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中国人口学会翟振武副会长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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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中国人口学会翟振武副会长商榷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推迟四年多的13亿人口日象两声惊雷一样惊醒了人口学界的很多学者，这些学者开始反思人口政策的走向，认为人口结构比人口数量重要。但是以翟振武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还是坚持“人口数量过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人口问题，人口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反对人口政策的调整[1]。
　　
　　翟振武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选派出国（美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口学基地主任，人口学国家重点学科的第一责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2]。
　　
　　翟振武反对“通过放宽生育政策，依靠增加出生人数来延缓或改变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观点。他认为：“首先，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其次，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
　　
　　笔者对翟振武的这些观点不敢苟同。翟教授说“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老年人规模再庞大，只要有合理的人口结构，老年化程度并不一定严重，比如印度；相反，老年人规模不庞大，但是因为有不合理的人口结构，老年化程度却反而严重，比如日本。日本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2553万，美国为3720万，日本老人规模远远没有美国庞大，依照翟教授的观点，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反而是美国需要担忧老年化了。但是事实如何？日本人口1.275亿，0-14岁的占总人口14.2%，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20%，中间年龄43岁（一半的人老于43岁）。美国人口2.984亿，0-14岁的占总人口20.4%，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12.5%，中间年龄为36岁。到2025年日本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而美国不到39岁[3]。
　　
　　翟教授说“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控制出生人数，确实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数量，但同时也减少他们儿子和孙子的数量。比如，现在25岁年轻人100个，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2.1的话（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由于部分人口在生育年龄前面去世，使得每一代人口一致），那么他们的儿女、孙子女、重孙子女都将为100人，假如都是25岁生孩子的话，60年后的人口结构为50个85岁老人（假设这100个人口死亡一半），100个60岁人口，100个35岁人口，100个10岁人口，等于是200个劳动人口养活50个老年人口（每个老人口由4个劳动人口扶养）。再过10年，现在的25岁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结构为100个70岁老人，100个45岁人口，100个20岁人口，等于是200个劳动人口养活100个老人（每个老人由2个劳动人口扶养）。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就是死得多，生得也多，尽管成千的棺材从门内抬出，但是大门之内却有数千的婴儿在啼哭，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而要是依照1.26的生育率（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那么这100个人口的儿女60人，孙子女36人，重孙子女21.6人，那么60年后的人口结构为50个85岁老人，60个60岁人口，36个35岁人口，21.6个10岁人口，等于是96个劳动人口养活50个老年人口（每个老人口只由1.92个劳动人口扶养）。再过10年，现在的25岁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结构为60个70岁老人，36个45岁人口，21.6个20岁人口，等于是57.6个劳动人口养活60个老人（每个老人口只由0.96个劳动人口扶养）。
　　
　　这么简单的计算，人口学会副会长然道算不出来？
　　
　　翟振武说：“老龄化是指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比如，现在老年人口比例百分之七点几，65岁以上，将来可能变成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但是未来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养老设施和养老保障金的获得以及医疗设施等等，这些跟现在的老龄化过程确实是无关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有一些误解的地方。比如说，今年进入老龄的人口，需要有病床、医院、养老保障、养老设施、下棋、保健、娱乐等等配套设施。这种设施的多少跟老龄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进入60岁的人有多少，取决于60年前生了多少人，他们都是60年前出生的，不管人口是老龄化，甚至人口现在是年轻化，今年进入到这个年龄的人数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说由于老年人规模大，养老设施供应不足，养老资金缺乏，而这个跟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占的比例并不构成直接的关系。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让每个人都生三个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立刻变成年轻化的过程，但是在养老方面还是不变的。几亿老年人，将来还会有几亿老年人，这个数不会减少，一个是绝对数需求，一个是相对数，讲的是老龄化的比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来说，调整政策跟改善养老设施，与资金需求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政策调不调，反正进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经确定下来了，比如我再过十几年变成老年人，调和不调，反正我这一拨进入老年的人有一两千万，每年都有一两千万，跟现在生几个孩子并没有关系”[4]。
　　
　　听到翟教授这席话，我吓得一身冷汗。翟振武教授讲这种话有点“在我百年之后，哪管它洪水滔滔”的味道。翟振武教授与李小平教授的观点何其相似！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5]。翟振武与李小平都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您们的观点怎么与您们在美国的老师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翟振武教授考虑的原来只是您们这一拨五、六十岁的人的养老问题，翟教授1954年出生，2019年您到65岁的时候，中国老年人口也只有12%左右，还有5、6个劳动人口来养活一个老年人口；但是现在25岁的年轻人到65岁的时候，老年人口超过30%，两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依照翟教授的思路，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对您们的养老更有利，因为现在出生的孩子要20年后才能成为劳动力，您们是难以沾上光的，现在养孩子不会增加您们的养老设施，相反可能还占用社会资源，影响您们的养老。但是现在多出生的孩子对于现在50岁以下的人口的养老却很有意义，这些孩子长大后，能够提供更多的养老设施给现在的年轻人。现在老年人比例只有百分之七点几，9个左右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养老设施都成问题（现在的养老金短缺是政策失误所致，而不是因为老年人口比例太高，政府不应该用老年人增加来回避这个问题）；今后老年人口超过3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难道养老设施反而没有问题了？要是翟教授是国家领导人，那么人口政策根本用不着调整， 因为一届领导的任期只有几年，这几年人口不会有大问题，问题是在十几年之后。
　　
　　翟教授说：“政策调不调，反正进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正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所以才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以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都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多出生一些孩子来帮现在年轻人养老。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的逻辑，经过人口学界一倒腾，怎么就反过来了？人口学难道是魔术？
　　
　　翟教授说“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如果到那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通过提高人员素质、产业升级换代来支撑，那么，社会发展将严重迟滞，‘人口红利’也就没有意义”。
　　
　　依照翟教授的逻辑，现在劳动总量过剩，怎么可能出现民工荒？但要是年轻劳动力严重过剩的话，就不会出现民工荒了（不光是技工荒，也缺普通工人），农村大量耕地就不会抛荒了。依照类似翟教授的逻辑，虽然现在婴儿出生性别比为120-130，但现在总人口中男女性比例为106，用的着担心今后光棍问题？ 但结婚一般是在同龄人之间，今后20多岁的男人过多，60岁的女人过多，总不能要20多岁人小伙子娶60岁的老太婆吧？同样的道理，一些企业由于工种的特殊性，只有年轻劳动力才能胜任，现在的民工荒就是意味着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虽然五、六十岁的劳动力仍然充足，但是这些企业宁愿停工或者撤离中国也不愿意招收老年员工，不存在“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的问题。笔者也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应该有所提高，并且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但是提高的空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GDP才1.4万元人民币，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为22%左右，即使这个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那么中国人均工资又有多大的涨幅空间？等到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涨到2000元（美国人均GDP 4.2万美元，蓝领工人年薪在3万多）的时候，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工资将不得不减少，否且国家财政无法运转；粮食价格是与国际接轨的，工资提高后，农村有限的农动力将大量进城，民工荒倒是缓解了，但是在农业基本设施没有改善、农业劳动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的农村耕地抛荒将加速，谁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提高人员素质、产业升级换代”需要有原始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兴起：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这两国都没有现在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既不能掠夺资源，本身资源也不算丰富，也不能去殖民。但都利用内部劳动力进行原始集累。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完成产业升级换代，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政策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家庭结构畸形，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导致粗放式的发展，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 [6]。等到劳动力优势丧失的时候，中国是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但却没有产业升级的能力。
　　
　　国际社会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为龟兔赛跑，中国就象一只兔子，跑在前面，印度则象是一只乌龟，跟在后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龟将战胜中国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难题[7]。
　　
　　翟教授说“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大概是根据他2001年的文章《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8]。在这篇文章中，翟教授引用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组2000年关于未来人口预测的资料，说中国人口在2010年达到13.8亿，到2020年14.7亿，2040年达到15.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根据这个数据，翟教授认为中国今后劳动力供应将一直充足。2000年中国人口12.6743亿，要在2010年达到13.8亿，这10年每年平均得增加1125.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不断增加，2005年之前应该比2005年之后每年增加人口要多，那么2005年底中国人口至少要达到13.2372亿，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只有13.0756亿人口，每年平均只增加802.6万（事实上还有300万左右的水分）。五年的预测就远离实际，对今后30年的预测就更加不可能准确了。
　　
　　2005年1月7日，翟振武接受人民日报的访谈时说：“13亿本身表明中国人口还要持续增长30年到40年左右，挑战便首先表现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9]。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口还要持续增长到2040年左右。就是说翟振武到2005年还相信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组2000年关于未来人口的错误预测。
　　
　　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浪网，翟振武将人口高峰时间前移了10年，将高峰人口也减少了7千万。翟振武说：“按照现在我们测算，中国人口达到高峰值的时间大概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值的数量大概是14.7亿到14.8亿”[4]。
　　
　　真得如此吗？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为13.0756亿，依照翟振武教授2030年达到14.7亿--14.8亿（姑且为14.75亿）高峰的说法，意味着2005年之后的这25年需要增加1.6744亿。我们假设这25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根据已知的前面16年的数据，是接近直线递减的），到2031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6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07年人口增量为X-Y，2008年人口增量为X-2Y，2009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1年人口增量为X-25Y=0，也就是X=25Y。那么这26年人口总增量为26X-325Y=16744万。计算结果：Y=51.52万，X=1288万。
　　
　　那么依照翟振武教授的预测，2005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单位：万人）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根据“翟振武2030年14.7亿--14.8亿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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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增量--总人口
　　2005--------130756
　　2006--1288--132044
　　2007--1236--133280
　　2008--1185--134465
　　2009--1133--135599
　　2010--1082--136681
　　2011--1030--137711
　　2012---979--138690
　　2013---927--139617
　　2014---876--140493
　　2015---824--141318
　　2016---773--142090
　　2017---721--142812
　　2018---670--143481
　　2019---618--144100
　　2020---567--144666
　　2021---515--145182
　　2022---464--145645
　　2023---412--146057
　　2024---361--146418
　　2025---309--146727
　　2026---258--146985
　　2027---206--147191
　　2028---155--147345
　　2029---103--147448
　　2030----52—147500
　　------------------
　　
　　就是说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说法，近年每年人口增量应该在1300万左右，但是从2000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只增加802.6万（还有300万左右水分）。就是说翟振武教授的 “中国人口达到高峰值的时间大概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值的数量大概是14.7亿到14.8亿”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
　　
　　可见翟振武教授的“中国年轻劳动力过剩将持续几十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的依据就不成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教授认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然后转入"负债"阶段[10]。近年沿海的劳动力短缺已经用事实驳斥了翟振武教授的劳动力过剩的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日前透露，在最近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11]。
　　
　　翟教授可能是用完全消灭失业人口来衡量劳动力是否过剩，要是这样的话，中国劳动力永远过剩，计划生育将一直进行下去，因为即使劳动力十分短缺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比如俄罗斯劳动力短缺，但是仍然有比较高的失业率。就像一个国家即使适婚男女比例为100：200，也不能保证每个男子都结婚。
　　
　　日本人口开始减少，早就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并且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日本皇室2006年9月6日诞生了继承人，让日本举国欢呼，认为王妃为提高日本生育率作出了典范，但是日本仍然有失业。安倍晋三（Shinzo Abe）2006年9月19日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的朋友Keiichiro Nakamura提醒说：“日本不仅仅只是东京。如果你前往地方各省份，会发现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城市中心死气沉沉。安倍将必须认清这些问题，并拿出一些应对措施”[12] 。翟振武可能大吃一惊，日本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年轻人失业率怎么会高？城市怎么会变得死气沉沉？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观点，既然失业率很高，意味着劳动力过剩，应该减少人口才行，日本不应该鼓励生育。翟振武教授是否也象李小平教授一样呼吁发达国家停止鼓励生育？
　　
　　翟振武教授说：“不像经济，经济今年增长率是8%还是9%，经济学家三五个月变一次说法，人口预测相对来说准确得多，特别是长期预测”。既然翟教授认为人口预测准确得多，那么为什么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人口预测一次次落空（中国人口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人口预测结果一次次变动？为什么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关于人口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
　　
　　要是预测准确的话，为什么现在人口学界对于未来顶峰人口预测还众说异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4年8月说：“今后2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仍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16亿后方实现零增长”。2005年1月6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也说：“中国人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这样推测再过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极限”[13]。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说中国人口到2030年左右达到14.4亿的顶峰[14]。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组2000年认为中国人口到2040年达到15.4亿的顶峰。翟振武教授2006年说2030年达到14.7亿--14.8亿顶峰。
　　
　　中国人口网 2006-08-13：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国强指出，从人口总量控制看，根据测算与规划，到2010年，我国人口要力争控制在13亿7千万；到2020年，要能够控制在14亿6千万；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大约在15亿左右[15]。
　　
　　依照王国强的说法，中国人口到2033年达到顶峰。我们假设今后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3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6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07年人口增量为X-Y，2008年人口增量为X-2Y，2009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4年人口增量为X-28Y=0。那么这29年人口总增量为29X-406Y=(150000-130756)=19244万。计算结果：Y=47.399万，X=1327.172万。
　　
　　那么依照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的预测，2005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
　　
　　根据“王国强2033年15亿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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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增量--总人口
　　2005--------130756
　　2006--1327--132083
　　2007--1280--133363
　　2008--1232--134595
　　2009--1185--135780
　　2010--1138--136918
　　2011--1090--138008
　　2012--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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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见，2010年（13亿7千万）、2020年（14亿6千万）、2033年（15亿）都与王国强的说法一致，说明笔者的“直线递减”的方法没有大问题（统计局资料显示1987年到2005年每年人口增量也确实是直线递减的）。
　　
　　就是说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万多万，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这前两年分别只增加761、768万，哪来的1300多万？
　　
　　既然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系统都认为中国人口会增加到2030-2040年后才开始负增长。我们看看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上述说法是否可靠。
　　
　　人口负增长就是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2003年0.982‰调查显示，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1283万，其中女孩只有579万，到25年后，这些女孩成为生育主体。而1990年左右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育龄妇女将从2015年左右的1200万快速下降到2028年左右的579万。即使不生育人群只有15%（其实会远远不止的，现在发达国家光是不孕人群就高达15-20%，单身和丁克比例很高，日本一半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到时候每年只有493万生育妇女。而那个时候每年死亡人口1800多万（是现在的2倍多；195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人口死亡）。这493万生育妇女生的了1800多万孩子？每个妇女要生育近4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
　　
　　而中国过去妇女在十几岁开始生孩子、不避孕，不育人口比例只有1-2%的情况下，一生才能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初育年龄已经是25岁多，浪费了1/3生育时间，今后更会延迟，到时候每个妇女能够平均生育近4个孩子？有生育4个的意愿？
　　
　　现在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3个孩子，台湾、韩国不到1.2个孩子。要是到时候中国妇女也只生育1.2个孩子，那么这579万妇女只生育696万孩子，而每年死亡人口18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恐怖啊！
　　
　　即使现在每年出生人口不是1283万，而是人口学界“修正”的1600万，那么每年出生女孩722万，扣除15%不生育人群，还剩下614万，需要每个妇女生育3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负增长。而这722万妇女以1.2的生育率计算，那么只生育866个孩子，还是恐怖！
　　
　　翟振武教授说：“和美国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至少在未来100年内根本无需担忧人口过少的问题”[8]。但是中国今后有4亿老人需要扶养，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牛能够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体重从4—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
　　
　　虽然人口预测一次次落空，但是翟振武的核心观点象“1.8的生育率”一样稳定，一直坚持认为“在人口规模问题与年龄结构问题的比较中，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在设计新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框架时，人口控制应当始终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也不应该动摇的”［1,8］。
　　
　　翟振武反对人口政策调整地另外一个理由是：“部分地区的超生比例已经超过30%”[16]。
　　
　　那么我们看看翟振武的这个理由是否成立。计生委和翟振武都承认中国政策生育率为1.46，就是每个妇女依照政策平均生育1.46个孩子。翟振武认为部分地区的超生比例已经超过30%。我们夸张性地假设所有地区都超生30%，20%超生1个孩子，10%超生两个孩子，那么1000个妇女是这样分布：550个妇女响应政策，每个妇女生育1.46个孩子，共生育803个孩子；200个妇女超生，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46个孩子，共生育492个孩子；100个妇女超生，平均每人生育3.46个孩子，共生育346个孩子；150个不生育妇女（光是不孕家庭就已经超过12.5%，还有丁克、单身，因此15%不生育人群是非常保守的，比如北京政策生育率1.0以上，现实生育率只有0.7左右，意味着30%妇女不生育）。那么这1000个妇女共生育1641个孩子，平均生育率为1.64，远远没有1.8，更没有2.1。而依照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那么依照上面同样推测，平均现实生育率只有1.57。要是只有1/3的地区的超生比例为30%，2/3的地区超生比例为10%的话，那么生育率就只能在1.4左右。而计生委数据显示全国不到6%人违背政策（这6%的人还不全是因为超生，有些是没有结婚证而生育，有些是没有到二胎间隔时间而生育，有些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办理生育证），那么1.3左右的生育率是可信的。
　　
　　我们再看看翟振武教授的两段几乎是同时的讲话：
　　
　　A、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针对客观数据显示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翟振武说：“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17]。
　　
　　B、2006年1月18日翟振武做客新郎网时候说：“部分‘421的家庭现象’不是政策导致的。现在在城市中，包括北京和上海，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这是政策明文规定的。所以他们在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实际上家庭结构变成422结构，不会变成421结构，这不是政策问题。但随着城市发展，即使城市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可能也只愿意生一个，甚至有的人还不生，所以形成了421的家庭，甚至还包括420个家庭。这个问题不是政策能够调整的。这只是这两个夫妇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的养老问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他自己按照他理想去设计的规模，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跟政策没有关系。政策允许他生三个，他也只生一个。甚至觉得他完全扶养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个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选择的结果，从政策上来说应该是422家庭结构，而不是421家庭或者420家庭结构”［4］。
　　
　　才过了一个月，翟振武就恍然大悟：原来有人不愿意生孩子！那么生育率低于1.46就不奇怪了。
　　
　　难道421和420家庭真的“不是政策问题”？虽说政策没有强制实现，可是当大多数庭只生一个（抬高养育成本），你怎么能要求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呢？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有能力解决不断增加的不孕症？你们有鼓励生二个孩子的政策吗？国家有政策降低他们的抚养费用吗？当你们一再宣传生孩子可耻时，许多人选择不生孩子时，不正是你们所期望的吗？到现在还对自愿放弃生二胎的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上海到2004年才取消对丁克家庭的奖励。421和420家庭的出现，计生委和人口学界难道没有责任吗？
　　
　　翟振武教授说：“甚至觉得他完全扶养得起父母，不要小孩也没有关系”。这是什么逻辑？依照翟振武教授的意思，现在年轻人养小孩的目的是希望小孩帮忙养爷爷奶奶，自己养得起父母就用不着养小孩来帮忙了。你养得起你父母，但你没有小孩，谁来养你？你是想剥削别人的小孩来养你而已。这种自私思想竟然被人口学界高度赞扬！
　　
　　在出生性别比为正常的102-107的情况下，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这是国际社会所追求的生育率。但在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20-130的情况下，翟振武教授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还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7-1.8之间，并将此作为中国人口工作发展的目标[4]。又是“中国独具”！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增加，有人认为中国正常出生性别比是“独具108”（而不是国际公认的102～107），出生性别比增高是因为 “女婴隐报”，从而酿成历史性失误[18]。看来类似的错误又将发生。
　　
　　人口学界和计生委认为农村思想落后导致性别比过高。但是避害趋利是人的本性，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在“鱼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情况下，选择男孩有其原因，不能简单归因于思想落后。过去农村虽然也有歧视女孩现象，但是女孩还是有生存权；现在在计划生育的“协助下”，很多女孩连生存权都没有了。
　　
　　翟振武还用小学在校人数估算出中国生育率在1.7，从而成了维持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据，笔者已经在《从人口结构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高校破产》一文质疑了这种观点[19]，并将另文详细驳斥这种观点。翟振武除了通过理论维持计生委的生存外，还积极呼吁为计生委扩权，他认为：“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应该拓展具体的工作职能，比如婚姻登记职能就可以并入人口和计生委”[20]。此外，翟振武还参与“社会抚养费”政策的制定。由于翟振武教授的突出贡献，翟振武荣获第五届中华人口奖。
　　
　　何新有句座右铭：“社会科学是一个异说纷呈的领域，学者竞争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是非的领域，求真理的领域。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唯利于天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这句话用在其它学科是不错的，但是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人口政策涉及到所有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国家持续发展，学者需要有至少20-30年的预见力，可以在战术上修正自己的观点，但是战略方向不能错，国家和家庭是承受不起学者的“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的。
　　
　　比如何新1986年在其《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一文将人口过多视为动乱的根源，认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事实上毛泽东在1950年代就驳斥了这种观点，可惜何新没有看《毛泽东选集》），推测到21 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即使1986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难以达到17亿）。从而建议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21]。
　　
　　学者可以“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而求心安，甚至步步高升。比如当初人口学家建议独生子女政策，认为2030年之前不会出现老年化，结果导致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国家在想方设法解决养老金的时候，这些学者摇身一变反而当上了老年协会会长（老年化不提前来临，你哪有机会当会长？） ；又如， 1990年代初一些学者设计、倡议分税制，哪知道导致县乡财政破产，加重三农、四农问题，中央政府承受很大压力，这些学者反而摇身一变当上了三农、四农专家。
　　
　　有些学者不过是政策的应声虫，现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些学者疾呼劳动力短缺、养老金短缺，但劳动力培养周期是20年左右，十几年前您们在干什么？您们在提出人口上限理论，反对人口政策的调整。现在应该做的是将功补过。
　　
　　有些学者认为自己动机是好的，就可以自安。但是正如老子说：“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善与恶若是往深一层去观察，那也许是划分不出距离的。善恶之间，很难分辨。往往自认为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而得到恶果。这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现在所认定的、卖国贼当初做事时候本意大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后果却对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损害。当年秦桧的主观意识也是希望国家好的，但是结果却卖了国。西汉江充也不是寻常之人，汉武帝初次召见他的时候，惊叹“燕赵之地果然多奇士”，遂问以时政，江充也对答如流，武帝很满意，认为他是个人才。武帝命其出使匈奴，回来亦很称旨，遂正式拜官直指绣衣使者，执法如山。但正是江充导致“巫蛊之祸” 、“戾太子之变”，不仅白白死了好几万人，就连汉武帝自己也弄得骨肉相残，太子全家被杀（仅存一孙），差点断送汉朝江山。可见对待历史人物，要看全局、结果，而不能光看动机和局部（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点，连贪官包二奶都可能拍成感人的爱情故事）。学术水平越高，要是方向有问题，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更大。小时候隔壁的二愣子看抗日片子，一个劲想当卖国贼（有车开，有好吃的），他爸爸骂他：你小子这种水平，别说卖国，连自己都卖不掉。
　　
　　相信人口学者本来是希望为民族做好事，但事实上却相反。
　　
　　自然科学的研究是search，search 再 search＝research，少部分研究成为科学大厦的栋梁，大部分研究成为大厦的砖瓦。100个人的研究只要有一个人有重大突破对全人类就是很大的贡献。一个人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是做砖瓦工，但是可能某一项研究成为栋梁，就算很对得起自己了。
　　
　　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研究也一样，search+search =research。
　　
　　但中国人口学不一样，中国人口学科的reseach过程是以牺牲数亿人口为代价的，是用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发展为赌本的。中国人口学的每一项错误的结果都直接威胁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从当初的人口控制论、“人口上限”，到现在的1.8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学科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
　　
　　人口学界提出“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在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需花至少一代人时间”、“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稳步实施，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好像是为政府着想似的，其实不过是自己思想转不过湾而已。人口学家不是政治家，尽管依据事实说话就是，怎么决策是领导人的事情。现在人口学界角色错位，老是以政治家自居，想着政策连续性和波动。政策是否连续是政治家们考虑的事情，用不着人口学界操心，领导人需要的是人口真相。其实从有作为的领导人来看，政策连续性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政策连续性”而耽误时机的。国家级别的领导人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考虑的是历史定位，而不是暂时几年的“好日子”。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事情，肯定是有利于党和政府的。暂时的震荡绝对是控制得住的，有利于千家万户利益的事情怎么可能引起失控的震荡？政府能够承受人口政策调整的震荡，这种震荡对本届政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功近而德远，会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延误人口政策的调整时机，不但对人民不利，对党和政府同样不利。
　　
　　2003年SARS流行，几天前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还信誓旦旦说问题不严重，后面纸包不住火了，顾不上政策连续性了，顾不上政府的脸面，胡主席、温总理断然撤掉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亲临抗疫第一线，从政策连续性来看是不对的，但却得到国内外同声称赞，改变了很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政治的看法。想想看，要是等到SARS蔓延全国的时候再采取行动，还有政绩可言吗？
　　
　　胡锦涛主席已经明确指示：“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就全力以赴地干，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犹豫地改”。人口学的任务就是判断现行政策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是人口学主流观点认为，现在人口政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且将造成历史性后果。面对这样的建议，一个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难道会不同意调整人口政策？
　　
　　可见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主要是因为学者的短视。
　　
　　1980年，学者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50年达到40亿，而要提高人均GDP就得减少人口。在当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当时的领导人当然觉得需要计划生育。1980年要是人口学界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不可行，强烈质疑“人口控制论”的各项预测的科学性，比较日本、韩国等地的生育情况，认为中国生育率会自发下降，人口只会低惯性增加不长的时间，用简单的数学分析减少人口对人口GDP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想国家领导人绝对不会草率地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要是人口学界正视1.2的生育率而不是一味修正，那么任何一个负责任的领导都会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的。
　　
　　现在人口学对外宣传是：现在还有1.8的生育率，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也会达到15－16亿，那么要是停止计划生育的话，肯定就会一直增加下去，至少也会超过20亿。现在国家人口战略组的组长都还认为生育率有1.8，人口学主流公认1.8的生育率，而国家人口战略组的结论是：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面对这样的“一致的”信息，国家领导人怎么去调整人口政策？
　　
　　顾宝昌教授虽然倾向于人口政策调整，但是他2005年说中国将有16亿，2006年仍然说“到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人口将达到零增长，之后走向负增长”。既然现在政策下人口会到2030年之后才负增长，要是国家领导人光听他的建议，根本没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
　　
　　再如梁中堂先生虽然也认为人口政策需要调整，但他认为目前生育率有2.3，有2.3的生育率，还要调整什么？国家领导人会担心调整后人口过度增加的。
　　
　　正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E. Stiglitz戏说的那样：“拉美国家经济之所以糟糕，是因为拉美国家外出留学的经济学者回了国而工程师却没有回国参加拉美国家的经济建设；台湾经济之所以发展的很快，是因为台湾外出留学的大批工程师学成后回了台湾而学经济学的学者没有回台湾”。同样，中国的人口结构畸变，就是中国有太多的人口学家，有人口控制论。 中国人口学如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巫术。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现在人口政策这条鱼该翻了，否且会烧糊，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要面向未来，要一步到位，不要过五、十年又调一次，老子就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
　　
　　传说中，凤凰每500年就会自焚一次，这就是所谓的凤凰涅磐。自焚前，它会孤单的站在火焰里，唱一首挽歌，用翅膀扇动火苗把自己化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飞旋而出，获得崭新的重生。每一份伟大都要经历凤凰的涅磐，受烈火洗礼，褪去稚气，换来成熟。人口学现在就到了涅磐的时候，只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浴火才能重生。笔者的语言可能有些不中听，但事实上是有助于人口学浴火重生的。
　　
借用唐代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文寄语人口学界：“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大旗，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网民蜂拥，民意沸腾，匡复之功何远？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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