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个万能药 人口使清朝衰败
先看一段文字：根本就没有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个康熙乾隆末世
从康熙乾隆年间到现在，二百多年来一直有个说法，叫做康熙乾隆盛世。这个说法这几年更是被炒的火热。但康熙乾隆年间真的是盛世吗？
大家知道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国的人口的变迁说起。中国的人口在近代，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的角色和状况的演变而变化的。事实上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长缓慢，长期徘徊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那也就是16世纪末的时候。到清朝初期对人民的大屠杀后，中国人口又下降回原来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国人口约一亿，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人们历来都把康乾年间的人口增长，说成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还有人提出一些如人口迁徙，或新农作物引进等附带原因。而只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个康熙乾隆末世，这个人就是的作者曹雪芹。而且，这个末世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而且更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所以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挽歌。事实上，康熙乾隆年间人民生活，比以往的封建年代，比如比明朝时，并没有什么提高(人均GDP只是中国14世纪后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如人均粮食)，人口平均寿命更没有提高。
世界人口数千年的变迁告诉我们，人口数量或质量，只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变化。超过一定范围的变化的原因，则只能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而是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的暴涨(事实上暴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贵族阶级并不会减少原有的需求来满足新需求，比如说，贾宝玉不会为了在怡红园住宅里安装一块西洋进口的镜子而少吃几天饭，或少穿衣服。那么贵族阶级的新需求，就只好以中国农民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可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从康熙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出现的大量与西方的贸易，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口超比例暴增，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封建社会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首先，中国的贫苦农民不仅要继续满足中国封建统治经济对本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还要满足他们对西洋舶来品的新需求。这样，中国贫苦农民就不仅受到中国封建统治经济的剥削，现在还受到西方新兴的，敲上门来的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再只是原来的封建地主，同时还扮演起最早的买办阶级的角色。而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剥削的贫苦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第三世界命运的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伴随着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世界贸易逐步形成，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表现为两类完全不同的样式：在西方，伴随海外贸易，冒险和公开掠夺，是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出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则是统治阶级的新的贪婪和欲望的积累，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产生。而这，就是后来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关系的来源。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方面(见SAMIR AMIN)。当年曹雪芹的判断和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康熙乾隆年间根本不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康熙乾隆末世，因为中国第三世界命运就恰恰是从康乾年间开始的。康熙乾隆之后不久的鸦片战争，则仅仅是一个惨烈的证据。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践踏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余年世所罕见的苦难。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见MADDISON)。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中国人均寿命在解放前不到35岁。
大家知道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从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中国的人口的变迁说起。中国的人口在近代，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的角色和状况的演变而变化的。事实上中国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长缓慢，长期徘徊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那也就是16世纪末的时候。到清朝初期对人民的大屠杀后，中国人口又下降回原来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国人口约一亿，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间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胀，从一亿猛曾到三亿，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37%(见ANGUS MADDISON)。人们历来都把康乾年间的人口增长，说成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还有人提出一些如人口迁徙，或新农作物引进等附带原因。而只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个康熙乾隆末世，这个人就是的作者曹雪芹。而且，这个末世不仅仅是清王朝的，而且更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所以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挽歌。事实上，康熙乾隆年间人民生活，比以往的封建年代，比如比明朝时，并没有什么提高(人均GDP只是中国14世纪后的平均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如人均粮食)，人口平均寿命更没有提高。
世界人口数千年的变迁告诉我们，人口数量或质量，只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变化。超过一定范围的变化的原因，则只能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而是康熙乾隆年间人口的暴涨(事实上暴涨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康熙乾隆间中国大量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总产品中有25%进入市场(见ROBERTS)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与中国鸦片贸易一项，就占到英国当时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国从西方进口的，还有钟表，玻璃，西洋纺织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可不是中国一般穷苦农民享用的。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些进口洋货成为中国封建上层阶级的新需求。中国则以出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等来换取这些贵族阶级的新需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贵族阶级并不会减少原有的需求来满足新需求，比如说，贾宝玉不会为了在怡红园住宅里安装一块西洋进口的镜子而少吃几天饭，或少穿衣服。那么贵族阶级的新需求，就只好以中国农民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可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劳动。而更多人力劳动，主要的只能来源于人口的增加，因为半夜鸡叫之类的办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人口在康乾年间超比例暴涨的根本原因。
从康熙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出现的大量与西方的贸易，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口超比例暴增，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封建社会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变化。首先，中国的贫苦农民不仅要继续满足中国封建统治经济对本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还要满足他们对西洋舶来品的新需求。这样，中国贫苦农民就不仅受到中国封建统治经济的剥削，现在还受到西方新兴的，敲上门来的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再只是原来的封建地主，同时还扮演起最早的买办阶级的角色。而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剥削的贫苦农民阶级的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第三世界命运的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伴随着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世界贸易逐步形成，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表现为两类完全不同的样式：在西方，伴随海外贸易，冒险和公开掠夺，是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级的出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许多地方，则是统治阶级的新的贪婪和欲望的积累，买办阶级和受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产生。而这，就是后来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关系的来源。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方面(见SAMIR AMIN)。当年曹雪芹的判断和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康熙乾隆年间根本不是什么康熙乾隆盛世，而是康熙乾隆末世，因为中国第三世界命运就恰恰是从康乾年间开始的。康熙乾隆之后不久的鸦片战争，则仅仅是一个惨烈的证据。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践踏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余年世所罕见的苦难。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统计，中国人均GDP从1820年的$600(按1990年国际货币计算，即1990年的实际购买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见MADDISON)。这连续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当时所仅有的。按人均GDP，中国1949年是全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从鸦片战争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中国人均寿命在解放前不到35岁。
以下是驳斥：
右派骂他封建专制,左派骂他和买办勾结欺压人民,民晕骂他,大汉族主义者更是骂,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海外反华势力：诬蔑清朝挑起民族矛盾.儒教信徒：清朝不是正统，甚至把纪大才子也骂成汉奸，媒体有报导.我朝批判清朝：社会主义道路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文章最搞笑的是用一本小说“红楼梦”来当论据，这如同当年用“红楼梦”来论证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清朝出现过一样。此外，作者说“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大量贸易”，但是，我们现在又在课本里面说清朝闭关锁国~
“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疑问。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和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
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
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 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和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
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
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 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中国清王朝或满族王朝的历史及在它统治期间的繁荣和人口增长。两位杰出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给了王朝一个强有力的开头，全国疆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范围。但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无相应的基于技术进步的生产发展，逐渐使中国衰弱下来，终至无力对付以1839--1842年中英战争（或鸦片战争）为顶峰的外国人的新压力，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屈辱的失败。在日本，足利幕府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内战导致军阀丰臣秀吉的胜利。丰臣秀吉在1598年死去，其地位由德川家康（1542--1616）取代，后者建立了以江户（今东京）为首府、统治日本直到1868年的德川幕府，它首次将全日本置于强大中央政权控制之下。到1638年，所有外国人，包括惹麻烦的传教士，尽被驱逐，基督教皈依者被杀或被迫改宗，每年只允许一到两艘荷兰船到长崎贸易，这使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多少还有点儿了解。但是，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人的兴起，使封建制度内部关系紧张；美国人最终强迫日本在1853年开放门户，并导致德川幕府垮台。
同蒙古人一样，满人只占全帝国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一，也就是满人总数仅稍多于100万。如果没有全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合作，满人的统治是没有希望的。汉人在整个王朝全部官员职位中占了约90%。满族贵族把持着最高军事职务，但正规军、民兵和卫戍部队的压倒多数以及很多将军都是汉人。省级政府由协同工作——当然也互相监督——的汉人和满人组成的两人班子领导。在所有级别地方政权中继续起着非正式领导和管理作用的绅士阶级一直几乎全是汉人。绅士阶级通过由满人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的科举考试，从受过儒教经典教育的本阶级人士中源源不断输送了几乎全部官员人选。在首都北京，内阁、各部和中央监察机构的官员，由汉人和满人平均担任。清代中国的汉人特色远远超过了满人特色。
清朝统治的头150年，因两位罕见的能干而又勤于政事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的长时间治理，而成为一个特别光辉的时代。他们确立的制度导致了繁荣，其结果之一是人口开始增加并持续到1900年以后，大概达到了1650年前后人口的三倍，但在18世纪后期以前，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一直高于人口增长；甚至在人均收入已经下降了两代人或更长时间的1840和1850年代，英国观察家依然承认，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要好于大多数欧洲人。
食用和非食用农作物，现在受到如园丁对待单株植物那样的照料；频繁的定期施肥和除草皆用手工；灌溉的水深按每种作物的高度和需要，随季节变换而恰如其分地调节。人粪肥现在也普遍采用，其数量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为更充足的施肥提供了肥源。所有这些方法的综合效果，使得水稻单产提高了一倍以上，而总产量则因一年两季或三季稻的推广和新垦耕地而进一步增加。自汉以来中国主要农作物水稻生产的改进，加上新灌溉能力及传统农业体系其他措施的加强，大概是食物增加的主要源泉。总人口的增加既刺激了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强化，也为精耕细作提供了人力资源，但它也是清政府及地方行政长官和地区绅士阶级推行的一项政策。水稻灌溉系统是一项需要精心设计的事业，它要求能够按照需要改变水的深度，收获前数星期又得将稻田的水排出。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不过由此获得的增产是丰厚的回报，而中国的繁荣源源不断补充了所需的人手。一个现存的高产农业体系，加上前述各种变化、改进和补充，这就是原已庞大稠密的人口何以能在两百年内增加一倍到两倍而又维持甚或提高食物供应水平的原因。农业依然是经济的核心和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但剩余农产品为生存和商品交换创造了更大空间。清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字，也同以前各朝代一样，并非人头总数，而是根据各地乡村头人报告的户数和适合服兵役的成年男人数，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及产量的登记也是为了征税目的；如同前数百年那样，在一个时期内还征收过人头税。由于人人明白这些数字乃用于计算纳税额、征兵或强派劳役，因而乡村头人和各家各户自然倾向于少报数字。
清王朝初期曾经宣布永远不会征收人头税，它后来与土地税和收获提成税合并。与此同时，清王朝明白，人口增加的报告是他们统治所造成的繁荣的可喜证据。如果报告的人口很少或没有增加，则表明地方行政长官无能。由于这些及其他与统计上不准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经常但并非总是排除妇女、仆人、幼儿和非汉人）有关的原因，引用清朝人口数字时必须谨慎。但是，长期趋势是明确的，人口从17世纪末期的大约1.5亿（显然估计过低），增加到1850年的4亿甚至可能4.5亿，到1900年则达5亿。开始时几乎肯定过低,1750年后则过高的官方数字是，1741年为1.42亿而1851年为4.32亿。这些数字强有力表明一切运行良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变成了这个制度再也无法有效承受的负担，它导致了贫困和动乱的扩大。
宋代和明代从东南亚引进的早熟水稻，清朝时期得到进一步改良，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渐次缩短。在生产期长的南方，这意味着更多的地区可以一年种两季水稻，有些地区甚至可以设法种三季。把秧苗从专门苗床移到大块水田中成行插植的技术，在清代已普遍采用，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并进一步缩短了收获前花费的时间。
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人口增加大概超过了生产的增长，人均收入停步不前，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最贫困地区首先受害，地方盗匪活动加剧。18世纪末发生了公开起义，对清王朝后来的统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元朝和明朝覆灭后归于沉寂的白莲教秘密会社恢复了活动，在1796年的大起义中又一次脱颖而出。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统治王朝再次陷人了困境，可能正在丧失上天授权。白莲教半佛教性质的秘密仪式和他们推翻满清的许诺，配合了现已广泛蔓延的农民穷困，从而吸引了很多追随者。起义者在长江上游地区三省边界，依靠山中要塞对抗官军直到1804年。镇压白莲教的巨大花费消耗了国家资财，助长了军事行动和军事采购中的腐败。战事不必要的拖延过长也暴露了军队战斗力的衰退，甚至在和珅垮台后，最后还是不得不依靠约30万地方民兵的援助。
同蒙古人一样，满人只占全帝国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一，也就是满人总数仅稍多于100万。如果没有全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合作，满人的统治是没有希望的。汉人在整个王朝全部官员职位中占了约90%。满族贵族把持着最高军事职务，但正规军、民兵和卫戍部队的压倒多数以及很多将军都是汉人。省级政府由协同工作——当然也互相监督——的汉人和满人组成的两人班子领导。在所有级别地方政权中继续起着非正式领导和管理作用的绅士阶级一直几乎全是汉人。绅士阶级通过由满人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的科举考试，从受过儒教经典教育的本阶级人士中源源不断输送了几乎全部官员人选。在首都北京，内阁、各部和中央监察机构的官员，由汉人和满人平均担任。清代中国的汉人特色远远超过了满人特色。
清朝统治的头150年，因两位罕见的能干而又勤于政事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的长时间治理，而成为一个特别光辉的时代。他们确立的制度导致了繁荣，其结果之一是人口开始增加并持续到1900年以后，大概达到了1650年前后人口的三倍，但在18世纪后期以前，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一直高于人口增长；甚至在人均收入已经下降了两代人或更长时间的1840和1850年代，英国观察家依然承认，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要好于大多数欧洲人。
食用和非食用农作物，现在受到如园丁对待单株植物那样的照料；频繁的定期施肥和除草皆用手工；灌溉的水深按每种作物的高度和需要，随季节变换而恰如其分地调节。人粪肥现在也普遍采用，其数量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为更充足的施肥提供了肥源。所有这些方法的综合效果，使得水稻单产提高了一倍以上，而总产量则因一年两季或三季稻的推广和新垦耕地而进一步增加。自汉以来中国主要农作物水稻生产的改进，加上新灌溉能力及传统农业体系其他措施的加强，大概是食物增加的主要源泉。总人口的增加既刺激了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强化，也为精耕细作提供了人力资源，但它也是清政府及地方行政长官和地区绅士阶级推行的一项政策。水稻灌溉系统是一项需要精心设计的事业，它要求能够按照需要改变水的深度，收获前数星期又得将稻田的水排出。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不过由此获得的增产是丰厚的回报，而中国的繁荣源源不断补充了所需的人手。一个现存的高产农业体系，加上前述各种变化、改进和补充，这就是原已庞大稠密的人口何以能在两百年内增加一倍到两倍而又维持甚或提高食物供应水平的原因。农业依然是经济的核心和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但剩余农产品为生存和商品交换创造了更大空间。清政府统计的人口数字，也同以前各朝代一样，并非人头总数，而是根据各地乡村头人报告的户数和适合服兵役的成年男人数，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及产量的登记也是为了征税目的；如同前数百年那样，在一个时期内还征收过人头税。由于人人明白这些数字乃用于计算纳税额、征兵或强派劳役，因而乡村头人和各家各户自然倾向于少报数字。
清王朝初期曾经宣布永远不会征收人头税，它后来与土地税和收获提成税合并。与此同时，清王朝明白，人口增加的报告是他们统治所造成的繁荣的可喜证据。如果报告的人口很少或没有增加，则表明地方行政长官无能。由于这些及其他与统计上不准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经常但并非总是排除妇女、仆人、幼儿和非汉人）有关的原因，引用清朝人口数字时必须谨慎。但是，长期趋势是明确的，人口从17世纪末期的大约1.5亿（显然估计过低），增加到1850年的4亿甚至可能4.5亿，到1900年则达5亿。开始时几乎肯定过低,1750年后则过高的官方数字是，1741年为1.42亿而1851年为4.32亿。这些数字强有力表明一切运行良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变成了这个制度再也无法有效承受的负担，它导致了贫困和动乱的扩大。
宋代和明代从东南亚引进的早熟水稻，清朝时期得到进一步改良，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渐次缩短。在生产期长的南方，这意味着更多的地区可以一年种两季水稻，有些地区甚至可以设法种三季。把秧苗从专门苗床移到大块水田中成行插植的技术，在清代已普遍采用，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并进一步缩短了收获前花费的时间。
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人口增加大概超过了生产的增长，人均收入停步不前，然后开始缓慢下降，最贫困地区首先受害，地方盗匪活动加剧。18世纪末发生了公开起义，对清王朝后来的统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元朝和明朝覆灭后归于沉寂的白莲教秘密会社恢复了活动，在1796年的大起义中又一次脱颖而出。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统治王朝再次陷人了困境，可能正在丧失上天授权。白莲教半佛教性质的秘密仪式和他们推翻满清的许诺，配合了现已广泛蔓延的农民穷困，从而吸引了很多追随者。起义者在长江上游地区三省边界，依靠山中要塞对抗官军直到1804年。镇压白莲教的巨大花费消耗了国家资财，助长了军事行动和军事采购中的腐败。战事不必要的拖延过长也暴露了军队战斗力的衰退，甚至在和珅垮台后，最后还是不得不依靠约30万地方民兵的援助。
清朝的光荣和技术落后
中国可能已经从它18世纪的巅峰衰退，但离崩溃还很远。虽然乾隆之后诸皇帝比他和康熙的光辉逊色，却仍然是负责和正直的。危害乾隆统治时期最后阶段的腐败大大减轻，他的那些机诈亲信已被除掉，一个讲求责任和贡献的新氛围也已形成。1830年代对被腐败搞得半瘫痪的官府垄断盐业的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这是表明甚至帝国官僚政治也仍然具有应变力量来改正缺点的众多证据之一。
清朝极盛时期的艺术仍然是优美的，但很多晚清绘画、装饰和陶瓷缺乏创新，到清朝末年则往往变得过分矫揉造作；与它当时的学术和哲学一样，虽然技术上无可挑剔，却集中于模仿传统主题而又缺少较早时期的勃勃生机和想象。随着商业财富进一步扩大，城市文化得以继续兴旺；城市居民也能读到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欣赏当时的艺术，观看戏剧表演。它仍然是一个先进和繁荣的社会，总体上继续充满自信甚至自满。官方对傲慢无礼的野蛮人如英国人的轻蔑态度，是符合多数中国人的观念的。
国内情形确实不妙，政府没有恰当的长期对策来解决人口不断增加造成的无情压力。开始时衰退是缓慢的，中国十分庞大，其社会和经济，除它的官方垄断机构外，基本上与政府管理无关，因而衰退颇费时日。这里那里出现麻烦迹象，并不意味着整个制度腐朽——至少尚未达到这——步。政府和军队中某些官员的无能或腐败也不表示整个行政部门已经处于窘境。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在政治领域之外，并且在政治衰退极为严重时也能继续繁荣，政府只是薄薄的一层。不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评论家，经常根据政治衰退迹象错误地认为整个国家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根本问题是人口比生产增长更快所造成某些地区乡村的贫困。已经发挥出最高效率的传统农业技术达到了它的极限，可供耕种的土地也已全部开发，生产的任何增长只有借助新技术才有可能。中国现在迅速落在西方后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意识到这点或准备好尝试新路子。中国对现已处于优势的欧洲技术不感兴趣，尤其不愿意看到因推广新技术必然伴随而来的一时混乱。中国继续排斥这类新事物，排斥来自外国的任何思想或革新。它极力维护伟大的和谐；它自满甚至自我陶醉地为它的光荣传统骄傲，不相信存在有可能危及它的任何东西。一个充满自信的新王朝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但清朝已经老朽、顽固因而害怕变革。他们虽是异族征服者，但他们自认为是一切领域古代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他们担心对这一角色的任何形式的偏离。
仍在发展的经济商业化和城市商人的崛起，并未伴随出现欧洲发生同类社会变革时产生的那些新事物。个人或家庭的财产中，来自生产增长的部分，不及通过官方关系或管理国家垄断事业而从原已存在的财富攫取较大份额来得多。商人和他们的公会从未成为独立的企业家群体，也从未像欧洲商人那样寻求对体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依中国人的观念，他们只能在现有制度下争取繁荣，根本没有试图改变它的动力。对于较长期的投资，土地是优先选择，因为它比较安全而且带来社会声望。
贸易中赚得的资本转向了购置土地和高利贷（这几乎总是资本短缺的征兆），或者挥霍于奢侈生活；资金极少投向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事业，比如制造业或开发新技术。
上流阶级悠闲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受到比现代西方更大的重视，但为自己进一步积累的兴趣则不如西方。上流阶级和文人--官员群体在清朝居于统治地位，这是自汉以来一成不变的传统，给商人几乎没有留下独立空间，因为被官方蔑视为寄生虫的商人需要依靠绅士阶级或官方关系才能获得成功。商人既无能力也不想挑战儒教官僚阶级，而是满足于利用他们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作为现代西方商业及工业革命基本组成部分的各类新型企业和投资的出现，因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然而在中国环境下这一切却是无可指责地合情合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曾经是突出的先驱。铁链吊桥、运河水闸、最早的脱粒机、水力磨坊、织布机、钟，甚至还有将旋转运动转变为纵向来回运动的曲轴、连接杆和活塞杆，全都起源于汉、宋或宋以后的中国，并在清代继续广泛使用。在18世纪，中国似乎又一次处于开拓技术和经济新变革的关头，刚刚指出的上述各项成就与18世纪欧洲完成的成就十分相似。直到17世纪后期或18世纪前期某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始终领先于西方，它已经发明了印刷术、纸、黑色火药、罗盘，等等，它们后来都被西方人采用或改进。但中国的这一系列成就，同医学和药物学及其应用一样，主要是累积的经验发现，而不是系统的或持久的科学探索的结果。儒教对于不能直接感觉的东西根本不愿做抽象的推理或思考；学识集中在儒教经典和有关过去的记载，认为这些才能正确指导当前和未来。
作为上等人的文人学者，传统上总把孟子称为“劳心者”的人和“劳力者”的人严格区分开来。中国手工业者技艺高超，极具创造性，但很少涉足理论或实验，他们大多数甚至是文盲。学者们视一切体力劳动为低级，甚至蔑视实验工作。然而，正是理论、构思、实验和实践的结合，产生了现代西方科学和技术成就。但这一切都未能在止步于已经高度发展水平上的中国发生。
看来，理解中国何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或没有从原有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向前推进，要比理解欧洲何以做到这点更容易。西方突然之间摆脱了它的过去和它的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而中国到清代时成就如此巨大，以致很难想到有可能加以改进或需要寻求变革。
对于较贫穷和较不发达的欧洲，变革和开创新事业显然是达到“进步”的更吸引人的手段。总之，到19世纪，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西方，而统治中国的又是一个执政很久、患有自满和无能等没落政权通病的老王朝；它所处的时代不幸正逢西方势力迅速上升。衰落的清政府面对着两个前所未见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庞大的人口加上陷入贫困的经济，和好战的西方人造成的威胁。这两大问题始终未得到恰当解决。
中国可能已经从它18世纪的巅峰衰退，但离崩溃还很远。虽然乾隆之后诸皇帝比他和康熙的光辉逊色，却仍然是负责和正直的。危害乾隆统治时期最后阶段的腐败大大减轻，他的那些机诈亲信已被除掉，一个讲求责任和贡献的新氛围也已形成。1830年代对被腐败搞得半瘫痪的官府垄断盐业的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这是表明甚至帝国官僚政治也仍然具有应变力量来改正缺点的众多证据之一。
清朝极盛时期的艺术仍然是优美的，但很多晚清绘画、装饰和陶瓷缺乏创新，到清朝末年则往往变得过分矫揉造作；与它当时的学术和哲学一样，虽然技术上无可挑剔，却集中于模仿传统主题而又缺少较早时期的勃勃生机和想象。随着商业财富进一步扩大，城市文化得以继续兴旺；城市居民也能读到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欣赏当时的艺术，观看戏剧表演。它仍然是一个先进和繁荣的社会，总体上继续充满自信甚至自满。官方对傲慢无礼的野蛮人如英国人的轻蔑态度，是符合多数中国人的观念的。
国内情形确实不妙，政府没有恰当的长期对策来解决人口不断增加造成的无情压力。开始时衰退是缓慢的，中国十分庞大，其社会和经济，除它的官方垄断机构外，基本上与政府管理无关，因而衰退颇费时日。这里那里出现麻烦迹象，并不意味着整个制度腐朽——至少尚未达到这——步。政府和军队中某些官员的无能或腐败也不表示整个行政部门已经处于窘境。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在政治领域之外，并且在政治衰退极为严重时也能继续繁荣，政府只是薄薄的一层。不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评论家，经常根据政治衰退迹象错误地认为整个国家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根本问题是人口比生产增长更快所造成某些地区乡村的贫困。已经发挥出最高效率的传统农业技术达到了它的极限，可供耕种的土地也已全部开发，生产的任何增长只有借助新技术才有可能。中国现在迅速落在西方后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意识到这点或准备好尝试新路子。中国对现已处于优势的欧洲技术不感兴趣，尤其不愿意看到因推广新技术必然伴随而来的一时混乱。中国继续排斥这类新事物，排斥来自外国的任何思想或革新。它极力维护伟大的和谐；它自满甚至自我陶醉地为它的光荣传统骄傲，不相信存在有可能危及它的任何东西。一个充满自信的新王朝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但清朝已经老朽、顽固因而害怕变革。他们虽是异族征服者，但他们自认为是一切领域古代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他们担心对这一角色的任何形式的偏离。
仍在发展的经济商业化和城市商人的崛起，并未伴随出现欧洲发生同类社会变革时产生的那些新事物。个人或家庭的财产中，来自生产增长的部分，不及通过官方关系或管理国家垄断事业而从原已存在的财富攫取较大份额来得多。商人和他们的公会从未成为独立的企业家群体，也从未像欧洲商人那样寻求对体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依中国人的观念，他们只能在现有制度下争取繁荣，根本没有试图改变它的动力。对于较长期的投资，土地是优先选择，因为它比较安全而且带来社会声望。
贸易中赚得的资本转向了购置土地和高利贷（这几乎总是资本短缺的征兆），或者挥霍于奢侈生活；资金极少投向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事业，比如制造业或开发新技术。
上流阶级悠闲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受到比现代西方更大的重视，但为自己进一步积累的兴趣则不如西方。上流阶级和文人--官员群体在清朝居于统治地位，这是自汉以来一成不变的传统，给商人几乎没有留下独立空间，因为被官方蔑视为寄生虫的商人需要依靠绅士阶级或官方关系才能获得成功。商人既无能力也不想挑战儒教官僚阶级，而是满足于利用他们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作为现代西方商业及工业革命基本组成部分的各类新型企业和投资的出现，因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然而在中国环境下这一切却是无可指责地合情合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曾经是突出的先驱。铁链吊桥、运河水闸、最早的脱粒机、水力磨坊、织布机、钟，甚至还有将旋转运动转变为纵向来回运动的曲轴、连接杆和活塞杆，全都起源于汉、宋或宋以后的中国，并在清代继续广泛使用。在18世纪，中国似乎又一次处于开拓技术和经济新变革的关头，刚刚指出的上述各项成就与18世纪欧洲完成的成就十分相似。直到17世纪后期或18世纪前期某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始终领先于西方，它已经发明了印刷术、纸、黑色火药、罗盘，等等，它们后来都被西方人采用或改进。但中国的这一系列成就，同医学和药物学及其应用一样，主要是累积的经验发现，而不是系统的或持久的科学探索的结果。儒教对于不能直接感觉的东西根本不愿做抽象的推理或思考；学识集中在儒教经典和有关过去的记载，认为这些才能正确指导当前和未来。
作为上等人的文人学者，传统上总把孟子称为“劳心者”的人和“劳力者”的人严格区分开来。中国手工业者技艺高超，极具创造性，但很少涉足理论或实验，他们大多数甚至是文盲。学者们视一切体力劳动为低级，甚至蔑视实验工作。然而，正是理论、构思、实验和实践的结合，产生了现代西方科学和技术成就。但这一切都未能在止步于已经高度发展水平上的中国发生。
看来，理解中国何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或没有从原有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向前推进，要比理解欧洲何以做到这点更容易。西方突然之间摆脱了它的过去和它的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而中国到清代时成就如此巨大，以致很难想到有可能加以改进或需要寻求变革。
对于较贫穷和较不发达的欧洲，变革和开创新事业显然是达到“进步”的更吸引人的手段。总之，到19世纪，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西方，而统治中国的又是一个执政很久、患有自满和无能等没落政权通病的老王朝；它所处的时代不幸正逢西方势力迅速上升。衰落的清政府面对着两个前所未见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庞大的人口加上陷入贫困的经济，和好战的西方人造成的威胁。这两大问题始终未得到恰当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