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震参考史料

中国古代的地震参考史料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北京、上海、陕西等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史料最丰富、最悠久的国家。我国的文字可考的历史约四千年，自殷代(公元前1401年商王庚迁殷，改国号为殷)开始，历代朝庭都设有史官，辑记国家大事，各朝统治者迷信地震是天诫，于是，凡国土之内发生地震，只要感觉到了，史官便当作灾祥大事记载下来。

最早的地震史料

历史上最早的地震载于《竹书纪年》之中，共记载了四次地震，其中最早的两次发生在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夏代末期，

　　一次是夏“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

　　另一次是夏“帝癸(帝癸就是帝发儿子桀)十年(约公元前1809年)，五星错行，夜中陨星如雨，地震，伊洛(河南省的伊水和洛水)竭。”

　　《竹书纪年》，据说是晋太康二年，在魏襄王墓中取出的，是用隶书写于竹简上的的编年史，上自黄帝，下迄魏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9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原书早已遗失。

　　明代以来流行的《竹书纪年》被认为后人补作的伪书，称为今本。

　　后来王国维等搜集各种古书上遗传下来的内容，复元古本成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订》。

　　虽然现在有古本、今本的真伪之争，有人怀疑所记地震未必可信，但书中所载地震已有时间和地点，以古人对地震的神秘迷信，不能是伪造的，必有事实根据，才会保留记载。

　　此外，所谓伪书，是指已不是原作，并非指书中所记是伪事。

　　因此，夏“帝发七年，泰山震” 应是我国最早的地震记载。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崪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光闪闪，地声隆隆，霎时间山崩地裂，河水沸腾，高岸变成了低谷，深沟变成了丘陵。这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篇中对周幽王二年(公无前780年)发生在陕西的一次地震的描述。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许多古籍都留下了有关地震的记载和论述：如《吕氏春秋》、《国语》、《晏子春秋》等书中有关记载并不只是限于著书年代发生地震，而且还记有较远历史时期发生的地震。

　　到秦汉以后，地震记录史不绝书。自《汉书》开始，就把地震作为灾异列入五行志中。

　　东汉张衡(公元78-139年)首创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

　　东汉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安放在洛阳城里的地动仪，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当啷声"，仪器西侧龙口所含的铜球，落到了面对着龙头的铜蟾蜍口里。根据这一迹象推断在洛阳西面某地发生了一次地震。消息传出，轰动朝廷内外。然而当时的洛阳却安若泰山，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毫无地动感觉，于是有人便乘机攻击张衡。正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信使骑着驿马赶来京城报告：远离洛阳1400多里的陇西一带(今甘肃兰州、临洮)，于初三那天发生了地震，证实了地动仪的测报准确无误。

　　唐宋以后，方志大盛，对地震的记录，遍及全国，且大多比较详细。许多笔记、小说的诗文集中也常有对地震的描述。



历史上发生在四川的强震记录



从历史上看，四川是中国地震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古代有明确文字记载、震级在七级或超过七级以上的地震有过十多次——

　　唐宪宗元和九年三月丙辰（公元814年4月6日），发生在四川西昌一带；
　　南宋宁宗嘉定九年二月辛亥（公元1216年3月24日），发生在四川马湖一带；
　　明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536年3月29日），发生在四川西昌北；
　　清雍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725年8月1日），发生在四川康定一带；
　　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戊申（公元1786年6月1日），四川康定再次发生大地震，不过，震中南移；
　　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公元1786年6月10日），发生在四川泸定一带;
　　清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816年12月8日），发生在四川炉霍一带；
　　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公元1850年9月12日）。发生在四川西昌、普格间，被砸死的有20652人；
　　清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公元1870年4月11日），发生在四川巴塘一带；
　　清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公元1893年8月29日），发生在四川道孚乾宁一带；
　　清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日（1904年8月30日），发生在四川道孚一带；

　　每次大地震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其中在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发生在四川西昌、普格间的那场地震最厉害，砸死了20652人，外来人口还未算在内。

　　实际上，四川地震死人最多的到底是哪次无法肯定，由于过去统计上的困难，史上记载的文字多很模糊，如“十分压死七八分”、“死伤不计其数”、“众多人畜死亡，损失惊人”、“压死人民无算”等等。



古代地震前兆的观测



中国先民在对抗地震灾害中，除了发明候风地动仪来观测地震以外，还通过数千年来的切身体验和观察，记载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例如地声、地光、前震、地下水异常、气象异常、动物异常等等，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短期及临震预测预报地震知识，兹分别约略引证如下：

一、地声

地声是非常重要的临震前兆现象，我国史书对很多地震都有震前地声情况的记述。例如南北朝宋废帝元徽二年（西元474年），山西‘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见魏书灵征志），这是世界有关地声的最早记载。唐代也有‘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先是秦州百姓闻州西北地下殷殷有声，俄而地震’（见旧唐书五行志）之记载。

　　此外，如明宪宗成化四年（西元1468年）四月四日，广东琼州府‘夜四更地震，未震之先，有声从西南起，遂大震，既而复震，良久乃止’（见成化实录卷五十五）。清圣祖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九月二日，河北三河‘巳时有声自西北起，殷殷如雷，其声渐近，直达窗棂，顷之，屋宇摇动，墙壁欹侧，有倾圯之势，巳时，余公事毕，退而假寐，……，正惝恍间，忽然地底如鸣大炮，继之以千百石炮，……，有声，俨数十万军马飘沓而至，余知为地震，蹶然起’（见干隆三河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山东荷泽地震前数分钟，有久久雷声，直到发震。都是震前先出现地声的例子。

二、地光

有些强烈地震在发生之前，震区上空常出现灼亮闪光，这种发光现象，叫做地光，也是重要的临震前兆。史书中关于这类的记载也不少，例如，普惠帝元康三年（西元293年）二月四日，‘成都一夜，有火光，地乃震’（华阳国志卷八）。明武宗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五月二十六日夜，湖北‘武昌府见碧光闪烁如电者六、七次，隐隐有声如雷鼓，已而地震’（万历实录，卷五十五）。明武宗正德八年（西元1513年）十二月三十日，四川越隽县‘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见正德实录卷一○ 七）。这两个是震前先现地光，同时有地声一齐出现的例子。明思宗崇祯十年（西元1637年）四月三日，湖北沅江‘子时天响有光，移时地震一刻，屋瓦皆动’（康熙沅江县志）。清世祖顺治九年（西元1652年）三月二十四日，安徽颖上‘红光遍邑，人畜皆惊，屋宇摇动，河内船只颠覆无数’（顺治颖上县志）。

三、前震

大震之前，往往有一系列的微震和小震，称为前震，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震例记载有前震现象。例如，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元1512 年）五月，云南地连震十三日，八月云南大震（二申野录）。又如清圣祖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七月二十五日，江苏镇江府、丹阳‘戌时地震，先数日微震一次，是日震甚，山动摇，江河之水皆为鼓荡，停泊之舟多覆溺，城内外震裂墙屋无算’（见康熙时代镇江府志及干隆时代丹阳县志）。

这两例说明大震前数月或数日有前震现象，则可用来预报大震。

清仁宗嘉庆十四年（西元1809年）八月十一日，贵州正安‘小溪里，罗干溪忽山动石坠，居民即将器具牛羊移居对山，迁毕，地摇，房屋倒塌，田土尽翻，山泉凝而为潭，深不可测’（道光时遵义府志及光绪时正安州志）。

此说明震前在小溪里、罗干溪存在前震现象，当地百姓观察到以后，即刻采取措施，将人畜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是利用前震现象预防大地震之良好措施。

四、地下水异常

强烈地震发生之前，地下水往往发生异常变化，例如清圣祖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山东郯城发生8.5级大震，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河水突然干涸的记载：

山东寿光“未震之前一日，耳中闻河水汹髌之声，遣子探试，亦无所见，或云先一日弥丹诸河水忽涸”（民国《寿光县志》引《青社遗闻》）。

江苏赣榆‘先是苦雨几一月，是日城南渠一晷一夕间，暴涨忽涸，见者异之’（康熙引倪长犀 ）。

除了这种水量显着变化的观察记载外，在一些古籍中，对震前地下水成分、色味之改变还留有记载。例如宋哲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二月，淳熙新安志有之：水变赤如流丹，顷之，地势倾动，波沸涌声如雷，层合皆震。另外还有‘井水忽浑浊’、‘井水变味，甘咸相反’等之记载。

五、气象异常

关于震前出现气象异常情况，如高温酷热、雷雨骤烈、飓风大作、阴霾昏晦、干旱水涝、奇异云状等，在史书中都有屡见不鲜的记载，由下面所举的例子中即可见一斑。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三河、平谷八级大地震前，出现了特大炎暑，热伤人畜甚重的热异常。

清高宗干隆十六年（西元1751年）五月二十五日，云南剑川烦热而气昏惨无风（滇南新语）。

清高宗干隆三十六年（西元1771年）八月十三日，江苏靖江“大风雨，江潮骤涨，淹没田禾，是夕地震”（咸丰靖江县志）。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华县‘天昏惨，及夜半，月色无光’（隆庆华州志）。

清世祖顺治十二年（西元1655年）三月十八日，渭南‘夜子丑间，云气弥天，忽大震如雷’（顺治渭南县志）。

清圣祖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九月九日，云南楚雄‘自西北起，黑云漫天，声若巨雷，震惊百里’（康熙楚雄府志）。

清高完干隆二年（西元1737年）八月二日，云南东川‘其震前一日，云气山光昏暗如暮，疑其将雨，不知地震也’（雍正东川府志）。

清高宗干隆五十年（西元1785年）四月十八日，甘肃永昌‘初八日（即四月十六日）大风霾拔木，越二日地震’（宣统新通志）。

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西元1819年七月十日），四川嘉庆‘五月霪雨十日，至十九日夜大雨如注，是夜地震，泛水涨数丈’（射洪县志）。

清宣宗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六月十二日，河北临漳‘日方中，色晕热甚’（光绪临漳县志）。

清文宗咸丰六年（西元1856年）六月十日，四川黔江‘先数日，日光暗淡，地气蒸郁异常，是日弥甚’（光绪黔江县志）。

其他如“日色昏黄，亭午风霾晦冥，晚不见月’等震例也很多，兹不赘述。至于奇异云状方面，则有民国二十四年，宁夏隆德县志所载：“天晴日暖，碧空晴净，忽见黑云如缕，宛如长蛇，横亘空际，久而不散，势必地震。”没有好久，果然发生地震。今人已证实辐射状云、条带状云、稻草状云、肋骨状云、干涉条纹状云都是地震之前兆，所以叫它们为‘地震云”。

六、动物异常

鱼类、鸟类、蛇类、猫、老鼠、狗、牛等对声波和震波之剌激，反应非常灵敏，故地震前，它们常出现异常反应。对这些动物显现震前异常反应，中国历史上从唐代开始便有记载，例如开元占经地镜篇中有曰：“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鸣，地方屠裂。”

说明在地震地裂之前，出现了老鼠成群鸣叫的现象。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夜，河南郑县内乡‘分闻风雨声自西北来，鸟兽皆鸣，已而地震轰如雷’（顺治郑州志）。

清仁宗嘉庆二十年（西元1815年），山西平陆强烈地震后，还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虞乡县志中曾经明确地指出：‘牛马仰首，鸡犬声乱，即震验也。’

在对震前动物异常反应的长期而大量的观察后，一些震区的中国先民还得到了震前‘水陆间生物顿有异象’的认识。例如民国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云南大关地震，震前一个月间，大关鱼类均浮水面，迨地震前数日，河水大涨，河鱼千万自跃上岸’（云南地震从考）。

由以上所述，可见我国历史上关于地震前兆异象的记载，的确非常丰富；而且中国先民还能根据前兆异象，成功地预报、预防了一些地震。例如清文宗成丰五年（西元1855年），辽宁金县地区的中国先民，曾根据地声预报了一次破坏性地震，故宫档案有记载说：

“未震之时，先闻有声如雷，故该处居民早已预防，俱各走避出屋，是以未经压毙多人，只伤男妇子女共七名。”

又前面曾经说过的，清仁宗嘉庆十四年（西元1809年）八月十一日，贵州正安发生强震之前，存在明显的前震活动，在“小溪里、罗干溪忽山动石坠”，当地居民即根据这种前震活动，迅速采取预防措施，把器具牛羊转移到安全地带，“迁毕地摇，房屋倒塌，田土尽翻”（道光遵义府志）。另外，在清仁宗嘉庆二十年（西元1815年），山西平陆发生强烈地震，震前中国先民即曾根据天气异常作了预报。虞乡县志有载：“八月六日阴雨连绵四旬，盆倾檐注，过重阳微晴，十三日大霁，乡老有识者调霪雨后天大热，宜防地震。”后来，果然“屋舍倾塌”，发生了一次强震。

中国先民预测地震，不仅限于个别的地震前兆；他们还以综合性的观点，对预测地震的所有前兆现象都加以考虑。例如，清高宗干隆二十年（西元1755年）所写的银川小志，即曾记载清初一位在官府做饭的炊事员，和几位老乡共同综合了预报地震的前兆，书中说：“宁夏地震，大约春冬二季居多，如井水忽浑浊，炮声散长，群犬围吠，即防此患。”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中国先民除了认为宁夏地震发生的时间有春冬二季居多的特点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井水变化、地声和动物异常跟地震的关系，已经有了综合多种前兆现象来预报地震的思想。这种综合性观点是很合乎科学精神的，因为地震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要对它的发生做出准确预报，就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各种手段，从各个不同角度，将各种观测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而不能仅仅根据某种异常现象，就轻易做地震预报。



中国古代的防震和抗震措施



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在当时甚至现代都很先进的地震防御、预报技术和知识。比如，早在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为了减少和避免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破坏，采取防震和抗震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先民在这一方面也曾经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找出一些可行办法和措施。

在房屋抗震方面，中国先民曾经得到很多的切身经验。台湾是中国地震最频繁的一省，古代台湾的中国先民在兴建城市时，即已注意到“台地（指台湾地区）罕有终年不震”这个特点，而采取一定的抗震措施。例如在淡水，有的城墙便是用竹子和木头等材料建成。用竹木建城，不但就地取材，经济方便，更重要的是竹木性质柔韧、质轻、耐震性能高，是很好的抗震建筑材料。其他震区的中国先民也有这种经验，例如云南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常采用荆条、木筋草等材料编墙，也是根据这个道理加以选择的。

中国先民在动土兴工，建造房屋、桥梁、高塔、寺庙时，为了要经久耐用和安全可靠，一般很注意地基牢固、建筑物结实，整体性好。特别在多震地区，他们更注意到地震之威胁，慎重考虑这些问题。由中国古代建筑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民在这一方面的杰出智慧，他们对抗震设计和施工有很丰富的知识。例如，建于宋代的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高达60多公尺的木塔，和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横跨洨水的赵州桥，距今都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它们都位于地震较多的华北地震区，经过多次不同程度的地震震撼，到现在还巍然屹立，不仅可证明中国先民在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也可供作今人研究建筑物抗震性能之用。

大震之后，房屋有的倒塌，有的遭遇到破坏，而且余震不停，生命财产继续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怎样防震抗震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古书上也记载了不少中国先民的办法，大致是：多以木板、席、茅草等物搭棚造屋或趋避空旷地方，以减免伤亡和损失。这方面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宋代之后史不绝书，例如：“居者惧覆压，编茅为屋”、“于场圃中，戴星架木，铺草为寝所”、“于居旁隙地，架木为棚，结草为芦”等等。这些办法在防震抗灾中，确曾发挥了有效作用。在史书上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清宣宗道光十年（西元1830年）四月二十二日，河北磁县发生7.5级大震，震后余震不止，到五月初七日又发生了一次强余震，所剩房屋全行倒塌，幸居民先期露处或搭席棚栖（栖）身，是以并未伤毙人口（故宫档案）。由于这些防震抗震的措施，简易安全，行之有效，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中国先民不但有很多震前震后的防震、抗震知识，而且在强震发生来不及跑出屋外的危急时刻，怎样采取应变措施，避免伤亡，也有很宝贵的经验。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元1556年）一月二十三日，陕西华县发生8级大震，这一次大震的生还者秦可大，根据他亲身经验和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地震记》，提出了大震应变措施。他说：“……因计居民之家，当勉置合厢楼板，内竖壮木床榻，萃然闻变，不可疾出，伏而待定，纵有覆巢，可冀完卵；力不办者，预择空隙之处，当趋避可也。”

在地震预报技术还不理想的今天，地震突然发生，来不及跑出屋外，就躲在坚实的家俱下，以免砸伤压毙，这在今日防震抗震中，仍然是一件重要的措施。可见四百多年前，秦可大所提出的这个办法很有价值。

我国历代的许多古建筑物都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它们体现出优良的抗震结构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应县木塔，是我国首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近千年而不毁，经受了无数次地震灾难的考验。

专家们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首先是塔基坚固，地下土壤结构密实稳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匀一致；在桩基础之上再加石砌基础，先为方形，再为八角形，相当稳固；塔高与基础的范围之比为2:1，利于木塔的稳定性；在塔身方面，整体结构比例适当，八角形十分稳实，阁楼式建筑为框架结构，中心有一圈内槽柱起稳定作用，五层楼阁的外槽部分还有四组暗层，后来又加了斜撑。整个木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专门研究了河北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结构分析，他认为该建筑优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为：①地基坚实而匀称；②梁架用材尺度得当；③在柱网布置全局一体；④套框式梁柱结构；⑤柱子侧脚起稳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层内增加斜戗柱；⑧榫卯结合严实而又不死固。这八个方面的性能优势，也反映出我国古建筑物的防震抗震一般特点。



地震考古与遗迹


在周围地区的强烈抬升和自身区域的相对下降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临汾盆地，位于山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强烈地震，是地震活动的活跃区，东西两端都有断裂带存在。同时，该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的遗存非常丰富，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分析沉降带的考古遗存埋藏之后的沉积速率，而获得新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过对一定时期累积的形变的测量、测算，结合历史地震的资料分析，对盆地内不同地点分别作出了未来一百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预报和最大震级的估计。

文物专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题刻资料的收集，准确考订了历史上山西赵城地震（1303年）和临汾地震（1695年），对于这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余震情况、伤亡情况、破坏程度等，都有新的重要改定。可见，现存的历史地震资料有的记载得并不完整和准确，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分析和核实。

而在云南的洱海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变化，发现洱海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较快。这个变化规律，与大理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关系密切，因为苍山——红河断裂带正好经过洱海。同时，区域内多次历史地震的资料显示，地震活动在苍山、洱海一带较为活跃。这样，便从考古材料上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灾难遗迹。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名城，因当时维苏威火山的突然爆发严重受灾而毁灭。其实，历史上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毁灭的古代遗址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气象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也是颇为惨烈的。此外，还有一些沉入水底的遗址，不一定是由于洪水，但有可能因遭受了地震等地质灾害而在陆地上消失。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史前时代，我国青海民和县的喇家村，就发生了地震和洪水双重灾害现象。考古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们经过不断深入发掘和考察，找到了发生洪水和地震的大量证据，确定了地震在喇家遗址古村落的毁灭中起了最初的主要破坏作用，而后，黄河大洪水则完全覆没了这个史前聚落。

在喇家遗址若干房址里发现：不少人骨的姿势异常或有明显骨折现象，他们被埋没于房址里，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展现了当时地震灾害的强烈影响和惨不忍睹的景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地震灾变现象。比如，有大量地震喷砂、地裂缝，因地震导致的地层塌陷、错位、起伏等，以及史前建筑和墓葬的变形、坍塌、错缝、开裂等。因喇家遗址存在广泛的震灾和洪灾现象，有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的发现，转变和发展了地震考古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深埋在地下的地震灾难的古遗址，来开展地震现象的考古研究，而且这还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地震资料。

目前看来，古地震研究与地震考古的结合还很不够，喇家遗址还没有专门研究地震的科学家来直接参与工作，我们迫切需要双方加强相互合作、交流，促进我国地震研究的快速进步和更大发展。



综述



纵观近四千年的我国古代地震史料，它是一份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贵的财富。解放后，有关方面收集了从公元前1187年到公元1955年大约九千次地震记录(其中约有一千次是破坏性的地震)加以整理发现。地震史料的价值不仅便于后人了解古代地震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经过科学整理，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地震记录中，勾划出我国的地震区，确定历史上地震的活跃期和平静期，提示地震规律。

有人分析研究了发生在明代的地震的方向，发现以东北向最多，其次是西北向。这两个方向恰好是我国主要地质构造方向。地震历史材料，证实了人们从地质构造上寻找地震发生的原因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又如，人们还分析了华北地区近一千年来的地震史料，发现地震的活跃期和平静期是周期性变化的，九百多年以来，已经历了三个活跃期和三个平静期，目前正处于第四活跃期，而且活跃期的持续时间有越来越长的趋势。



参考资料：

1、《中国科技史话丛书》

2、李善邦《中国地震》

3、《百科知识》2006年第7期上半月号

4、《中国古代的地震测报和抗震》（刘昭民）

http://203.68.20.65/science/content/1981/00110143/0016.htm


天灾面前，人类可能很脆弱，但是因为同情和关爱，因为坚强和抗争，就有了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力量。携手并肩，人类就不再是弱者；相互温暖，恐惧将不再。

北宋史上的地震灾害年

地震是指地球局部的震动或颤动,伴有造山运动或其他地壳运动。地震震级是划分震源放出的能量大小的等级。释放能量越大，地震震级也越大。地震震级分为九级，一般小于2.5级的地震人无感觉；2.5级以上人有感觉；5级以上的地震会造成破坏。

许多人对地震并不陌生，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每年都有10次左右地震成灾事件。北宋史书上每年对地震的记载并不多有些年甚至都没有，但有一年却是个例外。

据《宋史》记载，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共记载发生了8次地震！而在这之前的咸平四年（1001年）只有一次地震记载，咸平五年没有记载，咸平六年也只有一次记载，之后几年也鲜有地震灾害记载。虽然没有明确震级记载，但从北宋对地震记载量之少来看，其震级应在5级以上。

景德元年正月十二，当北宋京城开封万民还沉浸在春节喜庆气氛之中，地震就向他们致以了第一次问候。相隔五天之后，京城再次发生地震。而在正月廿三，京城又一次发生地震。很难以想像当时繁华的开封府在短短的十二天之内接连发生三次地震的情形。

二月廿四，又一次大地震来临了。这次虽不似京城那样连环地震，但范围极广。冀州、益州、黎州、雅州都发生了地震。

四月初三，刑州接连地震。四月十四，瀛州地震。

五月初一，刑州再次发生接连地震。这次宋真宗开恩了，下旨免了刑州人民当年一半的租税。这是在这么多次地震里有记载的唯一一次减税，应当是成灾最严重的一次。
在连连地震之后，总算是平静了几个月。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石州发生地震。而这一天如果按公元纪年算的话正好是1005年1月1日，但习惯上我们还是把它算在景德元年的帐上。

一年之内发生了这么多记载的大地震，实在是称得上地震灾害年。可是感到奇怪的是，宋真宗是历史上比较仁慈的一位皇帝，但发生了这么多次的地震灾害却没有赈灾记录，唯一的一次也只是减免了一半的租税。可以解释的应该是当时人口密度小，居住房屋矮，人员伤亡可能不大；而且地震对农业的破坏远没有旱涝灾害来得严重。所以也就不用宋真宗大开皇恩了。