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随想》（三）

　　外界对印度的赞赏之一———同时也是对中国的贬低———是印度的法治比中国健全。从政府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来看，中国政府的活动空间显然远远大于印度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法治的确好于中国。但是，法治不是一架自动机器，而是要人来执行的。在印度，恰恰是没有执行法治的人和动力机制。印度法院系统严重缺人，全国悬而未决的案件超过150万，有些案件拖上几十年也等不到判决。在平衡和妥协的过程中，政府也失去了执法的动机。因此，就法治的实质性而言，印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在我访印期间，刚好赶上对一位现任部长锡布•索伦(Shibu　Soren)的审判。索伦曾经是低种姓的英雄，但 1994年因涉嫌杀害他的秘书而被起诉。当时他帮助国大党非法筹备竞选资金，由他的秘书经手操办，预先说好报酬是20万卢比。但是，事成之后，他的秘书嫌报酬太低，并扬言索伦不多给他钱，就要把事情捅出去。索伦因此和他人一起把秘书杀掉了。但是，索伦被起诉之后很快就取保候审，国大党执政之后还当上了劳工部长。时隔十二年之后，索伦终于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的部长虽然不能当了，可是议员资格仍然保留，因此，理论上会出现他被狱警从监狱里押到议会参加讨论和投票的滑稽场面。　

　印度警察队伍的纪律也是堪忧的。印裔美籍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Mehta)出于对家乡孟买(他仍称“庞贝”)的思念，回到那里居住了两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但他找到的是混乱、仇恨、堕落，是一座失去的城市。之后他出版了《极限城市》一书，详细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孟买，尤其是它的地下世界。　　现今孟买的地下世界是1993－1994年种族大骚乱之后形成的。为了清除地下世界，孟买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法院不能给嫌犯定罪，致使他们逃脱法律的惩罚。更有甚者，一些法官被黑社会买通，某些政治势力也经营黑社会，导致黑白两道的联姻，使司法更加困难。如1990年代末活跃在孟买的极端印度教组织锡那(Sena)，在政治上是印度人民党在马哈拉什塔邦的盟友，同时也经营规模庞大的地下世界，不仅控制底层社会，而且也渗透到上层社会，如印度电影界的重镇宝来坞。在1993－1994年骚乱中因私藏枪支涉嫌参与骚乱而被起诉的著名电影演员桑杰•达特被保释之后便直奔锡那首领巴尔•萨克雷的家，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后者通过黑白两道为达特的保释活动过。

　　既然司法对地下世界无能为力，警察就对背有命案的黑帮分子进行自行解决。他们抓到这样一个黑帮分子之后，就把他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乱抢打死，然后往他手里塞上一把枪，伪造一起遭遇战的情景。黑帮分子最怕的就是“被遭遇了”，因为那是没有死刑命令的死刑。警察队伍本身也不纯洁，哪怕是最好的警察(如梅塔的朋友阿杰•劳尔)，也对嫌犯任意用刑，手段极为残忍和下流。梅塔采访的一个黑帮分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和旁遮普邦的一个警察是朋友。有一次他到那个警察家做客，酒足饭饱之后，警察骑上摩托车，带上他和另外两个警察直奔乡下一户人家，在枪口下把那家的女主人轮奸了。

　　尽管印度在独立时就在宪法中声明消除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印度同事中有两位出身低种姓，其中一位说了一个他叔叔小时候的故事。在农村地区，低种姓见了高种姓不能抬头看，更不能碰摸高种姓人的身体，而高种姓一旦被低种姓碰摸到了，就必须沐浴净身。我们同事的叔叔有意和村里的高种姓搞恶作剧，等他一出来，就跑去摸他一把。这当然要招致一顿恶揍，但高种姓也不得不回去洗澡。如此反复几次，同事的叔叔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世界银行的一位学者卡拉•霍夫两年前到印度农村做了一个实验。她从六个村子随机挑选了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然后每个村抽一名孩子，组成许多六人的小组，让他们按组参加一个数学小测验。她把这些小组分成两类，一类要求孩子当着他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种姓，另一类则不要求。测试结果是惊人的：第一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印度政府规定的低种姓)出身的孩子比第二类小组的表列种姓出身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8％；也就是说，仅仅是说出自己的低种姓身份就足以打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高、低种姓的冲突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2006年10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的一次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路，需要一户贱民家庭搬家，但这户人家就是不搬。村里的高种姓就策划了一场阴谋，指使流氓强奸了这户人家的所有女性成员，并把全家烧死在家里。事发之后，马邦政府反应迟钝，致使种姓矛盾激化。11月28日，孟买发生贱民领袖安倍卡塑像的头被砍下的事件，终于导致11月底爆发波及马邦大部分地区的贱民骚乱。此时我们正在马邦首府孟买访问。当地学者告诉我们，此次贱民骚乱不同寻常，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比如，孟买郊外一列火车被烧毁，但旅客被事先赶下了火车；整个骚乱过程没有人员伤亡。一切迹象表明，贱民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将在马邦展开。

　　自1979年之后，尽管印度政治日益平民化和地方化，但有组织的贱民政治参与仍然有限。当年安倍卡博士对印度教深感失望，带领一批贱民皈依了佛教，希望在佛教中找到平等待遇。半个世纪以来，许多贱民脱离印度教，或改信佛教，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显著好转。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而且在独立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　　印度民主继承了所有的旧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自由民主可以消弭种姓制度；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更严肃的印度学者具有更清醒的头脑。他们认识到，印度民主不可能自动消解种姓制度。印度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民主又把这样的革命排除在社会选择之外。全球化和城市化虽然可以消解种姓制度，但是，印度庞大的农村人口将使种姓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并可能迟滞印度的经济发展。贱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彻底打破种姓制度的重要一步。

　　印度民主是一种移植制度。1979年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制度，1979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向普通民众开放。这样，印度民主必须要经历一场“乱”的过程，今天它仍然是在“乱”的过程中。按照印度著名汉学家莫汉帝教授的说法，印度民主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既然是革命，“乱”就是有道理的，但危险是社会永远处在“乱”之中，无法达到“治”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是有信心的。中国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而后过渡到“治”。“乱”的好处是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形式自由，坏处是民众可能失去实质自由；“制”的好处是在转型期间维持了秩序，坏处是民众要忍耐某些自由的缺乏。哪种路径更好？中、印的对比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历史决定了中、印不可能采用对方的路径。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印之间就不能相互借鉴。当前的问题是，中、印两国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度民主是民主的常态。对于印度人来说，既然是常态，也就没有必要向中国借鉴什么了；对中国人来说，既然常态的民主会像印度民主表现得那样“糟”，中国也就无需向印度借鉴什么了。但是，我更愿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两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实质自由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印都在经历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这个非政府组织叫“人民运动”。印度有许多叫人民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我们中、印一行学者共十几个人，先是坐地铁，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人、车、牛混杂的街道寻找，傍晚时分才找到它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分成里外两间，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样整洁。我们和人民运动的四五名积极分子座谈。他们都说不好英语，我们必须借助印度学者的翻译和他们交流。

　　人民运动的创办者阿文德•柯内瓦尔(Arvind　Kejriwal)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轻人，其他到会的人更年轻，其中一位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姑娘。　

　人民运动创办的起因是这一地区的许多穷人买不到政府的低价粮食。为了解决极端贫困者的食物供应问题，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元，给他们发放食物券，凭食物券提供低价粮食。低价粮不是政府直接发给贫困者的，而是先发给社区的商店，贫困者拿着食物券到商店购买。这就给了商店老板们可乘之机。当穷人来购买低价粮的时候，他们要么说穷人没有在政府资助的名单上，要么说政府没有下拨低价粮。多数穷人听店老板这么一说，都自认倒霉，只好付市场价格买回粮食，店老板因此挣得可观的赢余。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运动的几位积极分子决心为穷人讨回公道。他们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过的信息法。这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权查阅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记录。利用这个法，他们到区政府查到社区里所有注册领取食物补贴者的名单，然后拿着名单到商店去对质。这让商店对他们恨之入骨，店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顿。他夺路逃进警察局，店主还在门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来烧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经被人从后面勒过脖子，差点儿丧命。最后，是媒体帮助人民运动取得了胜利。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宣传，德里地区的民众给了人民运动极大的支持，店主们终于答应他们的要求，开始卖给穷人足额的低价粮食。

　　人民运动是一个地道的草根组织。像这样的组织，印度非常多，它们发挥着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正是印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我们曾经有过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业公会。计划经济时代把这些中间组织剪除了，把全社会直接纳入到国家的管辖之下，社会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开始休养生息，一些自发的民间组织开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们的民间社会仍然不够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会得益于民主所给予的宽松环境。既然我们和印度一样，也在经历一场民主化的革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从现在开始市民社会的建设。(全文转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