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黄金”和“大黑暗”时期
文化这个词起源于拉丁文“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以后
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0年代末期搜集了100多个文化的定义。
文化不单单是“科技”，文化还包括如文学、艺术、教育、哲学等等，这些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的特点是共有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中国人经常有错误概念，就是中国文化就是汉文化，是汉族所独有，汉族所独创的。这是经常见到的无知论调，中国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不是汉族所独有，更不是汉族所独创。比如春秋战国的散文，楚辞，汉赋，魏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各个时代有各自特色，没有优劣之分，都为中华文化有独特贡献。
在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崩溃，诸侯们互相讨伐。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这是中国文化最灿烂时代，没有这个时代，中国没有资格被成为文明古国。以后的时代也有贡献，但无法和春秋战国时代相提并论。柏杨先生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的“大黄金时期”，我是非常赞同的。
明朝的宦官统治是最黑暗的，柏杨先生将明朝开始的中国称之为“大黑暗时期”，这一大黑暗时期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群阉人。宦官政治是一种变态的政治形态，而这种政治形态是来源于中国整个民族的心理变态，因为这个民族创造出了第三性。明朝这个中国文化最垃圾的时代，还有一个特征，色情文学异常活跃，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为什么明朝这么变态？因为明朝把宋朝变态的理学列为八股科举考试内容，知识分子没有思想自由和创造的空间，于是，醉心于色情文学，中国古代著名的低俗色情小说，大多来自明朝。本质上，都是儒教惹的祸，因为理学是儒家的变种。而同时代的欧洲，却正在文艺复兴，文化科技突飞猛进，中国明朝（1368年─1644年）却在儒教的酱缸里腐烂发臭。
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些成绩：
但丁的《神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等。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体系。
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非宇宙的中心。
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
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发现。
雷蒂库斯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比利时医生维塞利亚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
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
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
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看到欧洲人的成绩么？我们的明朝知识分子却在这个时期背诵儒教的经典，或者在写一些色情小说。惊人的对比。后来中国挨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人说朱元璋是把中国带入黑暗的罪魁，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全怪这个农民皇帝，毕竟朱家天下是第一位的，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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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明朝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
人欲岂是能灭的？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
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中国第一“色情小说”《金瓶梅》，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除此以外，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这些作品，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
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朱氏天下不设宰相，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 开杀戒，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在明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著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
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