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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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红军干部腐败 最早的长征日记没能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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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有关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又是怎样的，却少为人知。

高华在2006年第10期《炎黄春秋》撰文对这段“层累的堆积”(顾颉刚语)的历史进行了还原与解构，让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其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最初并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1936年7月初，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着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着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着《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着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红军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

它的主题是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大多数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因为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

这时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长年的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以及极左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在1934－1937年间，《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并传回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

这是中共自己对长征的叙述，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不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文章。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也可理解。

长征叙述的转变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的遵义会议，强调毛泽东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伪造历史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1949年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茨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的巨大贡献。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中共重大精神资产。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而《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