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一个巨大转折。
高考更换了我的职业----小木匠变成了大学生；
高考改变了我的政治面貌----反革命分子升级成为人民群众；
更重要的是，高考使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拓宽了求知的道路。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社会巨变在我身上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这些变化同高考联系起来。
我是属于该长身体的时候赶上挨饿，该学知识的时候赶上文 革的一代人。
大革文化命前，我上过四年小学，算得上品学兼优。要不是那场大革命，我可能会直接升中学，考大学，尽管上大学对于那个时代的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事儿。
记忆中，诱发出想上大学的念头是我们胡同里有个叫刘球子的大学生。
街坊邻里，提起刘球子，没有不夸的。他在北京上大学，星期天常回家来蹭饭。您瞧人家，整个一活生生的大学生样板形象：板板正正的学生装，上衣兜里总是别着支钢笔，特显博学。修剪整齐的长发，常有一缕儿搭在深棕色的近视眼镜框上，透着儒雅。脚上那双扎眼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英姿飒爽。从我记事起，他就成了我们胡同孩子们的偶像。每次看到他，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长大了当个刘球子第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跟刘球子住街坊，可能是我做起大学梦的原始起因。然而，上大学对于还在上小学的我来说，顶多也就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北京的大学大都坐落在郊区，胡同里的孩子和大学几乎沾不上边儿，接不着地气。除了春游去颐和园路上见过北京大学的门楼子外，我对大学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刘球子的常回家蹭饭才使我这个梦得以時断時续。
然而，少年时代的梦还没来得及编织，现实的狂风暴雨已将它吹打得七零八落。不要说上大学，小学还没念完，学校就都关门了。这对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不用上学啦！胡同里的孩子可以整天凑在一起疯玩儿。那时的我早把想上大学这码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年月，虽说大多数学校都关了门，但是，有一所学校却办得非常红火，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保送到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
直到进了这所特殊的大学，接触了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政治犯后，我对上大学这件事才有了一点儿概念。上大学是人的一生中比较集中而且系统地学习知识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可能是永远地失去了。不要说上大学，能全须全尾儿地出了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就得念阿弥陀佛。还想上大学？ 没门！反革命分子能上大学，那不是复辟变天了吗？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当时，异想天开想上大学不是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了，就是企图变天，与党和人民为敌。
虽说死了上大学的念头，但我对大学仍然是向往的，久而久之，大学在我心目中幻化成一座高不可攀的圣殿。
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后，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刑满释放后，我进入了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个时期，我是以阿Q为生活的精神支柱，以黄老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时我的政治身份算敌矛转人内（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贱民无异，但在精神上却还能坚持自己的阵地。生活上只能自己找乐儿，而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乐趣也就是读书。
任何东西，当你失去它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珍贵。人在年轻的时候，求知欲较强。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渴望和求知的欲望因为受到了刺激而恶性膨胀。在这种失学的状况下，我就拼命读书，什么书都看， 恨不能地上捡张报纸都通读一遍。
年轻的时候爱较劲。大学的门不是进不去吗？大学的书不能禁止咱读吧，咱自己悄悄在家念大学，跟梁漱溟学，进不了北大，日后上北大教书去！等咱长了本事，大学选俩，上一个，教一个。
为了能多读点儿书，干临时工期间，我专门找那些和书沾边儿的单位，在人民出版社当了半年泥瓦匠，又跑到社科院当木匠。这期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也体会到非常时期的人间真情。我至今无法忘记韩林德老师慷慨赠书，张联芳老师班主任式的关怀，戈宝权老师为我买内部书籍的一幕幕，。。。。。。
白天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晚上闷家里为自己点灯熬油，基本上是我那时候的生活写照。
当初要不是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劲的话，我也不至于后来一口气儿念了四所大学五个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多少有点儿不正常。
当然，自己跟自己较劲，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当恢复高考的机遇出现的时候，我倒是没怎么因为文化知识的问题犯憷，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人生中的这次机会。但是，抓住这个机会的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