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运动和权利循环：中国封建绵延千年的原因

暴力运动和权利循环：中国封建绵延千年的原因


暴力运动必然是武装力量间的角逐，斗争或战斗越激烈越容易造成双方军事实力的扩张，一旦某方占有优势地位并将异已铲除，由此便会因武装力量的存在让真正拥有军事领导权的人享有政治统治权，权利越是集中或集团化越容易形成专制和独裁的局面；封建社会专制和独裁的治国策略完全依靠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自上而下将权利逐级分配到各级政府，各级地方官员从社会稳定期开始就在经营权利，可以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权利寻租等各种形式； 而且这种权利经营期在各王朝会必然出现，社会蛀虫这时会不断侵蚀王朝的躯体，国家管理开始走下坡路，国家权利逐渐被擅权者们的私权所代替，政不通仁不达，虽然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空前稳定，这一时期正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一方面在于社会发展的惯性而经济显得更加繁荣，另一方面这种权利私有化下的经济，国家资产或税收的流失导致官僚、奸商们的炒作、消费、敛财从而拉动经济的强劲发展，社会经济出现虚假“繁荣”——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急剧上升，这时期也是腐败官僚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和威压普通百姓的时期，社会恶势力已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在他们之间分配和分享国家权利——甚至是王权，由于腐败力量远甚于政府行政力量和人民的斗争力量，这时社会反而出现出奇的稳定，这些反动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人民的权利此时已被压榨到极小点，甚至连生存都可能得不到保障，这时期是在考验人民忍耐力的时期；还有在内忧外患如外族入侵、宦官当权、宫庭内斗、重臣擅权、诸候纷争等因素直接作用下，正加速王朝的没落；再加上地方官员为了维护官商利益、权利寻租却对老百姓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当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都无法维持和保障，死亡迫近的时候，官逼民反，社会开始动荡，社会暴力运动——农民起义开始暴发，压迫越强反抗越强，革命也会越彻底，社会破坏力就会越大；在这些乱世动荡中会有很多“仁义”之士一呼百应，领导农民起义队伍攻城掠地、扩张势力，成为大家公认的农民领袖，一般这些人都能成为改朝换代的英雄；但失败的农民起义更多，原因在于农民的革命对农民本人而言只是为了求得生存，只要有人能给他们稳定的生活和田地，他们就会满足，这时有一部分农民起义首领被招安，另一部分人却裹足不前、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还有一部分因内部互相残杀而瓦解，再有一部分被政府军打败，可见农民狭隘的目光只是盯在了田地和生活中，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中国封建社会最明显特点是统治者对前朝失败的经验具有很强的自我反省意识，会通过各种方式或手段避免重蹈覆辙，建国之处开国者都非常务实如改进吏治、平均地权、免税减租等，大力恢复农业经济，稳定民心，减少宫廷开销，加速进入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世袭制下皇权传递逐渐从繁荣走向衰落直到灭亡的朝代轮回；从历史观察发现越是仁政的王朝越是存在的久远，越是暴虐的政权越是加速其灭亡；在暴力运动推动下，这个车轮一滚就是几千年。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没能摆脱朝代更迭的轮回，而是在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首先在于每个王朝的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制度会变本加厉地更加集权化、专制化、愚民化，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等事件，还有更加残酷的精神桎梏，如八股取士等。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上百家争鸣的大好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但被秦王朝的统一而残暴地彻底撕毁，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朝代让人们开放思想并能解脱精神桎梏，也再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社会文化繁荣局面；而自汉代起历朝历代的所有文人仅为了生活而去追求功名从而思想陷入儒学的深渊，这也正是科举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一，便于国家实行文治，甚至愚民政策，也可利用儒学规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同时儒家思想是不容动摇和怀疑的。从汉代起国家就开始的编书修史，以及明清的烧禁书、兴文字狱，这些都是对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手段，用来消磨人民的反抗意志和思想，同时可以同化社会各种力量，安抚民心；其二，通过科举可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充实官僚体系，为国家笼络社会管理人才，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同时官僚经济的发展与利益的相关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争夺亮点，所谓“十年寒窗苦，只为功名利禄” 。因而历朝历代文人学子们都不会在思想上有所突破，更不会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一片让哲学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时间，因而中国没有能超越封建儒学思想的任何成就出现，包括在哲学、思想、文化、文学、科学、技术等领域，在封建专制主义哲学思想下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建立封建王朝，陷入朝代更迭循环的泥潭中。
还有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教化人民的工具，是在国家王权管理之下的，因而从封建社会开始至灭亡都没有一天让宗教超越过国家的权利之上；中国的宗教都是封建社会的附属品，是国家利用来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是愚民政策的工具，如在魏晋南北朝时佛、道、玄势力喧腾，有些朝代封建迷信也很流行，有些朝代则是佛教流行，也有些则是儒术盛行不一而同，统治阶级借用儒学和宗教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将其作为上升为国家统治工具的一块跳板，使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单一化，很难有异化的思想出现并被人们接受，也很难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异化的思想理论就不会让人们跳出思维的定势，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圈在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权利斗争中。
还有在思想上的愚民政策，导致中国始终在生产工具方面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生产力始终比较低下，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实体，而是一直处于小农经济发展道路上；更加上朝代更替对生产力的破坏及对土地规模的破坏，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土地的新一轮分配，也是社会财富完全消亡后的重新积累，中国繁荣的经济也不具有延续性，没有条件形成更高生产力水平，更不会因此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几千年是政治决定经济发展，而非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再有国家权利的集中和对人民权利的剥夺，也导致非组织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如以宗族、结盟等方式来对抗地方权利，来保卫自己的人权和财产权，中国人只相信自己同宗同族的人，便有了“一人得升，仙及鸡犬”，因而朝代的更迭完全是建立在宗法的基础之上，每一朝代都是皇族群体对人们的统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化的思想和意识从未在中国出现过？
首先应该说西方的国家管理制度中宗教的作用很大，宗教强调人人生来平等，都是“神的子民”这一观念根植于所有人的思想中；而中国早期只是祭祀活动，到了后来有了宗教后如道教、佛教等，但由于其宗教特点并未能深入普通民众并广泛传播开来，在中国宗教仅是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而已，因而在中国人思想意识中只有专制和独裁模式——封建王权，然后就是对各种权利和利益进行争夺，从而引起暴力和冲突；儒教只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被利用，在于其思想理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被很好的利用起来统治人民，完全桎梏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当然就不可能有其他哲学流派的出现或传播，既然没有了哲学基础的产生和进步，也就没有了科学理论的进步基础，因而即使再过几千年中国只要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仍然会是封建社会延续，也照样不会有民主的出现和科学的产生。
西方之所以能够出现各种思想流派、艺术流派、科学技术最主要的是国家权利在一定历史时期被教会所掌握——宗教会超越王权，西方始终以宗教作为调节矛盾和社会关系的准绳，从而像西方宗教形成了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有强的教义和行为规范，以及对违背人际关系的处罚；教会不是统治人民的工具，而是维护自己的教派和教义，维护社会公德的工具，也没有排除异教而独尊本教的完全独裁作法，总体上宗教还是比较开放的，教会不是物质欲望的追求者，也不是权利和利益的即得者，而是在教化人民和王朝统治者共同信仰，共同遵守社会公德，过清新静雅的生活而非奢侈浪费的特权生活，任何矛盾和纠纷都可由教会解决，而且教会本身也在办学，开设科学技术科目；在政治方面宗教在历史上很多时候都超越皇权，这样人民仅接受宗教的思想管理模式，才能在社会中让哲学异化思想兴起，自然便拥有了科学、艺术的长远发展；同时由于宗教的思想统一性，对不同国家间的关系起到一定调节作用；这就在封建社会下为人民开了一个解放思想的先河，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让君主进行独裁和专制，这就有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土壤和时间，也正是这些弱统治历史时期，哲学、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有机会迅速发展了起来，这也正形成今天的社会结果。
再者发生在中国的革新也特别少，尤其是每朝更替从未有过真正的变革，并不能改变这种朝代循环更迭模式，再由于每个朝代真正繁荣的时间过短，由于没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支持，在意识和思想上根本没有变革的可能。
为什么中国人人心涣散、内部相互倾轧、互相斗争不团结，而且更多的人会投敌叛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家也很容易被外族所征服呢？？
原因在于从秦国统一各民族以来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使得中国完全失去了民族特性，我们以华夏民族、中华民族自居，事实证明我们真正的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完全消亡了，已没有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民族，因而从古到今中国人始终没有形成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导致中国人的内聚力几乎丧失殆尽，因而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相互倾轧、内哄内斗、争权夺利、互不团结，而且在权利和利益斗争中都倾向于求助于外援，如明末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等，殊不知由此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而且在历史上人数众多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一类人就是——，从秦朝起就有先例，直到近代抗日战争中到了惊人的地步，到处是伪军、、特务，这类人成为中国人民最可怕的内部敌人，也是最恶毒的一类人，他们出卖国家、人民利益却仅为换取一点生活上的享受，由于没有民族归属感和内聚力，们也不会产生负罪感和同情心，因而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破坏力量。从中华民族屡次被蒙古、满清征服来看，中华民族被外族的铁蹄所践踏，两个野蛮的民族征服了文明的民族，还用野蛮的毫无人道的方式强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如元朝时蒙古人属上等民族，他们居住在汉族人家庭中并受供养，而且享用汉族人通婚时的初夜权，满清却是强迫汉族人留着象征民族灭亡的“长辫”；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偷生，更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苦难和屈辱，正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民族劣根性，所有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民族和国家这一概念，当然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视和敌对，有时到了宁愿外族将统治者灭亡也不愿去抗争，由此人民对统治者并没有任何归属感和臣服，与统治者势不两力；另一面统治者也从未对臣民当作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待，而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这种巨大的鸿沟和隔阂却往往会被外族所利用。
有如孙中山已认识到的并抱怨说，自已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中华民族“只是一盘散沙”，中国（满清统治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规律性的朝代更替正是由于暴力运动——农民起义的反复出现，在大规模暴力运动中完成朝代更迭，还有来自外族入侵引发的暴力战争，军事胜利者利用掌握的军事权利而组建新的王朝，在这种军事力量威慑下形成的极权统治必然导致国家集中的权利只能依自上而下逐级分配来实现社会管理和统治，分配出去的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会引起权利腐败，权利腐败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由此引发社会动乱直至暴力运动，加速整个王朝的灭亡；朝代更替中不断循环运转的是权利，权利争斗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运转的心脏，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的“权利循环定律”。
在极权统治下宗教力量和儒学仅是被利用来统治人民和美化统治的工具，并不能有效地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有效将权利民主化；还有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愚民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存在，并不会有异化的哲学思想出现，便不会有民主思想和科学理论的出现，也没有可能将中国拉出封建社会的泥潭，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惯性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