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深圳人自由出入香港”之争——口水仗下的土著和移民

今年8月，香港特首智囊正式建议让深圳人自由出入香港，就在深港合作似乎要掀起高潮的时候。香港媒体的调查却显示，超过八成的港人不赞成深圳人自由赴港。一场关于港人狭隘排外的争论再度被掀起。或是因为固有的优越，或是因为既有的利益，又或是因着生物的本性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群体认同，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市土著的排外情绪一直存在。

　　但这一切，是否还因为外人带来的治安问题；是否还有争夺工作机会等现实的社会因素。如今，我们遭遇排外情绪的时候，往往以着包容和开放的名义批判甚或谩骂。却很少有人愿意静静倾听土著们的声音，快速扩容的城市，迅猛增加的移民，带给他们的是不是也有诸多的无奈，排外情绪背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委屈。

　　南都周刊记者 许十文 实习生 洪鹄

　　香港人的隐忧

　　今年8月，香港智经研究中心，特首曾荫权的智囊作出正式建议，向深圳户籍居民推出智能卡式香港通行证，这使200多万深圳户籍居民有可能实现无限次自助通关——自由出入香港，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出入境理想，一直被深圳人乃至内地人所期望，《南方都市报》的调查发现，超过九成深圳人支持这个建议。

　　但一盘冷水紧接着泼来。8月下??愀邸睹鞅ā饭?荚诘钡亟?械耐镀钡鞑榻峁??允?4%的香港人明确反对深圳人自由赴港。除了这份调查，在香港媒体或网络上，不欢迎深圳人的言论也随处可见。香港民众最担心的便是治安问题，每月到深圳一次的黄仁婷小姐接受采访时说，她通常一个人来深圳时，只敢在罗湖商业城逛逛，压根不敢出来，因为总是听朋友说，在深圳被抢劫，尤其是一些香港的明星都有在深圳被劫的经历，令人很不放心。

　　而香港IT公司职员刘弘梁说，“这会给我们这个行业的就业有一些冲击，我们香港也想发展IT业，深圳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他们可能比香港人更有竞争力，如果可以放开他们来香港的话，很多香港人可能在IT行业里更难揾工。”

　　基于港人的这些声音，在内地的网络上，原本热情的民意立刻转为愤慨，有人骂香港人狭隘排外，也有两地网民之间的口水战，争论谁更是对方“领地”的治安隐患。

　　内地网民认为香港应该开放，它不是香港人的香港，而是全中国的香港。在部分转载该调查结果的内地网站上，网友的跟帖根本就是一片谩骂声。

　　又是一场土著(在城市较早定居的族群)与外地人的争论。多年来，从不满到纠纷再到言语对抗，敌意在循环中升级，每一次中国的大都市出现“排外”的话题，类似的民间口水战从未停止。

　　更多的口水仗

　　莫戴维是今年春节期间的广州网络名人。他发出帖子，形容广州在春节期间空前舒适，“车少人少贼少”，又怀念20年前的广州，然后提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长期滞留的“盲流”就应该遣返。虽然他已打上标签说“非种族歧视”，争议依然迎面扑来。这番感慨，又激发了一场广州人与外地人的大争论。

　　“没有这些外来人口，哪有广州今天的繁荣昌盛？不要对外来人口来抢饭碗而不满，要放开心胸去接纳他们。”一来一往，话题由“广州交通堵塞、治安之乱谁之过”的讨论，进入“广州人是尚不够宽容，还是宽容过度”的纷争。有人借“维记”之帖认为“号称宽容的广州也排外”，有人则提出“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广州已经过分宽容了，有些社会问题实际上因此而来”。

　　这些问题如果放在城市容量的问题下，讨论得也无可厚非，毕竟广州的各种设施也是有限的。但要是放在宽容、接纳、流动等语境下，这些言论多少还是让人感到了排斥外来人口的情绪。

　　在中国的都市，外来人员被套以“盲流”、“低素质人员”的提法，不仅出现在普通市民的词汇里，也常常以官方口吻出现。生活在本地数十年的土著们，经历了“门不闭户”的年代，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情况，也往往跟着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外来的“治安问题群体”。

　　正如香港那位IT人士的言论，都市土著的安全感忧虑，其实并不只限于治安，还在于就业。最被土著们引用的逻辑是：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增人口的速度，就业的压力每年都是有增无减。

　　危害治安+低素质，一直是中国大都市土著，乃至除香港以外的中国大都市政府排斥新移民或外地人的头条理由，或者“有罪推定”。相伴而来的，是新移民或外地人对大都市土著的另一番固定的“原罪”：狭隘+城市生存竞争的失败者。

　　土著的焦虑

　　虽然，在《明报》的调查里，香港人的主要理由是担心社会治安转坏。但调查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他们也敏感于内地人的大量进入，会影响到香港独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其实是中国大都市土著们在排外中的共同心结。

　　去年底，香港某个建筑地盘错摆了一个简体字标志牌，立刻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一轮恐慌，电视、报章争相报道，最后工地换上繁体字标志牌才了却风波。今年初，网上有广州人发帖抗议“忽悠”等北方方言在本地报纸上出现，回帖一呼百应，六成人支持其观点，又是惹来一场大论战。

　　无论繁体字或者粤语，无论香港或者京沪穗，土著们担心的核心是地方市民文化的非自然消失，这是贯穿在“安全”理由之下的另一段“排外”心结。

　　同对语言的担忧一样，在中国一轮轮城市改造运动中，土著们在被动的迁移中，既有的生活形态也正在被撕裂。在上海这个大工地，1990年代以来不断拆迁，不断城市改造，曾经的城市中心已经不再是土著们专有的地盘，以至于大量搬离旧城区的上海土著都戏称自己成了“乡下人”。广州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发展的资源一度集中于快速向外拓展新区，于是曾经繁华的老城区，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商业发展都不复往昔，留在市中心的土著们“连喝茶都找不到地方”，只能苦笑一句自己住在“老城中村”。

　　转移进城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与各地的饮食生活文化也越见主流……在生活传统加速消失的危机与失落之下，“都市深圳化(趋向无本土特色)”使土著们忧心忡忡。很多土著，尤其出身市井的本地人，如果寻求本土市民文化的自救，也会简单地诉诸排外：在这故乡的都市里，“喧宾夺主”已成事实，如果“各美其美”都没有空间，那他们只能选择排斥和对抗。

□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