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西藏的桎梏

宗教--西藏的桎梏
--节选自徐明旭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赫说过﹕“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13）”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并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会或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卷帙浩繁﹐几乎都是有关佛学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词典问世﹐藏文从无科技词典﹐也几乎没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惟有藏文因无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14）。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阙如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神话思维﹑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一例。本世纪上半叶﹐西藏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维。
西藏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前﹐西藏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况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达赖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银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换言之 ﹐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发展生产。而“在寺庙和贵族拥有的那些大庄园里﹐封建领主们既忽视生产﹐也未能推动耕地的实质性改进﹐这就造成了持续许多世纪的农业衰退”（15）。
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府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16）。
寺庙的钱用在哪哩﹖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点燃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西藏寺庙的众多﹑豪华常令游客惊讶﹐不知耗费了多少金银﹑珠宝﹑钱财和人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旧西藏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宗教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之烈﹐连中世纪欧洲都望尘莫及（17）。
自从1980年邓小平对西藏实行怀柔政策以来﹐西藏的农牧民富裕起来。但许多农牧民并没有把钱用来发展生产﹐而是千里迢迢去拉萨朝佛﹐向寺庙布施﹐花上万元盖家庭经堂﹐买昂贵的佛像﹑经书等宗教用品﹐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不大（18）。从表面上看﹐这是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从本质上看﹐它反映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喇嘛教也像天主教﹐本性极端保守﹐把佛经当做万古不变的真理﹐把传统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曾在噶厦政府当过三任宗本（县长）的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回忆道﹕旧西藏“到处充斥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噶厦政府官员夏天还戴大皮帽子”（19）。戈茨坦说﹕“寺庙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庙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在此期间（指1913年到1951年----引者）﹐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一个转折点﹐寺庙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保守的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寺庙集团主宰的噶厦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国殖民主义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独立”﹔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的英国文化对佛教继续在西藏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如果因为英国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传入而使贵族和大商人逐渐英国化﹐宗教最终就可能会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征也会丧失”。寺庙集团在1925年与1945年两次强迫噶厦政府关闭了西藏的英文学校﹐因为“英文学校会灌输外来的无神论思想﹐危害宗教教义和制度”。寺庙集团还严厉打击崇拜英国生活方式的军官集团和噶厦政府内部的改革势力﹐千方百计阻挠藏军﹑噶厦和社会的现代化。以至于可笑到这种地步﹕他们一再请求英国提供现代武器﹐却害怕自己的军官去英属印度接受训练（20）。
噶厦政府1950年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信竟然是由印度驻拉萨的代表辛哈（Shinha）起草的﹐因为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对国际政治与外交一窍不通（21）。他们对外界的一切都极端害怕﹐更不必说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文化了。戈茨坦在总结旧西藏（他称之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时说（他的巨著《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的结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从而给二十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不仅如此﹐僧侣越多越好的观念和年复一年的法事庆典﹐导致寺庙不断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赠﹐竭力反对噶厦政府为政教事业想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这又使寺庙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此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当西藏力图适应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时﹐宗教和寺庙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22）”
欧洲历史上有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打破天主教会对政治的控制和对思想的禁锢﹐解放人性和人身﹐发展科技﹑经济﹑文化和教育。西藏从未有过文艺复兴﹑（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发生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文化革新运动。换言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从未光临过世界屋脊。有些主张“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人指责中国政府使西藏现代化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侵犯人权”﹐他们把中世纪西藏想象成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回到天主教会主宰一切的中世纪欧洲去﹖
达赖喇嘛至今仍在百般赞美旧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合一﹐他在说明其西藏独立后的“施政纲领”《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中回顾历史时说﹕“西藏在历
代藏王和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确保了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幸福。（23）”这话与他的另一番话相矛盾﹕“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24）。鉴于前者是达赖喇嘛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正式文件﹐后者只是私人谈话﹐一般应以前者为准。他还一贯谴责中共“毁灭西藏宗教”﹐“文化上的种族绝灭”﹐许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也随声附和﹑义愤填膺﹐不知他们是否要西藏回到喇嘛教﹑农奴制﹑政教合一三位一体的喇嘛王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