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的孟郊 向东

        中国的科举制度源于汉朝，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与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度最主要的进步在于秉承“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使得从政、做官、管理社会的权力不再只局限于世袭的贵族家庭，而是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使得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能够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孟郊(751-814)，字东野，原籍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唐代诗人。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没有华丽的词句和深奥的典故，却把母子依依惜别之情刻画得格外传神。但这首诗里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去了，让母亲如此地牵挂?

　　孟郊到唐时的都城长安赶考去了！

　　很不幸的是，学识渊博、富于才华的孟郊，却两次应试下第，一次是在贞元八年，他42岁时；另一次是在贞元十年，他44岁时。他曾经作诗为记，《落第》：“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再下第》：“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这两首落第诗，写得伤感之极。试想从花团锦簇的江南水乡，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八水环绕的都城长安，迎来的却是满心的悲伤和愁苦，回顾几十年的寒窗苦读、临别时母亲殷殷期待的目光，有何心情赏花、观景，又有何面目立足于人世间呢？

　　但是， 两度悲伤的孟郊，终究迎来了一度的欢喜。贞元十二年，他46岁的时候，第三次应试进士及第。由他当时写的《登科后》一诗，可以想见其当时是何等喜悦、何等欢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就是春风得意这个成语的由来。

        孟郊等及第的进士们在拜谢了座主 (考官)、参谒过宰相等礼仪之后，通常要进行以下三项庆祝活动：“曲江赐宴”、“杏林宴饮”和“雁塔题名”。

        唐时的曲江园又被称为曲江池，是西安城的东南有一座著名的园林遗址，秦汉时代，它属于皇家猎苑-上林苑，秦朝时叫宜春苑，汉代时称乐游原，到了隋代改叫芙蓉园。曲江宴活动本是朝廷为落第仕子举行的宴会，后来演变成为新科进士和仕子们的诗会。“曲江赐宴”时往往是群贤毕至、才俊汇集，众多诗人吟诗作对；教坊乐队弹奏演唱，盛况空前。据《唐摭言》记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皇帝本人也会“御紫云楼，垂帘观焉”。

　　杏花园位于曲江西岸、朱雀街东、靠近城南的通善坊，北临慈恩寺。这里广植杏林，春来一片粉白，是长安著名游览地。与“曲江赐宴”的官方性质不同，“杏林宴饮”更多的是新科进士自己举行的联谊性、娱乐性的宴会，座主也会被邀参加，带有谢师的含义。重要的是要推选新科进士中最年少英俊的人充当探花使、探花郎，骑上高头骏马，遍访长安城的大小名园，采摘早春的鲜花，这就是孟郊诗中所描绘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曲江赐宴”、“杏林宴饮”之后，唐代的新科进士们还要乘着酒兴到“雁塔题名”，留作纪念。这里的雁塔指的是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在长安晋昌坊，与杏园南北仅隔一坊，为当时京城的最高建筑。新进士登塔远眺，然后刻名留念，得意之状难于言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28岁考中进士后就自夸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对于中华文明建设的和传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但是，明代开始以“八股取仕”，科举制度从此逐步僵化、腐朽。到晚清时期，已经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名著。

        到清朝末年戊戍变法时，社会潮流趋向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停止科举，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因此，当时科举被废的主要原因是从教育角度而并非从政治角度考虑的。

        科举考试主要依据《四书》《五经》命题，可以考一个人的文字水平和记忆力，但没有使用价值。其实，清朝末年的政府已经对科举考试的题型和内容进行了一些改革，增设了算学科举和经济特科，考试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日本等国的外交关系等，有很强的实事政策性。1901年以后又废除了八股文体，对正科考试内容进行革新，引进近代政治经济考试题目和西学，使科举制开始朝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注重能力考察。1910年，清朝政府还计划出台一个文官选拔的新制度，已经拟好了，但还来不及颁布就倒台了。后来的北洋政府也计划颁布文官考试制度，也来不及颁布就倒台。此后是军阀混战，直到1929年，国民党政府才开始正式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成立了考试院。

        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逐渐通过周边国家向世界传播，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历史上都较长时间地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受到过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就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并将其阐述于《五权宪法》之中，专设考试之权。

        梁启超批评科举的观点常被引用，却很少人知道他也说过“科举非恶制”这样的话。史学家钱穆也说：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