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真实的毛泽东(二)
孔东梅：不再神化外公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我想把更真实的毛泽东写给人们看。”
“我不想再写一个神化的毛泽东。”孔东梅笑着说，作为毛家第三代中的唯一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传播“新红色经典”。孔东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其母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确认幸存的孩子。
最近，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是孔东梅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都是以第三代人的眼光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书里的事不断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毛泽东。
王海容开口讲毛泽东的故事
这一次，孔东梅和王海容聊的虽然是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但是关于毛泽东的感情和性格，孔东梅更为关注。 “孔东梅出书讲述毛泽东的初恋故事”，更多的报纸把这样的标题留给了这本新书。孔东梅说：“我不是刻意地关注外公的隐私，但是关于他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知道。”
让王海容开口极不容易，作为毛泽东的侄外孙女、中国唯一女性副外长的王海容，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但是文革后即赋闲的王海容却很少在公众前露面，也极少谈起过去的经历。
“我常劝她自己写一些东西，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孔东梅对这位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表姐很是尊敬，她们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孔东梅最初希望王海容能自己动笔写回忆录，但在孔东梅看来，非常慷慨大度的王海容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相当谨慎。
或许是因为在政府任职，王海容像拒绝其他人一样拒绝了这个小表妹的请求。经历过文革前后的大起大落，王海容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孔东梅则认为她亲历了太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写出来就太可惜了。
去年，王海容正式退休。孔东梅再次劝她写点东西，经不住孔东梅的再三劝说，王海容开口说话。
“当然，聊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熟悉的就不写了。”孔东梅说，她自己最关注的是外公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作为伟人的另一部分的情感。所以在这本书中有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王海容对孔东梅说，你不是想听个故事嘛，我就给你讲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毛泽东在16岁时喜欢上了一个远房表妹王十姑。但后来让村里算命的人一算，八字不合，这段初恋无疾而终。在王海容面前，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还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外公16岁时有段美好的初恋，可惜最后没有结果。我写这段故事，是想通过它来反映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告诉读者，毛泽东也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孔东梅说，在和王海容聊天中，有许多这样真性情的故事让孔东梅感动，她说在这些小事情上才真正的体现了外公的人格魅力。
在国外重新认识外公
孔东梅说，自己是到了国外，才真正开始“认识”外公毛泽东。
在此之前，她虽然知道自己的外公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从来没有试图想去了解这样一个外公意味着什么。
1999年，已经工作三年的孔东梅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当时的孔东梅还非常单纯，尽管之前也出过几次国，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出的经验。
第一次去的时候，孔东梅带上了她的全部家当，什么被子、枕头、衣服架子都带着，最后装了满满四个大皮箱。然后她一个人拎着四个皮箱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初到美国，先住到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开始找房子。前六个月，搬了四次家，每次孔东梅都得提着她的四个大皮箱。在最初的两个月，孔东梅特别想家，她说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回去。
在这段比较苦闷的日子里，国内的朋友给他寄了很多关于外公毛泽东的书。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孔东梅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使自己安静下来，不去考虑自己是谁的后代，而有时间想想将来要去做些什么。她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明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上来看待外公毛泽东。
在出国之前就有创办公司念头的孔东梅决定回国创业，她把外公“菊香书屋”的名字用来作为自己公司的名字。
人性毛泽东
有一些号称“红色经典”的书籍在市场销得不好，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孔东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后人就来买她的书。“不是从‘毛泽东’换成‘我的外公’就可以了。”孔东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地写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孔东梅给自己的公司定位于传播和推广新的“红色经典”。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给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孔东梅说自己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也不会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再来塑造高大全的毛泽东。她说：“我想从第三代后人，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希望呈现一个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毛泽东，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过去的历史，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来发现他们身上那种温暖的人性。”
《翻开我家老影集》是孔东梅的第一本尝试之作，在她的追述中，让更多的人知晓了毛泽东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和人生历程，其中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故事更是第一次为人所知。让孔东梅意犹未尽的是，这本书里关于外婆贺子珍的故事有很多还没讲出来。她的第二本书《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诞生了，站到后代的角度上，她把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讲述重新还原，讲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爱情传奇。
“现在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好奇，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人却很少。”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做时，孔东梅经过一翻深思熟虑。在美国，她看到年轻人会去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林肯纪念碑凭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上座率都非常高。孔东梅觉得红色经典的传播也应该有一些时代的东西，用现代的观念、文化的角度来关注红色传统。
她说，我希望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但不是简单地宣传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是伟人，而是讲给他们更多真实的故事，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历史。
“老百姓希望毛家人多写点东西是一种朴素的愿望，但我不希望再塑造一个神化的毛泽东。我觉得买书的人主要也不是看孔东梅，而是希望看到毛家后代的成长。”孔东梅微笑着说。在孔东梅的计划里，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外公毛泽东，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去。她说，以后不会局限于只写外公，外公他们那一代人可能都会是她关注的对象。
吴连登：给主席管家
“主席的家好管也不好管,即便是精打细算也常常让人捉襟见肘。”毛泽东最后的管家忆往事
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从1964年开始，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到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作为一名普通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他19岁，是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毛头小伙。第一次给主席端水，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点颤抖。“因为兴奋和紧张，跟主席的第一次简单对话并没有出彩的地方。”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吴连登至今说起这些都神采飞扬，“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主席为什么会挑我去给他管家，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没问过。”
忙碌的管家生活冲淡了吴连登初入毛泽东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难忘岁月里的往事却让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辈子难忘。
新华门影壁题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刻上去的，关于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体也少有披露，吴连登认为把这个来历告诉后人很有价值。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多次跟我提起这五个字的由来。”吴连登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东兴乘坐前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当即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点点头，示意同意。”吴连登回忆称，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至今已46年。
“给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清理书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一想起主席家的仓库，我就难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1968年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他管的范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还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其介绍，毛泽东的工资原为一级，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就提出来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变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毛泽东和江青每人一本细账，他们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当年在毛家当“财务总管”，吴连登的记忆里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账。“说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钱怎么花。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300元。此外，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茶叶支出也要30多元。这些钱全部都要从工资里支出。也许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结帐，我们也都为维护主席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严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钱。”
即便有一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当时的毛泽东家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泽东的稿费，吴连登说那也是不能随意支配的，“主席说，我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终还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么一次，吴连登请求从主席稿费中支出一些钱作为生活补贴。支出稿费要经毛泽东批准，吴连登必须拿着主席的签字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出钱来。
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着勤俭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没给儿女留下一元钱、一垄地、一间房子，临终时他的全家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最后也都上交给国家。
“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毛泽东对于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一直跟随他身边的吴连登评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费。
“一次吃饭，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主席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卖了，拿回来钱收到账里头。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吴连登回忆说。
毛家家规很严，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江西省委送来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娃娃鱼。吴连登说你们不要给我了，主席不会吃。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心意，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着吃。因为东西特殊，吴连登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放了它。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不能吃。
而这一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吴连登澄清说，“事实上，江青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享受，主席对她限制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实报道把主席太过神化了，同时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说什么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家里人都不够喝，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江青最贵的化妆品就是一瓶外国发胶。”
“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主席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吴连登说，平时外地给主席送来的少量土特产，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没把这些东西送给江青，也没有送给自己的孩子们。
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送的，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可是毛泽东说不行，这辆自行车只能工作人员用。李讷的自行车是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吴连登说，“他们时时处处维护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走进西楼发现自己没带钱，转身又出来。工作人员认识李讷，示意她进去，李讷不肯，最后打了个“欠西楼两毛钱”的欠条，第二天就把钱还了回来。
曾经发生在吴连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风”事件，对吴连登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能打着主席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吴连登说：“主席曾说‘我能做到，你们必须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补丁衣服吗？我们家里用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毛泽东不贪、不占、不受贿，不白吃、白喝、白拿。’”
吴连登说，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学到最多的是勤俭，“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
未曾公开的轶事
不去官园住
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
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就总想动员他去，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一辈子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
“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保卫毛主席
眼看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1948年，有人想分一头牛，回家种地。
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要年仅17岁的赵延河表态，赵延河说：“我要保卫毛主席一辈子！”
赵延河刚读了一年高小，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安阳市以东的地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这位学生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是1946年，全国解放前夕，参军的热潮也正风起云涌，“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号人报名”。有人说，延河，你想参军吗？赵延河太想参军了，马上报了名，一所上千人的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当了兵，分到了二野，那是刘伯承的队伍。
这一年他14岁。
手枪连连长保卫毛主席
赵延河的老上级、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那一年他才17岁，在老家山西省石楼县入伍。从1937年5月10日起，给毛主席当警卫，直到建国。
1946年3月，国民党开始了向陕北根据地的全面进攻，18日、19日， 胡宗南的2.5万人占领了毛泽东让出的空城延安。
中央机关周围，只有三四百人——这支具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只拥有一支七八十人的骑兵连，一支100多人的手枪连，两支总共二三百人的步枪连。白天国民党有飞机轰炸，所以毛主席的队伍只能晚上行军。
作为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始终走在机关的最前头。“我走在第一个，毛主席紧跟着我，走在部队的第二个。那时是夏天，夜间暴雨，我这个腿扑通一声就踩水坑里去了，毛主席也跟着跳进坑里。主席说，‘你这个人，在这里洗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水，我就不进去了’，我说，‘你离远些嘛，我的腿还没出来，你就进来了’。主席说，‘离远我看得见吗？’”事隔60年，高富有讲起来感情充沛：“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事，是别人不敢想的事。”高富有说。刘戡进攻，大家的意见是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往东边去。但毛主席不同意，带着三四百人的中央机关沿着刘戡部盘踞的山沟向西，朝敌人的后面走。刘部当时已经测到了我中央机关在王家湾的电台，但刘戡和胡宗南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毛泽东还敢留在陕北。
1947年6月，毛主席为拴住胡宗南部队主力，率部由小河村转战天赐湾。在从小河村往天赐湾转移途中，又是大雨滂沱。夜半行军，看到了山头上国民党部队的灯火，有时，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到。这时，毛主席等几百人就在同一座山的山脚下。任弼时发现了火光，便让高富有发命令“人不能说话，不能抽烟，牲口捆上嘴”。
行至月亮湾这座仅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庄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由警卫人员安置在火炕上，烤衣烤人。高富有在外面布置警戒，烤了不到一个小时，看天光已有凌晨三四点钟，再晚就有暴露的可能。高富有一声令下：出发！“主席说，你让我们把衣服烤干。我说，走，再不走，就暴露了。”
“到了天赐湾，我们向北，敌人向西，敌人和我们走岔了。”这时候已经化险为夷，毛主席指着满脸是泥的高富有开玩笑：你们看看，看看高富有这个狼狈相。
不久，毛主席看着高富有摇晃的背影，问他怎么了？用手一摸他的身上滚烫，毛主席说：“你有病。”“主席下了马一定要我骑上，主席一下马，部队便停下了。我说‘出发！’周副主席看到前面队伍停下了，也来询问，他要我骑他自己的马。”看到停止行进的队伍，高富有再次下命：出发！一回到小河，他仍然坚持着布置完警戒。毛主席派自己的保健大夫黄树则为他看病，一看，感冒高烧，转成肺炎。
保密规定，毛主席也得执行
中央的警卫工作，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有些规定，还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赵延河说，《保密守册》就是毛主席制订的，包括 “出去不能说这里的情况、不能泄密”等规定。
“平时警卫战士见了主席，主席要是看你了，你就敬礼，主席如果低着头想问题，没看见你，你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就是了。主席接见外宾，接见群众时，规定不能抢镜头。”所以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在中南海工作几十年，没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这个传统从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有的，都是主席与我们全体干部在一块的集体照片，从来没有单独合过影”。
保密制度一经中央通过，就是毛主席本人，也要严格执行。高富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曾化名李德胜。有一天，有位城里的教员端详了毛主席很久，并让他的学生去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个小学生跑过来，扶着主席的腿问他姓什么。”毛主席和颜悦色地答道：“我姓李，叫李德胜。”过一会又一个小学生跑来，还是趴在主席腿上：“你是谁呀，你姓什么？”主席还是耐心地解释：“我姓李，我叫李德胜。”后来又来过一些孩子，毛主席都是这么回答他们。
保卫毛主席：武器与智慧
高富有回忆起小米加步枪的年代说，能有一支步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陈庚从山西回到延安开会，陈庚说你是手枪连连长，你能不能把保卫毛主席的武器给介绍介绍。高富有介绍到他们的装备：手枪140多支，有的有一发子弹，有的一发子弹也没有，有的子弹盒也没有，是摆个样子吓敌人的。另外，每人配一把大刀，近距离时，就用刀杀敌，远距离，还有两挺转盘机枪。
陈庚问他，他打电报，给送来150支卡宾枪怎么样，高富有说自己做不了主，陈庚说那他跟他团长说说，高富有仍说，团长也做不了主。陈庚就明白了，找到了毛主席。“主席当时侧过身来问我，你想要吗？我不吭声，主席又问，你想要卡宾枪吗？我还是不吭声。主席说，你想要枪，你到敌人手里要，不能向自己人要。”高富有说，“我了解主席的脾气，他是想让我们自己去夺枪。”后来他们果真抓到了一个既是“耳朵”又是“舌头”的电话兵。
解放后作为毛主席的警卫，精良的装备已经不再是问题。警卫战士的智慧还用到了其他地方。
赵延河回忆说，毛主席经常熬夜，为了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休息得好一点，战士想出来一个对付树上乌鸦乱叫和鸟雀争鸣的办法。因为不能乱放枪打鸟，战士就用小石头砸跑这些饶舌的小家伙，但是石头落在房上，会发出一串叮当的脆响。后来，警卫员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把沙土掺水握成团扔到树上，吓跑这些多嘴叽喳的鸟雀，这样一来，鸟也飞了，沙土掉在房上会散开，也不会发出响声，自然就不会影响毛主席的睡眠了。
领袖从来不怕见群众
从1947年被刘伯承派到陕北保卫毛主席起，赵延河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长达30年。能够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都和赵延河一样，有着几代贫农的出身和过硬的政治觉悟。
赵延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白衬衫的左胸前，端正地佩戴着一枚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这枚像章是一家毛家菜馆赠送的，他一直珍爱地戴在身上。赵延河一再地重复：“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毛泽东，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力量。”
赵延河回忆到，毛主席不喜欢警卫人员把他和群众隔开，他有一句话叫：“哪有领袖怕群众的？”
“主席从来不穿防弹衣，他走到人民群众中时，最常见的装束就是一件白衬衫，白衬衫束在腰里。”赵延河讲起毛主席在天津的一个故事：有一回在天津出差，工作之余毛主席对警卫人员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警卫人员都高兴极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最著名的“正阳楼”饭店。正吃饭时，主席走到门外透口气，看到一位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路过，正好车子上带着的孩子把鞋踢掉了。毛主席就喊那位女同志，掉东西了。喊了几遍，女同志才知道是有人对她说话，等她捡起孩子的鞋，抬头一看，认出了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正是毛主席时，激动万分，“您是毛主席！”这句话又被对面晾晒衣物的大妈听见了，两人一同喊起：“你好啊，毛主席”。听到她们的声音，路人行上全都聚了过来，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这样举着右手，喊‘人民万岁’。”赵延河这句模仿，带有浓重湘音。后来馆子里吃饭的警卫人员听见了外面热烈的高呼，跑了出来，把主席拉回了楼上。主席明显不高兴地说：“哪有领袖怕群众的？”他自己推开窗户，挥动右手喊：“人民万岁！”
“有时候毛主席出来走走，也有人不认识他的。”赵延河说。毛主席喜欢游泳，曾经几十次畅游长江，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派出十几位水性好的警卫人员游在他的身边。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游着游着，就游到人家渔船旁边，“他想上船去和人家说说话，有时候人家还不让上”。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大家对国家领导人的“见面”机会比较多，另外，人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在大江大海里遇到毛主席。“碰到这种时候，主席还会跟渔民说好话，‘让我上去吧，上去咱们聊聊’。”主席一般会问人家，家里几口人，这季能打多少鱼，粮食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那么渔民会说，不够吃就配野菜。“主席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了解一些真实的民生疾苦。”赵延河说。
他们这样评价毛泽东
“尽管曾经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毛瓷记忆
被称做“红色官窑”的毛瓷在坊间的传说很多，当年景德镇版制作者重忆故事始末
31年前中国景德镇。
40余位中国顶级陶瓷高手与200多位科技人员，艰苦攻关8个多月，终于将一种高白釉瓷在1400摄氏度时瓷化——这项命名为“7501”的工程，是1975年的首要任务。
事隔多年，年深日久的民间流传中，能揭秘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在我们讲述当年代号为“7501”的毛瓷故事时，就有了这样一位核心当事人，1975年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主抓业务的副所长——罗慧蓉女士。
瓷都景德镇受命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罗慧蓉的记忆，还是把所有被收藏者炒作出来的想象空间，都归于了民间。“因为这在当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不留任何想象余地的。
当初领到这个任务的，是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方综所长和罗慧蓉副所长。
罗慧蓉，这位生长在江西的女性陶瓷专家当年42岁，中共党员。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中央专门为他订制过这套生活用瓷，他本人更无指示要求什么地方专门为他制瓷。一向生活俭朴的毛泽东，在1975年的时候，健康大不如前，甚至当他使用这些瓷器时，只有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知晓老人家对这些瓷器的表态——对于他来说，这一年，国家的与他本人的病痛，沉疴一样牵扯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头。
罗慧蓉在接受《新世纪》周刊对于这段尘封了31年的故事的揭秘时，还提到了另外几位受命者：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而在《文物天地》对此事的报道里，人们还能看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黄庆荣曾经回忆过这项起源于1974年12月的任务，他说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代他的。
毛泽东主席曾经于1974在长沙住过一段时间，是年12月，黄庆荣接到汪东兴电话，要他安排毛主席到江西的安全警卫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黄庆荣第一次看到一面给毛主席用的红色梅花瓷盘。这位江西副省长一搭眼，就说出“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的话来。在黄庆荣的记忆中，汪东兴问他：“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黄庆荣觉得，江西应该可以试一试。
于是，1975年元月的一天，这个任务落实到了景德镇市市委书记李克时的头上，李克时很有把握，景德镇有能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但是一切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于是，方综、罗慧蓉接到的都是口头指令，没有任何文字材料。
罗慧蓉说：“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瓷器是为毛主席订制的。我们所经常接到一些中央指派的任务，给外宾的礼品，还有国家领导人出国礼品。所以对于这项绝密任务，我们并没有想到瓷器是中央为主席订制的。”
20套成品，10套归主席
制作这批每套30件~40件的瓷器，黄庆荣给罗慧蓉提出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能保证绝对安全卫生”，至今罗慧蓉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些要求，“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其他要求还有美观、制作工艺不能有半点瑕疵”。
此时已是1975年的上半年，人、财、物各方面都有了详细分工，罗慧蓉负责技术攻关，人力、拨款找市委书记李克时，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是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
“图案设计，当然是以梅花为主，因为都知道毛主席酷爱梅花。但是这个红色要烧制得鲜艳，需要技术攻关，这项技术当初是不能讲的，现在同样也不能讲。”罗慧蓉说。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试验过程中，烧完了研究所库存的高岭土，为此，还动员了当地群众上山捡了两天，这笔捡土的花费，在当时已经达到了5000元人民币。这个说法使“7501”更为身价百倍。但罗慧蓉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试验阶段是不会用高岭土的，试制成功以后，我们才用了高岭土”，高岭土是烧制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
试制期间，一直不太理想，结果到了1975年夏天，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品。一天，罗慧蓉被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车拉到了南昌，30多年后，很多细节都随风而逝，但罗慧蓉还记得这一次出行，在江西毛主席下榻处828招待所，她才知道了这批瓷器的主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此后的几个月，罗慧蓉完全从其他工作中抽身出来，“记不清又过了几个月了，反正是到了1975年八九月份，我们的成品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成品挑出20套，送到了省里”。
20套精挑细做的瓷器，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特殊标准，“景德镇瓷器有四个特点：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我们的这套瓷器，就是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更高的要求，挑选这些瓷器，依据的就是行业标准”。罗慧蓉说，这20套瓷器有10套归毛主席名下，其中有两套进了中南海，，主席在外省的其他住处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
这项代号为“7501”的使命，在主席离世前一年圆满完成，“因为这是1975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所以就取了这个代号，后来到1978年又有了一项政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代号为7801了”。因此，目前收藏市场上，就有了用“7801”冒充“7501”的现象。
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毛瓷
吴连登1968年成为毛泽东的管家，他也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位管家。1974～1975年“7501”毛瓷酝酿阶段，他才30多岁。对于30年前的往事，很多细节，他都记忆犹新。
“建国初期，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当时中央首长很多人都用这种瓷，‘建国瓷’是专门为中南海订制的，是在景德镇订制的。”吴连登说，“后来，他老人家也用过青花，绘有兰花图案。”
“都知道主席生活中有两难，到了老年，就更加严重，一是睡觉难，一是吃饭难。”吴连登道，“主席工作时，叫他吃饭，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饭，饭菜早就凉了。”
第一个想到为年高多病的毛泽东专门订制一套生活用瓷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吴连登说：“汪东兴考虑到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是吃凉饭不行。况且，主席连一套像样的餐具都没有。”
中央办公厅就想为主席订制一套能保温的餐具，“所以，后来生产的7501毛瓷用具，在要求安全卫生、不含铅的基础上，格外要求能保温”，吴连登详说那些能保温的毛瓷：“茶杯有盖、碗也有盖，菜盘有盖、汤盆也有盖，所有餐具都有盖。更重要的是，这种瓷本身就具有保温性能。”这样一套有盖的餐具，能够使饭菜在一定的时间里相对保温，毛主席本人也很喜欢这种设计。吴连登自己和其他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喜欢这套瓷具。
除了加盖设计，“7501”在设计上照顾到主席用餐时的习惯，“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欢在饭里加些菜汤，7501无论是碗还是菜盘和汤盆，设计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这样，主席吃饭时加点菜汤，就比较容易”。在吴连登的回忆中，主席吃饭时，有时还喜欢欣赏手中的饭碗，“他拿在手里，喜欢这样子来回地看，那碗是非常轻的，只有120克。所以主席有时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看”。
毛瓷在图案设计上，采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红梅，而且餐具的内外都有图案，又是釉下彩，工艺非常精湛，红梅均为手绘，没有哪两盏餐具是相同的。“毛瓷的声音非常悦耳，像玉器相击的声音，迎光而视，呈半透明状。”吴连登说。
但是一套“7501”到底有多少件，吴连登也记不清，都是需要用什么就拿什么，“而且，主席不喜欢用勺子，所以有些东西没有用过”。
“为主席订制生活用瓷的工作，一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过，但都不能令人满意。汪东兴是江西人，他就想到了景德镇。”吴连登说。汪东兴在2000年 9月 4日接见“7501毛泽东专用瓷”收藏家马晓峰时，说过当时的考虑：“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产，但是送来的设计图案不是很满意，毛主席说还是景德镇的瓷器好。这样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将任务下达给景德镇。”
遗落民间
1975年最首要的任务完成后，罗慧蓉及所里其他领导接到命令：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以及挑下来的成品，全部销毁。图纸一并销毁。
罗慧蓉曾经专程赶到省会南昌找到黄庆荣，她提出的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给所里作科研用。她的提法并不过分：遴选下的，即便是残次品，也比普通瓷器好得多，全部销毁太可惜。另一部分最好能发给苦干多日的科技人员，作个纪念。工作人员严格保密，并且保证不让纪念品流入社会。要求还有，保留一套图纸。
这些当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后来还是通过了黄庆荣的批准。
研究所把没有销毁的库存封存起来，以备北京的需要——瓷器是太容易损坏的东西。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部分作品作为年终奖励分给过先进工作者。这也许是毛瓷后来能够走向收藏、走向拍卖行的一个渠道。
另外，据吴连登分析，毛泽东到各地观察工作时，餐具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有时会忘在地方上一些，有时也会在临走收拾东西时，把当地的餐具带走。这样，有些有心人就能收藏起来。
事实上，“7501”也并非只供毛泽东使用，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江青那边也有一部分，“我们的其他首长和供应科，也有储备，以便有损坏时，再补上”。
“不过，我手里没有毛瓷。”吴连登说。
《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昔与今
“小红书”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是台湾版《毛泽东语录》扉页上的话
在那 “火红的年代”里，唯一可以与《圣经》发行量相媲美的书，就是曾风靡全球，被外国人俗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
据报道，仅“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过50多种文字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国际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影响，“小红书”流向世界各地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让人惊奇的是：严酷的意识形态之网，居然也阻挡不住这本“禁书”的流传。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台湾就暗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自然，这一当时在台湾被称为“匪作”的书籍，只能被在极小的范围“内部阅览”。
饶有兴趣的是，至今在台湾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里，还保留着一本1974年版为《毛主席语录》所撰写的公开“辅导资料”：《毛泽东语录的透视》。按常识推断，一旦某书的“辅导资料”出现，就意味着阅读、哪怕是“窥视”过该书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毛泽东语录的透视》由“国际反共文教协会”出版，作者王国琛。该书装潢简约，共97页，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该书目录，全书共计22个专题，采取边引边批的形式，逐一对“语录”展开对峙。作者在“自序”中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思想？系统的思想？或有没有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语义学(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任谁读了《毛语录》，必然的结论是‘毛’无思想。所以《毛语录》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从《毛语录》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更显出‘毛’本人的狂妄与无知。这是《毛语录》对‘毛’本身的丑化。”毋庸置疑，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会读、所以提前下药，以防污染的“消毒”作品。
世道千变万化。事隔30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毛主席语录》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图书市场上竟然公开出版了《毛泽东语录》这本同邦异地，意识形态差距甚大的新时代“小红书”。
除了删掉大陆版《毛主席语录》中由林彪撰写的“再版前言”以外，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大体上是前书的翻版，只是附加了“文革”极为流行的“老五篇”，即毛泽东五篇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最后还摘选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指示》。
令人惊奇的是，全书刚好333页。将两个3相加是“六”，将三个3相加是“九”。要知道，“六”和“九”正是《易经》中的“坤数”和“乾数”。冥冥之中，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竟达到了一个阴阳合体的易数顶级。
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最新书台的中央，就摆放着这本《毛泽东语录》。在万紫千红的书海之中，这本大红封面的“小书”却非常抢眼。它在出版一个月内就印刷了4次。按台湾出版界不成文的行规，一次印刷大至为1000册，照此推算，至少几个月内就销售4000至5000册。自2005年9月到目前已近一年，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发行量虽不可确知，但在常识范围内估计，至少应当在6000册到8000册之间。无论就封面而言，还是发行量而论，这在台湾都可算是一本“火红”的书了。
台湾读者怎么会对《毛泽东语录》感兴趣？该书装饰环衬上的广告语或许能够透露些许间接的信息：
副标题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毛泽东精神如何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
征服全球的红色资本家最推荐的交战手册。台商西进，经营大中国的唯一圣经！
据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先生说，开发历史禁书当然不排除诱发好奇的意思，但与共产党打交道难道可以不读毛泽东？更为重要的是，有西洋和东洋生活背景、熟通英语、日语的杨一峰先生还认为，在“左派”思想的内部其实积淀了众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毛泽东从一个农民到执掌一个大国，他的思想曾影响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面对丰富的历史，意识形态无疑将显示出片面和单质的局限性。
“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毛泽东，这难道不是常识吗？无论从正面和负面的角度，我们都避免不了接触他的书。” 杨先生如此说。由他创办的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符号标志就是一只“左眼睛”。看来，商业驱动、思想体悟和理想憧憬，通过《毛泽东语录》的策划，在杨先生的灵魂中已难以剥离而浑为一体了。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中，替代林彪“再版前言”的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先生所写的导读性文章“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该文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话听起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方式不大相同罢了。
在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时，杨照先生说：“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为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毛泽东超凡洞察力和控制力的叹服。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扉页上清清楚楚印着这样一句话：
副标题三：“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它是祈望？它是幻想？它是寄托？它还是一首“隐蔽信息之公开表达”的诗境修辞？无论怎样诠释，反正这句动情的语言被印刷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第一页上。
第十一篇文章标题：《红太阳》，永不落
副标题一：怀旧是人类的本能，有创新的怀旧，才是最好的怀旧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高潮。
时至今日，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红太阳》仍以720万的惊人战绩，雄踞冠军宝座。
这是一个奇迹式的故事。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惊人盛况，《红太阳》总策划、时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圣良，依旧难掩激动。
副标题二：太阳这样升起
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西北风”劲吹后的大陆流行乐坛，渐现疲软。歌手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成为了一个亮点。受此启发，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突现灵感，“用新的方式把一些经典老歌翻唱出来”。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杨圣良的赞同。
1992年该选题正式进入策划，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在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里选一部分，用流行乐的做法把它们演绎出来，并找一些流行歌手来唱。“跟崔健做《南泥湾》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是要做成一个摇滚或现代流行乐的精品。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一种节奏很轻松的表现方式，让大家都听到。”杨圣良说。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国的，大部分都与毛泽东有关，再加上1993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内容确定为毛泽东颂歌，正式命名为《红太阳》。
但符合标准的歌还是太多，于是他们又产生采取联唱形式的想法。这个想法对该唱片的最终销量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联唱所能听到的歌比较多。而且用一种固定的节奏联起来，其中的通俗性也就更强了”。把革命老歌用流行乐联唱形式来表现，尚无先例。杨圣良特地找来了中央广播乐团的著名作曲家金巍，他曾做过一些民歌联唱，在联奏编辑技术方面非常到位，而且以他的年龄也对这些革命老歌非常有感情。
歌手的选择也很慎重，既要有点名气，还要能把握这种歌，因为这些歌不能唱“过”了。“我们都是从那种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这些多少有点心有余悸，不能有歪曲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歌坛最红的毛阿敏、韦唯，并不在杨圣良考虑之列，“这些歌她俩不合适唱，她们主要走高亢大气的晚会路线，而《红太阳》还是偏民歌小调的风格。而且她们当时腕太大了，来唱联唱，我们有所顾忌。当时所能提供的酬劳也不多，才几百块一首”。经过再三商榷，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等10人入选。“他们被找来时也是稀里糊涂的，但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他们那代歌手的适应性很强，功底也比较好。拿到乐谱，经过制作人员的指导，很快就找准感觉，而且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红太阳》制作完成上市，立刻引发热潮。
副标题三：不可思议的盛况
起初，杨圣良与他的同事们对这张专辑并没有太大野心，所以推广活动并没有在全国铺开。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开始着手更大范围的推动，包括去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零星做些推介节目。但此时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高潮的来临，销量到40万的时候，有媒体问杨圣良对最终销量的预计，他回答也就几十万吧。没想到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惊人盛况出现了，推出3个月的时候，《红太阳》销量攀升到300多万。在上海中唱的发售点、生产车间门口，每天等着提货的卡车队伍从早排到晚。发出的货，拿出去就抢购一空，而等在门口的车往往都拿不到现货。随后，市场上出现很多模仿品，创意、歌曲选择、专辑名称都很近似。中唱总公司和上海公司这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随即在东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增设生产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驻扎到当地去，以便随时向附近地区发货。
本来要看客户脸色的业务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地商家抢着请吃饭以争取货源。“预先只是觉得这个选题有点创意，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如此地步，绝对没想到。上海中唱也靠这个创纪录的成绩翻本了。”杨圣良笑着说，“这还是靠毛主席的福，我们当时稿酬也开给了毛泽东，按我们的标准算出稿酬寄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上海中唱随后专门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一鼓作气推出了五辑，但销量一个不如一个。杨圣良认为这很正常，“这不是有计划的系列工程，做第一辑，就已经把所有最精华的都往里放了。比如最好听的歌，一辑就有30首。再接着做，肯定是越往后越有限了”。
没有爆炸的黑子
《红太阳》从策划到创作，除了些微顾虑外，倒没什么压力。但随着专辑的火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除了作曲家的稿酬纠纷，此外一些社会舆论也带来压力。“专辑火了以后，大批国际媒体介入评论，他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在邓小平的时代大唱毛泽东颂歌，是什么意思？”杨圣良说。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政府官方没有表态，也没有出面干涉。
但这么大规模的传统革命歌曲，用流行、略带摇滚风格的方式演绎是否不够严肃？这在当时国内音乐界引起了一些争论，部分老作曲家不太能接受这种处理方式，有些甚至直接指责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了。为此，杨圣良特地去了北京，到中国音协找这些老作曲家开座谈会，认真沟通后取得共识。
副标题五：红太阳为什么这么红
《红太阳》和随后掀起的“红太阳热”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从那以后，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都有这种老歌联唱。直到今天，很多歌舞厅、公园晨练，放的都是《红太阳》。
杨圣良不愿给“红太阳现象”轻易定义。“我们年轻时接受这些歌曲，是一种精神需要。从单一的艺术角度去分析，它是个不动产。但到《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了，完全是本着这歌的好听以及怀旧心态。怀旧是永远的主题，但在一个新的时代，怀旧的同时还需要创新。如果能跟现代社会某些方面相沟通，那你就是一个保留原有精华的新东西。”
“红太阳”暴红的原因，杨圣良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新的专题、新的配器、新的演奏形式，加上新的态度。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在快速发展，人们的耳朵需要听到新的东西。”
“但第一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经典，这些歌曲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媒体先行、包装炒作、打榜这些都没有，完全是靠歌曲本身的传播。这些歌曲是经典的，它跟现在快餐文化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再过10年、20年还是受欢迎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同时，他认为这跟毛泽东本人的魅力有关系，“作曲家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不是在做一件拍马屁的事，或者背负政治任务而写，他们只是写所想表达的，写出最投入，最有感觉的部分。这些歌曲伟大之处在于，内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国的。这个很了不起，因为旋律中所提炼出来的感情是真实的。也许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歌了，心境变得浮躁。等将来心态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愿意听这样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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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错误很多，现仅举两例：
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
赵延河的老上级、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