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
父母送给子女的第一个重要礼物要算名字了，往往这个名字要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父母在起名时通常会想到两件事，一是避免起同名，谁都知道与皇帝同名在封建社会是要杀头的，二是要有时代特征和象征意义。安大七八级同学的出身年代多在建国后自然灾害之前这个区间内，叫“国”“华”的特多，像国富，锦国，国庆，光华，少华，文华；女生叫“华”的就更多了，像振华，国华，智华，丽华，向华,子华。可见父母对他们充满憧憬，望他们早成栋梁，像新中国一样蒸蒸日上繁荣富强。女生叫“华”是不是还有上海人“招娣”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名字会给人留下非常多的想象和分析空间。我见过用起名来比作爱的。
一九九六年我来到New Haven后，这里的中国人一年比一年多，这里的中国教会也随之兴旺起来。有一位香港来的女牧师，她年青漂亮，又对耶和华充满着爱，因此吸引了不少人来听她讲道。有一天她问大家，香港有位父亲，有四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建中”“建华”“建民”“建国”，这是为什么？她稍微停顿一下，环顾四周，接着大声说，这位父亲爱“中华民国”。当时全堂的年青人都笑了起来，女牧师也笑得满脸绯红，她接着说，神爱世人，就像这位父亲爱他的四个儿子一样爱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那天坐在教堂最后一排一个把角儿座位上远远地望着那位女牧师而陷入沉思，因为她哪里知道中国大陆确实有因起名而发生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也就是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前一天，我被空军领导机关作为“坏孩子王”送到兰州军区空军黄河滩农场劳动锻炼，同去的有三个孩子。这件事现在看来可能是天意，或者说因祸得福，因为随着后来铺天盖地的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北京五十七中初中同学除个别当了兵外全部被发送到内蒙和东北插队落户，他们后来回到北京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
当时黄河滩农场上上下下全部是犯过错误或有历史问题但又不够处理转业的干部或是调皮捣蛋的战士。场长姓杨，一九三七年入伍，抗大四期学员，据他说是解放宁夏时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强迫回民战士吃猪肉，受到降职处分；我的指导员姓马，叫马本利，四三年入伍，解放后在西北养战马，也不知是叫人下了毒还是喂得过饱，突然死了几匹，受到大过处分，从此以后他提“马”就怕，我来的时候还是个连级干部。当时我每天的工作同战士一样起早贪黑种花生和政治学习，除了不能与外界联系外，一切都还尚好。离我不远，住着一位老伯，也在劳动锻炼，可他的精神压力可显得比我大多了，因为我当时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换句话说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经常问他，“你犯了什么错误到这儿来？”他说他是国民党起义人员，解放后一直在军事院校任教，他有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建国”“建民”“建党”，可哪里想到这也犯了滔天大罪，有人分析说“建国建民建党”不就是建国民党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当作阶级敌人抓了起来，每天批斗不止直到如今。我说怎么这么巧儿？他说，是啊，两个儿子生在解放前，那时叫国叫民，后来解放了，共产党得天下，总想纪念一下，觉得叫“建共”“建产”不顺口，···。那儿子们现在在哪？由老伴儿带他们回了四川老家，连分配都没轮上。
转眼一年过去了，空军派机要局局长苗明杰来农场了解我的表现，再加上母亲在北京拼命活动，终于同意我离开农场参军了。那天，这位老伯听说我要走，马上从地里跑了过来，拍拍手上的土，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好像想说些什么，可又什么都没说。我后来猜想一是他希望我回北京能否帮他缓颊，二是他看到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他又想起了他在乡下的三个儿子。
文革时文字狱盛行，我亲眼看到因一句话或一句口号说反了或喊错了就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而且比比皆是。从那时起我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不说错话，不写错文章。在后来的政治风雨中，虽经常碰到领导的小鞋或遇领导抓辫子，始终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儿。在后来的“一打三反”，“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批四人帮”，“两个凡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九年动乱”等这些稍有不慎就会断送一生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轻车熟路，顺利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