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端王府大院
也许是因为人老了，这几年突然很频繁的，克制不住地想起小时候的事。小时候的朋友，小学老师，小时候喜欢吃的江米条，小人儿酥，尤其怀念那个我在那度过整个童年的端王府大院。我常常想，虽然端王府大院是不存在了，但曾经住在这个大院里的那么多人都一定能够还健在，我的那些小朋友，差不多也就是我的年龄，也应该都还活着，是不是总应该有点什么人会记下点什么。那么大的一个院子，那皇家气派的朱红色大门，那张牙舞爪却并不吓人的东西两个大石狮子，那蜿蜒迂回的走廊，那庭院里四棵偌大的海棠树，还有道路两旁的假山和亭子，还有当时语言所，心理所，中科院幼儿园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小朋友，难道大家都一齐把它忘了吗？我无论如何应该试试找一找。首先我想到了Google, 于是在网上搜寻了一通，结果我还真找到了一篇，激动的我赶快把它下载：
端王府夹道
来源：北京晚报 更新：2005-8-21 22:41:24 【字体：小 大】
作者：佚名
端王府夹道位于北京西城赵登禹路祖家街之西二百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端王府夹道有一个大的院落，院内有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归社科院）。1960年9月至1961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工作过一年。这个古老的院落，有标准的四合院大门，门内有影壁，院里有月亮门儿，有甬道，有花坛，有树木花草，院里幽静宜人。这是做学问的良好环境。院中央是一栋古朴的二层楼房，不知何年所修，为语言所办公楼。中间上楼右拐第一间为所长吕叔湘先生的办公室。词典编辑室、方言研究室、古汉语研究室、语法研究室均在二层，楼下有语音研究室、翻译研究室，还有《中国语文》编辑部及行政管理部门等。楼门口有个传达室，有个老翁看守着全所几十人的唯一的公用电话。如果外面有电话打来，老翁立刻就会呼唤：某某来接电话。这时便有“咚、咚、咚”急切的下楼脚步声。一人来电，全楼皆知。从楼下出去往北，有公用厕所，楼后有两排平房，前一排为书库、阅览室，后一排是单身汉、单身女及新来大学生的宿舍。我们那间房住了七个单身汉。冬天，用煤火取暖。西部还有一排平房，居住来所较久的职工。到了夜晚，大门一关，便有一种安定感、安全感，全院一家，互相关照，没有听说谁家被偷被盗。
别看端王府不起眼儿，每天来此上班的却有不少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学者，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郑奠、周殿福、李荣、孙德宣等，他们在汉语研究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吕先生当年五十多岁，身材不高，身板硬朗，为人和善，待人慈祥。每天早晨一上班，他就在办公室辅导孟琮的英语；他当时正全力以赴主编《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每天对修改的词条逐条精审，反复推敲，时不时地来到词典编辑室资深编审孙崇义先生面前，二人交流修改意见。这种谦虚、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风范，令人感动。有一次，我遇到了语法上的问题向吕先生请教，他特意写出书面意见给我，用心良苦。有一次看文艺演出，吕先生利用开演前的时间审阅即将发表的文章清样。争分夺秒，爱惜光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丁声树先生以研究汉语音韵、古今字音而驰名，他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极具功力。此书编于1957年至1958年，后来中华书局给七百元稿费都公布在楼道内。当时文人的收入微薄，但透明度很高。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极为有限。有的人因缺乏营养患浮肿但仍坚持上班。丁先生每逢节假日都不在家休息，手提公文包笑眯眯地来到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埋头科研，从不计较报酬得失。有一次会上，他和蔼地对我们这些刚来的大学生说：“我半个小时就能教会你们怎样查四角号码字典。”陆志韦先生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主持燕大的工作。1952年转到中科院语言所任一级研究员，在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是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方面。我看到他上班时，总是面带灿烂的笑容。据说，在他的带动下，家庭成员的英语水平都相当高。
离开端王府几十年了，前几年我骑车进城，再进原来的胡同，怎么也找不到端王府的大门。问胡同里来往的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个端王府。遇到上年纪的人，有的说它改成学校了，有的说，“文革”时，它建了地下宫，直通地铁。戒备森严，神秘兮兮。究竟情况如何，不甚了然，扫兴而归。我怀念当年端王府那种宁静、幽雅的四合院，怀念当年人们在那种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粮食定量每月27.5斤，副食极贫乏）的条件下全神贯注进行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当时，无人为稿费分配多少而争吵不休，也无人为著作的署名的前后而面红耳赤。一旦有了成果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那段端王府的岁月，值得回味。
我一边读他的文章一边忍不住笑。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显然不知道这里还藏龙卧虎的躲着这么多名人，只是知道随处可见或笑容可掬和善叔叔伯伯，或不苟言笑，瞪一眼就能把人吓一跳的老爷爷。不过让我太高兴的是，作者提到的那个传达室的老翁我可是知道的，他就是安大爷呀！虽然作者说的那个年代我还没上小学，但也是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每天放学都会到安大爷那呆一小会儿，夏天躲躲太阳，冬天烤烤快冻僵的手……，传达室里有一个大大的铁炉子。不管我们怎么叽叽喳喳的，安大爷从来就没烦过我们。
然后我们穿过语言所的走廊，就挤进那个什么时候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公共厕所，好像大家一块上厕所也比自己在家上有意思。作者说的两排平房之间就是我说的那四棵偌大的海棠树的所在地，是我们小孩的玩耍的天堂。陆志韦就是我的好朋友陆宇的爷爷，也是我家的邻居。她家的后窗就正对这我家的院子，也是我们联络的最重要通道。那时即使是陆志伟家也没有电话，当然我家也没有。
我们这个端王府大院除了有个语言所，还有一个心理所。这两个所合用一座楼，中间有墙隔开，但有一个门，又时开有时不开。一旦开了门，我放学回家就直接穿过心理所回家，不用走外边受风吹雨打。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这些爱借路的小孩经常被心理所的叔叔阿姨叫去做实验。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挺恐怖的，叫去就去了，谁也没想到要先问问家长，也没想过会不会有危险，反正我自己就去过好几次，不过一点都不害怕，只是让他们在我的头皮上擦点儿碘酒，安上几个电极，然后有个叔叔就会过来问我一些很好玩的问题，比如天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有风什么的，我最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每次答完了我都会缠着叔叔：再问一个，再问一个难点的……逗得叔叔直乐。可我竟然就从来没问过他们是在干嘛，要从中得到什么，想都没想过要问。
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我们住的那一排排房子里的人家家都被揪了出来。陆志韦家，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抄了家，我们平时最喜欢的大积木和洋娃娃被人扔了一地，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心痛的感觉。我父亲的单位正在忙着搬家，整个单位的大迁徙使他们顾不上搞运动，所以那阵子我们家是唯一的还可以买到米和面粉的家庭。不知说起来人们信不信，那时凡是黑五类和被揪出来的黑帮只给供应玉米面，不许吃细粮。我记得我妈不止一次让我偷偷摸摸的送去一些米和面给陆家，我妈总是忧心忡忡地说平日吃惯精致饭菜的陆太太一家怎么能过得去呢？！
我仍然每天跑到陆宇家，在她家那些全被贴了封条的箱子柜子间钻来穿去，和陆宇嘻嘻哈哈照样玩，只是我很确定的是，她那位在我眼里只会弹钢琴唱歌的奶奶是一脸的忧伤，她非常美丽的妈妈是一脸的愁容……。我们终于要走了，我记得陆宇的奶奶抱着我妈泪流满面，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了。那时陆宇的爷爷奶奶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怎经得起游斗，劳动改造的折腾！据说没等到七二年杨振宁回来要求见陆志伟老先生，两位老人家就已折磨致死了。
算了算了，文革的记忆太沉重了，提起来就让人心里难受，不去多想也罢。后来我们走了以后，住在端王府大院的人无一幸免，全都搬出了那里。在以后的这四十年中我除了在八五年曾见到过陆宇一次，再也没有遇到任何一位儿时的朋友。甚至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到这个给我留下美好回忆，韵味无穷的院落。是的，它的的确确已经从这个地球上被抹去了，但是我们曾住在那里的人肯定都还在，和它有关它的记忆仍然存活在许多人的大脑里。如果有一天我那些儿时的朋友看到我的博客，大家从天涯海角来个网络大团圆：陆宇，陆直，余依依，吴纯吴红吴宗三姐妹，李明菲，石林百……。哦，已年过半百的我们这些当年的玩伴儿，会说出怎样不寻常的故事？那该又是怎样惬意的事啊！
我和童年的好朋友陆宇
陆宇的笔迹
这就是院里的大石狮子，后面的楼就是当年的语言所
我和我的妹妹
抱个手风琴臭美---当年的我
这就是端王府大院门口的里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