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看回歸十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迄今只可說是差強人意,尚可忍受

對有權拒絕「一國兩制」的台灣朝野來說，「一國兩制」不但在法學理論上講不通，只是在表面上提出一個「似是而非」，企圖令台灣朝野以為可以「維持現狀」，但實際上「中央政府在北京」、「真正行使主權者是在北京」，未來可以隨時改變現狀的最終決定權也是掌握在北京當局手中的一種「欺騙」。

但是，對無權拒絕「一國兩制」的大多數的香港人民來說，「一國兩制」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在中英兩國硬生生地「送作堆」之下，以「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被迫接受的「強制性安排」。故此，不管香港人喜歡與否，香港人都要被迫地接受「一國兩制」，套用一句前總統李登輝的話，這的確是一種「香港人的悲哀」。

與台灣人不一樣的是，香港人沒有形成「悲情」，反而是以嶺南文化特有的「硬頸精神」、以本身比較優越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一制），反過來去影響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一制），令十年後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己經成為一個難分難捨的整體。

過去十年以來，中資公司為了配合「一國兩制」，以及充當中國內地與香港及海外經貿關係的中介者，與香港本地企業的關係已經達到「魚水難分」的地步。不但實力雄厚的大型中資國有企業紛紛在香港紮根上市，內地大型民間企業也紛紛到港紮根上市，甚至合併、收購香港本地大型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因此，過去在香港經濟中曾經擔任過重要角色的英資企業，例如「匯豐銀行」、「怡和洋行」、「太古集團」等等，在先後取消本身在香港的「第一上市地位」後，這些投資策略的調整所形成的「空間」，正好為中資公司大舉進軍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資機會，並使其發展的腳步不斷加速，直至發展到今天的中資已成為舉足輕重不足以形容其重要的地步。

時移世易，香港的華資和外資也把合作和依賴的重點從英資轉向中資，以謀求本身的進一步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台灣朝野目前如果還以過去的「港資」、「中資」、「外資」去觀察和研判早己「跨區域」、「全球化」的香港資本市場，閱讀錯誤或錯誤判斷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

中資在香港的日漸強大，對新聞傳媒賴以為生的商業廣告，自然擁有與前不同的影響力，於是，在廣告壓力下，首先威脅到的香港原有「比較優勢」，就是香港本地傳媒的「言論及新聞自由」。

迄今為止，香港本地傳媒的「自我審查」、「寒蟬效應」愈來愈嚴重，已經演變到不容忽視的程度。除了《蘋果日報》和《信報》之外，其他本地新聞傳媒都在或多或少地「少提政治」（特別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人事安排有關的消息），「多談經濟」（如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的房地產及股票狂飆）。

然而，在「人治高於法治」的中國社會裡，最重要的經濟消息，往往卻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最新人事安排的政治新聞，因為它牽涉到所有大型財團在中國的整體「投資策略」。只要香港本地新聞傳媒老闆仍然抱著「新兩個凡是」（凡是北京最高領導人說對的就是對的，凡是牽涉中國最高領導層政治變動的消息就最好不要報道），香港原有的「亞洲金融中心」及「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就必然會被削弱。

政權交接後的第一個十年之內，最初的前八年是非常難熬的，不但「天災」（禽流感、亞洲金融風暴、沙士或非典型肺炎）一波一波地來襲，以董建華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更是「人禍」（八萬五房屋政策打垮房地產市場、教育政策朝令夕改令數以十萬計的前線教師學生無所適從、堅持聯繫匯率令本地市場出現全面通縮並造成大量市民失業破產）不斷，香港經濟一蹶不振，民不聊生，燒炭自殺變成失業破產者的常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但是，否極泰來，自二○○五年年初董建華下台讓曾蔭權繼任特首之後，香港經濟便馬上自谷底反彈，升勢至今仍未結束。例如，反映股市榮枯的「恆生指數」已經突破二萬點關口，遠遠超過一九九七年最高峰時的一萬六千八百點，股票單日成交總額也在六月十八日收市時突破一千億港元（約新台幣四千億元）大關。

將香港過去十年「前八年」（衰）「後二年」（旺）地客觀分析，香港的整體發展情況，即使不算很好，其實也不算太壞。對許多香港人來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迄今只可說是「差強人意，尚可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