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一）
1、介绍点自己身边的事情，谈论一下“目前的局势和我的看法”。
2、中国确实问题、冲突很多，“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由于市场经济对人们意识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学会了“算小帐”，再加上中国人民的耐受（或/ 和适应）能力以及“多元化（或伪多元化）”社会各派力量之间的抗衡，近期内不大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不能代表中国的现实情况。尽管中国积累了很多仇恨，但本民族又有超级的抿仇的本领，一切血腥残杀后即使是“历尽劫波仇人在”，几天后便可“相逢三笑点秋香”。现在人们对待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已改变了反抗的方式：由原来的“梭镖闪闪亮、工农齐武装”改为“阿弟闻腐败，磨刀霍霍向猪羊”，弄注水肉之类的是人们的主要对抗手段，同时,杨白劳那种宁可卖闺女也不做假豆腐的旧道德已经也被彻底打破了。
搞运动（含革命造反、民主）能否成功，就和老干部赴港归来说的道理一样，必须上边软，下边硬。
上边软：统治者客观丧失或主观放弃“执政”能力；
下边硬：有要求和能力。
现在的情况和老干部年轻时差不多，下边硬，上边更硬。所以还是干不成。况且下边还不怎么硬：1、大家兴趣不在这：扯旗造反或追求民主的劲头都有限，不如注水肉来的快；2、功能也不行：全民痞子化，什么上上下下没什么象样的人物；3、一些叫喊“雄起”的煽动文章作用也有限，跟壮阳药差不多：对同性恋，人家对这根本没兴趣，壮阳药能有什么用？对糖尿病人、古稀老人，由于机体功能太差，壮阳药功效也发挥不出来。
3、现在贫富悬殊很大。相比较而言，基层工农的生活还很苦，他们的怨气冲天，但绝大部分日子也还过得去，隔三岔五的“搓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即使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还可以一个月发泄一两次，不至于太上火。路边的那些低级发廊或街边流莺，就是他们打眼放炮的地方。这些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什么关系，有钱人从不来这种地方（除了有什么特殊癖好的），都包二奶或到高级夜总会找小姐，而穷人可以到这里发泄，都有去处。这些地方“完全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老芦在《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里说的情况和我当时在工厂经历的差不多，也就是说现在虽然各行各业都有牢骚，但实际上谁也不愿回到过去，大家心里都明白。
怀念过去的“幸福时光”、回到毛时代，人们常常说的是其中的某个“点”，而不是“面”。如人们希望有毛时代的物价、福利分房，前提是现在的收入、住房面积；医生们希望有毛时代的那些“朴实、憨厚”的患者，现在的药品回扣；教师们希望有毛时代的课时数，现在的讲课费；大学生们希望有毛时代的学费，现在的入学率；商人们希望与银行打交道时回扣像毛时代给的那样少或不给，贷款像今天贷的这样多或更多。当两者不能达到“辩证统一”时，人们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由于市场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两害相权取其重，两利相权取其轻”的傻事已经没人干了。
4、中国的情况不适合过早、过快地实行“民主、自由（含伪民主、伪自由）”，否则国家将有可能被推进万复不劫的深渊。这与世界潮流、大环境都没什么关系，是中国人的素质决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环境差不多，但实践证明以色列做的，巴勒斯坦做不的，最近哈马斯和法塔赫死掐就是证据。本人坚决反对推翻共产党，也不赞成官方公开否定毛泽东，这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现在只有共产党能籀住中国这个木桶，别人行吗？至于网上说的“天鹅绒行动”，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前边谈到的“中国人超级的遗忘能力”也包括这些人，真难以想像他们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很多人还下过乡、进过工厂，你们接触的那些平民百姓和上层领导，有这种可能吗？
前几年国内流行一个嘲笑李鹏的段子，内容是：
有一次，中国总理李鹏，拳王泰森，歌星杰克逊在机场，3人都没带护照。海关官员说：你们要是能证明自己，我们就让你们过关。
泰森一拳打飞了桌子，关长说：“他肯定是。这么大劲，让他走吧。”
杰克逊走过来，跳了段舞。关长说：“他肯定是。跳的这么好，让他走吧。“
最后是李鹏，李鹏说：“我什么都不会。”关长说：“没错了，他肯定是李鹏！！”
这个段子在中国很流行，诸位侨胞可以打电话回家问一下。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眼中，李鹏几乎就是白痴的象征。别人就一定更好吗？我对六四学生领袖没任何印象了，只有那个吾尔凯西穿着睡衣（还是病号衣？），在人民大会堂骄横不可一世地“会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的镜头还记得。如果在李鹏和吾尔凯西中选择一个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胡闹的话，恐怕人们在冷静状态下还是要选李鹏，至少李鹏还不会胡来。其实李鹏就是个技术官僚，需要表演的时候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倒也老实。
如果吾尔凯西之辈过海关又能用什么本事来证明自己呢？我想只能是：
“想当年，我们干的真棒！”关长说：“没错了，他肯定是吾尔凯西！！！”
5、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极左复辟，毛式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结构、思想状态渐行渐远，就好比美国纵使有一万个毛泽东，也没有万分之一可能实现毛式社会主义。甚至目前的社会结构左转都是很困难。我是搞实验科学的，对化学合成中的条件特别敏感。有些反应只能在高温、高压下实现，我认为极左复辟只有在战争时期发生。与斯大林这种“国务家”不同，老毛最大的悲剧就是他只留下了精神和思想层面的东西，没留下任何可供实际长期操作的路线、政策、方针和规章制度，没有任何可以“萧规曹随”的东西，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还不多见。即便他本人活在世上，也不可能长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本人文革前后的表现就证明，文革后期还要起用技术官僚。
几年前，听到教研室一个四十多岁（老四）老师和一个五十多岁（老五）的两个老师辩论，挺有代表性。
老四：现在问题这么多，看来还得实行主席那一套做法。
老五：你孩子多大了？
老四：16岁了。
老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我来替你孩子办户口。我就是16岁下乡的。
老四：…（语塞）
老五：“工人阶级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把水暖工王师傅请来当校长？
老四：…（语塞）
老五：“考试一概废除”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
老四：…（语塞）
老五：6.26指示“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的做法是不是要实行？
老四：…（语塞）
……
后边的对话都是这个模式，老四始终是“语塞”。但不讲具体问题的时候，说到“强大”、“清廉”、“站起来了”的时候，老四却总是振振有词，情绪高亢。
这实际上就是极左复辟后的操作难题。
医学上有个环境适应学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在幼儿时期眼球小，多数呈现远视，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增大达到正视状态。若在这一发育过程中近距离阅读过多，眼球为适应这种调节需要而成为近视。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不可恢复。这一学说虽然还有争论，但近距离阅读过多对近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是共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现在人们对商品经济已经从根本上适应了，很难恢复过去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