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首倡“三三制”

黄豆选举和三三制政权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政治的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制度，努力向国民党政权争民主并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上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认真实践民主政治的原则。

　　中共民主政治的实践主要表现在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建立三三制政权方面。

　　（一）民主选举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到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实际上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不仅限于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民主共和国的标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相继进行了普遍的民主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参议会。

　　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该条例共13章29条。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后改为18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有三种人：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经法庭判决有罪被剥夺公民权期限未满者、精神病患者。行政首脑的产生不是直选：“乡长区长县长边区长官，边区法院院长由各级议会选举，但须得出席议员2/3以上的同意。” 条例对选举的比例、程序等都作了规定（1937年5月23日《新中华报》）。

　　1942年《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这是一本以和农民炕上谈天的口吻写成的法律文告，它亲切且不厌其烦地陈述着选举的意义和投票时要注意的每一细节，相信任何村夫农妇都能听懂，而且爱听。

　　例如条例第21条是竞选注意事项，正文后补充了这么一段活泼的解释：

　　“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布，要求选举他的人。竞选的好处就是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将民主更加发扬。怎样竞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靠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乡议会，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如何如何，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团体，都也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撂在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竞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再来吧！”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条例，除根据自身情况有些具体规定外，基本精神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一致。

　　对选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每次都花大力气组织动员，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选举训练班，对选举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为了宣传选举，各个边区都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象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等。各根据地组织了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他们走村窜街，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如晋察冀边区的戏剧《选村长》的巡回演出，形象地告诉了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会带来什么好处。

　　投票选举是全世界通用的选举方式，但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方式多用在比较上一级的选举中，在乡村，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不识字，所以乡村选举在技术上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中国人富于智慧，人们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如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

　　村选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

　　红绿票：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投票人对每个候选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红票意味着同意，绿票意味着反对。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一个票箱。当场投票，当场开箱验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

　　豆选法：发给投票人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海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

　　当然，这种选举法缺乏隐蔽性，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为了不得罪人，投红绿票的时候，一些投票人便将票搓成一个小纸团，让人看不出颜色，也有的将红票大张着，而绿票搓小或者干脆丢掉。投豆的时候，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到底投了谁的票。但是面对一群识字无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包括妇女和老人），这是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选举方式了。无论如何，选举能否进行得好，关键不在于选举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

　　关于乡选，乡长由乡议会选举产生。下面以淮南边区的安乐、殿发两乡的乡级选举过程为例简要介绍一下：

　　第一项，由乡党支部开会组织“乡选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原乡行政委员会、各村村长、群众团体代表和乡绅代表。

　　第二项，由乡选委员会组织进行公民登记。村民有无公民资格，主要靠群众评议，凡有公民资格的登记在红榜上，没有的登记在白榜上，而登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认错表示痛改前非，还可以转到红榜上。

　　第三项，提出乡代表候选人名单。先行由村干部和群体团体负责人进行动员，群众酝酿，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比应选人数多一倍。名单提出后，张榜公布，再次交由村民讨论，讨论无疑义，则确定下来。

　　第四项，村民直选乡代表。首先发公民证，村民凭公民证入场选举。选举前由乡选委员会讲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项，确定唱票人和监票人，然后投票，投票完毕，当场唱票，当选代表宣誓。

　　最后一项，召开乡代表大会选举乡政权。代表大会的程序是：1、开会。2、乡选委员会报告。3、通过主席团。4、通过乡行政委员会（即乡政权）候选人名单。5、主席报告。6、原乡长报告任内工作。7、区长讲话。8、代表发言对乡长工作报告进行批评评议。9、来宾讲话。10、讨论提案。11、选举。

　　选举是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通过参加选举，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宋金寿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页）

　　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参选率也很高。据统计，在1938年，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选村长的运动，参选公民占40-50%，冀中边区有3128个村庄进行了选举和改选，占所属村庄总数的68%.

　　在1940年的选举中，北岳区和冀中区的参选比例都达到了85%以上，个别县如平山、阜平等甚至达到了98%以上，游击区也达到了70以上（《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1941年6月15日，晋察冀边区首次在华北敌后开展了区、县、边区民主大选举运动。选举分四个阶段进行：6月15日至7月10日为准备阶段；7月10日至25日完成区代表会和区长选举；7月25日至8月15日完成县议会和县长选举，并同时完成国大代表的选举；8月15日至8月底完成边区参议会、边区行政委员会、各职业团体的国大代表等项选举。

　　在准备阶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各级选举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各级选举准备会议决定》、《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等指示和法规，发动村剧团、宣传队、歌咏队深入乡村、游击区、接敌区宣传演出，布置各县发行选举小报10余万份，动员边区群众的参政热潮。边区各党派、各阶层、各民众团体都积极推举候选人，宣布竟选纲领，参加竞选活动。

　　在这次民主大选中，晋察冀边区各地参选民众平均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中心区则达90％以上，游击区也达70％以上，妇女参选者达83.6％。在历时3 个多月的大选中，边区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县议会和县长、边区参议员、行政委员会委员以及出席全国国民大会的代表，初步建立了县、区、村三级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

　　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

　　在县和边区的参议员选举中规定可以竞选，可以通过集会和媒体为自己拉票。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拉拉队也是嚷成一片。鲁艺的拉拉队长是著名音乐家刘炽，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为专制找借口的人曾放言边区百姓文化水平低,不可能实行民主。针对这种怀疑，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力民的文章《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介绍了中共的民主选举：

　　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不可否认，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还很不完善甚至有很大缺陷，如地域上的不平衡，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对搞得好一些，华中及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搞得差一些；基层政权搞得好些，上层政权搞得差些；有些选举流于形式等。尽管如此，这样广泛的民主选举活动，对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当共产党人诚恳、认真地教大字不识的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他们满意的官员，这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精彩和重要的一幕。

　　（二）三三制政权

　　1945年1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老百姓在解放区做了主人，就是说，解放区实行了民主。解放区实行了那些民主呢？解放区实行的民主有好几方面，比如今天要说的“三三制”，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的一种办法，一种制度，用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好让各阶级、各党派大家都有机会来参加政府、管理国事。

　　要知道什么叫三三制政策，我们看一看解放区的老大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个大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是由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民主选举出来的。主席是林伯渠，大家称他林主席，林主席本来是老同盟会员，革命几十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副主席呢？副主席是李鼎铭，大家称他李副主度，李副主度曾经服务教育界好多年，精通国医，是陕北的公正绅士，不是共产党员。边区政府的厅长，比如教育厅柳厅长，是救国会派人士；比如教育厅副厅长霍连果，还有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都是地方名流，也都不是共产党员。政府委员会，18个人中间，只有6个人是共产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3580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2210人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你所提出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得到多数人的同意，那就能够实行。比如，在1942年冬季开始，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最初提出这个政策的，还是非共产党员李副主席。

　　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运动，选举出来的。

　　在参议会上，参议员们和衷共济，不仅批评政府的工作，并且通过了许多议案，交给政府去做，还选举出参议会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的时候来监督政府。常驻委员有9个人，其中只有3个人是共产党员。

　　各位听众！18个政府委员当中，只有6个是共产党员，参议会9个常驻委员当中，只有3个是共产党员，可见得，共产党员在里面所占比例，都只占1/3.

　　为什么共产党员只占1/3呢？这就是因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这个政策规定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1/3，好让更多的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到政府里面来。

　　过去，解放区里的老百姓熟悉共产党，常常选出许多共产党员来为他们管事，自从共产党规定无党无派的人占得更多一些；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不够1/3，怎么办呢？那当然是选了多少，就算多少。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1/3.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这篇文章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为例，对“三三制”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它是一种民主制度，“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文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这种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页）

　　“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在提出“三三制”之初，即上述1940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给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就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事实上抗日民主政权也始终是在中共绝对领导之下的。

　　但“三三制”不是由共产党一党控制的，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的。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强调实行“三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共一党专政。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董必武选集》第110—112页）

　　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

　　那么，中共如何实现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呢？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是靠“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可见，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这种规定名额的政权形式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权，但有相当大的民主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

　　由于实行了“三三制”，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天”成了蓝蓝的天。在抗战时期，许多中外人士考察根据地，他们大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抗战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结果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来到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和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知识分子不畏艰险来到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有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环境。

　　1940年前后，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的历史果真被他言中。探求中共胜利的原因，我们发现正是共产党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了人民的真正拥护，才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动员，才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赶走蒋家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胜利。

　　在位于河北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有一组雕塑：在一张方桌前面，一位农民打扮的人手指前方；另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在桌子上记录着什么；站在桌子旁边的一些人包括抱小孩的妇女和小脚老婆婆，他们看着桌子上的碗和压在下面的字条。这就是著名的“黄豆选举”的场景。

　　在当年那样特殊的条件下，中国人进行了这样伟大的创举。它体现了那些住着窑洞、睡着土炕、啃着窝头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自信。今天那些自称当年窑洞里那伙人的后代的人们，大多已住上高楼、坐上小车，但不知道自信心比当年增强了还是减弱了。一个事实是，今天对民主选举是排斥的。即便是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五年一次的县级人大选举，又有多少跟的上“黄豆选举”的水平！真正体现了老百姓的意愿？

　　现在有种导向，即把民主描述为洪水猛兽。从报纸上、电视中传来的都是同样的信息：民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据说闹不好要亡党亡国。奇怪，在当年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条件下，我们不怕亡党亡国，如今，我们党员发展到7000万，国力军力大增，GDP已经上升到前几位，我们倒前怕狼后怕虎，瞻前顾后了！

　　60多年前，中共高举民主政治大旗，严厉鞭挞专制独裁统治，表现了鲜明的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

　　我想这样的雕塑不应当只摆在阜平县城那样的山沟沟里，应当摆在北京，应当摆在人民大会堂。

　　要把“黄豆选举”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中国人，告诉他们，在60年以前、在那样的山沟沟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的农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

　　要把“黄豆选举”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民公仆们，告诉他们，共产党就是通过山沟沟里的黄豆碗走进了北京城，夺得了天下！

　　让那些抱怨国人素质太低的人们闭上嘴巴，告诉他们，没事儿多读点书吧，免得被“黄豆选举”所耻笑。让那些反对民主的人睁开眼睛吧，延安民主自由精神的胜利和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失败说明，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终究要亡！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王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