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龙门
1958年开始的 “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 “大饥荒”。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数字从一千万到四千万。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以外舒同,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 “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