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作者：张新颖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2183 更新时间：2/20/2006

编者按：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的正标题和张旭东的那篇文章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一个是“重访”，一一个是“重返”，一个着重于学理研究，一个着重于体味具体的文化环境。先锋小说的异军突起是八十年代的重要一环，小说家对小说形式的思考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研究的是语言范式的革新，不是具体的“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怎么创造新的语言和形式。

过去有先锋文学是不是业已终结的讨论，我想它作为一个流派已然不复存在，“先锋”这个词在当今不是指称着一些具体的人，它更多地表露着一种自由的气度（尤奈斯库说，先锋即是自由），意味着一种创造的精神，一种对新的空间和视野的开拓。他们所创造的写作范式影响着新一代作家，后者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对世界图景作出新的想象，继续实践着这种锐意求变的努力。

这篇演讲稿大概讲述了先锋小说在八十年代的始略，集中笔墨写了一九八五年前后以马原、莫言、残雪、刘索拉等人为代表作家群的先锋小说热潮。我们来看看这股热潮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1985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作者是Morris Dickstein。原本是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副标题是“美国六十年代文化”。这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非常风行，很多中文系学生都在读。
书前附有一些黑白的照片，大致上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内容。第一张是马尔库塞的照片，我们知道，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综合成为西方1960年代反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础。第2页的照片是三个作家，一个是小库尔特·冯尼格，另外一个是诺曼·梅勒，最下面的大胡子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人艾伦·金斯堡。第3页是摇滚乐时代最有名的歌手，一个是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另外一个是鲍勃·迪伦，接下来的一张是甲壳虫乐队刚刚在利物浦开始他们演唱生涯的照片，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是穷光蛋。还有一张是1968年8月纽约40万人集会的伍德托克摇摆舞节，一个反文化节，乱糟糟的场面。接下来两张是反战游行的照片。最后一张是在60年代美国的大学里面经常看到的场面，柏克莱大学学生和警察的对峙。从马尔库塞的理论到诺曼·梅勒、艾伦·金斯堡这样的文学创作，到摇滚乐，到学生的反文化运动，到整个社会的反战，大致上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概括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但是又充满生机的、而且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在不断生长出来的这样一个时代。好像一个社会从1950年代突然地发生了变化，一个社会的典型的感情、人们典型的意识，都发生了变化，有一些新的东西在生长出来。
当时，有一个学生就说，读了这本书，就想写一本书，仿照这本书来写一本中国文学、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书，名字就叫“一九八五年”。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愿望，要把1985年这一年表述出来。其实对这一年的描述，就可以像迪克斯坦描述美国60年代文化一样，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普通人的感情，从大众文化，从文学创作，甚至包括新闻，等等方面来着手。这是1985年刚刚过去不久以后说的话。说明这一年，1985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学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学生的心里，留下的冲击非常大，而且它是来自多方面的。里面还包括一些很混乱的，当时摸不清，后来可能也说不清的东西。
先讲《伊甸园之门》这本书，并不是要把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和1985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做类比。但两者之间确实有些相像。很多的事情就是那样从社会的各个角落冒出来，就那样发生了。这本书对中国1985年的变化影响不大。但如果要讲先锋小说，讲先锋文学，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先锋文学的途径，就是进入1985年的情境。如果能够对那一年，那一年的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感受的话，那么大致上就可以理解先锋文学。今天，我们在讲先锋小说的时候，拿出几个作家或者几个文本来分析，其实，这几个作家或文本看起来都是干巴巴的，不能还原到当时历史情境当中去的东西就很难读出什么意思来。重新读这些先锋小说，很多当年曾经激动人的东西没有了。很多当年先锋小说非常奋力地去争取来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常识。当年让人惊奇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常见的东西。所以，它不会让你激动，引起你的陌生感，也不至于对你的阅读构成什么样的挑战。但这个是它最大的成功，它把当时一些还没有的东西拿进来，当时一些非常陌生的东西今天变成了常识，“常识化”，它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就在于你今天再回头读那些文本的时候，你不那么激动了。比如说，棉棉——197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女作家的小说《糖》，里面写到了吸毒，她引用了艾伦·金斯堡《祈祷》里面引到的他母亲临死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金斯堡在母亲死的第二天收到的：“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这其实是1980年代常被引用的东西，《伊甸园之门》也引了；到了90年代末，到了21世纪，在棉棉的小说里出现，自然也很感人，不过，在反复的引用过之后，它的冲击力当然不会有当年那么强烈。


　　　 　二
先锋小说当时的叫法很混乱，有叫“新潮小说”的、“探索小说”的、“实验小说”的、“现代派”的，“先锋小说”也是一个很不严格的叫法。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回过头去看1985年发生的事，好像在那一年的前后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注定要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作品。文学史的发展是非常奇怪的，很可能一百年就是一个空白，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但是，很可能突然一个时间，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的作品一下子都出现在文学史上。
在1985年，出现了寻根文学的很多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文学的“根”》等。之前，1984年，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之后，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在1985年，出现了刘索拉、徐星的小说。这一些小说可以看成是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艾伦·金斯堡的作品一类品格的东西，是一些年轻人以一个非常叛逆的姿态对社会的事情来发言。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个“伪现代派”的讨论，刘索拉、徐星写的这些人，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都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刘索拉写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她的同学，整天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干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从最表面上看是对当时僵化的教育体制有一种反抗。其实不一定看得那么狭隘，因为他们正好在学校里，所以就只好反抗教育体制；换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反抗那个地方的体制。这样一些内容，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嬉皮士(不能把这种类似夸大)。那些艺术青年，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那些另类的生活和思想，当初就让人觉得中国人现在怎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认为这个所谓的现代派其实是假的，我们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社会土壤、社会基础。其实是真的。要反驳“伪现代派”这样的指责，不要那么多的理论，只要讲读者的感受就可以了。按照“伪现代派”的说法，像刘索拉写的这样的情感、生活方式不可能引起中国人的真正的感受，如果说你这样感受，你是在模仿一种时尚。其实，像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的反抗，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要说理由当然可以说体制非常僵化，压制、约束人的个性的生长，但有时候可能就是青春期的骚动、偏要跟什么作对的感受和情绪。当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唤起了一大批青年人的认同，这应该不是假的。1985年我高中毕业，从山东半岛到上海读大学，随身带着两本杂志，一本上面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另一本就是发表《你别无选择》的那期《人民文学》。而且刘索拉写的差不多是实事，她写的班级里的同学，这些同学当然后来一个一个都是大名鼎鼎。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样吊儿郎当地在学校里，不去上课，整天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和老师闹别扭。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徐星写的《无主题变奏》，写的是社会青年，没有刘索拉写的学校里的艺术青年那么高雅，是整天在社会上闲荡的一个人。像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基本上可以看作后来出现的王朔小说的一个前奏，特别像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作者都是北京的，只不过后来王朔发展得比他们更痞了。在刘索拉和徐星那里有一个很雅的东西，因为是嬉皮士。到王朔，把立场换得更加平民化，更痞一点，来写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不满、牢骚、叛逆。这样的情绪一路发展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朱文的小说，像《我爱美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
1985年文坛还特别注意到了一个东北人，他写的多是西藏的事情，喜欢说“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这一年马原发表了很多作品，以前他一直发不出来。从1984年发表《拉萨河女神》，一下子走运了，在1985年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等等一大批。简单地说，韩少功和寻根文学，以及刘索拉这样的青年人的反抗文学，带来的变化基本上还是文学内容上的变化；马原的变化，更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上的，这个“形式”当时更流行更严格的说法，叫“叙事”。这个说法当然过于简单了，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它在叙事上的变化也非常大，“怎么写”的问题不会比马原的更少。当时人们喜欢的说法是，小说到了这个时候，“写什么”变成了“怎么写”——那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所以就有叙事结构、小说语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再和我们通常所要探讨的小说的意义、小说的认识功能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把它叫做“文学的自觉”，或当时的概念“纯文学”。
还有残雪，《山上的小屋》也是在1985年发表的。
还有莫言。莫言在1985年发表了一个中篇，叫《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是和王安忆的《小鲍庄》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上，《中国作家》。莫言的出现，代表了小说写作者的主观观念的非常大的解放。这个主观一开始主要还是指感官方面的，或者说得更朴素一点，是感觉，作用于人的耳目口鼻舌的感觉。钱钟书先生讲“通感”，通感是偶尔才会用到，在一首诗或一篇作品里，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通感。小说比诗要长多了，可是，莫言的小说，在一个非常大的长度内，很可能从头到尾就是各种各样感觉混杂在一块儿，呈现出一种异常丰盛的状态。
大致上在1985年前后，先锋小说可以以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些方面的探索来作为代表。那个时候，好像文学发展得很快，过了一两年，1987年前后，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就出来了，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这些人都是在1987年前后开始在文坛上比较受注意。那个时候也很怪。比如今天写小说，你可能写了十篇小说还没有人注意到你，但那个时候很可能你写了一篇小说大家都会注意到你。当时社会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而且文学是当时的社会思想各个方面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上也是很正常的。文学在今天不是社会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且今天可以注意的东西也比较多，大家的注意力比较分散。
残雪、莫言、刘索拉、马原，可以各自代表1985年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方向。后面接着出现的人，可以把他们归类，比如说，格非可以归到马原的系统里面，孙甘露在语言上的实验也可以看作马原为代表的小说叙事革命的方向上的一个小的方向。余华可以放在残雪的系统里面。我们知道残雪写人非常丑陋、不堪、肮脏的生存状态，在这样一个生存状态里面人的心灵扭曲，扭曲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可人还是若无其事地在这样一个内部心灵扭曲、外部肮脏不堪的环境里苟活。但是在这样一个苟活里面，他有一种恐惧。写出人的这样一种生活，而且写出这样一种生活的没有价值，对人的生存状态或者对人性的深度做了挖掘。余华的创作其实也是这样一些东西。从表面上看，他不像残雪写日常琐事里面到处可见的肮脏，日常世界里每时每刻都要经历的东西，余华写的是一些特殊时刻的暴力血腥；但是，他同样指向人性里面的一些东西来挖掘。孙甘露用语言的能指的滑动来结构一篇小说，给人一个非常吃惊的感受，读者读起来，就是一句话接一句话地流动，却不怎么指向语言背后的世界。后面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