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一代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可以说呱呱坠地始就遭遇了市场经济的疾风骤雨。
他们记事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因此他们注定要承受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剧烈阵痛。
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衣食无忧，他们成长于一个相对单纯的空间，然而他们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现实中，不得不在生存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发展空间。因此他们必然活得比父辈们累，活得孤独。
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富，但讲究取之有道。他们北漂，缘于有梦。一个个奋斗的梦，有梦就有希望。他们离开家庭温暖，走出熟悉的环境，背井离乡，只身闯荡京城，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漂流动荡之中。他们哭过，消沉过，动摇过，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用自身的行为打破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超稳定的结构。
我认识的一位记者，离开省城来到京城，住地下室，在未找到工作时，身无半文，曾经三天未吃过一顿饭，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可以找同学借，或者让家里寄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硬挺了过来。他清楚放弃就意味着失败，他明白大都市的机遇和发展远远大于中小城市，他绝不是来北京混吃混喝的外省人。
鲁迅在小说《伤逝》里面曾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与发展两个不同数量级阶段，生存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在这组“80后”的文章里面，主人公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小人物，面临生活压力，不抱怨，不放弃，乐观向上，默默前行。上班要挤三个小时公交车地铁，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空前，睡眠严重不足，冬天的小屋没有暖气，甚至没有钱吃饭，且放弃优越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小城市生活，放弃国外丰厚的待遇，他们中一个人说得好：“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代表他们的心声。
纵观历史，大清朝湖广填四川，带来盆地的空前繁荣；百年前山东热河的汉民闯关东，无意间成为传播内地文化的使者，造就了东北地区的人丁兴旺。如今，80后外乡人独闯北京，也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比之祖先，他们的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这是“80后”鲜明的特质：张扬个性，崇尚自由，务实求发展，看重结果但不排除追求过程中痛并快乐的喜悦。
以前为理想，现在为梦想。理想可望而不可求，梦想则可随时变成现实。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他们没有父辈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担当，也很少有父辈那种高昂的英雄主义情结，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连保尔·柯察金这样的钢铁楷模也不知道。他们缺少上世纪七十年代“存在即合理”的事功色彩，以及叩问人生道路在哪里的迷茫。他们不追求崇高与伟大，不抱怨现实，甚至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他们务实，平和，很在乎个人价值。他们不太看重他利，更看重己利。首先是活着，然后才是奋斗，他们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富、积累、成功，他们已经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
如果说欧洲19世纪中叶“城外人”纷纷涌向巴黎、伦敦，向往浮华的都市生活，追求享乐，上世纪初美国西部淘金热展现的是新大陆西部拓殖的冒险主义精神，而今中国“80后”这个庞大的新生代，集多重性格组合于一身：力求稳定，又不甘于寂寞，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寻找刺激江湖豪气。“漂一族”、“希望一代”、“垮掉的一代”、“网络一代”、“孤独一代”、“自私一代”??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但万变不离其宗，个人奋斗、我行我素、追求成功的基本价值的信念始终不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校正一贯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得不换种思维，摒弃传统道德观，制定新的衡量体系。
“80后”是个不新，但依然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他们是冉冉崛起的一代，正在成为中国“人才蓝筹股”。今年不少“80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佐证他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时间不远了。
关注“80后”，就必须关注他们活着然后奋斗的生存轨迹，接受他们正在成熟的事实，他们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蛋。
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80后”的北京时间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吴佳男
农历正月十五清晨，天还没完全亮，住在北京回龙观华龙苑北里2号楼的小K被手机闹铃叫醒，他迷迷糊糊地起床，在洗手间里胡乱地洗了一把脸，扯过衣服，拎过包，锁上门，“蹬蹬蹬”地跑下楼。
楼下，马路边上，已有不少和他一样，睡眼惺忪，身体打晃的年轻人等在公交站点了。大家的目的地一样：挤371路到霍营，再转城铁13号线到市区上班。
小K向自己住的那栋楼望：那些格子一样的窗口内，几乎都亮起了灯。
他苦笑一下，回龙观，名副其实的“睡城”：住户几乎都是上班族，清早去上班，晚上七、八点才回，白天里，整个小区人气严重不足。
到了城铁站，车很快来了，人潮“哗”地一下涌进车厢，瞬间填满了所有缝隙。车子发动，早晨第一缕阳光射进来。
公交地铁交响乐
据《北京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万。
其中，外来人口419.7万人，增加3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5.7%。这些人中，专科以上学历的，约占10%。
阿花便是那10%群体中的一员，“漂龄”一年。和小K要倒13、2、1号三次地铁上班不同，阿花要幸运一点，因为只坐一趟公交，之后再坐2号线，三站即达。但即使这样，阿花也不敢大意。
每天一大早，“300快”公交车一到站，原本排成长龙的队伍瞬间变得臃肿不堪。阿花和别人一样，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向上挤。平时阿花能拼过别人，而这一次，不知是不是没吃早餐的缘故，她失败了。车门关上，超负荷的公交车“哼哼”着向下一站驶去。
阿花很郁闷，因为这次失败，意味着迟到，意味着当月的奖金被扣除。
终于挤上地铁。站在靠门的一个座位前面，阿花死死地抓住吊环，用后背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和阿花的打扮差不多，此刻正抱着臂膀，低着头小睡，车子晃动，或者到站时，她会微微抬起头，把眼睛撑开一条缝，之后马上又闭上。在她头顶的车体墙壁上，一则房地产广告里写着：“不管未来怎样，先弄套房再说”。
车厢里更多的人，看报纸的看报纸，看车体电视的看电视，看表的看表，无一例外的，面无表情。车载电视上，正介绍着某个奥运项目，同时底下跳出“距离北京2008奥运会还有15*天”之类的字样。
相对于阿花，来北京3年的小K上下班行程很艰难。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13号线到达西直门站，小K费力地从车厢里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2号地铁。这个换乘站比较特殊，换乘要走两段，一段地上，一段地下。地上这段，专门设置的几道栅栏人为地控制了高峰期的人流。“高峰时段，在这儿要多耗费10多分钟，人挨着人，设计得太差劲了，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真是烦透了。”小K说。
8点45分，小K终于走出地铁，再步行10分钟，走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迷茫中的曙光
巨大的北京，拥有着巨大数量的人口，每一天，这些流动人口在检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每日近1千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3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发生天灾，或者交通事故，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工作在西单，住在知春路的成都女孩落落来京前就被北京的朋友告之：每次出门，必须预算出两个小时，或者更多。
“在老家，每天走着上班才只半个小时，现在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要发疯。”落落坦承：每天3个多小时的上、下班行程，消耗了她太多的能量和激情。
“休闲时间一直那么少，每周末想找人聚聚，就得上网查地图，还不一定走对，于是什么心思都没了。即使决定去，那也意味着早上起床后就开始筹备，之后，和正常下班差不多晚才能回家。”
休息日，落落也要计划一下：周六上午睡个懒觉，补充睡眠；下午，整理房间，洗衣服。周日，出去购物，晚上做顿比较丰盛的饭吃。之后，早早睡下，以便于第二天能有精神上班。
“在地铁里，你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白领，哪些是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身份的人。有些人早上还很光鲜，晚上就委靡得不成样子。”来京近4年的小诺说他能惟一能感知的，就是所有人的内心都很焦躁。他对这个城市里和他相似的人做出了一个基本的描述：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去折扣店买反季服装。
“在北京，最折磨人的是租房。4年里，我换了七、八个地方住，王府井边上，三里屯附近，传媒大学那儿，南三环到西三环，我都呆过。几年间交给搬家公司的钱都有二、三千了。”小诺说。
“很幸运的是情况好了点儿”，去年11月份，小诺终于在苹果园附近买了一个“小两居”，为此，他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按揭、物业、水电煤气。
虽说算是安定了，但每天中午，小诺还是要在中午11点半左右，从中关村“长远天地”的某个单元门里出来，在街边买一份5块钱的盒饭，之后拿到楼上吃。“有人担心不干净，但我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何况还给一个水果呢。”他露出憨憨的一笑。
和小诺相比，半年前辞掉哈尔滨的工作，带着各种证件来京的小郑坚信“在北京可以找到梦想”，但现在不说工作，仅这种“紧张的，高强度的，虚耗掉太多的”生活节奏就让他感觉到了迷茫。
等待这个城市的包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张远帆认为，随着高校扩招后第二、三批大学生“下线”，“新京漂”规模空前扩大，竞争更为激烈。
同时，近一两年，在物价上涨，奥运临近等因素的推动下，80后“新京漂”正遭遇拐点。
《民声》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似乎印证了张教授的观点。许多采访对象表示，来北京前，很自信，坚信“脑袋里有东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来到北京后，他们发现想像和现实果然有距离。
晓辉是北京东城区某医院的一名护士。本来，以她的学历和能力，可以在家乡的中上等医院里做一名医师。“事实上，我们这儿比社区医院级别高不了多少，可我只能当护士，而且，人家在编，我是聘用。”晓辉表示她能理解院方“医师本地化对医院有好处”的说法，毕竟，此类医院的绝大多数病人是“北京土著”，“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认为，医生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和晓辉相比，2004年底从辽宁锦州来京，在外企工作的小丽不用担心“地方保护主义”，但她比较在意户口问题，因为男友刚来北京，还只是一家图片社的临时工，他们至少要有一个人弄到户口才可以考虑在京结婚的事情。起初，聘用单位答应给小丽办理北京市户口，但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
一开始，她的情绪没受到影响，因为她很早就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现在，过去3年半了，小丽着急了。08年春节后她就一直在跑各相关机关，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着落的迹象。
今年2月22日起，北京警方开始在全市大规模检查暂住证，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外地来京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
听到这个消息后，住在海淀黄庄北的小敏有点着急了。来京几年，每次遇到有来查暂住证的，她总是东躲西藏。“说实话，真不愿意办，那个证看着就别扭。但这次，办也就办了，为了奥运，查得肯定很严。”
在《民声》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许多人表示，现在看来，当初来京时定下的弄到户口、买房、买车的目标，不知不觉远了。
“先把工作稳定住再说吧。别的，养老、结婚、养孩子，都没敢多想呢。”
“城市还未包容他们。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他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更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地位，也能说是高级打工仔而已。”著名学者余世存这样评价他眼中的这拨80后“外乡人”。
为“北京土著”而奋斗
据某机构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几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这种贡献有增无减。”
相对于小K和落落的悲观情绪，来京一年，同样属于上面提到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某视频网站迅速做到后台总监职务的刘冰却很理性，“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刘冰的同事，从小在北京西城区长大的小蔡表示，“前两年，有的老北京人确实戴着有色眼镜，但近两年，情况好多了。活得有劲儿，有成绩的外来人员，北京人就很佩服。”
刘冰是个摄影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地铁里拍照，去年夏天开始，两块钱可以在地铁里随便转悠了，这个事实让他至今兴奋不已。“不在乎那几块钱，最主要的是心情舒畅了，每天少花四、五块钱坐车，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相比刘冰，在北京做了2年广告业务，正在买车的马锐则高兴于用暂住证也可以上车牌这个政策。“本来嘛！车牌这东西，上哪里的还不是一样开？”
“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治安也好。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曾在广州工作过两年的莫莫说。
马锐两年前来京的初衷很简单，工作挣到够花就行，主要是体验北京的文化。从小在家看电视，他就对“皇城根儿”、“前门楼子”、四合院、北京胡同等地方感兴趣，“向家里借些钱，我准备在这儿扎根了。”
春节过后，一直对出行恐惧的阿花听到了一个“利好”消息：今年6月份以后，她就可以在家门口坐新开通的10号线去上班了。
“自去年4月起至今，北京陆续开通了40余条公交新线路；今年6月，地铁10号线正式投入运营后，将极大减轻三环路的交通压力，支持CBD的扩大和发展。”北京市规划委总规划师施卫良告诉《民声》记者。
“事实上，选择了一个城市，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自己的家乡。“刘冰准备通过三到五年实现寄居者到“北京土著”的过渡。“我相信我的未来会是闪亮的。”说这话的时候，刘冰的眼中有着亮亮的光彩。
冬天的小屋没暖气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张丽萍 北京报道
采访对象：赵文雪（化名）
籍贯：山东
年龄：26
学历：研究生
职业：电视台策划
1月17日晚上6点半，北京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
下班回家的文雪拎着两大包东西走出了超市，迈着小碎步融入了林林总总回家的队伍中。
进门后，赵文雪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有点失控了的空调（它再怎么吹屋里温度也不会超过15度了）。用文雪的话说就是“这套老北京公寓里，要是冬天能再加上点暖气就完美了！”
推开房门，泛着青光的平滑水泥地面上摆着各种生活必需品，零乱却不失家的温暖。电脑、电视、沙发、衣橱、双人床。电视机旁摆着一个放DVD碟片的木架子，满满地塞了少说三四百张影碟。
床头摆着文雪的6个相框，拍得很有艺术性。“我老公拍的，不错吧！”文雪笑着对《民声》记者说。床边窗台上摆着一个蓝宝石色的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一束已经有些枯萎的红玫瑰。上周是文雪的生日，男朋友送的。
来不及等屋里暖和一点，文雪就换上了一件深咖色的小棉袄，“这小袄是在动物园服装市场买的，才35块钱，特值！在家做饭穿正合适！”文雪边说边拎着从超市买回来的菜进了厨房。“最近我们改吃鸡了！营养也够，最主要是便宜！”正说着，她的手机响了起来，“老公，什么时候到家？我正做着饭呢！”
“七点半，嗯，好的。对了，到楼下菜市场买几个馒头回来！别忘了啊！”
文雪的男朋友晓彬，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一直在电视台工作，文雪06年来京前，已经在这套租来的公寓里度过四个没有暖气的冬天了。
与他们一起合租的是晓彬的同事，在电视台做摄像，回到家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关起门来天昏地暗地打游戏，丝毫不会干涉到文雪和晓彬的二人世界。
文雪的厨艺不错，半个小时后，两菜一汤上桌了：香菇青椒炒鸡蛋，蒜茸莜麦菜，外加一大碗清炖鸡汤。“其实晓彬做饭也很好吃，他经常会给我做油焖大虾啊，红烧排骨啊，但他最近工作特别忙，都好久没有给我做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点埋怨，一点心疼。
“恩……好香啊！今天又有口福喽！”晓彬推门进来。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小伙子，很爱笑，有俩可爱的酒窝。
“当初就冲着他这俩酒窝和他好的！”文雪开玩笑地说。
热腾腾的饭菜似乎让小屋暖和了不少，晓彬边吃边向文雪和《民声》记者讲述着白天的工作：“今天一个哥们给我找了个私活，给他们单位拍个宣传片，就20分钟，说能给一万！不过得拍将近一个月吧！我觉得挺好的，我抽周末和下班后的时间就能给他做完。”
“那你周末又不能陪我去逛街了！上次我看上那件ONLY的外套，要是再不去买估计人家就卖完了！做这片子，没准晚上又得加班到三更半夜的，下班回来屋里又剩我一个人了！”文雪边说边给晓彬盛了碗鸡汤，还特意多给他捞了几块鸡肉。
“看上了咱就买呗！反正我工资都交给你了！”晓彬对着文雪做了个鬼脸。
“还有，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会闷，所以今天特意去买了好多新碟。同事们都说这家卖的碟质量特好！晚上我要是赶不回来你就往床上一坐，把被子往身上一裹，想看什么看什么！”晓彬说得手舞足蹈，文雪被他逗乐了。
文雪说，这个冬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晚饭过后，两人裹着厚厚的棉被偎依在床上，看喜欢的那些电影。如果遇到新上映的大片，他们也会去电影院看，不过，他们会选择票价降下来的那几天。
饭后，晓彬去厨房洗碗，文雪从抽屉里拿出记帐本，把当天的日常支出写了上去。“要不计算着点花，月底就真的成月光族了！不过老公说了，他要使劲赚钱给我买房！”文雪合上记帐本对《民声》记者说。
文雪说他们去年底都发了一笔奖金，加上这两年的积蓄大概有十万了。如果奥运过后他们还没攒够一套两居室房子首付的话，就先向双方的父母借一借，房子一定要买，因为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肯定就会有暖气了。
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五，买完车票，身上就剩20多块钱了。没办法，我只买了3碗方便面，2瓶矿泉水
享受“泡面”生活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张丽萍
采访对象：王跃（化名）
籍贯：福建
年龄：28
学历：本科
职业：婚纱影楼后期制作
对王跃的采访是在他刚租来不久的一间阁楼里。阁楼不大，但里面的摆设很惬意：床头摆着一架从宜家买来的白色落地台灯，灯下的落地柜上，摆着他和女友小娟（化名）的结婚照（2007年夏天他们领了结婚证，但因婚礼费用太高，一直没有举行婚礼）。电脑主机上竖着两个很精致的银色小音箱——王跃早就看上它们了，上个月一发工资就把它们从中关村带了回来。电脑桌左侧放着一本台历，几乎每个日子上都涂了红色、蓝色的圈圈和标记，不知道他自己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我上个月刚搬进来，楼下的两个卧室每月房租1000，我这间才500，蛮合适的。”王跃边说边把竖在墙角的一张折叠式小桌子搬了过来，然后从小柜子里拿出一把深棕色的陶瓷小茶壶，两个小茶杯。“这是从老家带来的绿茶，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喝两口，去去乏，也解解闷。”
绿茶的清香开始在小阁楼里弥漫开来了。坐在《民声》记者对面的王跃不算是个帅小伙，突出的额头，方方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但组合在一起后显出一股英气。他双手捧着那个很小的茶杯，讲起了他来北京后的故事。“去年这个时候最困难，我在中关村卖了大半年电脑，最后居然身无分文地跑回家了。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五，买了车票后身上就只剩下20多块钱，没办法，我只买了3碗方便面，2瓶矿泉水。”
“当初来北京时想得蛮好的，先给人打工，有点资本后就自己干。等混好了，就把爸妈接来一起住。就是在车上吃泡面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过这个目标，更没有想过要离开北京。当时心里就琢磨着明年回家一定不能这样了，得想想别的办法。北京是一定要回的，不过不能再去卖电脑了！”
去年2月份从家回到北京后，王跃一直在想该换个什么工作。他的中学同学夏明，大学毕业来京后一直在一家不错的影楼当摄影，他建议王跃去学点图像处理技术。“现在照片都靠计算机来做了，想让新娘多漂亮就有多漂亮！”王跃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交了几百块钱报了个速成班。“我计算机基础好啊，加上还算有点审美眼光，所以没几天那些图像处理方法我就很熟了！”王跃说这话时有点得意。
“随后，夏明便介绍我去他工作的影楼试试，开始没工资，试用。老板还算仗义，看我做得挺卖力的，一个星期后就让我留下了。这活儿还真比卖电脑更适合我。卖电脑那会，经常是对着顾客讲了大半天，人家最后还是走了！有时候一月下来，工资就够房租和吃盒饭的。有一次连盒饭都吃不上了，连续吃了三天的泡面。往往，当月工资一发，我就跑到馆子里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对于过去的描述，王跃像在讲故事，眼神清澈中透着些许成熟。他不住地向茶杯里续水，每喝一口都很满足。
“现在温饱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奔小康了！先带爸妈到北京来转一转，他们总想亲眼看看毛主席长得什么样。我到现在还没去过那（毛主席纪念堂）呢！还有，我和小娟已经领过结婚证了，往后就是使劲赚钱，办个像样点的婚礼，再把她从老家接来，在北京找一个护士工作！对了，我们还得补上结婚照，就在我们那个影楼里照，我亲自来修，修个最漂亮的新娘出来！呵呵……”
茶的香味渐渐散去，最后倒出来的茶水几乎成了白色。王跃不好意思地说他一直在说话忘了换茶了！其实，我知道那茶挺贵的，能让我品上一壶我就很满足了。
别人都认为“我很幸福”，其实问题也非常多，我都四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了
娇妻是北京人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张丽萍
姓名：刘大伟（化名）
籍贯：湖北
年龄：28
学历：本科
职业：公司职员
每当听别人说“你现在很幸福”时，刘大伟都略有无奈地摇摇头。
上大学时，大伟和现在的妻子，北京姑娘小枫（化名）相恋。小枫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大伟踏实憨厚的性格，放心地把女儿嫁给了大伟。小两口结婚的时候，老两口把一套90平米的房子留给了他们，自己却搬到了一套一居室的小房子里。
在朋友们看来，大伟解决了在京的最大问题——房子，接下来过的应该是极舒适的幸福生活，可事实上，因为小枫是独生女，她的爸爸身体又不是很好，所以，结婚后大伟的身份几乎成了“倒插门”女婿，理所应当地将两个家庭的担子放在了肩上。
上学时，听到《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伟没什么感慨，那时过年他可以回家陪父母，而现在，那成了一种奢望。
今年春节前夕，当身在北京，家在外地的同事、朋友们都在为买车票而烦恼的时候，大伟却很清闲——他已经有四个春节没回家过了。
05年春节，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担心小枫离不开爸爸妈妈，大伟就主动留了下来，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那是第一次没有陪父母过年，他们很理解我，说毕竟小枫是独生女，离不开，何况还有我弟弟陪他们，让我不用担心。”大伟说这话的时候，掏出了一包烟，使劲吸了一口，继续讲：“没想到从那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05年的圣诞节，大伟和小枫的宝宝佳佳（化名）出生了。很自然，不能扔下刚出生的宝宝不管，06年春节，大伟没回老家。年三十的晚上，大伟往老家打了个电话，父母依然说没关系，等明年孩子长大一点了再回老家过年吧！
07年的春节，正当大伟和小枫商定带孩子回老家过年之时，小枫的爸爸住进了医院，大夫说病人需要好好照顾。就这样，小枫不能随大伟回湖北老家，大伟也担心小枫既带孩子，又要照顾爸爸忙不过来，大伟还是留在了北京。
07年夏天，大伟到南方出差，返京的路上抽空回了次老家。临出家门时，大伟说年底一定回家陪二老过年。
但哪想到，今年年初，南方的一场雪灾又一次打碎了大伟的希望。
大伟很无奈地说：“过年了，我怎么就回不去了呢?”
大伟的父母特别想见小孙女，但至今见到的，还只是照片。大伟说但愿09年春节可以成行。
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在北京生活，大伟遇到的问题还很多。
虽然没有了房子的压力，但大伟和小枫的生活并不轻松。大伟自幼生活习惯简朴，但小枫相反，已习惯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常有朋友聚会，日常消费支出比大伟高得多。
小枫毕业后，没有去公司或者单位上班，喜欢写作的她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这份工作收入并不高，但有小枫想要的自由。
于是，大伟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基本上用在了家里的常规支出上。
一次，小枫要去参加一位好朋友的婚礼，拉着大伟去西单商场买了一套不错的衣服。她买完后，要给大伟也选一套。大伟觉得没那必要，就说以前的衣服也蛮好，不肯买。他们争执了半天，最终小枫没有拗过大伟，生了一肚子气不情愿地回了家。
后来大伟和小枫讲，要是那天他也买了衣服，他们那个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小枫慢慢消了气，不好意思地说都怪自己不好，以后再也不那么任性了。
宝宝出生后，每月光是花在孩子身上的费用就有将近两千，小枫也渐渐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出去逛商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当朋友们找她聚会的时候，她也一概推脱。
上个月，小枫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结束了自由工作者的生涯。白天，佳佳由姥姥哄；晚上，小枫再把她接回家。
看着已2岁多，乖巧漂亮，渐渐长大的佳佳，大伟觉得，现在最紧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赚钱，好回湖北过个年，给小枫买套好衣服，让佳佳上个好幼儿园……这些以前认为比买房子更轻松的事情，事实上成了大伟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那一天，我改了QQ签名档，一步一回头，心中有太多不舍；那一天，决定要离开的时候，面对大家真是不愿说出口。
但是，该说的还是得说，既然已经做了选择
“网娱”的网络人生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杨明
去年7月20日，《世界经理人数据》调查数据表明：最赚钱的十大行业，网络编辑名列第三，“年收入在10至12万元之间”。
工作表面的光鲜
“最赚钱十大行业？就网络编辑也算是最赚钱的十大行业之一？”曾经在国内两大门户网站做过编辑的王虎对以上“最赚钱行业评比”满脸质疑，“既然这么赚钱，我干嘛还跳来跳去的？”
牢骚发完，王虎还是表示了自己对网络编辑这个工作本身的认同，“你可能每天都上网，但你可能并不清楚网络编辑这个工作。”一提起工作，王虎忽然来了兴趣，“如果你想了解今年南方的雪灾，只依靠一两份报纸肯定不够。但是网络就不一样，它没有版面大小的限制，文章数量多少不是问题，再加上众多编辑细致的分门别类整理，你想了解多少都有。”
“千万别以为我们都只会复制粘贴，其实每个编辑都有他的专长、爱好。我们有些像八卦狗仔，而网站，就是个大的八卦中心，只不过编辑会有八卦时政、八卦娱乐、八卦体育等等之分。”王虎说他做过各个门类的编辑工作，“每样都想去尝试一下，有句话不见得正确，老婆是别人的好，实际上工作也是如此。”
与王虎的“花心”不同，李云海在腾讯网时非常专一，“在财经频道，一开始我并不熟悉证券知识，于是我有意地避开，”李云海认为这是个错误认识，“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想成长得更快，其实应该尽早离开舒适区。”
这种稳定、安逸的日子过了一阵，李云海说自己觉得浑身不自在，“换个环境吧，还不是享乐的时候。”
相对于频道页面的“枯燥”，论坛、博客版块能经常性地与网友互动。“你可能想象不到当论坛编辑会有这样光鲜的感觉。”在某重点新闻网站论坛频道任编辑的石立伟觉得，在论坛里，编辑几乎就是“太上皇”，“你实际上掌握着对任何网友贴子的生杀予夺大权。”
“不过，权力也是相对的，石立伟补充，“你哪能动不动就封网友的帐号，删人家的帖子呀，总得给人家些理由，否则不服气的网友一定会找你算账。在论坛里想当商纣王是没有前途的。一旦网友流失，没了点击率，网站的效益当然大打折扣。”
在某行业网站工作的刘晓华认为，虽然网络编辑工作看起来光鲜，但劳累程度也非一般人能了解，“可不仅8小时，你看到下班后大家都没有要走的意思，你也不大好意思走了，这是一种氛围，使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发挥到极致。”刘晓华坦言她如今已经习惯加班了。
刘晓华还告诉《民声》记者，她知道的一个网络编辑，有段时间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是常态，偶尔还要熬通宵。“其实男生加班到那时也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要是我加班到那时，出门走夜路回家还真是不敢呀！”
爱情“年久失修”
“加班会多点儿工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网络编辑的收入比别的职业要多些。”刘晓华认为收入多点是应得的，但她同样认为网络编辑进入十大最赚钱行业的评选是胡闹，“不知道是不是笑话我们呢？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我们放弃了更多的东西：时间、友谊、爱情……”
刘晓华庆幸自己的爱情还维系着，“你无法想象，忙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时门庭冷落的感觉，好在老公一直支持我，一直没啥怨言。”
在《民声》记者调查过程中，许多网络编辑有一个共识：因为经常加班，留给另一半“谈心”、“约会”的时间少之又少。正常情况下，他们是“周末恋爱男女”。特殊情况下，由于网站不能停止更新，工作强度加大，“双休日”也成了稀罕物。
“假如想在毕业后从事网络编辑行业，那最好大学期间就确定恋爱关系。”王虎戏称当网络编辑如此忙累，“以至于工作后几乎就没有啥闲情逸致再去找恋爱对象，特别是男同志。中国男女比例不大协调，连时间都如此吝啬，怎么可能让女方有安全感？”
王虎说自己和同行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大楼里，两眼面对电脑，手上键盘啪啪不停，就连吃饭都是叫外卖，“就这样的情形还想找女朋友，算了吧，你的青春都献给眼前这台电脑了。难怪现在通过父母、朋友介绍对象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北京某门户网站游戏频道工作的小夏告诉本刊记者，终于有一天，她的女友对他说出了以前不敢说，更不想说出的话，“她战胜了自己，她赢了，我知道她只是把实话说了出来，我也知道，我们完了。”小夏说话的时候，表情有些苦楚，“生存、生活、发展，原本以为这些都能在相爱中克服，没想到每一样都时时刻刻牵绊着我和她。终于，爱情被击倒了。”
对于一些朋友们笑称“很有能力搞网恋”这种说法，在某生活类网站工作的小刚表示厌恶：“真正能在网上谈恋爱的，都是闲人。电脑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具，时间一长就麻木了，没什么乐趣可言。哪有那么多闲心？”
一步一回头
未来出路在哪儿？面对记者的提问，小夏的态度比较悲观。
“有人总结，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就像一场爱情，还没怎么开始，主人公就已面如死灰、油尽灯灭。”小夏觉得他就像这句话里的主人公，“接下来的日子，还看不看书？还和不和大学同学联系？还要不要去健身房？要不要拾起那本能吹起一层灰的英语单词书……”
刘晓华的选择积极许多，她说她是幸运的，去年她在家人以及老公的支持下辞掉了工作，专心复习司法考试。“尽管最终还是名落孙山，依旧感觉自己有了很大的长进，争取今年拿下。”刘晓华说。
“那一天，我改了QQ签名档，一步一回头，心中有太多不舍；那一天，决定要离开的时候，面对大家真是不愿说出口，但是，该说的还是得说，既然已经做了选择。”这是李云海离开腾讯网前，在自己博客上留下的一段文字。
与大部分同行一样，虽然离职频繁，但是李云海说自己绝没拿工作当儿戏。“从最开始，我就知道，只要认真地做这一行，将瞬间风云万变的网络玩转了，那日后再做别的什么工作，就好适应得多。”
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海归”理想的职业，是人去适应职业，不是职业适应人。
和没出国的人一样，最终比拼的，还是个人能力
“海归”成“海龟”
《记者观察·民声》特约记者 万祎
“海外学成归来，意气风发，行为举止西化，讲究生活品质，说话不时蹦出外语单词，在国内有体面的工作，拿着可观的薪水或者有自己的公司”——这是几年前人们眼中的“海归”。
但而今的事实是：当一个“海归”在面前飘过，人们可能不会像以往一样用羡慕的眼光追随；与此同时，“海归”们观望周遭的视角，也已回落到水平线，或者水平线以下。
变化发生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此时我们想还原的，只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个略显特殊的群体中，许多个单独个体鲜活的故事。
找份合适的工作
去年11月底，南京海外人才交流会在南京人才大厦举行。鼓楼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中电光伏等54家招聘单位现场设摊，提供500多个工作岗位，吸引了400多名“海归”入场。结果，只有100多名“海归”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在现场，敢到一些高管、高技术职位展台前一试身手的“新海归”寥寥无几。一名刚从英国回来的“新海归”表示：“这些职位，有一定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更敢上前去，像我这样刚从海外学成回国的，很难迈进门槛。”
据南京当地媒体记者观察，当天，现场直接提出薪酬待遇的求职者不到两成。更多的人和去年9月回国，日本长崎大学分子药理与神经科学的硕士马妍一样，相比薪酬待遇，更关心岗位是否与专业对口。
JACKIE与刘佳的遭遇和马妍相似。两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留学地分别是澳洲和英国，前者80年生人，后者81年生人。巧的是，在《民声》记者对两人的采访之初，他们都强调自己“不像典型的80后”，留学经历让他们的心智更为成熟、沉稳。
JACKIE现在面临两个选择——放弃不太喜欢的IBM，跳槽去新的公司做项目经理，然后等待漫长的升职过程；抑或“回炉”念个MBA，考虑自己创业。
JACKIE家在辽宁，2000年到新加坡学习商业管理，之后跑到澳大利亚科廷理工大学（Curtin UniversityofTechnology）继续相关专业，2003年6月本科学业完成回国，在上海和深圳各工作了两年。作为“老海归”，JACKIE和他认识的“海归”们不同，归国4年间只跳了一次槽。之所以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是因为他觉得和自己的专业，以及自己的中远期职业规划并不完全契合。
不过他也承认，虽然不满足，但有时他也会倦怠，“时间久了，有时也觉得工作做到professional就不错了。”在闲暇时间里，他曾做过贸易洽谈会的翻译，体育赛事志愿者等，他把这些经历当成工作之余，生活的平衡点。
与一些觉得“外国月亮就是比较圆”的人不同，07年年底刚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University）毕业的“新海归”刘佳谈到自己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时，明确表示羡慕国内大学单纯轻松的生活。“同寝室的哥们儿可以称兄道弟，不用打工，不用为房租发愁，多好的生活啊”。他觉得在国外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变得独立成熟了，谈吐见识都大有长进，举止也变得“比较绅士”。
JACKIE和刘佳当下的职业前景有很大不同。JACKIE坦言，归国至今，自己流利的英语，90%的面试通知率，以及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软件公司IBM的工作经历让他“很有优势”；而因为回国才2个月，刘佳现在的工作，还只能是以实习生身份进入北京某传媒研究所，在里面做资料搜集。
不过，刘佳对未来倒是不太担心：他惟一感觉不适应的是国内某些政策，以及“加班”文化。
最终选择回国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丁宏宇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海归”曾有个断档期，那时，他们在各个岗位得到重用。而且，那时留学多由国家公派，“质量”有保证。但90年代后期开始，自费生的比例超过了公费生。“留学的盲目性，也是导致"海带"出现的重要原因。个人、家长及有关部门都有责任。”
对于这个官方说法，刘佳和JACKIE有自己的体会。由于“出去”得不容易，本着“及早回款”，加之锻炼自己的心态，留学之初，JACKIE就开始打工，几年间，他为自己赚取到了几乎一半的生活费。同样，刘佳最初从7小时30英镑的餐厅服务生做起，大二开始接了一份旅游“地接”工作后，他每月能有超过3000英镑（折合人民币约4万5千元）的收入，可以说相当可观。
其实当初，刘佳和JACKIE都有“绿卡”的诱惑，但权衡利弊之后，他们都选择了“回国”。虽然竞争愈发激烈，但国内发展形势的利好也显而易见，他们认定最终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
刘佳表示，如果单从生活条件上来说，在英国，他已基本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在伦敦近郊和另外一个男生合租下一个小房子，买了二手车，养着狗——但如果留在英国，这种“买房买车娶老婆，一眼看到30年后”的生活依然让他感到恐惧，他考虑更多的是“归属感”问题。“自己还年轻，还想再拼搏几年”。
回顾轨迹，JACKIE说如果当时留在澳洲，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了“永久居住权”，但职业规划在那儿不好展开。再说，如果国内“混不好”，再出去也不是什么难事。
两个职业规划，“老”JACKIE更倾向于进修MBA，之后自己创业。“新”刘佳则表示，“我从来没想过什么是"海归"理想的职业，是人去适应职业，不是职业适应人。我们和没出国的人一样，最终比拼的，还是个人能力。”
留学经历很失败
2006年底，国内某媒体引自全球权威职业调查机构“HR实验室”对1500个中国“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中期，有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他们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带”；有60%的受访者愿将月薪标准下降1000元人民币；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
2004年到法国留学的张郗芮正是以上数据中的一员。
张郗芮，1984年出生，武汉人。2004年高中毕业后到法国留学。踏上上海飞巴黎航班的那一刻，她还不满20岁。她说自己“在此之前从未出过远门，第一次坐飞机，里面全是外国人。”
到了法国，在校学习了几个月后，张郗芮恍然醒觉：自己被中介骗了。原本在高中学文科的她因为中介公司图方便而一起“打包”送到了一个理科学校学习预科。“除了语言学习，其他都是废的，我什么都不懂。”
忍受了半年之后，张郗芮申请了另外一家学校重新学习语言。辗转几次，正经的考试都没几次。
张郗芮是典型的南方女孩：瓜子脸，白白的皮肤，很有气质。在法国，她多次被人追求。“有帅的，有年纪大的，还有开着跑车的大帅哥，我打过工的一家店的老板超喜欢我，给我过生日……还有个男人跟踪我一天，就为了认识一下，后来找了我好多次，说要跟我结婚。”
因为“身体不好，家里又出了点事”，在法国留学3年后，张郗芮最后还是回到了国内。只是，她没想到在国内找一份工作那么难。
半年前，通过重重面试，她进入了号称是“全武汉最好的酒店”做GRO（客务关系主任）。但是，在“朝九晚五”的作息和“没有素质的客人”的双重折磨下，张郗芮在那儿做了1个月后就辞职了。
现在回想起来，张郗芮觉得自己那时比较挑剔：“工资低，又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我喜欢比较自由点的。”
而今，张郗芮找寻新工作的同时，在继续学习法语。她坦承，法国对于她是个“甜蜜的折磨”，“有时做梦，还会梦到嫁到了那边”。说到这些，她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不管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吧，学都学了，未来应该能有惊喜。”
其实我是很恋家的，没野心，喜欢在小地方过平淡的小日子
平平淡淡才是真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张丽娜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周六，刘元（化名）休息。
她八点不到起床，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宿舍里的小姑娘们都还在睡觉。往常休息的时候，她一般是逛大街、睡大觉、看电视“三部曲”，今天不同了，她要等一个阿姨过来拿鸡蛋——她家乡的特产。她在京的这一年里，他们没少照顾她。“我妈说没啥好拿的，就拿柴鸡蛋了。”
刘元大学在北京读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而今在西城区一家医院的住院部收费处工作。每天面对显示器，算是与自己所学有点关联。
“高考志愿是父母给挑的，我喜欢园艺，但父母说"那能当吃能当喝呀"？”虽然听了家里的话，但四年大学刘元学得很憋闷。去年秋冬，和刘元学同一个专业的朋友曾在她这里借住，两人挤一张床。“我们都不喜欢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不适合女生。”
不喜欢专业，又没有别的特长，这是刘元和那位女同学毕业时面临的相同困境。“但她有男朋友照顾。”
没有男朋友，刘元留在北京，更多是家人的意愿，而非自愿。“其实我是很恋家的，没野心，喜欢在小地方过平淡的小日子”。刘元说自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别人让做什么就会尽力做好，对工作也是干一行爱一行。作为一个本科生，她对收费员这份工作并无微辞，她倚此生存，与同事相处甚欢，作息规律，过得平淡但踏实。因为这，朋友笑她：“刘元，你是踏实得过头了，憨，跟许三多似的。”
“其实一开始也有些抵触心理，毕竟与期盼值有落差。但不明显，加上同事对我都很好，很快就适应了。”
在医院工作与做白领截然不同，她每六天就要值一个夜班。“我最讨厌值夜班了，一个夜班下来，人都老了十岁；一个人值班，不睡吧，可能一夜都没个缴费的，睡吧，有时十几分钟就来一个；冬夜里，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起来，跑个来回，就感冒了；我肠胃不好，夜里没休息好，早上就没胃口，还恶心”。很不幸，今年除夕夜她还值了个夜班，初一一大早才坐上回河南老家的火车。
除了夜班，总是与钱打交道，也是件“胆颤心惊”的事，即使很谨慎，依然免不了犯错，出了差错，就得自己赔钱。
她办了张离就职医院不远的月坛公园的年票，没事儿就去晒晒太阳，呼吸下新鲜空气；她爱买书，关注不同时段的畅销书。她最爱看卡耐基和拿破仑·希尔的书，《人性的弱点》看过好几遍，还有《谁动了我的奶酪》、《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之类。最近，她刚看了毕淑敏的《心灵游戏》，她认为求人不如求己，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提升自我素质，胜过从亲友处寻求慰藉；与大多年轻女孩儿一样，还喜欢看韩剧，喜欢唱歌，最拿手的是王菲的歌；平时，她在一些购物指南类的杂志上了解各商场的活动，之后去商场溜达溜达，实地了解各品牌服装的款式和优惠活动，然后等——等到最划算的时候再出手；她不化妆，衣着简单大方，虽然心态还略学生气，但不露稚气。
“我没有太强烈的爱憎，有些随波逐流，也因此没有太多焦虑和郁闷。比如在宿舍看电视，电视就一个频道，眼睛却好多双，喜好都不同，一般大家看什么我就看什么，什么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前段时间宿舍女孩都追着看《奋斗》，有人感叹：这才是八零后的生活啊。她不以为然，她并不向往那种所谓鲜衣怒马的生活。愤世嫉俗不属于她，激情澎湃好像也不属于她。
有时候，她也自问：不知道现在八零后中我这样的多不多？
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并不代表刘元不思进取。她在新东方报了个基础会计课程班，她的目标是会计电算化证书，“会计是我喜欢的职业，同时也不浪费我四年所学”。最近，她又迷上了理财类图书，还买了定投基金，“每月被迫划去五百块”。
三月份的北京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在即，刘元正在抓紧时间复习。
她说自己只想做好眼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