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从2006年以来，他的“文化博克”http://blog.people.com.cn/blog/u/zhudake总有些好东西，像他的《 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 》，《孔子和他的邻人们》
我看他的文章是偶然间从他的“论‘流氓复兴’--- 从‘伪流氓’王朔到‘精神流民’杨丽娟"开始的。最近他写了一篇《中国人的教养指数竟如此低下》,影响挺大的。书香的网友胡涣说他很同意这段话："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他还认为," 文中说，教养源于尊重他人。我觉得，尊重他人源于自尊，而自尊又源于一种满足感。国人的不满足感和不安定感，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教养缺乏的根源。"
可不是,教养源于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源于自尊,而自尊又源于满足感。要是真能脚踏实地，那一切就都解决了。对当今的国人来说，那可真的太不容易。看看政治局的人，都官大不满足，都戴上了“假的真文凭”---北大博士，你说，哪里还有不造假？哪里还有不急功近利？
西方的第一代资本家，他们可以没教养，但他们一定要第二代进私校进行严格的人格、资格教育，去获得被人尊敬的教养。如今中国的第一代资本家自身也可以没教养，他们也要把第二代送到外国学校去进行教育，去取得学位，去获得人格资格的教养。结果呢,你在全球看到的这资本家的第二代却多为“留学垃圾”。
教养，在如今中国社会里成了禁异。你讲得多了，人家说你伪道学。当荷兰钻石拍卖场的厕所专门用中文立出了“别站在马桶上撒尿"的时候，当德国汉堡CeBit展将中国参展者的仿冒起诉和吓出会场的时候，当法国汽车展BMW提出告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教养、脸面、脚踏实地的重要性。
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被世人认可，贫富差距加大世风每况愈下人心不古也是事实，20年后中国人的教养是否可以培养起来被人尊重，那可是段极其严肃的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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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教养指数竟如此低下》 作者： 朱大可
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是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项跟“教养”真正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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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57年生。福建武平人。74年毕业于上海二中。79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83年毕业，分配至上海财经学院汉语教研室。87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算是现在国内有名的文化批评和随笔作家。思想新锐，话语独特，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恐龙”和“第一讲师”。
94年他辞去上海师大教职前往澳洲。在那几乎停止了写作。他自己说：“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99年他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
2001年，朱大可拿到悉尼理工的博士学位后回国定居。
2003年，朱大可号称“与文学‘离婚’”，“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传遍了文化圈。
2004年在上海的莘庄购房而居，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结集《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视野从文学批评转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批评。 本书里，有一篇《甜蜜的行旅》（即批评“文化口红”）。他的文化批评，被称之为“文化酷评”，在国内俨然成风。
2005年9月，朱大可离开上海师大，到同济大学的文化批评研究所就职。朱大可自嘲：“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2006年以来，他的“文化博克”http://blog.people.com.cn/blog/u/zhudake 总有些好东西，像他的《 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 》，《孔子和他的邻人们》
他有论文集《燃烧的迷津》，《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从媒介系统看艺术的历史演进》、《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艺术操作和美学形态的有序化》、《超越大限》、《空心的文学》、《缅怀浪漫主义》、《亚细亚的痛苦及其消解模式》、《先知之门》、《禹：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