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周恩来到云南看望初恋张若明：“长得还算不错”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与邓文淑(即邓颖超)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吹响之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他们循着“战友----女友----挚友”这一轨迹走完了各自的人生。
觉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张若名、周恩来等经常在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探讨救国良方。当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要求面见直隶省长曹锐。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群情激愤，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可是，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呼喊口号声援。当周恩来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随即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反动军警们疯狂地殴打、驱赶游行学生。
被捕后的周恩来在狱中领导着难友们的斗争。他们经过狱内外半年多的共同斗争，终于于1920年7月17日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经过思考，认为通过和平手段救国已经不可能。“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们决定西旅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前往欧洲勤工俭学。
在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则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张若名聪颖好学，进步很快，法文学得也比其他人要好，这样就常常由她主讲。所以，从1919年到1924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等一同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一同为探求救国真理而努力，他们是亲密的战友，相互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女友情
据1992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写作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才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时，邓颖超还十分诧异地写信问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为什么不提若名姐?”可见，周恩来与张若名当时的恋情已是他们同学和朋友圈子内的公开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她说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
邓颖超谆谆告诫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
周恩来接着深情地回忆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周恩来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周恩来这一段发自内心的话把他与张若名分手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因为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当一个人决定投身革命后，无论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风险都要坚持斗争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根据一些零星史料，如果从张若名这一方面考虑，也确实难为她了。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后，就十分勇敢地冲在了运动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闯劲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还把她抓进监狱，她没有丝毫动摇。在监狱中，她还在思念着外边的同学和战友。但是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却“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挚友情
周恩来对于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 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 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 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