿相邻的南、北两座大院。养心殿周围的重华宫、咸福宫、建福宫等都做过乾隆皇帝的餐厅。传膳太监手捧膳盒，从御膳房到皇帝传膳的地方一溜小跑鱼贯而入，把御膳房早已准备好的饭、菜、饽饽、粥、汤等逐一摆在长长的膳桌上。长桌摆满，意味着御膳已齐备，膳房首领太监，请皇帝进膳。

皇帝的御膳房设官员、厨役三百七十人，御茶房和清茶房有一百二十多人。皇帝进膳有膳单，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月成一册。每日用膳前，膳单要明确指出某菜为某厨师烹制，以备存档。内务府大臣还负责御膳承做时的严格要求，每品菜点的配料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膳食主次有别。

虽然宫廷有最好的原材料和厨艺最精湛的厨师为皇帝备膳，但是每位皇帝对饮食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康熙帝生活在盛世的巅峰，他躬行节俭，对饮食生活严戒奢华，并要求皇室眷属、子弟及大臣们注意俭约。他说，食品无论精粗，应因人而异，据每人的身体情况，选择对自己身体有益的食品，不可贪食其味美而所好食品。康熙皇帝一日两膳，每膳仅一味，不食兼味，多余部分，全部用来赏赐后妃和随行食用。两膳之后，“夜不可饭食，遇晚则寝”。所食食品，也选择“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于体有益”。“诸样可食果品，于正当成熟时食之，气味甘美，亦且宜人”。对于鲜果及蔬菜等类，“朕只略尝而已，未尝食一次也。必待成熟之时始食之，此亦养身之要也。”即使在外巡幸，遇到当地官民供献吃食（地方特产，指酒、肉等），康熙帝下令，仅取微少的一点点——“令取米一撮，果一枚”。因康熙提倡节俭，当时宫中每年生活消费仅为明代的八分之一，“明光禄寺每年送内用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只用三万余两。”

乾隆帝的饮食生活讲究养生之道，一年四季早膳前都要先吃一碗冰糖炖燕窝。在早晚两正膳中，也常有燕窝菜，即燕窝红白鸭子、燕窝炒鸡丝、燕窝拌白菜、燕窝白菜滑溜鸡鸭、燕窝清蒸肥鸭。乾隆帝饮宴菜肴中以鸡、鸭、鱼、猪、羊、鹿、鹅等为主。乾隆皇帝喜食肉类食品，那必须是经过精选细烹后食用。如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巡盛京，一行人马刚到山海关，盛京将军弘晌为讨皇帝喜欢，特进刚刚获到的鲜鹿给皇帝。弘历深知食鹿肉滋补身体，但仍十分谨慎。弘历问道：“今日进的鹿肥瘦？”厨役回答道：“瘦。”随后弘历下旨：“晚膳叫双林（厨役名）做塌思哈密鹿肉。其余伺候赏用。”可见对饮食的讲究已达到了科学的膳食结构。

 

乾隆年间，清宫饮食十分丰富，但他食杂粮、蔬菜的习惯不改。每年春季榆树发芽的时候，清宫要食榆钱饽饽、榆钱糕、榆钱饼。乾隆不仅自己吃，还将此供奉神祖，“宫内、圆明园等处佛堂供榆钱饽饽、榆钱糕”。宫内御膳房做的榆钱饽饽分送后妃、皇子们，还赏给王公大臣们品尝。初夏食碾转儿（嫩麦制作），端阳节食粽子，重阳节食花糕。迎季节食蔬菜更是弘历的嗜好，黄瓜蘸面酱、炒鲜豌豆、蒜茄子、摊瓠榻、春不老、芥菜缨、酸黄瓜、酸韭菜、秕子米饭、粘馓团子……本来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粗食，却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喜食，体现了乾隆帝的饮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的合理膳食。随季节变化调整饮食、调换菜肴，是乾隆饮食的特点：冬末春初，早晚两膳的菜肴中设两个火锅。农历四月初，撤去火锅换凉菜，六、七、八三个月早晚两膳增加糖拌藕、江米藕。冬季三个月食鹿肉、羊肉，夏季三伏食糊米粥、绿豆粥。全年饮食有规律，不食过冷过热物，食不过饥过饱，不暴食暴饮，对弘历健康长寿是有着奇妙的作用的。

道光在位期间，正是清王朝走下坡路的时期。吏治败坏、军备废弛，鸦片大量输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尽管清皇室成员的衣食穿戴都有定制，但清宫内财政支绌，道光帝不得不节衣缩食地维持皇室的日常生活。对于穿的，他要求太监穿布衣、布裤、布鞋，也经常亲自到放置衣服的老库查点后妃的衣服账，而他自己却很少添置服饰。在吃的方面，他的饮食生活在清朝诸帝中是最简朴的。夏天，清宫帝后每日都要吃西瓜解暑热，道光帝觉得吃西瓜浪费，在最热的三伏天明令太监：“明日取消西瓜，只供水。”一日，道光帝想吃“面片儿汤”，令御膳房给他做一碗。大半天过去了，面片儿汤没有送来。在道光皇帝的追问下，负责此事的人来说，需要数千两银。于是他对来人说“前门外一饭馆至此（面片儿汤）最佳，一碗值四十文钱，可令内监往购之。”内监复奏：“饭馆已关闭多年矣。”道光帝道：“朕不能以口腹之故，枉费一钱！”道光帝一年四季的饮食都是以“五品”为限，即每日早晚两膳菜肴、饽饽各五品。其中，炒鸡蛋是每日必备的菜肴。即使是岁暮的除夕和元旦的膳食，道光帝仍尊守“节俭”二字。道光七年的除夕（１８２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早膳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第二天，即道光八年的正月初一，早膳是“浇汤煮饽饽一品，羊肉丝酸菜锅子一品，溜鸭腰一品，鸭丁炒豆腐一品，鸡蛋炒肉一品。”但是，在道光帝的膳单中也有过丰盛的膳单，那是道光帝赏赐出嫁的女儿、女婿的饭菜和节日家庭筵宴。

清宫习俗，公主出嫁、皇子成婚，清帝都要赏赐整桌的饭菜。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３６）五月初八日，道光的女儿出嫁。御膳房据单奏折“赏过公主、额驸（公主的丈夫）饭菜两桌”，每桌大碗菜两品：“燕窝福在眼前金银鸭子、万年青蜜制奶猪。中碗四品：燕窝如意肥鸡、双喜字鸭羹、肥鸭瓤长生果、芙蓉鸡。怀碗菜四品：燕窝鸭条、鸡皮溜海参、鹿筋火腿、鲜虾丸子。碟菜四品：海参拌燕丝、碎溜小鸡、炒面鱼、云扁豆炒肉。片盘两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四品：喜字黑糖油糕，喜字白糖油糕、喜字猪油馅馒首、喜字澄沙馅馒首。”

在清代幼年即位的小皇帝中同治是寿命最短的一位。他是咸丰惟一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短命的原因，与营养不良有关系。同治六岁即位，皇帝虽小，御膳却按照皇帝份额供给。但每膳都赏给他身边的一名御前太监张文亮“替吃”。张有一副福相脸，一张乖巧的嘴，深得慈禧的喜爱。张文亮吃毕，还要替皇帝到母后皇太后慈安、圣母皇太后慈禧面前去谢恩。御膳都让太监吃了，皇帝自己吃什么呢？

同治帝一日两膳吃两宫皇太后赐给的食品：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丝疙瘩汤、甜浆粥、柳叶汤、面片汤、豆腐片汤等。六岁儿童正处在长身体的重要时期，仅吃汤粥根本无法饱腹。他有时饥饿难忍，闯进太监的住处偷太监的东西吃。被太监发现后，立刻夺过丢掉。有的太监想给小皇帝一些吃食，又怕皇太后知道怪罪，犯欺君之罪，只好装聋作哑，按照规矩办事。同治帝六岁即位到十九岁病逝，皇帝龙身贵为天子，却没有健康的体魄，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但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尊严，每膳都摆样子自欺欺人。可见清宫刻板的饮膳制度，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清宫饮膳制度的弊端所在。

清代宫廷内为皇帝备膳厨师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清入关之后，带来的盛京满族厨师，他们大多为世传技术，父传子艺，子承父业，是清代宫廷厨师中的核心。其次是沿袭了明代宫廷留下来的山东厨师。第三部分则是依帝、后饮食爱好选用的厨师。乾隆的妃子中，有一位来自新疆和卓木的维吾尔族的香妃，宫中特为她招募回族厨师，做清真膳。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北京街头流行“豆汁”风味小吃，内务府亦在民间招募技术较高的豆汁厨役进宫制作豆汁。还有，乾隆帝南巡，喜食江南食品，带回苏、杭两地的厨师。这些人数量不多，最初仅是皇帝用膳时临时点菜再烹调制作。随着宫廷饮食的发展，江南厨师成为乾隆帝正膳肴馔的专门烹制者，餐餐指名要某某人做，几乎到了非江南风味食品不进膳的地步。这样的厨师历代都有，清末溥仪小朝廷时，御膳房备膳的十几名厨师中最有名的厨师是从北京忠信堂饭庄请来的厨师郑大水。做主食的也是宫外饭庄的郑恩福厨师，溥仪喜欢他做的面食、炸食及各种粥食。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溥仪仍居住紫禁城后半部，过着逊帝的生活。溥仪对御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饭，对西餐非常感兴趣。他指示郑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带来的外国厨师学做西餐和摆饰餐桌，还在紫禁城的丽景轩设置了西餐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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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节 住：神秘的大内寝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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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有二十四个皇帝在紫禁城里居住过，皇帝虽然不少，但他们所居住过的宫殿并不多，只有乾清宫和养心殿。清代的皇帝入主紫禁城后，顺治、康熙帝沿袭明代旧制居住乾清宫。但顺治帝经常在养心殿居住，最后死于养心殿。只有康熙皇帝长住乾清宫的西暖阁。雍正皇帝即位后，又居住养心殿。此后，清代的皇帝都以养心殿为寝宫。

自明代至清初，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乾清宫作为“天子之常居”，它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乾清宫到乾清门之间的甬道代表着天空紫微垣前方的“阁道”，雄伟阔大，巍巍壮观。“乾清”一词最早见于韩愈诗“乾清坤夷”句，意为天下清平、大地安宁。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第一座宫殿。后三宫殿名均出自《周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交泰”：即“天地交泰”，有兴旺发达的意思。紫禁城用此命名有双关意，喻皇帝、皇后家庭幸福、国家清平宁和之意。明代帝后分别住乾清宫和坤宁宫。

乾清宫坐落在三大殿迤北，为重檐庑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宫殿前丹陛上设有日晷和嘉量。东、西两边设两只铜鹤和两只铜龟。南端陈设四尊铜镀金大香炉。丹陛东、西两侧设有江山社稷金殿。

乾清宫正间正中设御案、宝座、屏风等，高悬清顺治帝御笔亲书的墨地金字“正大光明”匾，表明皇帝执政光明磊落和正大无私。左右四柱四幅楹联，是康熙、乾隆要求后代子孙的道德标准和治国安邦的道理。乾清宫东暖阁匾为“抑斋”，西暖阁匾为“温室”。清顺治、康熙住乾清宫时，乾清宫东的昭仁殿和西弘德殿，是他们学习的地方。与此二殿南墙相连的东、南、西三面庑房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东庑房从北往南排列，最北边的三间为御茶房（为皇帝管理、晋献茗饮、果品以及节令宴席等），其次三间端凝殿（专门收贮皇帝的冠袍履带衣物），再次三间为鸣钟处（收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收贮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用的砚墨），自日精门南侧为御药房（掌管带领御医到各宫请脉、煎药及坐更）、南一室敬事房（宫殿监办事处，专门管理执掌宫内一切事务，奉行御旨和承办内务府各衙门一切文书），其次为懋勤殿（懋勤翰林侍值处，收藏御用图书、文房四宝以及准备皇帝用的颁赐文件）。这些地方环绕乾清宫周围，把乾清宫围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庭院。

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方便皇帝随处居寝，制度殊异。但是还是发生了“嘉靖宫变”。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十月，在妃嫔曹氏、王氏的策动下，十多名宫女合谋，欲杀皇帝于乾清宫。随之还发生了“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乾清宫成了多事之宫。

雍正帝迁居养心殿，皇后与其他嫔妃分住在东、西六宫。坤宁宫只是名义上的内宫。按照清皇室规定，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满十五岁即为成婚的年龄。皇帝大婚典礼后，新婚夫妇在坤宁宫东暖阁洞房共住三天，皇帝回到自己的寝宫养心殿，皇后则选东西六宫中的一处作为宫殿。

养心殿与乾清宫相比，开间、进深相对严谨。这是否是雍正帝移皇帝寝兴之所出乾清宫而居养心殿的原因，实在难以琢磨。但雍正以后的诸皇帝也都没有迁出这里，安全之说似有些道理。尤其是乾隆皇帝本来打算退位后住到宁寿宫，颐养天年。但他退位仍训政，直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在养心殿。

养心殿的建筑布局和结构，与其他宫殿大不相同。前殿歇山黄琉璃瓦顶面阔七间，正间占据三间与西暖阁前檐接出高大的抱厦，而东暖阁窗前则宽敞开阔。前殿东西各建配殿五间，为养心殿一区的佛堂。前殿正中偏后，设一低平方台，台上设宝座，宝座前设御案，宝座后置屏风、宫扇，上面高悬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天花板正中是浑金的蟠龙藻井。皇帝批阅奏章、召对臣工、接见外国使臣，都在这里进行。东暖阁有康熙、雍正圣训，西暖阁设坐榻，后墙上悬“勤政亲贤”匾额亦为雍正亲书。西暖阁外安装木板屏，环境较隐蔽，雍正常与军机大臣及亲信商议军机大事。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两朝时，养心殿东暖阁便成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

养心殿后殿五间，与前殿之间有穿堂连通，形成“工”字形平面。皇帝在前殿办公，只要通过宝座后的左、右门就可回到寝宫。除被召的后妃和随侍外，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寝宫。

寝宫正间和西间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墙设木座床，也称宝座床。床上铺织锦缎坐褥、迎手、靠背垫。东、西稍间分别设有寝床，是皇帝的卧室。皇帝的寝床宽二百厘米、长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东北大炕。寝床前安装镶玻璃镜炕罩，床上铺着大红毡，明黄毯，这些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寝床冬用绣花的丝绸夹帐、夏用纱罗帐。帐内挂有装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发香味净化空气，又是华丽的装饰品。寝床上被、褥、枕头、炕单都是锦缎丝绣，色彩艳丽。皇帝寝宫内冬暖夏凉，冬天铺毡毯、置炭盆和“地龙”取暖。地龙在室内地面的表层砖下，人工搭成弯曲错落的烟道，连接室外屋檐下烧柴的大坑。坑内烧火，热气通过烟道遍及地面，足以驱寒。到了夏季院子里搭芦席凉棚，既遮阳又通风，十分宜人。

 

皇帝的寝床称“龙床”，养心殿寝宫有两张龙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个寝宫上上下下二十七张床已不算多。原来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两侧设有后妃临时居住的围房。东间宫室匾额“体顺堂”，西五间宫室额“燕喜堂”。两堂的东西两侧亦与东西围房相接，并在相接处的后墙辟吉祥、如意二门，妃嫔们来往于西六宫之间甚为方便。养心殿围房把养心殿紧紧地围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于皇帝“朝”与“寝”的需要。平时皇帝不能在后、妃宫内过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后、妃陪侍，由敬事房总管在皇帝晚膳时侍候翻牌（一种竹制的签牌，一寸宽、一尺长。上段染绿色，下段满涂白粉，书写后、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后妃当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宫室，也不能整夜与皇帝共寝，只能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围房和周围群房入寝。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华，但是，都是在种种规定和制度的约束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家庭的温暖。这些是皇帝不可违反的，也是民间常人无法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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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终生“避痘”的顺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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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１１６０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也与它有关。由于事涉宫闱，官方忌讳，致令众多相关内幕档案长期锁藏深宫，鲜为外人所知。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清宫秘档，阅读一下那些已被尘封的历史疑案种种细节。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新年还没结束，未满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死于养心殿。顺治之死，被称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围绕着他的死因，有种种传说与猜测。民间盛传着少年天子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发出家的传说，但清宫档案告诉我们：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崇德七年（１６４３）九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权利斗争后，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出人意料地继承了帝位，即顺治皇帝。不久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入主北京。顺治皇帝成为大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位天子。

六岁登基的顺治皇帝是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继位后，他始终置身于政治危机及情感挫折的漩涡中，承受着同龄人想象不到的磨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傀儡皇帝的尴尬境地，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与专权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他性格内向，体质孱弱，情绪不稳定，不得不时时提防疾病的袭击。尤其“避痘”一事，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关前太祖、太宗时期就已风行。１７世纪以来，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席卷亚欧大陆，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中国北方是天花的重灾区之一。这一时期，恰逢清政权在中国北方关外骤然崛起。

据《满洲实录》记载。清政权第一次遭遇天花，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１６１８）。这年九月，努尔哈赤起兵四万征讨另一个强敌部落——蒙古叶赫，曾挥兵直入发生“痘疫”的乌苏城，收降三百户。

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词开始在官方史书上频繁出现。史书记载，天花流行时，身为君王的皇太极不得不常常离开宫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长宁寺（现沈阳市内，后被毁）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场所。除了躲在深宫不出，皇太极还常以打猎的名义，带上眷属粮食，跑到叶赫大山里去“避痘”。《东华录》记载：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六月，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病逝。当时天花流行，皇太极正在“避痘”，没有前往临丧。之后，皇太极甚感过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处慰问。代善连忙叫人阻止，说：“圣躬犹未出痘不宜来。”皇太极却执意前往，最终协商结果，两个人跑到十里以外人烟稀少没有痘疫传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君臣会面。

清初的天花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威胁皇室，而且在社会上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及社会恐慌，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当时满洲八旗官兵也遭受到天花的严重威胁。由于他们才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进入温暖的关内，体质的差异及对气候的不适，似乎更容易被天花感染。许多人没有死于疆场，竟死于天花。比如名将多铎，为努尔哈赤第十五子，骁勇善战。入关后下江南，擒史可法，制造过骇人听闻的“扬州屠城”等事件。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他死于天花，年方三十六岁。

《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肃亲王（豪格）心惊胆战地对另一位将军说：“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于死地乎？”

天花流行，造成清初人丁大量死亡，直接影响了清朝初年八旗人丁繁衍的数量与质量。从档案记载来看，当时八旗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但婴儿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比如顺治皇帝，生有八子六女，八岁前死亡者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过半数以上。造成婴幼儿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则为主要病因。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四月八日曾有一道谕旨指出：“看来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

八旗以外的广大百姓境遇更为悲惨。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Ｄｙｅｒ．Ｂａｌｌ在给教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山西疫区看到的情形，说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只能面临死亡。

其实早在未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们就已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民间防痘法令，各旗设有专门“查痘者”，负责贯彻实施。一旦发现出痘之人，立即发往远处隔离。皇太极时，最初定为百里之外。后来虑其太远，改为六十里外，顺治入关后，又改为四十里、二十里外。《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１６６５），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在一份奏章中提到：由于凡民间有出痘的人，立即迁出城外四十里进行隔离，以防传染蔓延。当时甚至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症状与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

 

清初，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是指出过天花或经历过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没有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有可能携带病源的人。政府规定：一旦发生疫情预报，“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

蒙古各部落一向被清朝视为最可依赖的力量，早在入关前，和睦蒙古已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立下规矩，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时期，太宗也坚持执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天聪九年（１６３５），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农济等入盛京元旦朝贺，大汗皇太极欲亲往送行，土谢图济农等极力劝止，说：“汗若亲送，其礼我等实不敢受，况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请汗勿亲送。”最后皇太极还是象征性地率诸贝勒大臣出北门，送客人们到演武场而回。到了顺治皇帝，由于畏惧天花传染，竟然破坏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蒙古喀尔喀杞萨克图汗岱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等来朝，按照惯例“本由皇上赐宴，然因有痘疹事，故迎至礼部”，设宴招待。有人统计，因为惧怕天花传染，顺治皇帝从亲政第八个年头起，竟然连续六年没有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

顺治皇帝对天花的畏惧，超过乃父。《世祖实录》记载，除了宫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时，“上避痘南苑”。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避痘，顺治皇帝甚至会停朝。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京城天花大爆发，是年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千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

据史载，谕旨下发时，顺治才从外地回京。此前，他一直“携太后、皇后行猎”于遵化（今河北遵化）一带的山中。十月出发，十二月才“回銮”。这是一次奇特的出宫行猎活动。皇帝行猎通常在秋天举行，冬季行猎闻所未闻。显然行猎不过是少年天子的一个堂皇的托词。鉴于当时京中天花大流行，皇帝是在避痘。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

顺治皇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底，京城已在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春到来。这时从宫中传出了消息，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为此清廷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御医被召到了养心殿；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过大难，宫中供奉了痘神娘娘，民间传统的为过春节所挂的春联、已贴的门神、张挂的彩灯全部被撤下；同时谕令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诏大赦天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顺治皇帝还是被天花夺去了生命。

顺治死后，被埋在了生前曾避痘的遵化山中，后来这里成了清代皇帝的重要陵寝之一，即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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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节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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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个叫玄烨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今天的龙椅。

内幕是这样的：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三岁。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皇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是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清宫服务有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某种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老西洋传教士很快就帮助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皇三子玄烨最合适。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顺治皇帝终于接受了建议。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却心存余悸。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痘魔的阴影下。玄烨一出生，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栖身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硬是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博斗的点点痕迹。这个经历，在康熙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圣祖廷训格言》记载康熙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之劫，玄烨进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离去。灰色的宫中“避痘”岁月，像是一场噩梦。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一夕三惊。如果宫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就得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进出。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玄烨幼年的梦。

康熙意识到了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痘诊科，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在实施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为避免麻烦，顺治帝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时康熙对于一些元旦来朝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理藩院传谕蒙古各部后，各部王公等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而各部蒙古首领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巡幸塞北，途次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之后，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就是有名的围班制度的肇始。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目的。

康熙继位以后，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１６世纪下半叶），又称吹鼻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防痘种痘的推行是从宫中开始的。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皇太子出痘，其时正值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关键时候，为了能更多地亲自护理出痘的太子，康熙皇帝竟然连续十二天内没有批阅奏章。太子痊愈后，清廷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祭天颁诏，搞得十分隆重。

在皇太子出痘期间，有个候选知县，名叫傅为格，侍奉皇太子调理治痘方面很有些成绩，因此被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因为他善于种痘，又被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专门负责为皇子们种痘防疫。《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二月记康熙皇帝批奏给事中姚缔虞奏章中说到：“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痊愈。今宫中小阿哥等欲种痘，已令往取，”令给事中姚缔虞查调此人是否已到京，一并具奏。从此，清宫中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正式确立。清宫中皇子种痘，一般都在年幼时期。二至四岁是种痘的最佳年龄。种痘时间一般选在春秋两季，天气清爽，便于护理。水苗法采用的最多。地点一般在紫禁城内，或者圆明园。皇子种痘的程序十分神秘复杂。据清宫《阿哥种痘档》记载：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种痘，首先钦天监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好种痘吉时，奏请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设立一个封闭性的临时种痘护理所，除了四名大夫昼夜值班观察外，还设十几个太监侍候。种上痘的十五阿哥，被置于秘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此外，在旁边的房间，还专门设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的保佑。御医每天三次为十五阿哥把脉观察，及时将情况记录在案。半个月后，十五阿哥终于渡过种痘历程，一切症状消失后，走出了不见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后及十五阿哥的生母庆妃前来拈香探视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

 

这种先进的种痘疫苗法，康熙不仅在宫中推广，而且在八旗中普遍实施，甚至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当时在京的西洋传教士殷弘绪在写给一位欧洲教友的信中曾见证了１７２４年，康熙皇帝派人给蒙古推行种痘法的事情，并说效果很好，御医们回来时带了病家为表示感激送的鞑靼（蒙古）盛产的许多马匹、皮毛。康熙皇帝谈及此事时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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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节 同治应是死于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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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２日），清宫又爆出惊人消息：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二十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

少年皇帝的死因，引起了朝野种种议论与猜测，基本上分为两种说法，其一说同治皇帝是死于梅毒或疥疮。比如印鸾章在《清鉴》中就认为同治“终岁独宿乾清宫，内侍有阴导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因以致疾。”《清代野史大观》中提到，同治皇帝“与贝勒载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于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直到今天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还在持“花柳病”说。

另外又有人说同治皇帝死于天花。这主要来自官方的记载。《清穆宗实录》中提到过同治皇帝在上谕中自谓“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认为同治帝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另外曾任同治帝师傅、时任弘德殿行走的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同治皇帝到底所患为何病？官方与民间说法孰是孰非？

一百年以后，人们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当时御医记录下来的皇帝“医案”，这份档案上详细记录了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月三十日发现出痘，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驾崩，每天御医顾德立、庄守和诊断用药的全过程。其间共历时三十七天，每天诊视少则一二次，多则三四次。每次诊断脉案及用药方均有详细记载。该档案载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首诊记录：“脉息浮滑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烧……皮肤发出疹形未透。”到十一月初一日，开始出现天花明显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此后，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以后，病情突然恶化，“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皇帝“六脉已绝”，崩逝。

这份珍贵档案颇值得玩味，显然同治皇帝的病因是天花，但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基本已得到控制，痘痂结收脱落。而此后突然又流毒继发，而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此后续发的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与梅毒晚期颇为相似，引人联想。因此，也有人据以认为少年皇帝实患有梅毒，而天花只不过是引起他迅速死亡的一个诱因。

谈到同治皇帝，总会叫人联想起当年的顺治帝。两个都是年纪轻轻便死在养心殿，经历与处境也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是在六岁左右就继位登极，继位后都有过一番傀儡皇帝的生活，顺治受制于摄政王多尔衮，同治则受掣于垂帘的两宫皇太后。两人的性格与体质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论起才学与刻苦，同治要略逊一筹。同治皇帝也是个内心空虚、性格古怪的少年天子，他似乎对于上天的安排很不适应，骨子里对宫中生活极度厌倦，甚至暗中反叛。他不爱读书，醉心于一些游戏，因此才引起了民间种种关于他偷偷溜出宫，出没于酒楼、戏园、妓馆等民间场所的传说。

档案记载：正当同治重病期间，清宫中继续了二百多年前曾经上演过的传统祈祷冲灾迷信仪式：为了给病中的皇帝冲灾。仅十一月间，清廷就以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名义多次颁旨下诏，除大赦天下，还大量授官进爵。在宫中，大臣谒见皇帝，要先请安“送天喜”。然后脱下官服，“易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痘神娘娘的偶像又被从大高殿迎到养心殿中供奉，为病危的皇帝祈福。“王贝勒及内务府诸臣皆有执事，宫内皆挂红联，内监无职者皆红衣也。”然而一切仪式终究没能救回同治皇帝的命。

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按照清宫的阿哥种痘制度，同治皇帝应该是种过痘的，为什么还会死于天花？同时，人们又会想起同治皇帝的父亲咸丰皇帝，他也曾受到过天花的袭击，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瘢痕。父子两个人都遭受过痘神的袭击，一死一伤，原因何在？对于这一疑问，现存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两个人做阿哥时，都种过痘，但显然没有起到作用。毕竟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有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宫中阿哥种痘制度在嘉庆以后已形同虚设，同治皇帝，甚至他的父亲咸丰皇帝，做阿哥时很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种过痘。从现存的清代档案保存情况来看，乾隆以后阿哥种痘的记录无一所见，如果不是佚失的话，很容易使人对乾隆之后宫中阿哥种痘制度的执行产生怀疑。

同治皇帝之死还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进步与落后。中国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又由土耳其传入了欧洲。１７８６年，英国人詹纳在它的基础上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这种先进的牛痘法嘉庆年间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推行的还是传统的种痘法。如果当时清政府善于引进学习，将先进的牛痘疫苗法引进宫中，也许同治皇帝就不会死了。保守就意味着落后。据此，某种意义上说，同治死于天花，毋宁说是死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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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清宫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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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位历来就是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争夺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顾亲情的血腥厮杀。皇位来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们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应该就是保命了。

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与封建社会的所有皇帝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名医和名药，这些名医和名药也就成了所谓的御医、御药。太医院是为宫廷服务的，御药主要是皇帝、皇后和妃嫔们吃的，因此御医和御药就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量清宫御医、御药的原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关于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据《汉书》记载，黄帝时已有岐伯，管理宫廷医药的事情。周朝设有医师、上士、下士为帝王及卿大夫行医治病。秦汉时也曾设有太医令、太医下大夫、翰林医官等职官。到了金代，开始用太医院这一名称，隶属宣徽院。元代，太医院开始成为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自此以后，各朝都设有太医院，直至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

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朝的太医院，最初设在北京正阳门东江米巷，也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用黑漆书写“太医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大堂内悬挂着康熙皇帝御赐著名御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理公务的处所。大厅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外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依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将东交民巷划为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按时搬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子应差。不久，又暂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建立新的办公衙署，其建筑规模较之从前要简陋许多，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门形式，难以再现。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也倾毁无存。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１７２９）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还有吏目、医士、医生等，这些人员享受从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称御医（又称太医），各医官的品级，历朝稍有变动。历朝御医人数，略有增减。以光绪朝为例：有御医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这些御医全部是汉人。

太医院的御医，来自全国各地，从各省民间医生以及举人、贡生等有职衔的人中，挑选精通医理，情愿为宫中效力的人，量材录用。如在康熙年间，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担任太医院吏目一职。此外，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材，由御医、吏目充当教习。学习的内容有《类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内经》、《脉诀》等专业知识，经过六年寒暑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为医士或医生。

虽然在康熙年间已有西药进入宫廷，以后历朝也引进了西医、西药，但太医院主要是以中医、中药为皇帝和妃嫔诊脉开药。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３），康熙因患疟疾，就服用过法国传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鸡纳，也叫奎宁。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九月初四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也曾为光绪诊病开药。尽管如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相信中医、中药。正因为如此，中医、中药始终是太医院的主导医疗手段。我们给大家讲述的御医、御药基本上就是中医、中药。

太医院按医术分类设科，清朝初年为十一科，康熙朝和并为九科，分别是：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同治、光绪时期，又合并为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五科。各科都有专科医生。

太医院御医，日常在紫禁城内东墙下的待诊处轮流值班，随时听候太监的召唤，为皇帝、妃嫔看病、配药，同时，也担负一些其他与宫廷有关的医疗事务。这是其主要职责。此外，太医院还承担王公、公主、驸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医疗服务，这些人遇有疾病，太医院奉旨派医官前往，并将治疗经过向皇帝奏报。在外地的公主、驸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携带药品前往诊视。军营、文武会试，就连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医院也要派人前往应差。

 

第02节 记录皇帝病情的宫中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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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太医院，御医的医事活动，无论在宫中，或在宫外，凡是经过他们诊治的人，都有专门的档案纪录诊治情况，如《脉案》、《病源》、《用药底簿》等等。这些档案类似今天的病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清代宫廷医案，总数约有四万件。但是这些病案一直被深藏宫中，究竟皇帝、皇后及其妃嫔等怎样看病，御医又如何为他们施药护理，等等，一向是神秘莫测的。

这些档案的内容包括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的原始诊病记录、配方密本、御药房的各项记录，皇帝有关医案的朱批，等等。皇帝或皇后起居注及历朝实录、内务府抄件、历朝名臣文集笔记，也大量记载着皇帝及宫中重要人物的治病过程。同治皇帝患天花，从发病到病死，二十六天记录成册，无任何遗漏。如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医案中详细记录了御医李德立等共同会诊“外用熨洗”法为同治皇帝进行治疗。所开出的药方是：“木香一两，当归一两，肉桂五钱，生附子五钱，川贝五钱，草乌五钱，苍术五钱，断龙骨五钱，白芷一两，山甲五钱灸，乳香一两，透骨草一两。”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管它。

按清宫的规定，给皇帝看病的御医都由御药房太监带领，先给皇帝问过圣安，然后才能把脉、问病、开方，开好的药方，要与太监一同去御药房取药，药方的内容和御医、太监的姓名，都要记录在案，并抄写所开药方的药性、治疗方法，并署上御医、太监的名字，进呈皇帝御览。然后登记入册，并由专人保管，作为凭证，以备查考。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这些药方大多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全宗中。

不仅如此，如果皇帝患病，医治无效，以致死亡，就是所谓“龙驭上宾”，御医及其相关人员就要受到处分。如同治皇帝死后，奉慈安、慈禧皇太后懿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着即行革职，带罪当差。钦此。”后来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这使御医和相关人员一直在谨小慎微、担心害怕的心态中工作。不过，处分毕竟是例行公事，没过多久，受过处分的御医又照样行医了。

说起皇帝吃药，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煎调御药，必须由太医院御医与太监在御药房一同相互监督。两服药和为一服，因为药煎好以后，要分为两杯，一杯由主治御医先尝，后院判、内监也得分别尝试，确认没有问题，另一杯才能进奉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１７４０）以后，为了方便起见，各宫都设有药房改由内臣负责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在御药房煎药。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御医为皇帝看病的处方用药、御医姓名，都要一一登记入册，建立专门的《万岁爷用药底簿》以备查考。皇太后、太妃、皇后、妃嫔，就连宫中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只不过一般不立个人专册，而是以某宫若干人共为一册。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二月十七日“长春宫总管、首领、太监等用药底簿”。但也有例外，慈禧太后宠信太监李连英就建有个人专册。

 

第03节 皇帝和妃嫔的日常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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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是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愿望。除了有病吃药，就是保健。他们不遗余力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可是，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有限，加之封建迷信和愚昧，很多帝王走上了歪路，他们把道士炼制的所谓仙丹视为宝药，长期服用，结果适得其反，中毒早死。据记载历史上就有十几位帝王因吃丹药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一反常规，亲笔书写十几份内容相同的谕旨，要各地督抚大吏遍访神医、道士，结果吃了道士炼的丹药中毒死亡。但从中可以看出帝王们是如何奢望长生不老。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可能是最幸运的，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为历代帝王高寿之冠。慈禧一辈子为了权力，长期用于心计，她也活到了七十四岁，在当时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乾隆皇帝为此非常得意，相继刻有“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年之宝”等印章，以志其寿之长。这大概是乾隆和慈禧都认识到了吃丹药的危害，尤其是乾隆，他父亲雍正吃丹药致死，给他的教训极为深刻，不再去吃什么仙丹，而是服用真正的保健品。据研究，他经常服用养生保健品，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乾隆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服用补益与长寿的保健品，如龟龄集、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椿龄益寿药酒、健脾滋肾状元酒、丸剂健脾滋肾壮元丸、密寿固本仙方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以后，也就是在他年逾花甲、寿至耄耋时还经常服用一种名叫八珍糕的保健食品。其方组成为：党参二两，茯苓二两，白术一两，薏米三两，芡实三两，扁豆三两，□□三两（档案残缺），□□三两，白糖八两。合在一起，研成末，同白米粉蒸糕。年老的人，饮食起居没有规律，百病易生，而八珍糕具有不寒不热、平和温补、抚养脾胃、益气养血之功效。既是食品，又是补品，乾隆晚年经常服用八珍糕是再合适不过了。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正是慈禧太后二度垂帘听政的年代，这一年慈禧５３岁，日常神情已渐入老态，且患有消化不良、气血不足、行动眩晕、体乏无力等症。九月十四日总管太监李连英奉旨由同仁堂传来如意长生酒，具体应用为：陈存捐性加减史国公酒四十斤；陈存捐性加减五加皮酒六十斤；鲜木瓜丝酒十斤；外兑木瓜酒一百斤；以上共合一处，蒸淋入缸内，数年捐妥用之（捐性、捐妥，意为清除副作用）。此酒除风祛湿、化食止渴、疏通血脉、强筋壮骨，长期服用，可“得心如意，益寿延年。”慈禧太后服用后，精神大为好转，李连英奉承老佛爷显得年轻多了。

有病治病，无病早防是清宫日常保健的重要方面，无病、小病、换季的时候都要进行调理补养，分季节进行调理养身，是中医的传统，只是清宫更加讲究，力求完美罢了。在清代宫廷医案中，分季节使用的保健类药品，调治兼顾，尤其自道光朝开始日渐普遍。保健品有饮料和丸、散、膏、丹等种类繁多，仅以代茶饮为例，代茶饮就是宫中常用的保健品，应当强调的是，代茶饮不是用茶叶冲泡而成，而是由各种药物组成。在清代宫廷医案中，应用代茶饮的记载很多，其药物组成多寡不一，治疗作用各有不同，应用范围广泛，颇受宫中之人欢迎。归纳起来，代茶饮有：解表类代茶饮、清热类代茶饮、去暑类代茶饮、温中类代茶饮、补益类代茶饮。仅以补益类代茶饮为例，此类代茶饮属滋补剂范畴，主要作用于补气、补血、滋阴等虚损症。道光八年（１８２９）十二月十三日御医诊得：“全贵妃脉息渐缓，原系大病初愈，元气未复，今届大寒节令，恐伤正气，议用代茶饮”。其配方是：“人参三分，黄芪三钱，甘草五分，水煎代茶。”此茶人参、黄芪、甘草并用，可起补气之作用。

清代宫中除了患病时由御医开方用药外，对于日常防病的方药也甚为留意，无病、小病、换季之时，常用方药制成丸药服用，以达到预防与调理之功效。其实这些方药与民间家常小方相似，但就是因为宫廷成药是以皇帝、妃嫔为主，毫无疑问，为他们提供的药品质量应该是上品，具体体现在：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疗效自然就高。仅以清暑益气丸为例，嘉庆朝华妃“素有气血两亏旧症”，嘉庆八年（１８０３）五月初七日经御医涂景云、张铎诊治，认为“时届暑令，议用清暑益气丸补气养血，除湿健脾，长服调理”。其方为人参六钱，葛根五钱，五味子五钱，灸芪八钱，青皮四钱（炒），泽泻一两，苍术五钱（炒），麦冬一两，焦白术一两，神曲一两（炒），黄柏五钱（酒炒），陈皮五钱，归身一两，升麻三钱（灸），灸草二钱，合为一起，研成细末，再制成蜜丸，重三钱，每天早晨服一丸，开水送下。御医开出此方制成丸药用于华妃，暑日常服，既补气养血，又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实为妙品。

 

第04节 御用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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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看病、吃药非同小可，御药、御药材的采购同样重要。清宫对御药、药材的采购和管理有极为严格的制度和规定。按照清宫的规定，宫内设有御药房，是采购、保管、供应宫中药品的专门机构，也是太医院专门的药库，由专门的管理大臣负责，还有主事、司员、库掌等官员。配药的叫“苏拉医生”，其实就是差役，有四十四人，还有招募的“民间医生”十七人。时至今日，宫中御药房仍给我们遗留下不少珍贵的实物，如当年宫廷备用的牛宝、马宝、猴宝、狗宝、蜘蛛宝等罕见的名贵药材，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等药物，（图四：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成药）有设计精巧、携带方便的药袋、药柜，早期西洋传教士进献给康熙皇帝的西药和葡萄酒。从当年御药房配制丸散膏丹的器皿和模具来看，西医科学在太医院已经广泛应用，如大型精细的人体解剖模型，化验用的显微镜，消毒用的蒸汽发生器，以及近代的一些西洋成药等。

清王朝的宫廷用药十分庞杂。除皇帝、妃嫔等外，还有大批太监、宫女、侍卫等，总计万人以上，这些人的医疗保健用药量已经很大，再加上皇帝随时赏赐群臣和急用的药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惊人。而且对药材的品质要求非常讲究，要求如此严格的这么多药材，又从哪里来呢？

当然，皇帝要采购多少好药材也不是一件难事。为了确保药材的数量与质量，清廷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凡是出产药材的各省，每年必须按规定由药商给皇宫进送药材，并且在这些省区安排专门的官员承办。如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浙江布政使陈秉直就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办理宫中药材。

各省督抚大吏，为了讨好皇上，将当地一些上乘药材，每年按例向宫中进贡，如云南的茯苓，广东的桔红，四川的冬虫夏草等等。此外，辽宁、吉林等地山中产参，全部被清廷所控制，不得随意私挖。入山采参，要经户部发给信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许可证，否则按违法论处。可想而知，平民百姓有病哪能用上好药。

御药材的采买主要来自北京一些药商，这样就更为方便、快捷。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北京同仁堂就是供奉宫中御药的重要商号。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上谕档》记载，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并规定每三个月进药一次不得有误，历年如此，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每次进药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如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１）同仁堂药商张大镛七月至九月承办的御药有一百一十七种，重二百一十六斤十二两八钱；十月至十二月，又进一百五十种，重二百五十二斤七两。同仁堂不仅供应御药房生药，后来它的丸散膏丹配方，也被抄录宫中。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六月初四日《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一册。全书首列碧云散，尾载益寿比天膏。其中有内科配方朱砂安神丸等七十四种，外科配方生肌散等四种，妇科配方七制香附丸等四十六种，儿科配方烂积丸等六种，伤科配方黎峒丸等两种，喉科配方清咽利隔丸等三种，眼科配方黄连羊肝丸等九种，共计一百零二种。各方中之药味、重量、配制方法，都一一分别标明。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宫秘方。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该药号的诚信，除药物之外，有时甚至连宫中笔墨、纸张等用品也让他们承办。

各处送来的药材，由御药房管理药库的官员验收后，存放生药库。药材合格经验收官员签发单据，药商才能到户部领取银两。生药库收到药材后一律交管理药库医官查验，经过挑选交给御药房，再由医生炮制备用。买办药材和发放药品名称，药房领用纸张银两及配方等，在御药房医药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

中药材中的不少种类要经过炮制以后才能入药，没有炮制前叫生药，炮制的好坏，对药性影响很大，弄不好治病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少不了又有相应的制度与规定，来保证炮制的质量，因此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中药的炮制有的是在紫禁城的御药房进行，有的是在供药商号进行。

为了保证炮制的质量，按照宫中御药房的规定，同仁堂派有专人承办内廷用药这一皇差，承办人持有内务府颁发的专用“腰牌”，以便随时进出紫禁城。由于有了这份官差，可以进出宫禁之地，又是进奉药物，出不得半点差错，所选之人必须非常可靠，这就要求择人十分谨慎，审查也十分严格。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药商张洪病故，招新商张景云顶替时，由同仁堂担保，送御药房验明身份，才发给腰牌。

 

第05节 伴君如伴虎的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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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嫔妃日常的医疗与保健，都离不开御医，御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当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京，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清代历朝皇帝、妃嫔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存，像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御医无能。御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施以贿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医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赍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得，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至闻讯远遁，希望能够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太医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民间流传着“御医难当”、“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并非虚言，可其中甘苦，人们又知道多少呢？

现仅举数例，御医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若治疗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散发一股恶臭，浓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在孙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加重，刘裕铎急忙上呈奏折报告皇上。乾隆帝闻讯，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是如何治病的。显然乾隆帝极为不满。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见光绪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说明宫中御医治疗效果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医自诩，有关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宫医案中随处可见。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论示不合医理，御医又怎么敢不遵旨照办。皇帝开方，也并非全都不合医理，也有凑巧治好顽症的时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闰五月初九日，对医术颇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亲自朱批下药：“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绪皇帝对把脉开药就属于一知半解。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自己开的处方上写道：“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此类光绪帝钦定的药方在其脉案中随处可见，当时不管是否对症，御医也得遵旨使用。

（三）当然，御医进剂获效，皇帝也褒奖有赏，以资鼓励。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大臣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着赏记功一次。皇帝有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加官晋级。可就是褒奖，其处境有时也并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大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后，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他只得在京耽搁下去。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乡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医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一致认为：清代御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清宫医案不仅吸收了历代名医经验，而且荟萃了民间验方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清代宫廷医疗与保健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开拓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将会有广受欢迎的清宫医案被开发出来，造福亿万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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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紫宫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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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北京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都城的风水线上，一座宏伟瑰丽、肃穆壮观的“院落”安详又威严地矗立在那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兴兴衰衰，“几度夕阳红”的她“青山依旧在”。这个曾经既神秘又神圣的“院落”，就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宫室、“天朝”的心脏——紫禁城。

紫禁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又名宫城、宫廷（庭）、大内、皇宫、禁城、禁廷等，始建于明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历时十四年。占地近八十万平方米，筑房约八千多间，是世界上现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庞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里，居住过从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至清逊帝溥仪（宣统皇帝）两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统治中国长达五百年之久。紫禁城缘何而得此名呢？据文献说，“紫禁城”含义有两层，其一缘于“紫微正中”理论，即在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紫微星垣位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于是就认为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宫称之为紫宫；而古代皇帝在人间至高无上又自称“真龙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宫也称为紫宫。其二，在封建社会，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圈护着宫殿，警卫密布、戒备森严，一般人绝对不能靠近皇宫，就连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制。紫宫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斗转星移，日月轮回，明亡清继，禁城依旧，但是，“紫宫”真的就是“禁地”吗？

清朝，自顺治元年（１６４４）迁都北京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灭亡的二百六十七年间，先后有十位皇帝一直以紫禁城为皇宫（宣统皇帝于１９２４年被逐出宫）。这对于以武功夺取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来说，对紫禁城之禁卫自然不会掉以轻心、疏于防护，而是戒备森严，欲使紫禁城“金城汤池，永固千年”。事实如何呢？“永固千年”显然已如“始皇”一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而“金城汤池”是否安然无恙名副其实？这里，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代皇家档案中，撷取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故事，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清代宫廷生活许多不为人知的秘闻。

 

第02节 金城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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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紫禁城“金城汤池”未免是文人用语、言过其实，然而终清一代紫禁城虽屡有破禁之事发生，但城池确实没有被攻破过，更没有被攻陷过，这与城池在建筑防卫设计上颇具匠心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宫殿一样四周被城墙围护着，高大敦厚的城墙既是皇帝权威的体现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线，为了保证在这里生活、办公的皇帝“绝对”安全，紫禁城城墙比皇城的还要高大宽厚。城墙是用山东临清产的专用城砖砌成，断面呈梯形，高十米，墙脚厚度八点三三米，南北长约一千零九米，东西宽约七百八十七米。城墙顶部外侧有高一点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墙上还备放着各种兵器，这种堞墙除了建筑上的美观之外，还具有易守难攻的防御功能；另外，数千米长的城墙，仅有四门（即南面的午门、北面的神武门、东面的东华门和西面的西华门）可与外界相通，且四门均以方形巨石做门框，安朱漆金钉铺首的石塌大门两扇。四门除陈放着囊箭、弓矢、长枪和梅针箭等常规兵器外，还设有“火器”，把守非常严密。在紫禁城外围设有值房（明代称红铺），有护军日夜巡逻警戒。在值房外侧与城墙相隔十六米的是环绕禁城四周，深四点一米、宽五十二米的护城河，这条流动的护城河不仅给冷峻的宫廷平添了柔美，还把“闲杂人等”拒之墙外，又与皇城泾渭分明……禁城之外筑起了第一道禁卫“鸿沟”。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样被城墙围护着，也只有四门可供出入，南面是天安门，北面是地安门，东面是东安门，西面是西安门。在皇城之内设有汛（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辖区域白天防守稽查，夜里击更传筹。满八旗驻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卫“天堑”。

皇城之外还有内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样被城墙圈护着，但内城的城墙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宽厚得多。内城共设九门（即南面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内城墙上除有门楼、角楼、城垛外，还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卫“盾牌”。

实际上，紫禁城在建筑设计上的防卫还不止这些，比如在禁城之内还有墙垣既把前殿后宫隔开，又将宫、殿各自围防，使各宫自成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防卫单元。另外，连接宫院之间的通道都设有值班哨卡，宫门处还有专人把守，稽查来往行人。

皇城围护着禁城，内城圈护着皇城，外城又挡护着内城，层层环护，水水相隔，步步设防。城上有骑兵巡逻，城下有卫兵守护，城外有濠河环卫，城内有八旗驻防；还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军营来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这样一层层地被围裹着、一道道地被圈护着成为城中之城。而“整个北京城似乎变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设施完备、防御严密的巨型工事”，难怪乎当时文人史家把紫禁城说成“金城汤池”。

 

第03节 皇宫警卫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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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戒备森严、警卫星罗棋布人所共知，但宫禁机构到底有哪些？由谁掌管？皇帝警卫到底有多少？出身哪里？让我们进一步走近神秘的宫廷禁卫。

说到宫禁机构不能不说到八旗，八旗是清代特有的军事兼民政的组织形式，有满、蒙、汉之分。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北京以治全国，又把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驻防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禁旅八旗（又叫京营八旗）驻扎京师。禁旅八旗又分为郎卫和兵卫。

“郎卫”，即皇帝的近身警卫，包括侍卫处和亲军营等，其组成主要是满、蒙八旗中选拔的精锐人员。充当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的都是皇帝从勋戚大臣中选拔出来的。侍卫中的御前侍卫是皇帝的贴身警卫，由御前大臣负责，人员是从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中挑选出的才武出众者，共有官兵约六百人。另外还有蓝翎侍卫、宗室侍卫数百人，以及从满、蒙上三旗中挑选出来的侍卫亲军一千四百余人。

“兵卫”是皇帝的卫戍部队，包括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步军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等，负责皇帝的宿卫、清跸以及宫禁的传筹和禁门的启闭等事。兵卫由满、蒙、汉八旗官兵组成，各营设统领、都统或总统大臣、管理大臣，其中的护军营是紫禁城的主要守卫部队，由统领掌管，职责是防守紫禁城各门、掌管门钥、夜间巡逻传筹、皇帝朝会筵宴的警护等，护军都是从满、蒙八旗中挑选年轻力壮、技艺娴熟的兵丁，共约一万五千多人。在景运门还设值班大臣等三人总领宫廷门禁事务。

另外，在宫廷的禁卫组织中世代为皇家奴仆、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群体，是一支深受皇帝信赖的特殊力量。其中包括三旗包衣护军、骁骑、前锋三营，共有官兵七千余人，由内务府大臣管辖，主要职责是守卫宫门和稽查出入，宫内由其守卫的宫门共有十二处。其他担负宫廷禁卫任务的还有官兵人数达一千八百余人的前锋营；负责守卫京师和皇帝出巡扈从，掌管枪炮等火器共有官兵七千八百多人的火器营；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官兵人数多达一万余名的神机营；还有掌管着京城九门钥匙，负责紫禁城外整个京城的门禁守卫、治安缉捕，并有权“颁其禁令以肃清辇毂（京城）”的步军营（步军统领衙门），统率着八旗步兵和京城绿营的马、步兵共五万三千余人。

紫禁城的警卫不但人数惊人、装备精良，待遇也很优厚，就拿警卫军官的级别来讲就令“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的书生们瞠目。领侍卫内大臣武职正一品，职级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相同，系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最高品级；八旗都统、步军统领从一品，同于文职各部院尚书、大臣、御史衔；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等正二品，与文职的内务府总管和地方的总督同级；散秩大臣、副将都是从二品，跟文职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地方的巡抚平级；一个宫廷三等侍卫也是正五品，相当于文职的中央各部院司长品级；就连城门吏也是正七品，一个金榜题名的外任进士也不过如此。而且，所有禁卫机构都对皇帝一人负责，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在皇帝侍卫中，有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例如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十月初四日有这样一道上谕：“奉旨：殿试（武科）一甲第一名（武状元）黄培松着授为头等侍卫；一甲第二名周增祥、第三名景元均着授为二等侍卫……余拟三等侍卫十五名，蓝翎侍卫三十名”。但这种科班出身的侍卫毕竟人数很少，且是在后来才出现的。

 

第04节 森严的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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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紫禁城不仅警卫阵容庞大，宫禁制度也非常之多，要求也非常严格，这些制度无疑对加强宫庭禁卫和皇帝的人身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紫禁城的警卫值班制度当时叫“宿卫制度”，是禁城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它规定宫廷内外该值班的地方应由哪些人值班，各多少人，如何分值，由谁负责等等。乾清门是前殿后宫的分界点，与皇帝临朝的乾清宫和起居的养心殿近在咫尺，在其左边的景运门，设有专司警卫任务的值班大臣、司钥长、主事、护军校等值班人员共四十人；与景运门遥相呼应、紧靠军机处（中央最高权力机关）的隆宗门，有护军官兵三十四人在此值守。此外，在禁城内各宫、各门、各库、各隅都安排有数量不等的护军官兵值守。城门内的蹬道、城门口的栅栏等处也有护军把守，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重点值守的地方。禁城内上三旗侍卫被分为六班，每班又分两翼，日夜轮守；紫禁城外围由下五旗护军负责，每旗两天，日夜守护。所有这些禁卫人员均由景运门值班统领负责管理和稽查。

相对于城墙及宫内的守卫而言，城门的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宫内衣食日用、常朝事务、引见进贡、工程修缮等等都得通过门口这一关，这时门禁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王公大臣等在朝当班的官员按品级出入规定的宫门，并按其等第严格限制入宫时随从仆役的人数，应走到宫里的什么地方停止。午门右掖门只有王公才能通行，午门左掖门准许在朝各衙门官吏通行。但不论是官员还是办事人员凡从禁门通行者，均将本人姓名及所属旗分、佐领及内管领的名字等造册登记，送到景运门备案，还要在经由之门存放名册备份，待有关人员通行时质查。宫内太监及工匠、杂役等凭腰牌出入。如有企图混入以及私自领入者要交刑部议处，凡是名册上没有姓名或不带腰牌者不准放行。在禁城四门设有红杖两棒，由护军两人手持红杖坐于城门之下，亲王以下官员从此经过均不用起立。若不报姓名擅自闯入，无论官民用棒挞之，再交刑部议处。

禁城之门白日查验就非常严格，晚上更是仔细。宫门每天晚上都必须按时关门上锁，宫中设有值宿的司钥长，应锁的宫门到时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上锁，然后派护军校将钥匙统一交到景运门司钥长那儿，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扃鐍（音ｊｉōｎｇ ｊｕé，门上的锁具），然后司钥长还要将钥匙复查一番，检查完后统一装进匣子里再加锁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城垣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的扃鐍分别由隆宗门、苍震门、启祥门、吉祥门的护军参领验查，查验完毕后同样委派护军校将门钥送到司钥长那儿收存，这就是禁城的门钥制度。

如果在夜间城门关闭后有急要事务需要出宫门怎么办呢？合符制度有明确规定：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合符，清书中载为铜质（现存实物也见有木质的），外涂金色，分阴阳两扇，里侧分别铸有严丝合缝的阴阳文“圣旨”两字，平时阳文一扇藏于大内并要装匣上锁，阴文一扇存放在景运、隆宗、东华、西华、神武门等处。如果夜间奉旨差遣或遇有紧急军务急需出门者，必须从大内取出阳文一半到经由之门，由该门护军统领、参领取出阴文一半两者合对，验证无误才可以放行并须在次日奏报皇帝。

欲了解宫廷禁卫，传筹制度不可不知。“传筹”就是夜间值班护军之间相互传递筹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况，又相互传递平安信息的一种禁卫措施，形式类似于今日竞技体育中的接力赛。紫禁城传筹有内、外之分。紫禁城内，五筹递传，每天晚上自景运门发筹，西行过乾清门，出隆宗门，往北过启祥门，往西过凝华门，再往北过中正殿后门，又往北至西北隅，往东过顺贞门、吉祥门至东北隅，往南过苍震门至东南隅，往西仍至景运门，传筹一周总共经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围每夜传递八筹，自阙左门起绕城一周再回阙左门止。

有关宫禁的制度还有许多，在皇帝言出法随的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惊动皇帝的案例的处理结果，任何一种让皇帝有感触且开口评述的现象，或者是对王宫大臣奏报的批示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法例。

 

第05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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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就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事情总是比想像的复杂，禁城破禁之事屡禁不绝，宫廷违例情形时有发生。

清朝建立之初，宫禁严明、护军骁勇，禁城也较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权早期对文人名士的招抚，对广大百姓的安抚，当然还有对八旗人等的爱抚以及刑罚和牢狱的慑压，可以说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稳定、吏制清明、社会发展、国势日盛，历史上所谓“康（雍）乾盛世”就是注脚。在这一时期破禁之事也少有发生，至少从清代宫廷现存档案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好景不长，乾隆朝后期社会秩序就大不如前，社会问题大量滋生；到了嘉庆皇帝当政的时候问题变得严重，甚至可以说嘉庆朝是个多事之秋。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稀奇古怪的会道门迅速蔓延，教民闹事此起彼伏，各种怪事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统治权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破禁之事也就频繁发生。

１．馒头小贩、僧人偷入禁城

先说件有趣的事儿。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养心殿的隆宗门外，一个正在卖馒头的小贩王库儿被巡守人员捉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宫廷禁地岂能容商贩叫卖？事情是这样的——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做这独家买卖，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闲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袁士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同在一处服役的翟二套出去买菜，拿错了腰牌又不慎丢失，因怕受责罚不敢呈报，于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发生了。

无独有偶，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发生了一件僧人混进神武门的案件。这位和尚法号了友，安徽宁国府泾县人。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了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了友悲痛欲绝但回天无术，心无所系的他决定出家，就在梵觉寺受戒并领有度牒（僧人执照），随后就四处游募化缘。嘉庆九年（１８０４）正月间，了友在浙江参拜完普陀山后忽然心窍一开想进京求见皇上，想着皇上能赏给他主持再赏脸应请南巡。想入非非的了友就从江南、山东一带一路募化往北而来。三月二十五日抵京后在各处寺庙住歇，因他有度牒就常进皇城内游募，并屡至东华门外跪拜想趁机进宫，但因“稽查严密”没能进去。虽然如此了友晋见之心不死，他继续一边募化一边等待时机。春去冬来，一转眼多半年过去了，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天寒风朔朔，了友又到东华门外观望，被守门护军赶走，但执著的他并没有离去，而是来到景山东门外忍饥挨冻一直呆到深夜约五更时分。了友见有几个人打着灯挑着食盒往这边走来，凭他的经验判定八成是往宫里送食的人。于是，他就悄悄的跟在后面轻松混入神武门内，走进右东夹道。但大内宫深、墙高、夜黑、灯稀，一心想见皇帝的了友也不免紧张无措，就顺着墙往南走，可这次没走多远就被巡夜的护军拿获。皇上当然很快得知此事，他既怒于一个僧人竟敢破禁入宫，又怒于宫闱重地竟能如此轻入，谕令严惩。最后了友被勒令还俗，依擅入神武门者本律上加一等杖责六十，流放一年，再枷号两个月示众，期满后送交安徽巡抚衙门折责充徒。当晚神武门值班的护军官三达色等被从重杖一百，照例革职；护军明通等也被革退差使、从重杖一百，先行枷号一个月，满日鞭责后交本旗管束；神武门至东夹道失察的护军交护军统领鞭八十免其革退；职官咨送兵部照例议处。一场痴人说梦般的故事在相关人员挨打受刑之后化为泡影，禁城门禁也显漏破绽。

２．大内失窃案

除了“小贩卖馍”和“僧人朝圣”这些偶然事件之外，禁廷之内还常有盗案发生。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十二月初十日这天，在紫禁城中靠近皇帝办公生活的内廷，负责宫禁的领侍卫内大臣值班的景运门内，当班的内阁中书屈廷镇的海龙皮褂后襟被小偷割开了一道口子，幸发现及时贼人没能得手，屈大人也无太大损失，但在宫廷大内皇帝的眼皮底下、有成千上万护军的防卫，朝廷大员竟被割破皮褂差点失窃，显而易见大清的面子已先丢一份。这一事件惊动了当朝的嘉庆皇帝，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立即颁发上谕加强门禁。真可谓：贼胆包天，太岁头上动土；禁城行窃，大臣囊中取物。

銮仪卫是清宫廷掌管车驾仪仗的机关，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有一座銮仪卫的库房——銮驾内库，里边存放着卤簿、法驾等帝后典礼仪仗所需的器物，多为精选的金、银、珠、宝和精美的丝织品特制而成。内库平常大门紧锁封条把门，日夜有人看守，即使给皇帝准备卤簿、后妃们准备仪仗也得严格履行手续，并且还有专人监督。但问题还是出现了。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二月初十日一大早，在銮驾内库值班的官员惊恐地发现，銮驾内库门上封条被撕坏，锁头被撬落，库门被打开。赶紧进库点查，发现库里纯金器物八件不胫而走，金提炉、金香盒、金瓶盖等也不翼而飞。皇上随即下谕严查，但时过两月，二百多人受审后也未查出个什么结果来。道光皇帝只好下旨严惩有关官员，结果当日带班和值班的官员德凌阿等降二级调用并罚俸二年，管库官等也被降一级调用并罚俸一年。一场大内失窃案就如此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人们常说“船里漏不了针”，但有意思的是大内这条针扎不进的“船”里却把金条给“漏”了，说来属于“家丑外扬”。宫中延春阁有名太监名叫王进禄，河北怀来县人，时年二十六岁，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二月初四日，王进禄的弟弟王牛子从老家稍信给王进禄说父亲病重急需钱来治疗，王进禄非常着急，但身边没有积攒干着急没办法。一筹莫展的他忽然“急中生智”，心想身边随处都是珍奇异宝随便拿点什么不就是钱吗？说来也巧，大概是“天公作美”吧，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正在兰畹殿内打扫卫生，忽然眼前一亮，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上前去定睛一看，不错是金条。王进禄已顾不上别的了，伸手就将八仙桌上的一根金条揣进怀中……。宫廷毕竟是宫廷，“王法”到底是“王法”，小民终归是小民。王进禄偷鸡不成反蚀米，父亲的病没救着，却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后被依照监守自盗钱粮一百两至三百三十两例从重发往黑龙江，并重杖一百拨给官兵为奴。

实际上，要说监守自盗护军偷窃才可谓名副其实。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六月初三日，总管太监苏得奏报了慎刑司查获的，宫中兆祥所木库被盗的经过。贼犯常有，正黄旗满洲护军，时年二十六岁。二月十八日常有在大内值班，正好与本旗的护军扎朗阿一班，俩人聊天时无意中都说到自己家庭拮据、生活贫苦，这时扎朗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两人结伙偷窃兆祥所木库的东西变钱糊口，常有满口答应，两人一拍即合。当天晚上，常、扎二人潜至木库东边跳墙进去，将木库东厢房后檐原来堵砌的一座门刨出一个窟窿钻进去，再将西隔扇插销拨开跳进库中。一时不知拿什么好，他们就拿出小刀将大柜上的铜饰品撬下了几块，又顺手拿了十多个小物件急忙离去。第一次得手对他们“鼓励”很大，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去了，还是平安无事。以后他们俩就常常光顾这所库房，顺走的东西也由小物件变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镜等等，目标太大拿不出去的他们就地拆坏。三月的一天，常有携带已裹藏好的紫檀木边框出门时不慎泄露，被护军盘问并押送到景运门，他谎称是捡拾到的，还央求护军校至山为他求情作保，因他本人也是护军所以很快被释放，但其不思改悔仍继续作案，后被慎刑司抓获。常有被革去护军、销除旗档，面刺“盗官物”三字，流放黑龙江；扎朗阿已病故“毋庸议”；说情者至山也被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但常有偷窃所得银两却因为他家中赤贫、花用殆尽只好免于追回。

如果说下层小民“太岁头上动土，大臣囊中取物”是教化不到或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家私万金又受乾隆皇帝宠幸的权臣和珅知法犯法就匪夷所思了。原来，和珅家住西直门内，发迹后私欲膨胀，想在什刹海附近建一座豪华奢丽的深宅大院，由于清庭有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盖成王府式的建筑，只好在内装修上动脑筋，“欲与王府试比美”。恰好这时乾隆皇帝重修宁寿宫，和珅看到许多殿宇建筑设计非常别致，又非常舒适，心里便有了主意——仿建。于是，他派心腹太监呼什图潜入宫内，偷偷地取回宁寿宫的烫样（模型，既有外观，又有内装修布置等）。后来和珅府中用楠木装修的“锡晋斋”就是依照大内宁寿宫中乐寿堂的式样修置的。那么呼什图是如何通过警戒森严的宫廷之门的呢？又是如何在偌大的宫廷中探囊取物般的捧走了烫样呢？这一点其实并非秘密，只要人们了解了和珅既是军机大臣又兼内务府大臣，宫门守卫等侍卫、宫中总管太监等只不过是他麾下一名小卒就够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警卫状况无疑是有力的嘲讽。

 

祸起萧墙，监守自盗本该从重处罚以示警戒，可事情出在当朝皇帝的宠臣身上，违规私建都不了了之，至于入宫窃走烫样就不值一提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后来宫中发生的事虽也惊心动魄，但已不足为奇了。

３．禁城行刺案

这里说说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几桩暴力事件。一是嘉庆八年（１８０３）的“陈德行刺嘉庆案”。陈德，镶黄旗人，家奴出身，曾于内务府服役，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设及日常护卫情况。因生活窘迫不满于现状，闰二月二十日这天，他混进大内，伏于神武门内顺贞门前，待嘉庆皇帝御辇经过时持刀行刺，在场众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等一时竟都惊惶失措目瞪口呆，后才有一御前大臣迎前拦挡，侍卫门才缓过劲来蜂拥而上，陈德力竭被俘，后桀刑而死。嘉庆皇帝虽幸免于难，但当朝皇上目睹一场御前血战恐其至死难忘，宫廷门禁疏漏又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二月二十日这天九点左右，一中年男子肩扛一杆用袍子裹着枪头的铁枪，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神武门外，看见门口有护军把守也不避让就要硬行闯入。这时值班护军图塔布上前拦挡，此人不但毫不畏惧，且用枪直冲图塔布扎去，图塔布一闪身，衣服已被戳破。这时在神武门当班的其他护军听到声音过来围捕，这位中年男子毫不示弱，一看长枪不能发挥作用就抽出藏在腰间杀猪用的两把短刀，冲着护军们劈头盖脸一阵狂砍。鏖战中，砍破守门章京舒当阿帽檐，捋伤了护军莫尔根的手指头，砍伤护军校八十四的头脸，伤势严重。后来行刺人被围上来的护军用乱棍打倒，带至东值房审问，但该人仅供他叫萨弥文，山西五台王家庄人，因盟兄支使来京，其余问话坚不吐露，没过一会儿刺客因为伤势过重当即毙命。嘉庆皇帝马上下谕速查急奏，后来查知：萨弥文原名叫刘士兴，居住在直隶省正定府藁城县岗上镇杜村，山西五台县西王家庄人，出事前两年已拜把结盟很少回家，在外边干些什么家人也不得而知。大动肝火的嘉庆皇帝兴师动众派人访查，但无果而终，最后只能将刘士兴“戳尸枭示”警慑良民，自己解解气而已。

这件事发生后，嘉庆皇帝觉得值班护军精勉骁勇功不可没，马上发出上谕奖励有功人员。但有趣的是此案经仔细审理以后皇上了解到，当萨弥文冲进禁门时当班的护军竟然都没有佩戴武器，有些当班的护军擅离职守甚至在屋内闲坐聊天。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嘉庆皇帝哭笑不得，只好再发上谕更换守门器械并加强门禁章程了事。

事过八年以后，即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林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案”，史书中又称“紫禁城之变”。这天，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在太监的导引下攻打紫禁城，仅半日时间就直捣皇帝居室养心殿，可惜消息不准，嘉庆帝当时不在宫中。但当嘉庆皇帝得知此事后惊乎“我大清从前何等强盛，今乃至有此事。”更令嘉庆恼怒的是：“当守午门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宫禁松弛、纪律涣散、守兵虚弱昭然若揭，清廷颓势积重难返。

４．门禁事件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种种原因宫禁更加松弛，破禁之事频繁发生，大内宫门上的铜瓦门钉竟能被人窃取并屡屡得手，东华门楼上存放的兵丁盔甲也被贼人洗劫，这些不该发生在紫禁城中的故事虽让外人咋舌，但这类事情毕竟是“古已有之”，而最高统治者立法损法带头破禁就匪夷所思了。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紫禁城午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门禁事件。八月十二日清晨，慈禧太后身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杂役抬着两千两赏银和一些宫中物品奔醇亲王府而去。不料当他们走到午门时却被值班的护军给拦住了，要他们按规定出示门文（出门证）。李三顺有太后口谕哪能示弱，冲着护军们说：“这是太后特赏的东西，没有门文。赶快放行，别耽误时间！”值班的护军们并不买账，坚持要照章办事。李三顺扯着嗓门说：“向来宫里赏给王公大臣的银子都没有门文只有红单，今天干吗非得要门文？”已经拗起来的护军哪肯服软，仍然坚持一定要出示门文才能放行。李三顺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要门文你们自己去办！”值班护军也不吃这一套，还是不放行。李三顺无奈就嘟嘟囔囊的转身准备去景运门补办门文，但没走多远就被护军玉林叫住，随即上去就扭住了李三顺的右手，这时，护军祥福也赶过来帮忙，一把抓住李三顺的衣襟将其摁倒在地，一时火气上涌，两人一阵拳打脚踢。李三顺一个太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左肋受伤昏死过去。护军章京隆昌一看事情闹大无法收场，赶紧打发护军常禾去景运门向值班大臣禀报。说也巧，也该出事，太监刘钰祥正好从此路过，一看此景声称要回去禀报太后，护军忠禾想制止他，一把揪住了发辫，但由于用力过猛一绺头发当即就被揪下来。这时，在景运门值班的护军统领岳林闻讯赶来……虽然当时仍是两位太后“垂帘”，但谁都知道贪权狡诈的西太后是实权派人物，得罪了当朝实权派人物那还了得。第二天，年仅十岁的光绪皇帝就在“两太后”的授意下发出上谕，要求将起事护军及有关人员均交刑部严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在那几个倒霉的护军官兵头上。

 

本来这等事一出，结果也就出来了。不过事也凑巧，在两太后操纵光绪帝下令惩治午门护军不久，又发生了一起由于守门护军失察，疯人刘振生擅入神武门混进深宫后才被拿获的事件。这起事件无疑给一心想发泄私愤的慈禧太后敲响了警钟，虽然她的面子大于国法，但与身家性命相比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经过反复审查、仔细斟酌，两太后终于做出从轻发落的懿旨：“惟念门禁最为重要”故“格外加恩”，但当事人玉林仍被革去护军，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满鞭责发落；祥福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忠禾革去护军，杖一百不准折赎，圈禁二年期满折责三十板。虽然对这几名护军的最后判罚也并不轻松，但这比起圈禁五年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就要好得多了。

了解了以上的各种情形以后，下面介绍的事件就是“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了。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三月十二日夜，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颐养天年的宁寿宫，被两个盗贼撬开门锁潜入其中，盗出制钱三百四十串，第二天一早，一只装着腐烂菜叶的垃圾筐被运出紫禁城，宫中的制钱也随筐出了禁城。得手后的盗贼故伎重演，直到暴露为止。后来，涉案的两个“内奸”（一满一汉）虽被处置，但宫廷门禁的情况也让老百姓窥见一斑。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七月初八日，太和殿（即金銮殿）也就是皇帝登极、举行大典、命将出师等之所在的神圣殿堂，却有人在里面手舞足蹈、拍打窗棂，更可怕的是他随身带有短刀、火柴、石块等危险品（凶器）。此人是什么人？怎么进的禁城？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名叫贾万海，顺天府大兴县人，时年二十九岁，患有疯疾，这天病情发作，竟携带利刃、火柴等物混入大内，见无人发觉，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窜进大殿，看着金碧辉煌、华贵出奇的殿堂，一时兴起竟手舞足蹈于圣殿之上，而且敲打窗棂以助其兴。此疯病患者最后虽然被处以极刑，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禁卫状况无疑是有力地嘲讽。

由于破禁之事频繁发生，清政府不断颁发上谕严格门禁制度，厘定门禁章程；加强宫廷守卫人员，更换守卫器械。但也未能确保紫禁城长治久安，破禁之事更是愈演愈烈。应该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紫禁城——皇宫大内，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神秘莫测、高高在上，让王公大臣也战战兢兢，不胜惶恐的神圣殿堂，却被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铁蹄踩在脚下，“八国统兵官员及各国公使随意出入大内”。后来清查，宫内仅金银器具、铜瓷器皿等就丢失了数千件，且不说书画陈设、珍玩细软等宝什。宫禁到此地步，“帝国”这般下场，可气！可悲！可叹！

纵观清代紫禁城之禁卫，从整体上说是“禁”大于“不禁”、“偶然”少于“必然”，但是，宫禁从清初设立到清亡为止一以贯之且不断强化，事发一次整肃一次，典章制度再完备一次。机构在扩大，人数在增加，兵械在更换，处罚在加重，而破禁之事却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呢？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庆皇帝在陈德行刺案发生后曾朱笔亲书的那样：“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实际上岂“失德”二字了得？一言以蔽之：清代紫禁城既防守严密，又漏洞时出；既禁戒繁缛，又网开一面；既严刑峻法，又执法犯法。微观上说，这仅是宫廷“疏于管防”“刁民”兴风作浪而已，宏观上看，宫廷失禁是发展至巅峰时期的封建专制社会走向没落的征兆，是民心向背的反应，事出偶然实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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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皇帝的财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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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南端?曾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是在清代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关注清宫生活或十三行兴衰者不乏其人，而对十三行与宫廷关系的探索，几乎是个空白。让我们透过清宫秘档?去发现那湮没已久的历史。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的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从１７世纪末开始，每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泊靠广州港，便有善于传译语言、沟通商情、熟悉洋务的洋行商人负责接洽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广州十三行独具魅力地吸引着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在他南巡回京之后，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所属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八十五年。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向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惟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国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季候风回归。时人赋诗：

香珠银钱堆满市，
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番官占楼住，
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
洋货如山纷杂处。

这就是１８、１９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孕育了广州十三行这一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岁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税银仅五十二万两。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税银达一百一十万两。到鸦片战争之前，洋船多达年二百艘，税银近一百八十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设，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二十六家。

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六十万两左右。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亏欠银两或贪污腐败，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差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水平和对外贸易信誉。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他们都是家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豪富。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长期操纵着对英国生丝贸易的市场。其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氏洋行与美商关系最为密切，这里出品的茶叶，通过美国旗昌洋行远销欧美各地。１９世纪中期，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在美国就能卖出高价。伍家资产在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约有二千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２００１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庆年间，行商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得以独占棉花交易市场。

 

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记载，道光二年（１８２２）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价值四千万两白银的财务，“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由此我们可以略见十三行商馆的奢华。有位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州，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十三行行商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交通官府、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

从清代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洋船到港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这种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因此，行商从官府方面得到过许多庇护。

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随后自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到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

 

第03节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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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场所，于是，十三行架起了一座引进西洋人才的桥梁，为宫廷送去大批有才华的西洋使者。从康熙年间开始，一些西洋学者、医生、画匠等因仰慕神秘的东方文明，纷纷搭乘本国商船远渡重洋来到广州港，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取得进入皇宫的通行证。他们首先要由广州行商引见，方能得到官府的保送以至皇帝的批准。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映，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商馆内的八所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清宫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两广总督赵弘灿奉旨安置新到的西洋人在教堂学习，康熙帝一再叮嘱：“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等就是经十三行进入宫廷供职的。身处幽宫的中国皇帝，对西洋人的各样才智极具好奇，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曾得到特别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皇帝身边出现了金发碧眼、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广东巡抚杨琳报告，二十七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帝在该奏折上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他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为皇家画的许多作品题材广泛，严谨写实，既有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卷，也有众多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肖像及走兽、花鸟等。郎世宁的整个艺术生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使者。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郎世宁在宫中曾向中国画匠传授欧洲绘画技法，他的学生有十余人。乾隆年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营造工作，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动物头像也有他的功劳。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皇帝从京城派钦差赴广州十三行，专程伴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赴京，并捐钱物予以厚待。戴进贤从此终生在宫内供职达二十九年，他管理钦天监事务，在治理历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西洋人操着中国的官话、土话和方言出入于十三行商馆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英商洪任辉便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国通”。

广州行商在引进西洋人才方面还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是个善于网罗西洋人才的君主，当他看到宫中当差的西洋人相继病故，便为“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而忧虑。他多次密谕广东官员留心访查到粤西洋人，如有情愿赴京者“随时奏闻，勿为阻拒”。行商潘文岩及时地找到宫廷急需的天文和医学人士。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有位名叫巴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广州，因未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法兰西夷馆多日，没有与洋行商人互通信息。因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人们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业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并善于把欧洲艺术与本地传统结合而创新。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材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

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

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展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陈祖章父子等制作出著名的牙雕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汇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第05节 采办洋货作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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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从洋船上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五万五千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三四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皇帝对广州洋货贡品还会经常提出具体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乾隆帝更是极其痴迷西洋珍宝，他在二十三年（１７５８）的一道谕旨中，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可以称得上奢靡已极。精明的外商很快看透了中国皇帝的嗜好，他们在次年便对几种新巧货物抬价居奇。乾隆有时也会指令洋行商人不必急于购取，“一两年后，势必减价出售”。乾隆帝能够如此把握洋货市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巧妙的对策。嘉庆帝则偏爱南洋热带水果?他曾多次批示?“贡物不必增添?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四十斤。承办者多方寻找，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七万斤。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面对来自皇宫的庞大需索，洋行商人不得不承受许多的无奈。

 

第06节 洋行倒闭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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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作为“天子南库”，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惟有广州一口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广州十三行是洋货行的统称，并不表示洋行的实际数字。据统计，只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和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两年洋行之数恰好是十三家。其余各年，最少的为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仅有四家；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有二十六家。广州洋行存世一百多年，在其历史上，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家族极少，多数行商都富不过三代，基本是在开业后一二十年间倒闭歇业，例外的主要有同文行的潘家与怡和行的伍家。这是因为，全体洋行商人在事业的维持上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自乾隆末期开始，铺张盛行国用无度。因祖训不得加赋，财政上的负担便要转嫁给农人以外的百姓。商人以其富有，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政府盘剥的对象。从乾隆末年到嘉庆朝，是整个行商团体蒙受来自官方强大需索的时代。政府以皇帝万寿、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这期间广州行商平均每年的负担超过十万两白银。就国际贸易环境而言，这时期的许多欧陆国家，如法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国由于欧洲战争爆发，无力派船前往中国，这就增加了中西贸易的不稳定性。在商场上，行商的主要对手，先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各国商人，稍后是以英国怡和洋行与美国旗昌洋行为代表的外商。这些西方商团财大势雄，资金不足的行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些行商为了摆脱困境，盲目向外商借债，甚至买空卖空。清廷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及外商滞留中国，绝不允许华商拖欠外债，否则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便可以任意离去。因此，洋行在经营上面临着各种不测的风险。

在中国官方的桎梏及西方商人的钳制下，多数洋行周转不灵，债台高筑，行商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所欠夷债、官饷均由全体行商继续摊赔。这种由众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行规，使多数洋行不堪重负。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裕源洋行张天球、泰和洋行颜时瑛积欠英商债银近二百万两，政府下令抄家、发配新疆，所欠债款由开业中的行商分十年清还，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这种连带互保制从此成为洋行的定规，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十三行中的应用。以后相继出现洋行界排名第三的而益洋行石中和，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欠债银一百一十三万两破产；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营业的十家洋行中有七家欠英款，总数达白银一百零六万两；道光四年（１８２４）以后，丽泉等五商行相继闭歇，欠税银二百六十余万两等等。这些债务全部由其他行商分年偿还，就连两广总督卢坤也不得不承认：“疲行歇业，众商代为摊赔，每至殷商亦转为疲乏，在众商实害切剥肤”。然而，清政府在帮助行商摆脱困境上却无能为力。

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债欠，豪商潘致祥曾设法脱离了洋行界。对政府而言，广州洋行流失有实力的业头是不能容忍的，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在两广总督蒋攸铦的主导下，潘致祥被重新召回充商。蒋攸铦称：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现在洋行疲敝之时，岂能任他置身事外。不久，潘致祥便奉旨重操旧业，担任十三行的总商。

早期中国洋行在经营上的困惑持续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除两三家殷实富商成功地发展产业外，其余资本薄弱的小行商则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由于“夷欠”过多，中外债务纠纷不断。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不久，道光帝下令“不必多方购求西洋物品”，洋行每年进贡洋货的定制也随之停止。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具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从此，洋行商人各奔东西，广州十三行退出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值得追溯的历史，以十三行为依托的宫廷洋货热潮也从此而告终，国际贸易的中心逐渐被上海、香港所取代。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于广州市城西一条孤零零的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